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冬，我从高坪区游击队调到红五军第二纵队二大队四中队任党代表，仍以长坑、丙子岭为根据地，开展游击活动。

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二日，湘鄂赣边区特委在平江东乡八区召开特委扩大会议，选举了王首道、李宗白、袁国平、张启龙、黄公略、邓湘君六人为特委常委，王首道任特委书记。会议着重讨论了工作计划、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为了统一边区革命武装组织，决定将黄公略率领留在湘鄂赣边境的红五军第二纵队改编为湘鄂赣边境支队，由黄公略任支队长，下辖三个纵队，每个纵队辖三个大队，每个大队辖三个中队，每个中队辖二至三个分队。第一纵队以平江西北乡为根据地，向巴陵、湘阴边境及通城一带游击；第二纵队以浏阳、铜鼓、万载交界的大围山为中心，向宜春、新昌及浏、铜、万边境游击；第三纵队以修水、铜鼓、平江边境为根据地，相机深入修水活动，向武宁、通山游击，与鄂南革命武装取得联系，同时决定给每个区增拨四支枪，以扩大游击队（赤卫队）组织。在军事策略上，要求统一指挥，实行化整为零，分散游击，昼伏夜出，敌合我散，敌散我合的活动方式和采取暗袭而不与敌硬拚的战术。

经过这次改编，我们第四中队的番号不变，隶属于湘鄂赣边境支队第二纵队第七大队。第二纵队纵队长李实行、党代表余伯坚，第七大队大队长周彩新（党代表的名字忘记了），第四中队中队长仍是王炳良，我仍任中队党代表。

我们第二纵队是以平江起义的部队为骨干，加上平江、浏阳一带的地方赤卫队、游击队混合编成的。因队伍刚组编不久，军政素质都有待提高。我们第四中队辖三个分队，每分队十人左右，仅三十多人，其中只有少数参加过平江起义的干部和老战士穿着“国民革命军”灰色的旧军装，戴军帽，腰束皮带，持有汉阳造七九步枪，比较威武，象个军人的样子；我和大部分战士都是刚从地方游击队编到红军主力部队来的，仍然穿着老百姓的黑色或蓝色的汉装衣裤或中山装，戴着毡帽或扎条头巾，腰间扎条布腰带；有的年轻战士为了显得神气一些，有意用长长的头巾在头上扎了好几道，扎得象戴顶园形的帽子，也挺威武，只是武器还不够，不能做到一人一支枪，现有的枪支也大多是杂牌步枪，子弹很少。虽然条件这样差，但无论是穿军装或穿便衣的，大家都感到自己是“主力军”了，不能再象游击队那样“游击习气”，要有个“主力军”的样子，走起路来也都学老兵那样挺胸阔步甩胳膊，无论戴不戴军帽，一律行举手礼。我看到干部、战士这种积极上进的情绪，心里很高兴，认为虽然目前这支队伍还处于从游击队向主力红军过渡的阶段，但只要有这股旺盛的士气，经过教育训练和几场战斗的锻炼，一定会成为能征善战、名副其实的主力红军。

彭德怀、膝代远和黄公略等同志从领导平江起义创建红五军起就开始注意军队的政治工作，下决心要把这支来自旧式军队的队伍，改造成为革命的新型军队。早在一九二八年八月上旬，初创的红五军在撤出平江县城转移到平江东乡龙门休整时，就进行了类似秋收起义部队“三湾改编”那样的近十天整训，建立了政治部，由党代表腾代远兼政治部主任，张荣生任副主任，加强了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从上到下建立健全党代表制；连队建立秘密党支部，从起义前的秘密士兵会会员的积极分子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增强党组织的力量；并继续加强士兵委员会的工作，通过公开的士兵委员会开展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同时，明确规定了政治工作的任务，对内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士兵委员会活动；对外开展群众工作，组织领导群众打土豪、镇压反动分子，并领导宣传队，开展宣传活动（主要是写标语、口头宣传）、动员青年参军，扩大红军队伍。龙门整训，加强了党的领导，建立党代表制和连队党支部，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就使起义部队区别于旧式军队，使红五军沿着“政治建军”的正确道路不断地巩固和发展。

