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年八月，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两个纵队从井冈山返回湘赣边与黄公略率领的湘鄂赣边境支队（即原红五军第二纵队）会合；九月初，两支队伍又进行合编，仍称红五军，全军编成五个纵队。合编后，我们仍为第二纵队，纵队司令仍是李实行，党代表改由张启龙担任，还留在浏阳、万载、铜鼓一带开展游击活动；而彭德怀见丙子岭一带地理环境较好，根据地也比较巩固，便将红五军随营学校留在丙子岭北面张家坊的小河地区进行训练，自己和滕代远、黄公略率红五军军部和第一、第三纵队往平江、修水一带游击。此时，红五军参谋长兼随营学校教育长邓萍可能从张启龙那里了解到我曾当过小学教员，是个“知识分子”，而随营学校正缺一名党支部书记，便将我调到随营学校担任党支部书记。因为当时红军中的党组织还是秘密的，所以对外称为“文书”。

我一到随营学校，邓萍就亲自同我谈话，向我介绍随营学校的情况。他说：“随营学校是红五军军委直接领导的干部军事政治学校，主要任务是培养红五军的基层军政干部。这一期学员大多是参加平江起义的老战士，还有一批从地方游击队、赤卫队抽调到主力部队来的骨干，素质都比较好。”我说：“我虽然当过小学教员，但军队的学校工作没有搞过，就怕搞不好工作，还是让我回作战部队吧！”他又耐心地开导我说：“学校工作非常重要，澎老总一向很重视开办学校培养干部，早在一九二七年九月他就任湘军独立第五师一团团长时，就向师长周磐建议创办一所随营学校，并推荐黄公略任校长（后由贺国中代理校长），把秘密士兵会的章程作为随营学校的章程，在学校中发展秘密士兵会会员，积蓄革命力量，后来随营学校全部参加平江起义，成为我们组建红五军的一支骨干力量。平江起义后，彭老总还是坚持要把随营学校继续办下去，培养部队骨干，他自己兼任校长，要我兼任教育长。我的工作很忙，现在你来了，负责党支部工作，在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方面多负些责任，我的担子就轻一些了。”

在交谈中，邓萍还告诉我：“彭老总讲过，办好学校，要舍得下本钱，学员要挑选好的，培养出来的骨干能一个顶一个用；而要培养好学员，必须有好的干部、好的教员。他亲自挑选了何时达当大队长、黄世桥当副大队长。何时达是个知识分子，长沙人，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有一套军事理论，口才又好，他讲的战术、技术课很受学员的欢迎，副大队长黄世桥是行伍出身，当兵多年，很有战斗经验；他枪法很准，有一身过硬的军事本领，艺高人胆大，作战非常勇敢，负过十一次伤，闯过许多鬼门关；他给学员做示范动作十分利索，学员们都很敬佩。”以后的事实证明，何时达、黄世桥两位大队干部表现都很出色。可惜一九三零年七月第一次进攻长沙时，在金井战斗中，何时达（当时任第八军第三纵队长）带领纵队冲在最前面，不幸中弹，壮烈牺牲；而黄世桥以后调到江西地方红军部队工作，在一次战斗中，他第十二次负伤，因伤势过重也光荣牺牲。

邓萍的一席话，把我的心说动了。我想，随营学校是个人才苔荤的地方，我在这里既是工作，又可以学习；特别是对我这种缺少军事理论知识的人来说，机会更是难得。我愉快地向邓萍表示：“我一定好好工作，边学习边工作，请你多帮助我。”

邓萍同我第一次谈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我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又进一步增强了对他的敬慕之情。论年龄，邓萍比我还小两岁，但他的学识和才干，却堪称我的师长。他是四川富顺县人，一九二六年考入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习，在学校参加共产党，一九二七年被派到彭德怀所在的湘军独立第五师一团从事兵运工作，参与组织领导平江起义，任红五军参谋长，是彭德怀的得力助手。他个儿不高，却很壮实，性格刚直、豪放；虽然没有上几年学，但靠自学却能文能武，不仅才思敏捷，写得一手好文章，而且擅长书画。当时红军中懂得油画的人很少，他却是个画油画的好手，一九二八年二月彭德怀在团部举行庄严的入党宣誓仪式时，墙上挂的马克思、恩格斯油画相，就是邓萍赶画出来的。他到随营学校后，也为学校画了一幅马克思相挂在“列宁室”（即俱乐部），并为“列宁室”的墙报画了刊头和插画，使“列宁室”倍添光彩。他作为一名高级指挥员，每次战斗前都亲临前线观察地形、敌情；战斗发起后，坚持到第一线指挥，这种身先士卒的英勇精神，赢得了红五军指战员一致的赞誉。

