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三八年五月《论持久战》一文中就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78页）当年我在抗大学习《论持久战》时，因为抗战刚开始不久，抗日根据地处在初创时期，日本侵略军还相当猖狂，我对于“火阵烧野牛”这种壮观的场面，仅仅是寄托一种希望，作为一个奋斗目标而已。

经过全党全国军民七年多的浴血拼搏，一九四五年春之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敌我力量的对比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军已由战略相持阶段，逐步转入战略反攻阶段。这时的战斗就不仅限于对敌人小小的伏击和对敌据点的围困、逼退，而能对敌人的县城、重要据点进行包围、攻坚，“火阵烧野牛”这样振奋人心的活剧便一幕幕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了。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三日至十九日，九分区三十八区队、四十二区队以及任邱、文新支队等地区部队，攻克敌辛中驿据点，揭开了我冀中军区春季攻势的序幕。

辛中驿是敌人河问与任邱之间的一个核心据点，设防特别坚固，两个主碉高达十余丈，还有副碉、暗碉、外壕、铁丝网等设施，在外壕和铁丝网周围，还埋设大量的地雷和集束手榴弹。镇上驻有任邱县伪警备第二大队约一百六十多人，配有机枪、小炮等武器。伪大队长田文明是个作恶多端的铁杆汉奸，群众恨之入骨，一听说要端田文明的老窝，便一呼百应。

为了孤立辛中驿之敌，九分区先派出三十八区队和任邱支队在金桥伏击田文明的靠山——日军山田大队。四月十三日下午，当日军山田大队及伪军五百余人从任邱一带“清剿”返回大城，途经金水桥之际，我伏击部队即从四面攻击，把敌人压到古洋河的河槽里，激战至夜间，敌人被迫丢弃辎重，乘黑夜轻装逃回大城。我军共杀伤敌六十余人，俘伪军一部，并缴获大车百余辆及许多物资。山田遭到这次沉重打击，自叹“虎口余生，实属侥幸。”所以，当九分区乘胜进攻辛中驿时，驻大城的山田紧闭城门，不敢露头，不管田文明这条走狗的死活。

包围辛中驿后，我军当晚即乘胜发动一次强攻，但因敌外壕交叉火力很猛，进攻受挫，这下子田文明可嚣张了。他在大碉堡上，摆了一口大油锅，锅的四周插上灯芯，天一擦黑就点燃，把四周照得通亮。田文明甚至赤着膊，背上背口明晃晃的大刀在碉堡顶上狂叫，耍威风，气得我们的战士直跺脚。

第一次进攻未能奏效，九分区的领导及时总结经验，决定边围困边挖地道到敌人的主碉堡底下，进行爆破。辛中驿周围数十里的民兵、群众闻讯都赶来参加战斗，有的帮助挖地道，有的则在堑壕里与战士们并肩战斗，把敌碉堡围得水泄不通；而妇女、儿童则在道口站岗放哨查路条，不放过一个可疑的人。环顾四周，到处是赶车、挑担运送物资、弹药的人群，到处有搭棚张灯、烧水做饭的招待站。我军对敌人攻击时，乡亲们便擂鼓助阵，呐喊助威；我们部队轮换下来休息时，乡亲们便唱歌、演戏、送红花，热情慰劳。对敌宣传组的群众，昼夜不停轮流对敌喊话，还动员不少伪军家属向其亲人喊话，政策攻心，我军围困到第五天时，虽然伪军中许多人出现动摇，但田文明仍顽固不化；加之，我们的地道挖到敌外壕时被敌人发现，田文明命令伪军挖横沟和埋集束手榴弹加以破坏。这样，田文明更加趾高气昂，当我们喊话时，竟公然将一个准备反正的伪军砍头示众。这下子更激怒了我们的战士，特等射手李小陆一枪把田文明的帽子打飞了，吓得他急忙躲进了碉堡，不敢再露头。

挖地道爆破的计划又受挫，九分区的领导决定强攻，并发扬军事民主，发动群众献计献策，讨论强攻计划。战士们提出，我们进攻时，敌人把火力都集中到我们的主攻方向，东南和东面的火力很弱，如果多搞几处佯攻，逼敌分散火力，我们再从地道里秘密运动部队到敌外壕，隐蔽接敌，进攻可能奏效。果然，十九日夜，我分区部队乘膝陇月色开始了总攻，刹时间，辛中驿到处是枪声、喊杀声，几里之内聚集的成千上万群众也呜锣擂鼓助威，喊声震天，把田文明和伪军们吓得不知所措，分不清我主攻、佯攻的方向。这时，突击队的勇士们高声喊道：“为冀中人民报仇，消灭田文明！”冒着弹雨，跳过深沟，竖上云梯，冲进敌堡；有些突击队员则从地道钻到了敌人的外壕，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

