第四篇 深切怀念马明方 契交两世情

——追忆马明方同志

日烈飞

又是一年清明雨,梦中依稀故人情。今年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马明方同志诞辰94周年。马明方同志是陕西省米脂县人,早年曾在陕北的绥德师范学校读书,并且于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第一次见到马老,已经是70多年前的事了。

那是1928年春天,我的父亲白明善(字乐亭),后任中共陕北特委委员,正在家中养伤。那年我还是7岁的小娃娃。

马明方同志来到清涧县高杰村探望我父亲的伤势,并且准备与清涧县第二高等小学的地下党组织接上关系。于是我父亲就介绍马明方同志住在清涧“二高”。

第二高等当时清涧第二高等小学的教师中,有许多人是共产党员,我记得有我们村内的白自强、白云寺、白胜宗;外村的有刘承云、李宗白、张启汉等同志,还有一位化名为“尚先生”的神木县人白栋材、杜司瑶等。在该校的学生中也有许多人加入了常团组织,其中党员有高合林、高锡堂、冯治国(当时化名冯天友),团员有贺树槐、白向银、白治民等同志。

马明方同志来到清涧“二高”后,很快就与地下党团的同志们建立了联系,并且开展了秘密的革命活动。

有一天下午,我们正在家里吃饭,进来一个陌生人,只见他和我父亲谈笑风生,说得非常融洽。于是我偷偷的问我父亲:“这个人是谁?”我爹笑笑说:“他是我的一位好朋友,以后你们就叫他干爹好了。”说完,摸着我的头:“快吃你的饭吧!”不让我再问下去。从此,我脑海里留下了“干爹”这一印象。

到了1934年,我们高杰村的九个女孩子,还有外村的几位姐妹先后参加了革命活动。这十几个人中,年龄最大的是秦蛮婆,她是烈士崔玉湖同志的爱人,当时已经30多岁了,带着她12岁的女儿一起参加革命工作。我们村的九姐妹中,年龄最大的是刘锦如同志,23岁,年龄小的有我,只有13岁。还有更小的一位白云帆同志,当时只有11岁。

我们这些女同志,除两三个人念过一两年书外,大部分人都没有文化。参加革命的时候,不仅不识字,也不懂得多少革命道理。组织上为了锻炼我们,就让我们到本县的苏区(也称为“红区”)开展宣传工作。这一年的七八月里,组织上把我们集中在本县东区的枣坪塔村受训。学习期间,惠志明同志(化名“老雨”)请马明方同志给我们讲课。明方同志当时化名为“老李”

明方同志讲得非常生动,给我们主要讲了三个问题,至今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他说,干革命首先要有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同时也要不怕苦、不怕累,吃苦耐劳。

他还举了许多事例,告诉我们,参加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打倒封建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地主恶霸和土豪劣绅,实行“耕者有其田”,让穷人们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最终的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

他讲的第三个问题,也是我们最关心的妇女解放问题。他胡搜,男女平等,妇女也要参政,翻身做主人。要反对包办婚姻,让妇女放开小脚,不再缠足,简称短头发……

再将干革命要坚决的时候他举了一个例子:陕北有一位1928年入党的共产党员,他的父亲在大革命时期,从北平的中国大学毕业后回到陕北,当过国民党的县长。这位共产党员参加革命活动、想家中筹措经费等事与家里闹翻,拔刀要杀爷爷,并与家里断绝了往来。明方同志所讲的着共产党员的父亲后来思想也有了转变,当选为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员。解放后被选为榆林县政协副主席。这位共产党员彻底革命的精神,给我的影响极深。可巧的是,1939奶奶,我在陕甘宁边去的陇东分区合水县工作时与他(朱敏同志)不期而遇,并且在一起工作,后来,我们就相互熟悉起来,最后结成了夫妻。

1934年5月,在清涧县东区的胡昌平村,中共陕北特委召开了一次有上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我们这十几位女同志也赶来参加。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轰轰烈烈的场面。特委的许多领导都出席了这次大会,我记得有马明方、郭洪涛、崔田夫、李铁论、贺晋年、白雪山、高朗亭等同志。

大会结束以后,马明方同志叫住我:“飞娥(我的乳名),砸门一起谈一谈吧。”我俩就坐在村里的一位老汉的炕边上,唠起了家常话。

他先问我:“你还记得那一年我到你家吃过饭吗?”他这一问,把我给问愣怔了,一时想不起来这件事。他笑笑说:“那一年我到你家吃晚饭,你爹还让你叫我干爹呢!”