我刚当党支部书记时，没有工作经验，邓萍就亲自召开“支组联席会议”，要求每个支委、小组长根据自己工作的切身体会，谈谈什么样的人可以入党，党员应该具备那些条件，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怎样当好支委、小组长，怎样开好支部委员会、支部大会和党小组会等等问题，每次座谈讨论一二个题目，大家充分发表意见，也可以进行争论。在座谈讨论时，他自己做笔记，也要我认真记录，会后加以归纳、整理，由邓萍给学员上课，组织讨论，再次听取大家的意见，进行修改、补充，提高一步。最后，我将邓萍讲课的内容并参考座谈会的记录整理成文，编写出“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怎样当好党支部书记、支委和小组长”，“怎样开好支委会、支组联席会”，“怎样开好支部大会”等教材，经邓萍修改、补充、定稿，再由我刻写腊纸油印出来，发给学员作为教材，这对于提高学员的政治水平、加强党的建设起了很好的作用。每期学员毕业后，都把教材带回部队，结合本部队的实际去训练党支部书记、支委、小组长和党的活动分子，或作为上党课的教材，反映很好。以后，这些教材经过传抄、翻印，逐渐在红五军各部队推广。在当时连队缺乏教材的情况下，这些带经验性的教材很受欢迎，并在运用中不断得到充实、提高。我通过这段工作，也逐渐学会了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总结、推广先进经验的工作方法。

邓萍工作很忙，但精力充沛，处处以身作则，事必躬亲。他每天都很早起床，第一个站在操场上，看学员集合、出操；学员上战术、技术课，他也经常去听课，现场指导、讲评。他经过军校的严格训练，很有军人的气质和风度，对操场纪律要求很严。他常说：“操场就是战场”，“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还常教育学员说：“你们毕业后要当干部，要带兵；常言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你们学习不好，不仅自己要流血，还会使部队遭到不必要的伤亡。”在他的激励下，学员学习都很刻苦，成绩很好。我过去长期有晚上看书学习到深夜的习惯，早晨起床较迟，到随营学校后，自觉向邓萍学习，交代勤务员每天早早把我叫醒。勤务员是个五十多岁的老赤卫队员，裁缝师傅出身，为人很忠厚朴实，对我们这些年青人象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体贴照顾，我身穿的一套灰色军装，就是他亲手为我缝制的。当时老百姓对军队的文书都称“师爷”，这个老勤务员也跟着老百姓的叫法，每天清晨就来叫“师爷起床，师爷起床！”我便赶快起床跑到操场，跟学员一起出操；学员上课时，我也同学员一起听课、演练，学会了一些战术、技术的基础知识。我从随营学校开始养成早起床的习惯后，几十年一直坚持下来，对身体健康确有好处。邓萍对学员既严格要求又关怀备至。他平时很关心学员的伙食，当时处于战争环境，学校流动性大，不可能自己生产，又没有打土豪的任务，经费全靠军部供给，每人每天五六分钱的油盐柴菜钱中，还要节约六七十文钱伙食尾子，月底分给大家作零花钱，困难很多。邓萍为了搞好伙食，保证学员身体健康，经常找司务长商量改善伙食的办法，比如到野外演习回来背些柴火烧，采集些竹笋、野菜等，真是精打细算，节省每一个铜板来改善部队生活。他了解到我家中有老有小，生活困难，便从自己多年积蓄的四五块钱中，拿出三块钱给我，要我捎回家去。我同家里已经几个月没有通信联系了，不了解家里的情况，便托一个老乡帮我捎回家去。当时分伙食尾子每人每月大约只有五分七厘钱，最多也仅一角钱左右，这三块钱要靠我自己省吃俭用积蓄得很长时间才够，而邓萍却这样慷慨无私地支援了我，这种阶级友爱精神使我深受感动。