红军初创时期党代表制度的建立，彻底破除了旧式军队的“一长制”，确走党代表（后改为政治委员）与军事指挥员同为部队的首长，而且党代表对部队有指挥权和对战役、战斗的最后决定权，战斗命令必须经党代表签署才能生效，这就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正因为党代表在部队中的地位和作用，各级党代表在干部、战士的心目中便成为党的领导的化身，党代表的一言一行就是表率，就是无声的命令，所以，我深感到自己肩负责任的重大，决心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团结、带领部队去冲锋陷阵，克服一切困难，完成党交予的各项战斗任务，夺取胜利。

一九二九年四月初的一天下午，天色阴沉沉的，一朵朵乌云象股股浓烟从天边滚滚而来，预示着一场大雨即将来临。我们四中队正打完土豪返回驻地，走到横叉山口以西的山间树林里休息。突然，警戒哨兵报告，前方五六百米处发现敌人，大约有二三十人，由东向西朝我们靠近。

敌情突然，没有思想准备，不少新战士一听，腾地站了起来，显得有些慌张，不知所措。我心想，要是这样慌慌张张地投入战斗，仗肯定打不好，忙笑着说：“嘿，真巧，我们还缺几条枪，敌人就送礼上门了。他送多少，我们收多少，还不要打收条呢！”没想到一句笑话，等于一席动员，大家哈哈一乐，紧张的气氛马上就缓和下来。我也不多讲，转过头去对中队长王炳良说：“你布置任务吧！”

王炳良会意地笑了。他从容地说：“同志们，我们在暗地，敌人在明处，这种仗好打，枪一响，敌人准乱成一锅粥。大家不要太紧张，听我的指挥，没有命令不要开枪。”说罢，便指挥各分队埋伏在敌人必经的横叉山口两侧山坡的草丛里，准备伏击敌人。

原来这些敌人是高坪区民团“清乡”回来的。他们走在山间小道上，有的把步枪当扁担用，枪管上枪托上挂满了抢来的鸡、鸭、鱼、肉：有的干脆大背枪，腾出两只手来拎着鸡、鸭或扛着大大小小、红红绿绿的包袱，个个心满意足地“满载而归”。他们见天快要下雨，正急忙赶路，对于我们的伏击，毫无觉察。

当敌人进入我伏击圈时，王炳良大喊一声“打！”一阵步枪排射之后，战士们便跃出草丛，喊着“杀”声直向敌人猛扑下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反动民团老团丁李桂生是高坪区有名的兵痞子，经常欺压老百姓，但“恶人兔子胆”，一听枪声转身就往路旁的梯田里跳，没料到跳进一丘种水稻的烂泥田，烂泥一下子陷到大腿，使劲拔腿也迈不开步，被我们一枪结果了性命。

我乘战士们打死李桂生的时机，趁势领头高喊：“把枪丢下，让你们活命！”战士们也跟着喊了起来。这下团丁们象得了“大赦令”似地，把枪当扁担的团丁赶忙丢下枪和抢来的东西跑了；大背枪的团丁边跑边卸枪，慌里慌张怎么也难卸下来，有的被打死，有的顺着山边的小河沟没命往山下跑，河沟弯弯曲曲我们不好打，沟水又浅淹不死他，总算没有丧命。这次伏击战打死了三四个敌人，缴了好几支枪和一部分子弹。

瓢泼大雨下来了，大家衣服单薄确有点冷，但是有了缴获，都忙于打扫战场，心里热乎乎的。有的还笑呵呵地说：“老天爷就是下刀子，我也得把战场打扫干净，一颗子弹都不能漏掉。”士气之高，实在令人高兴。