他说到这里,我立刻响起来已经牺牲的父亲,禁不住哭了起来。马明方同志安慰我说:“孩子,不要太难过,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你现在也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了,这很好啊。”他还再三嘱咐我说:“今后在革命队伍中,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加强锻炼,要学习你父亲白明善同志,像他那样坚强勇敢、坚贞不屈。”他一边说,我一边不住地点头,觉得他像我的父亲一样,又教给了我许多革命道理。

1935年初,我来到陕北特委印刷处工作。当时的陕北还笼罩在白色恐怖下,我们仍然处在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局势动荡不安,特委机关的工作人员经常要转移。那时我只有14岁,又是一个女孩子,所以马明方和郭洪涛两位同志就安排我在特委机关做收发工作。同时,还让我帮助当时特委的妇女部部长白茜同志做些妇女工作。我知道,他们是想让我在实际斗争中得到锻炼。

由于我识字不多,开始做收发工作,也有许多困难。为了提高我的文化水平,马明方同志就亲自教我学文化,手把手地教我写字。为了帮助我做好文件的收发,他给我订了一个小本子,把当时特委领导下的十几个县的名字都写在上面,让我每天把这些县名写一遍,至今我还记得那些县名有:清涧、绥德、佳县、吴堡、神木、府谷、安定、赤源、秀延等等。明方同志还再三嘱咐我说:“要把每一天发出的文件材料和信件一一记载清楚,免得出现错误。”达些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就好像是发生在昨天一样。

我父亲牺牲以后,家里的生活非常困难。1936年,我在延川县做妇女工作。有一天,我母亲忽然带着11岁的小弟弟天林(后改名为白治斌)来到县上找我。我们母女一见面,母亲就抱住我痛哭起来。她告诉我,自从我参加革命离家以后,她一直带着弟弟天林和妹妹春娥四处讨饭。后来,5岁的妹妹活活地饿死在要饭的路上……

听了母亲的一番哭诉,望着才11岁的弟弟,我马上想起了马明方同志,于是就给他写了封信,详细向他汇报了我家的变故和目前的困境。他接到信后,立即回信给我,让弟弟天林去特委找他。弟弟走了没有几天,就来信告诉我,马叔叔把他送到了陕北保育小学学习,让他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46年秋天,我正在延安的中央党校学习,得知马明方等同志从苏联学习后,在返回延安的路上,被新疆的国民党反动军阀盛世才逮捕入狱。明方同志在狱中受尽酷刑,后来经过周恩来同志的多方交涉,才回到延安。他们一行回到延安的时候,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

马明方回到延安后,住在王家坪。因为多年没有见到他,非常想念。于是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向学校请了假,到王家坪去看望他。见到我,他非常高兴,问寒问暖,问我的学习和工作。在谈话问,我提出一个建议,希望能给我的父亲白明善烈士修建一座陵园,建立一座纪念碑,以弘扬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并启迪后人。

他听了我的建议后说:“这件事我也非常同意。但是在目前的环境下做这件事,还有许多困难。等到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再想方设法为明善同志建陵立碑。”他说得十分动情,充满对已经牺牲的战友们的缅怀和思念。

当天,他就留我在他的住处吃了晚饭。吃完饭后,他又带我参加了周末舞会。使我意外惊喜的是,那天晚上,毛主席、朱老总、少奇同志和贺老总等领导同志都来了。我和马明方同志跳了一圈。然后,他就带着我与在场的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见面,介绍我是烈士的女儿,让我和他们一起跳舞。那一天晚上,是我有生以来最高兴的一个晚上,我先后和毛主席、朱总司令、少奇同志、贺老总跳了舞。中央首长们还关心地询问了我的学习和工作情况。

那天晚上回到党校以后,我高兴得一夜都没有合上眼……

全国解放以后,我在宁夏工作。1952年,我去西安出差,参加西北的妇联会议。散会以后,我就去中央西北局机关看望马明方同志。见到我,他还像当年一样,非常高兴,拉着我的手,仔细询问我在宁夏工作的情况,还惦记着我的弟弟白治斌,问了有关他的一些情况。接着又问朱敏和孩子的情况。听说朱敏身体很不好时,他关切地说:“朱敏同志,我非常了解,他是一个好同志,也很能干。”他再三对我说:你要多多关心朱敏同志的健康,你回去以后告诉朱敏,每天都要抽出一点时间锻炼身体……

聆听着他的谆谆教诲,我在心里不禁默默地喊了他一声:“爸爸!”他真的像父亲一样,无时无刻不在关心我们全家。

“文革”中,马明方同志深受林彪、康生和“四人帮”一伙的迫害,身心遭到残酷的折磨和摧残。1972年,他已经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不得不送到北京同仁医院治病。得知这个消息后,我心急如焚,真想立即来到他的身边,为他端屎接尿,好好地侍奉他。但是,在“四人帮”的极端限制下,我始终未能如愿。只能见到他的夫人和女儿,每次见到他们,我都要仔细询问马老的身体近况。

使我终生遗憾的是,一直到他被迫害致死,我也没有能再见上他一面。1974年8月13日马明方同志含冤去世。听到这个噩耗,我的五内如雷轰。但是,当时连向他老人家做最后诀别的权利也没有,只能在心里悼念他……

粉碎“四人帮”后,也是一个清明节,我带着儿子和孙子,一起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凭吊明方同志,想起马老与我家的两世契交,禁不住热泪盈眶,遂口占诗一首,作为对他的永远怀念:

两世契交情,获教身受益。

一朝悲永诀,岂独我哭泣?

(2000年5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