邓萍同志是我到红军工作后遇到的第一个良师益友，他当时才二十一岁，以后担任红五军军长、红三军团参谋长也只有二十几岁，真是个少年英豪，难得的好将才。可惜在长征途中，于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七日我红三军团第二次攻打遵义城时，他亲临遵义城下指挥攻城，英勇牺牲，年仅二十七岁。这是我党我军一个重大损失，也使我失去一位好首长、好老师。他的光辉形象一直活在我的心中。

一九三零年二月初，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直属队和第一、三、四纵队由泰和马家洲一带转移到距永新县城仅十五公里的安福县洲湖地区整训，进行攻打安福城的战斗演练，并准备攻下安福后向北发展，夺取袁水流域诸城。一天深夜，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秘书长陈正人等人匆匆赶到红五军军部驻地，向彭德怀、腾代远控告驻在永新县城的纵队司令袁文才、副司令王佐所谓“受编不受调”、“反对宁冈分田”、“破坏苏维埃政府、拢害永新赤色政权”、“要叛变”等等“罪状”，要求红五军立即解决袁、王问题。当时情况紧急，彭德怀急忙召开红五军军委临时会议，决定派第四纵队党代表张纯清率部分队伍进抵永新，再与袁文才、王佐谈判。二月二十四日拂晓，当第四纵队到达永新县城，包围了袁、王及其部队驻地时，特委书记朱昌偕突然闯入袁文才的驻地，当场将袁文才打死；王佐慌忙逃出东门，在涉水时淹死在关东潭，造成了严重的“袁文才、王佐事件”。当时，我们还在小河地区训练不了解实情。三月初，随营学校奉命从小河地区转移到永新县城与军部汇合，准备接受新的任务。我们抵达永新县城后，才闻知发生“袁文才、王佐事件”，但众说纷坛，我们不在现场，也弄不明白真相。后来才知道这是由于湘赣边界特委朱昌偕、陈正人等人以猜疑作为事实，编造情况，谎报军情引起的。这个错误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令人十分痛心。

三月初，我奉命调军部特务大队任副政治委员。特务大队直属军部领导和指挥，下属四个中队，其中三个步兵中队，一个旱机枪（即轻机枪）中队，每个中队下属三个分队，一个分队十至十二人，全大队二百三十人左右。特务大队的主要任务是随军部行动，保卫军部并根据战斗需要担任机动作战任务。当时整个部队的武器装备都比较差，而特务大队有个轻机枪中队火力较强，战斗中经常担负消灭敌人重要火力点、掩护部队攻击的任务；其余三个步兵中队，除固定一个中队警卫军部外，两个中队担任机动作战以及最后打扫战场、缴获敌人武器装备和捕捉俘虏等任务，所以每次战斗都有不少缴获。

特务大队大队长谢嵩是湖南邵东县人，平江起义中士兵委员会的骨干。他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小时当过学徒，有较高的阶级觉悟和斗争精神，性格刚强豪放，英勇善战，指挥果断，且善于接近群众，深受士兵的爱戴。我调到特务大队不久，即与他率部参加了第二次攻打安福的战斗。

