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深切怀念马明方 马明方抚伤哭先烈

刘烊

七号囚室的马明方,本是西北局和东北局书记,他和孟用潜先后被押进什坊院。

刘少奇被指责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和头号的走资派以后,马明方和孟用潜被整得就更凶了。尤其是马明方,被折腾得人不人鬼不鬼,整天不死不话的样子,使许多干部战士生出恻隐之心。因此,常常偷偷私下议论说,怀疑是叛徒也罢,修正主义也罢,反党反毛反社会主义也罢,反对“文革”也罢,反对中央“文革”也罢,总之,在中央没有正式通知之前,大搞刑讯逼供,残酷的侮辱、殴打,这无论如何不符合党的一贯政策,不符合毛主席的教导,这是不人道的。即便是中央给他们定了性,这样做也是错误的,也不是马列主义的。可是,错误的,非马列的行为,为什么偏偏在全国风行,如此猖獗呢?

谁也找不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因此,许多人心灵上难免罩上一层模糊的阴影。

我从小没上过几年学,大概是由于我很无知,使我对什么都很好奇,好奇的东西弄不懂,我就难受,寝食不安。记得小时候在村里的一个皮作坊听“洋戏匣子”,里边有人唱,有锣鼓声,有“洋人大笑”,我就纳闷,那么个小匣子,比我娘用的针线笸箩大不了多少,里边怎么能装那么多人,那么多东西?那里头的人得多小才装得下?还有锣鼓呢?放在哪?

我问大人们,他们谁也不给我解释。我决心看个清楚。有一天,趁没人,我就用改锥、钳子,把个神秘的“洋匣子”全打开了,就像大卸八块一样。原来里边既没人,也没锣鼓,只有一堆破铜烂铁旧螺丝钉,而且老得都长了锈。我在“原来如此”之后,反而更加奇怪了,“这么多死玩艺怎么叫唤得这么响?”

破匣子被我打开了,但想装上它可就难了,我又怕挨打,又怕人家叫我赔钱,急了一头大汗,终于是没有办法,只好用一张烂羊皮,把这堆破零件盖上,撒丫子跑了。

从此我也知道了,人原来有这么大能耐,能耐得使死物说话。

我这种从小对什么也好奇的劣根性,神不知鬼不觉地带到了部队,劣性不改,于是,有一天我终于对马明方刨根了。

那是快过年了,在一个吃罢大白萝卜馅包子的星期天下午,借查哨的机会,来到马明方囚室。我像没事人一样在屋里转了两圈,然后又像有事人一样察看一下马明方有没有自杀的先兆。这些都做过以后,突然问道:

“你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是修正主义分子,又是出卖革命同志的叛徒嫌疑,你说真话,你究竟是不是,你承认了吗?”

我虽然是指导员,但毕竟才20多岁,实际上头脑还很简单的,我真的自信,他会跟我说心里话的。

以前马明方不大爱说话,挨了斗,挨了打,只是呆呆地在囚室待着,也不像彭德怀、黄克诚等发牢骚、骂街。这次他听到我的话,似乎想到了什么,居然慢慢地谈开了他的身世,他的经历,以及和他一块做地下工作时牺牲的战友。

他显得很沉痛,似乎在慢慢的回忆中。过了一会,嘘了口气,慢慢说道:

“27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实行白色恐怖,到处杀共产党员,他们搞宁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

他说到这里停了好长时间。我不由得联想,我们这里是否也在闹宁错搞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呢?不然怎么进来了这么多人?

我说:“你那时在做什么?”

马明方道:“也像你这么大岁数,1933年,我在陕北,代理特委书记。大约是7月下旬,我们开了个特委扩大会议,记得参加会的有毕维周、王兆卿、常学恭、崔逢运、马文瑞等人;后来,常学恭叛变了。会上决定扩大武装,建立三个支队,开展游击区,对抗白色恐怖。会后,特委委员和其他同志到各地传达会议精神。毕维周等路过镇川堡,晚上住在区委书记崔明道家里。不料,有个特务混进党内,就和一个叫高庆恩的党员住一个院,这个特务探听了党的活动情况和行动踪迹,带着敌军先后逮捕了王守义、高庆恩、毕维周、王兆卿、崔明道、高禄孝。敌人对他们六人突击审讯,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他们都没有屈服。后来就用烙铁烙,杠子压,灌辣椒水,跪火铁棍,敌人用尽了酷刑,他们六人始终坚贞不屈,没透露一点秘密。敌人没有办法,就在1933年8月3日把他们杀害了。他们临死时还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敌人把他们的尸体抛到了河里,河水全被血染红了。他们死得英勇壮烈。以前我很少想起他们,现在蹲了小黑屋,倒常常出现他们的身影,一想起他们,就非常难过,总觉着自己没做好工作,对不起他们。”

马明方说到这,不禁流出热泪,60多岁的老头子,像个小孩子一样哭着说道:“可是我还不如他们死了好呢!他们死得壮烈,我死也不怕,受委屈也不怕,可死了算什么?”