六月初的一天，我们第二纵队第七大队第一、四中队正在浏阳县船仓乡一带山区活动。侦察员兴冲冲地跑来报告：端阳节中午，永和市商会和镇上的地主豪绅要大摆酒宴犒劳伪保安团。这确是歼敌的好时机。一中队长彭绍辉、党代表于定一、四中队长王炳良和我四个领导同志马上开会研究，决定联合行动，奔袭永和市，出敌不意，打它个措手不及。

永和市是浏阳东乡的一个土特产集散市镇，离船仓乡仅十多华里。这里是个山间盆地，地势平坦，人口稠密，一条大溪河（此地盛产有名的“菊花石”，故又称“菊溪”）由北向南绕城西去，水陆交通方便，商贾云集，街道两旁商店林立，市场十分繁华。国民党伪保安团就驻扎在离闹市不远的菊溪小学内。我少年时常来此地卖柴，对地形、道路、民情非常熟悉。在研究作战方案时，我考虑到大白天突袭敌人可能遇到许多困难，便建议选择一条避开闹市、隐蔽接敌的道路。

两个中队的干部研究后，都分头进行战斗准备。我按照红军的规矩，首先集合部队作战斗动员。那一天，我身穿一套黑色的粗布中山装，腰间的皮带上斜插着一支手枪，站在队伍的前面，显得格外振奋。由于平时我常同战士谈心，一起唱歌、做游戏，战士们对我既亲近又尊重，所以，我每次站到队前讲话，战士们都能聚精会神地听着。今天，他们从我精神焕发的神采和闪烁着兴奋、激动的目光中，猜测着这次讲话不比寻常，可能会有什么好消息，注意力更加集中。我扫视了战士们一张张熟悉的脸孔之后，便开始简要地诉说自“马日事变”以来，东乡的土豪劣绅组织民团、保安团残杀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和横行乡里的种种罪行，激起了战士们的阶级仇恨，燃起了复仇的怒火。接着，我话锋一转，告诉大家我们两个中队决定联合行动，奔袭永和市、歼灭伪保安团的战斗计划。话音刚落，战士们立即沸腾起来，个个磨拳擦掌，纷纷请求参战。我抓住这股高涨的情绪，请中队长王炳良布置具体的战斗任务。最后，我向大家提出要求：马上着手做好战前的充分准备，一听号令，立即行动。

这一年的端阳节是阳历六月十一日。南方的初夏，气候瞬息万变。六月十日，永和市一带还是大雨滂沱，激起大溪河水暴涨，水深流急；第二天早饭后，却雨过天晴，蓝天如洗，给这次奔袭增添了几分喜气。我们一、四中队的红军战士们精神抖擞，从船仓乡山地轻装出发。当时两个中队不过六七十人、四五十条枪，人数不多，却很精悍。虽然我们队伍中有穿军装的，也有不少仍然穿着便衣的，乍一看，好似一群庄稼汉，但从我们那雄赳赳的行军步伐上，却能显示出红军队伍的威武来。我时而同王炳良一起走在队伍的前头，时而插在队伍的中间，边行军边作简短的鼓动：“同志们，消灭反动保安团，为死难的烈士报仇！”“沉住气，听指挥，这一仗一定打得好！”

我们的队伍沿着梨树岭左侧的山沟隐蔽急进。近午时分，骄阳似火，晒得大地蒸发出一股股热气，显得格外闷热。战士们汗流浃背，口干舌燥，但求战的热情使大家忘却了口渴，忘却了疲劳，一股劲快步向前。这时，在田间干活的农民早已提前歇晌回家过节，我们红军队伍如人无人之境，直插伪保安团的驻地——菊溪小学。

菊溪小学原是东乡著名的学校，在大革命时期，师生们为了发展农民运动，积极齐展宣传工作，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同土豪劣绅进行斗争。“马日事变”后，白色恐怖笼罩着湖南城乡，革命的教师有的被抓，有的逃跑，连学校也被伪保安团霸占作为兵营，成为保安团寻欢作乐和关押拷打革命群众的场所。端阳节这一天，地主豪绅为了犒劳这伙看家护院的走卒，送去了鸡鸭鱼肉，让他们大嚼大喝一顿。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大白天会遭到红军的袭击，一个个忘乎所以，敞怀畅饮，吆五喝六，猜拳行令，喧嚣之声，溢于四野。除几个站岗的以外，大都喝得酩酊大醉。