安福位于沪水之滨，城虽不大，但砖砌的城墙高且坚固；城北侧的沪水，溪深流急，一下雨就不能徒涉，易守难攻。当时我们部队没有火炮，仅有几挺轻机枪要封锁住敌人的火力点确很困难，攻城全靠勇敢，利用黑夜攀登城墙，用肉搏与敌人争夺城头、展开巷战占领城区，所以攻城任务特别艰巨。第一次攻打安福城是在一九二九年七月中旬，当时湘赣边界特委召集联席会议，特委书记邓乾元提出，红五军应根据中央“向外发展”的方针，夺取安福，还说城内只有敌人一个营，兵力薄弱，夺城绝对有把握，彭德怀根据实际情况，力陈攻城的上述困难，并说明守敌决不止一个营，而且我攻城时，敌人肯定会从永新、莲花、吉安三面来援，使我军陷于被动。但邓乾元不听彭德怀的意见，强行表决通过要求红五军攻取安福的决定，彭德怀只好服从多数的意见，率三个纵队向安福进发，在距城十五公里处与敌人一个营遭遇，双方一接触，敌人即诈败向安福撤退，我军追至安福城边，发现守敌有一个团以上的兵力正严阵以待，知道中计，立即撤退，果然途中遇到永新、莲花、吉安三路敌人的伏击、包围，幸好第九大队大队长黄云桥率部勇猛冲人敌阵，我后续部队趁势一齐猛攻，将敌阵打开一个缺口，杀出一条血路，才冲出重围，退回永新根据地。这一仗红五军伤亡三百余人，纵队长贺国中、军参谋长刘志治在阻击敌人的战斗中英勇牺牲，纵队长李灿负了伤；十一个大队长，也有九个负了伤，损失惨重。我们第二次攻打安福是在一九三零年三月十日，这时敌我态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联军之间的大规模军阀战争即将爆发，蒋介石正在抽调兵力对付冯阎联军，湘赣兵力减少，据侦察员报告，安福城内仅有敌人一个营和靖卫团约六七百人；同时，永新、莲花已相继解放，吉安守敌兵力也减少，轻易不敢增援，安福已成为孤城。而我红五军接受第一次打安福的教训，经过一个多月的攻城训练和战前准备，战术技术水平有很大提高，部队要求为贺国中、刘志治报仇心切，士气十分高昂。所以，战斗发起后，四纵队八大队在我们特务大队火力掩护下，一鼓作气率先爬上城头，后续部队高呼“为贺国中、刘志治烈士报仇”的口号，勇猛地攻入城内，抓到了安福县伪县长，全歼守敌和从永新、莲花、安福各地逃来的地主武装六七百人，解放了安福城。接着，乘胜挥师北上，攻克了新余、分宜县城，直逼袁州（今宜春）城下。

袁州是袁水流域的府城，不仅城大，城墙更坚固。我们要攻城，除了武器装备差，没有火炮等攻坚武器，火力掩护薄弱等困难外，袁州城四周有护城河，又给架设云梯增加许多困难；加之当时对守敌兵力不很了解，取得攻城的胜利还把握不大。为了弄清情况，彭德怀亲自带着各纵队领导干部到四城门外察勘地形，向老百姓作详细调查，初步弄清城内守敌中国民党正规军很少，大多是各县逃到袁州的靖卫团和警备队等地主武装。彭德怀这时才心中有数，拟定了作战方案，召集大队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具体部署。

彭德怀不仅有丰富的作战指挥经验，而且有丰富的天时、地利、人情等方面的知识。他平时对周围事物的观察非常细致，考虑问题也很周到。当时正是农历二月下旬，下半夜后下弦月才升上来，所以，他就部署半夜趁月黑爬城墙，当月亮露出东山头时就爬上了城头，借着依稀的月光与敌人拼搏、巷战，天亮时全歼守敌。果然，三月二十三日战斗发起后，部队按照彭老总的部署互相配合，在月亮初升时，突击队已在我特务大队火力掩护下攻占了城头，打开了城门，后续部队一涌而上，进展很快，全歼了国民党正规军一个连和靖卫团、警备队等反动武装，俘敌一千多人，其中国民党第十八师刚从湖南征集的一营新兵全部被俘，经过教育，大部分参加了红军。