他怕我听不明白,又说道:

“他们受刑是受的国民党的刑,我受的刑算是谁的刑呢!我是叛徒,千刀万剐活该。我不是叛徒,中央也清楚,也早就调查作过结论,马文瑞他们都是知情人,都可作证……”

我心里说:你到哪里去找马文瑞呢!你找到又有什么用,马文瑞他不能自身有保呀!

“那次我没有被敌人抓住,敌人抓走了王兆卿等几个同志以 。一后,又到处抓我、马文瑞和常学恭等。那天我们正在一个姓姜的家里清理文件,敌人偷偷进了村。由于有在门口放哨的姜妈妈报警,我们才逃出村脱了险。我身为特委书记,对六位烈士的死是有责任的,我们防奸不够,又出了叛徒……”

我看着他那长长的胡子、憔悴蜡黄的脸和深凹下去的双眼,有气无力地劝慰说:

“你要想开点,你看孔原和荣高棠,不管怎么斗,坚持活着,而且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索,中国不是有句老话吗:留得青山在……只要不是叛徒……”

他像天问,也像自问道:

“可是,我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去了?不死又活不成,死又不甘心,想不到到头来死活都难啊,还不如战死在沙场呢!”

我想弄个明白,可我越弄越糊涂了。糊涂的问号更鲜明了:政策和策略不是党的生命吗?马明方讲的六位先烈所受的刑,他马明方所受的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前者是国民党整共产党,后者又是谁在整谁呢?那革命的人道主义呢?毛主席的话不是说一句顶一万句吗?为什么就不能制止这绝大多数人都感到痛心的法西斯现象呢?

我不知道这根本原因在什么地方,这问号像千斤土,压着一个身为看押连队指导员的沉重的心。

走出马明方囚室,我不禁想起贺龙的话。

那天贺龙一边看着《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边像自言自语,又像给哨兵说话:

“不对头啊!这不是洪洞县里没好人了吗?要是都按书上说的去做就好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连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错误的道理都不懂了吗?命这样革下去,党怎么办?人民怎么办”贺龙的自言自语,也有点像“天问”,问苍天,问大地,问不出答案。

我不由联想到,邓洁被逼得说因出卖共产党有功晋见过日本天皇,那么,马明方这样被逼下去,可能也会被逼得无中生有地说晋见过希特勒呢!

围绕着邓洁和马明方受残酷的肉刑,战士刘桂贤和外号小诸葛的宋根利还进行过一场“地下辩论”。

宋根利说:“要是我,我没干,打死也不会说;宁可让他打死也不会自杀!自杀是软弱的表现。”刘桂贤说:“不见得,我先把你两个耳朵提起来,像邓洁那样,揪成胖蛤蟆一样;你试试,我也像专案组和造反派整邓洁、马明方一样全面整整你,到那时叫你怎么说你就得怎么说,你小子要不顺竿爬,我刘桂贤就姓宋。要说自杀是软弱的表现,鲁迅说过:‘你把自杀看得那么轻易?你也自杀一次试试?’你以为驰骋疆场的罗大将就那么轻易跳楼自杀?这不是骨头软硬问题,这是人受不了侮辱。”

宋根利说:“照你这么说,过去在敌人监狱里至死不屈的烈士又怎么解释?”

刘桂贤说:“过去是过去,那是面对国民党、日本鬼子、法西斯,死而无憾;现在面对的是共产党、毛主席。你怎么把国民党法西斯和共产党等同而论?照你这么说,那光荣呢?英明呢?正确呢?伟大呢?政策呢?谁偷吃了?!”

他俩的辩论被我和老连长撞见,臭骂一顿打住了,老连长说:“不许放屁!”

我也说:“你们听见了吗,连长说,不许你们放屁,要着了凉快去暖暖肚子!”

是啊,老连长够得上爱兵如子了,这样的“屁”放出来,传出去,再想收回来就难了,在这种年月,想当个反革命、反党、反毛分子,只一句话几个字就绰绰有余了。

两个人挨了骂清醒了一点,每人给老连长敬了个礼跑了。

老连长摘下眼镜,一边擦一边对我说:“你这指导员,在上课时该重申一下纪律了,就是:不许放屁!‘不许放屁’是毛主席的指示,不然,咱们俩可对不起这些阶级小兄弟了,他们好登高爬梯,摔着他们可没法交待……”

我说:“是啊,我也预感很危险,听说要换咱们连,可后来又听说是换下来整训,再后来又听说咱们甚至整个中央警卫部队不得力。”

我们只有拭目以待,听天由命了。

(199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