正在这时，我和王炳良率领第四中队，彭绍辉和于定一率领第一中队分成两路以隐蔽、轻捷的动作，缴下了哨兵的枪。接着，我就带头冲进保安团饮宴的厅堂，大喝一声：“不许动，谁敢乱动就打死谁！”一百多个团丁面对红军明晃晃的刺刀还莫明其妙，有的嘟吹着：“别别开玩笑！”有一个家伙见势不妙，拔腿想跳窗逃跑，被一枪结果了性命。

这一枪，把烂醉的团丁吓醒了。这伙团丁本来就是些流氓地痞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当他们看到站在面前的是真格“从天而降”的红军，而不是他们的同伙在“开玩笑”时，便象被捅乱了的马蜂窝，一哄而散，各自夺路逃命。我们马上开枪追击。这些家伙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打伤，剩下的都作鸟兽散，落荒而逃，仅十几分钟便结束了战斗，缴枪十余支。

我和王炳良从俘虏口中得知永和市水府庙里还驻扎着国民党正规军“周营”的一个连，真是喜出望外。我们四个中队干部立即决定，乘胜直捣水府庙，歼灭白军这个连。

水府庙位于菊溪小学西边的大溪河畔，与菊溪小学隔着一华里左右蜿蜒曲折的街巷和二里多溪岸。狭窄的街道两旁店铺鳞次柿比，平时街上做买卖的人群熙熙攘攘，磨肩接踵，很是拥挤热闹。这一天是端阳节，许多人都在家过节，加上我们红军突袭保安团的枪声惊动了居民，店铺纷纷关门闭户。所以，当我们一、四中队通过闹市时，街上已断绝了行人。两个中队长和六个分队长八个人手持八面指挥用的小红旗，带领战士快步穿过街巷，通过溪岸，直插水府庙。当距离水府庙还有一百米左右时，我便高喊：“同志们，冲啊！”“消灭白狗子，活捉周屠夫！”接着，吹起了冲锋号。

“嘀嘀哒哒嘀嘀嘀”的冲锋号声是那么嘹亮，那么激越，激励着战士们奋勇冲击！我在读甸溪高小的时候，曾是学校军乐队的队员，练成为一名军号手；到部队后，也常拿司号员的军号练习，学习几节新号谱。这一天，司号员因病不能参加战斗，我便接过军号，用号声来指挥部队，鼓舞战士们冲锋向前。我左手拿着军号，右手举着手枪，领着头直向水府庙冲去。

大溪河东西两岸驻着国民党正规军的一个营，河西驻着营部带两个连，河东的水府庙驻一个连。这个营的营长姓周，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在浏阳县四出“清乡”，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欠下浏阳人民许多血债。老百姓提起国民党这个营就恨得咬牙切齿，所以也不管它的正式番号叫什么，而给这个姓周的营长起个外号叫“周屠夫”，叫这个营为“周营”。端阳节这一天，当官的都到河西岸“周屠夫”营部喝酒去了，给当兵的放了假。这样，当兵的有的喝完酒就睡大头觉，有的赌钱鬼混，有的三五成群地在河边闲溜，成了一群散兵游勇。刚才隐约听到菊溪小学方向传来的枪声，他们以为是老百姓过节放鞭炮或保安团打枪玩，不大介意；这时，突然听到枪声、号声、喊杀声，吓得不知所措，乱成一团，东躲西藏，南窜北突，走投无路，不少人狗急跳墙，卜通卜通跳进了大溪河，妄图泅渡到西岸逃命。可是，河面有近百米宽，当时洪水又正在猛涨，白狗子一跳下河便被汹涌的洪水席卷而去，淹没在滔滔的波涛之中。河西岸的“周屠夫”及其走卒听到枪声，摸不清红军的虚实，只能隔岸观望，不敢轻举妄动，眼巴巴地看着我们冲进了水府庙，歼灭掉它这个连。这一仗，我们两个中队共歼敌数十人，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特别是成箱成箱的子弹，当时还是罕见的。这一仗，也算为我少年时在水府庙被军阀部队抢去两担柴火还挨了打这段积恨报了仇，心情格外舒畅。我们一、四中队一天两战皆捷，声威大震。革命群众听到捷报都奔走相告，被白色恐怖压抑了一年多的忧郁心情开始消溶，从心底里迸发出希望的火花。