袁州和安福、新余、分宜位于罗霄山脉北麓，我红五军在半个月内连克四城，使湘赣边区的革命群众大受鼓舞，这对深入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红军队伍都起了很大作用。这时，湘赣边界已有永新、莲花、宁冈、泰和、遂川和安福、新余、分宜、袁州等九个县，还有茶陵、酃县、万安等各半个县的革命根据地，这一大片地区可以往返驰骋，回旋的余地大了，大家的心情更加舒畅。连克四城，对部队锻炼很大，对我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过去我们打的都是偷袭、奔袭的游击战争，现在是一千多人一起打仗，打的又是攻坚战，战场上热火朝天，士气特别高涨，政治鼓动工作也非常活跃，积累了一些战场鼓动工作的经验。同时，我们通过总结第一次和第二次攻打安福的经验教训，比较深刻地理解“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和“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的道理。连克四城，在全军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后，军委的前委把红五军作为一支能攻城、善攻坚的部队，有攻坚任务大多交予红五军。记得一九三二年初攻打赣州前后，有一次前委决定打江西宁都的赖村一个土围子，这个土围子虽然不大，但龟缩在土围子里的上豪劣绅及其反动武装十分顽固，土围子四周又都是水稻田，很不好接近，兄弟部队打了三次都没有打下，伤亡很大。后来调我们红七团去打，军团首长又调一门山炮支援我们，这是我们团第一次使用山炮，结果山炮轰了两炮，打开个缺口，我们团一鼓作气就冲了进去，拿下这个土围子。当然，这是后话；不过从连克四城开始，我们红五军逐渐积累了攻坚经验，有了攻坚的信心和决心，一般小城镇的攻坚战就打得比较顺利了。

红五军攻占袁州城后，在城内休整十大，庆祝胜利，总结经验，准备再战。这时候的宣传工作特别活跃，各大队都挑选了两三名学生出身、会写字的宣传员，到大街小巷去写大标语，这样，三个纵队就出动了二三十名宣传员，写遍城区的各条街巷。他们没有钱买纸，都买石灰或到老百姓家刮一两桶锅灰调上水，用棕刷或扫帚在墙上、柱子上写“打土豪，分田地”，“红军万岁”和红军宗旨、纪律等大标语，有的宣传员还去挖些红土或到中药铺买一点“土红”（即加工过的红土）作颜料，画上几幅“工农兵联合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蒋介石，打倒新军阀”的漫画。军部也利用袁州城有石印局（即印刷厂）的条件，印刷了一批布告和宣传品，让宣传员带出去张贴。这些布告、标语使袁州城面目一新，增添了几分喜气。有一天上午，我到军部汇报工作，走到街上看到满街的标语心里挺高兴，想起这些宣传员大多是士兵委员会的活动分子，士兵委员会在开展宣传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所以，汇报工作后，就顺便到军的士兵委员会找当士兵委员会副委员长的湖南老乡张平凯聊一聊。老乡见面，分外亲热。攀谈中，很自然地谈到士兵委员会的工作问题上来。当时红军中的党组织和党员还是秘密的，而士兵委员会是士兵的群众性组织，其中的领导骨干大多是党员，所以，党组织的一些宣传、教育工作，开展政治、军事、经济民主的活动，大多通过士兵委员会出面组织实施，因而上兵委员会在群众中就有较高的威信。我到特务大队后对士兵委员会的工作很重视，抓的比较紧，对士兵委员会的工作也有些体会。我说：“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党支部有了好的助手，工作比较容易开展；士兵有了士兵委员会的组织，就感到自己是连队的主人，官兵平等，有话敢说，有意见敢提，民主空气很浓。特别是经济公开，每个月还可以分一点伙食尾子，利益与人人有关，这样，士兵的主人翁思想和积极性都能充分调动起来，平时完成任务好，打仗时士气高昂，人人奋勇争先，多杀敌人多缴枪，又有奖赏又光荣。尤其是刚从国民党军队解放过来的士兵，对红军中的士兵委员会感触更大，认为这是红军区别于白军最明显的一个特征。”

张平凯问我对士兵委员会的工作有什么意见？我很坦诚地谈了自己的看法。我说：“现在连队士兵委员会有一种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比如，军官在行政管理上严格一些，操课的时间长一些，有的士兵委员会就提意见；个别连队甚至有士兵委员会举手通过决定打连长、排长屁股的事，这样下去会使连队干部不敢大胆管理，把连队的正常秩序搞乱，削弱党的领导。我想，士兵委员会应在党代表、政治委员，也就是党组织的领导下，帮助连队首长管理和教育好士兵，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三大民主，活跃连队生活，不要过多地干预行政领导的工作。”张平凯同意我的看法，两人谈得很投机。

部队在袁州休整后，继续挥师北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