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革命战争考验了我 二打长沙的教训

一九三零年八月二十日,我赶到浏阳县永和市找到了红五军军部。邓萍很热情地接待了我,问我伤势和治疗情况,告诉我毛泽东、朱德带着红一军团要来永和市会师,两只拳头合在一起,力量更大,可以大干一场了。我为邓萍的热情所打动,心里也热乎乎的。邓萍要我暂时休息几天,等待分配工作,我就在军部住下了。

八月二十三日,红一、三军团按计划在永和市会师。当天,两军团前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第一方面军,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治委员,彭德怀为副总司令,滕代远为副总政治委员,同时成立了党的总前委,毛泽东为总前委书记。红一方面军辖第一、第三军团;红一军团辖第三、第四、第十二军;红三军团辖第五、第八、第十六军,总兵力约三万余人,两军团兵力大致相等。红一方面军的成立,进一步在战略上集中了兵力,这对红军更好地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促进革命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我们红三军团军团长由彭德怀兼,政治委员滕代远兼,参谋长邓萍,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军团下辖三个军、六个师和特务团、炮兵团、工兵营,约一万七八千人。红五军下辖第一、第三两个师,军长由邓萍兼任,政治委员张纯清,政治部主任吴溉之。我被任命为红五军党委秘书长;十一月,红五军召开党代表大会,我又被选为党委组织部长。

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上,讨论了攻打长沙的问题。当时有些同志看到三军团第一次攻打长沙取得很大胜利,缴获大批武器装备和物资,部队武器装备大大改善,个个穿起崭新的军装,面貌焕然一新,十分羡慕,认为三军团仅一个军团的兵力就能攻下长沙,现在两个军团合兵一处,打下长沙更没有问题:加之当时党内军内总的指导思想仍然是要攻打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因而攻打长沙的主张便占了上风。而彭德怀和三军团的许多同志从实际出发,不大同意打长沙。因为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起到此时近一年时间,部队扩大了六倍,而且从五月份开始连续作战、攻城,部队没有得到休整,有些连队不仅没有党支部,连党员也没有,只靠士兵会的活动而没有党的领导核心,迫切需要进行短期休整,以利再战。而且从敌情方面看,第一次打长沙是我军抓住敌人战略部署上的弱点,各个击破敌军的“长蛇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击敌人,所以能乘胜攻进长沙城,这次则不同:这一次敌人追击我军的四个旅,只有戴斗垣旅在文家市被我一军团全歼,其余三个旅在我三军团赶到文家市的前两天即已主动退回长沙,兵力未减;原来在长沙还有敌人一个旅没有出动,所以,长沙当时还有敌人四个旅的兵力,加之他们已在长沙准备了五六天,野战工事也构筑好了,我们再次进攻长沙,便失去进攻的突然性,变成正规的阵地攻坚战,胜利的把握很少。可是,总前委会讨论的结果,多数人决定要攻打长沙,彭德怀和红三军团的同志只好服从。

八月二十四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即发布命令,分三路向长沙推进。红一军团为左路,红三军团的第十六军和平江地方武装为右路,红三军团的第五、第八军及浏东地方武装为中路,于二十八日进抵长沙东南郊外三十里的枫树河、新桥、落霞坪、菱中铺、龙头铺一带,对长沙形成包围态势。此时,据侦察得悉,长沙守敌自南郊的猴子石起,经阿弥岭、湖迹渡至北郊捞刀河口止,透迤数公里,林立许多碉堡、巨型鹿砦,还装上高大的电网,这是我们过去从未见过的如此坚强的工事。而我军只有步枪和少量机枪,军团虽有一个炮兵团,但也只有十几门山炮和二十余门迫击炮(第一次攻打长沙时缴获的几门野炮,因太笨重,没办法带走,都已炸毁),炮弹数量又少,缺乏攻坚武器,所以,包围长沙之后,总指挥部就想方设法诱敌出击,但守敌却连续数日坚守工事不出,真是气煞人了。

九月三日,方面军总指挥部获悉守敌指挥部为给守城的敌军鼓气,打破被围的困境,将以十个团的兵力从猴子石向我军出击,真是喜出望外,马上进行歼敌部署:由红三军团担负监视正面敌人的任务,红一军团在敌出击线西侧,形成一个伏击敌人的大口袋。当天下午,敌陶广师所属的第一、第二旅及补充团、独立团、特务营、工兵营等部,果然由猴子石向我军出击,上了我们的钩。下午五点多钟,敌军约有两个团进入我伏击圈,其后续部队仍在继续出城。时近黄昏,我军出敌不意,以泰山压顶之势猛烈出击,打他个措手不及,将敌驱至湘江边上,经过激烈战斗,毙敌六百余人,俘敌两名团长及士兵千余人,缴枪一千多支,并击伤其旅长陈渥及两名团长,余敌狼狈溃逃,龟缩于猴子石阵地内,不敢反击。

敌人接受猴子石出击失败的教训,不敢再贸然出击。我军又围城七天,敌人仍坚守不出,双方对峙于长沙城下。

九月十日,方面军总指挥部不得不于田心桥发布《强攻长沙的命令》。但两个军团多次强攻,由于守敌准备充分,工事坚固,进攻部队受阻于高压电网之下,进攻未能奏效,伤亡较大。为了攻破敌人的电网,我军曾采用“火牛阵”的办法,买来一批公牛,在牛尾巴绑上沾了煤油的破布、破棉絮和鞭,炮,一齐点着了火。公牛被火烧和鞭炮惊吓,发疯似地向敌人的电网冲去。可是,火牛冲近敌人阵地时,有的被敌人的枪弹打死,有的被电网高压电击毙;有的被敌人的枪炮声惊吓,掉转头往我们自己的阵地上冲,反而把跟在火牛阵后面的冲击部队冲散了,仍未奏效。这种“火牛阵”过去对付地主武装的土围子曾发挥过威力;但对付敌人的高压电网是毫无用处的,这也是当时我们部队缺乏科学知识的表现。“火牛阵”失败后,部队又组织几次强攻,仍未奏效,伤亡很大,事实证明,我军还不具备阵地战和攻坚战的条件。

这时,中共长江局传来了国民党张发奎部和桂系的部队已进至湘潭一线,企图增援长沙守敌的消息,于是,毛泽东建议先消灭增援的桂军再打长沙。总前委经过讨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于九月十二日发布了《撤围长沙进占萍乡株洲待机的命令》,第二次进攻长沙遂告结束。这次进攻长沙,不顾客观情况已发生变化,我军攻坚力量薄弱等条件,凭主观愿望决定攻打而遭到挫折,教训是深刻的。“文化大革命”中,有些人把第二次攻打长沙失败的罪责强加于彭德怀身上,这就不实事求是,也是不公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