奔袭永和市的胜利给予我们第二纵队全体指战员极大的鼓舞。

一九二九年八月初的一天，二纵队纵队长李实行、党代表余伯坚把我找到司令部去，向我了解马栏坳的情况。

马栏坳是个山区小集市，位于我的家乡西坑村西南方四五华里处。我曾在这里的公立平安第一国民初级小学读过书、教过书，从事革命活动，对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当时，国民党高坪区联防队长黄成带领一百多人正驻扎在马栏坳。黄成是个反动家伙，整天带着联防队员横行乡里，敲诈勒索，鱼肉百姓，群众恨之入骨。我二纵队领导同志决心要消灭这股敌人，拔掉这颗“钉子”。我听说要消灭高坪区联防队，非常高兴，详细地介绍了马栏坳的地形、道路等情况，并建议说：“马栏坳位于雷公岭的半山腰，我们如果能够在拂晓前潜伏到雷公岭上，趁破晓时敌人还没起床，出敌不意发起冲击，就有把握消灭这股敌人。不过，马栏坳北边有一条东西流向的小溪河，河水不深，可以徒涉：河北岸向西有一条大路通向高坪，我们一打，敌人可能涉水过河向西逃跑，如果派一个小分队守住马栏坳西边的河岸，切断敌人的退路，不让敌人过河跑掉，这样就可以逼着敌人向东进入山区，在山里一个个收拾它。”我又沉思了一会，补充说：“我在马栏坳住过，这里夏天清早常有大雾。这几天天气比较热，地面水蒸气多，说不定那一天清晨会有大雾，这就更便利我们隐蔽接敌了。”

李实行、余伯坚采纳了我的意见，八月十六日（农历七月十二日）晚上，二纵队经过了充分准备之后，除留下一小部分人守卫丙子岭外，二百多名红军战士便整装出发了。

盛夏的月夜，月光似水，皎洁明亮，使出征的儿郎倍感凉爽，尽失倦意。我和王炳良带着四中队与纵队一起沿着蜿蜒起伏的羊肠小道，加快了行军步伐，第二天拂晓，便到达了预定的进攻出发地——雷公岭。

这时，果然不出我所料，从山谷里升腾而起的一股股雾霭，与山间村庄里升起的袅袅炊烟溶汇一气，弥漫开来，犹如大海的波涛，翻腾起伏，顿时笼罩了整个山川，也挡住了联防队哨兵的视线，造成了更有利于隐蔽偷袭敌人的好天时。战士们兴奋地议论说：“当年三国有个诸葛亮借东风，今天可算是我们红军借大雾了。”

部队在雷公岭上隐蔽待命。李实行、余伯坚和我、王炳良等各级指挥员都细心地静听岭下的动静，辨认清楚进攻的方向和各自队伍的进攻路线。片刻，一切准备停当之后，纵队长李实行便下达了出击的命令。

按预定方案，部队分成两路，一中队长彭绍辉带领一小部分战士向西占领河岸边的高地，李实行指挥部队向联防队驻扎的一座祠堂包围过去。

我和王炳良带领四中队的战士快步冲在前头，兄弟中队紧跟在后。我不仅道路熟悉，而且从小生长在山区，翻山越岭如履平地，真如猛虎下山，一直冲在队伍的最前头，扑向敌人。当我接近祠堂时，马上举起刚从永和市战斗中缴获来的新手枪喊道：“同志们，冲啊！”随着喊声，我一枪撂倒了敌哨兵，率先冲进了祠堂大门。

这时，敌联防队员还在鼾睡，突然听到枪声四起，杀声震天，都从睡梦中惊醒。因为是盛夏季节，祠堂的门窗都敞开着，惊恐中的敌人摸不清发生了什么事情，顾不得穿上外衣，就各自跳窗或夺门往外跑。有的刚出祠堂就被打死，有的发现已被红军包围，不敢抵抗，赶忙顺着山沟向东没命地奔跑；几个想过河顺大路逃往高坪的敌人，都被撂倒在河滩上。

我和王炳良带领四中队的红军战士和兄弟中队一起沿着山沟追击逃往山里的敌人，象猎手追赶兔子一样，见一个逮一个，逮不住就用枪打，在追击中又歼敌几十人。这一仗，歼灭敌联防队过半，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和三匹马。可惜头天晚上，伪联防队长黄成这个反动家伙到外头鬼混，没有回马栏坳，被他漏网了。

清晨，一轮红日从山巅冉冉升起，驱散了云雾，映照着巍峨的群山，使苍松翠竹掩映下的马栏坳显露出一派生机。我们二纵队的红军指战员结束了战斗，整队经过马栏坳的小街道凯旋而归。三个战士骑着刚缴获的三匹骠壮的枣红马走在队伍的前头开路，威风凛凛，吓得土豪劣绅打着哆嗦，喜得贫苦群众眉飞色舞，喷喷称赞说：“红军的马队都开来了，难怪那‘灰狗子’（联防队穿灰色军装）跑得比兔子还快呢！”

过了两天，溃散躲藏在山上的敌联防队员陆续回高坪伪区公所报讯。他们胆战心惊地说：“红军红盔红甲腾云驾雾从天而降，谁能阻挡得住呢？”这些“灰狗子”绘声绘色的描述，使红军这次偷袭更增添了几分传奇色彩。此后多年，“红军红盔红甲红战马腾云驾雾袭击马栏拗联防队”的故事，一直在浏阳东乡一带流传。

偷袭马栏坳的胜利，使红军的声威大振，也使土豪劣绅大为惊恐，惶惶不可终日。八月中旬，我二纵队乘胜进攻高坪区团防局。团防局长闻风带着团丁仓惶逃跑，我们扑了个空。

团防局设在高坪“祠堂”。祠堂内有一个“义仓”，祀会把历年来收的租谷都囤积在“义仓”里，青黄不接时再借给本族的贫苦农民渡荒。因南方气候春季潮湿、夏季炎热，所以，用木料构筑的粮仓要架离地面一米多高，留下这个空隙春季可以隔潮，夏季保证通风降温，防止积谷霉烂变质。团防局占据祠堂后，就利用这个“义仓”下面的空隙作为牢房，关押抗租抗税的群众。我们二纵队冲进团防局后，抓住了几个看管牢房的团丁，把被关押的群众释放出来。有的战士一气之下，一把火就把“义仓”和仓里的粮食全烧掉了。

烧了团防局还祸连了毗邻的甸溪高等小学，把甸溪高小的全部校舍也埋葬在火海之中。我曾在甸溪高小读过四年书，在这里接受过革命教育，对母校有很深厚的感情，眼看着作为社会慈善机构的“义仓”和母校都焚于一炬，心里很难过，但这次战斗是几个中队的联合行动，我也无力制止。这种盲动主义的错误使红军在群众中的威信受到很大影响，许多群众特别是贫苦农民第二年春荒时借不到“义谷”，土豪劣绅不仅乘机抬高粮价，还煽动群众说：“红军故意烧了义仓，要饿死百姓”；“红军故意火烧学校，不让伢子上学”，造成一些群众对我们产生怨气，使我们脱离了群众。对于盲动主义的错误，直至一九三零年春学习了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之后，全军对其错误的性质、根据和纠正办法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才逐步得到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