经过一个小时的激战，辛中驿的伪军全部被我歼灭，大小碉堡都升腾起一柱柱冲天大火；俘虏一个个被押往分区司令部，在一百二十余名俘虏群中，两个俘虏兵抬着一个满脸血污、气息奄奄的家伙，他就是恶贯满盈的铁杆汉奸田文明。

在辛中驿解放之后，九分区乘胜前进，于四月二十三日由四十二区队及任邱支队包围了任邱城，同时，由三十八区队一部和文新支队在大城附近积极活动，牵制大城的敌人；而高阳支队则在高阳以东阻击高阳可能出援之敌。这时，群众激昂的情绪实在难以用笔墨形容。环视周围，在围城五里之内，成千上万群众踊跃上阵，有的挖交通沟，修工事，抬担架，运粮送弹；有的联营结寨，烧水做饭，“箪食壶浆”慰劳我军；还有的组织锣鼓队、“喊话队”，轮流着日夜敲锣打鼓，摇旗呐喊，闹得敌人昏头转向，数不清城外有多少部队、民兵包围，弄不清部队会从哪个方向进攻，惶惶不可终日。围攻开始时，我军一面向着城墙挖几条地道，准备爆破；一面积极开展政治攻势，劝说投降，瓦解敌军。敌人见难以固守，两次企图突围，均被我军击退。围困到第三天，一个日军小队长绝望地自杀了，伪县长朱达民每天到日军加藤中队长处啼哭，请求赶快求援。加藤中队长同样坐卧不安，数次急电向大城日军山田大队长求援，但接到的回电大都是“八路力量力，不便增援”之类的托词。任邱守敌见求援无望，便于四月三十日凌晨三时，利用我军调整部署之机，在区小队与民兵结合部的空隙，轻装突围逃窜。我军追击二十余里，杀伤、缴获一部，于拂晓五时解放了任邱城。

九分区解放任邱城后，八分区也于五月四日围攻河间，九日解放了河间城。至此，春季攻势第一阶段任（邱）河（间）战役胜利结束，八、九分区完全连成一片。接着，九分区为主、十分区配合作战，进行文（安）新（镇）战役；七分区主力与八分区一部分部队相配合，迅速发起安（平）饶（阳）战役。以上三个战役共毙伤俘日、伪军近四千名，收复县城八座，解放了五百多个村镇，拔除敌碉堡三百多个，使大清河以南，沧石路以北，子牙河以西，平汉路以东的根据地连成一片。

在春季攻势即将结束时，五月十二日，杨成武司令员和林铁政委在饶阳县五公村召集军区领导干部开了个碰头会，简单总结了春季攻势各个战役、战斗的成功经验。不久，又在东张港开了一个团以上干部会议。会议是在一个酒厂的库房里举行的，到会的干部有一百多人。会上，杨成武司令员总结了春季攻势的经验，并对夏季攻势作了部署。我作了夏季攻势的政治动员，讲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和冀中地区的斗争形势，布置战时的政治工作，特别强调了做好群众工作和敌军工作。在春季攻势中我们发现了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一个是有少数战士和少数民兵，由于对敌的仇恨很深，加之文化水平低，缺乏科学常识，所以，当攻进敌人据点时，凡是敌人用过的东西，见了就砸，把一些我们可以利用的物资如电台、小型发电机和文件、地图、伪钞等，统统捣毁、烧掉了。还有，有些民兵、群众出于对汉奸的强烈仇恨，三五成群地进城抓汉奸，报仇雪恨；一旦打听到谁在日、伪组织中干过事，便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他的店铺、房屋砸烂，把人当场打死。我们军区党委和政治部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和政治机关要掌握好部队，并向民兵、群众宣传党的政策，要求大家执行党的政策，发现汉奸应及时向当地驻军领导或政府报告，不得擅自行动，更不能乱捕乱杀，要认识到城镇已回归人民手中，我们不仅要解放它，还要建设它，不要进行破坏，造成混乱。会后，我们还通过《前线报》宣传党的政策，很快纠正了这种混乱的现象。

六月八日，我冀中军区发起了声势更大的夏季攻势，在路西整训的训练团奉命编成四个大团，赶回冀中参战。他们在路西相对稳定的环境中集中训练了四个月，军政素质有了很大提高，虽然仍是穿着便衣，但行起军来还象个正规军的样子，个个昂首挺胸，迈着矫健的步伐前进。沿途群众看到他们冒着烈日浩浩荡荡地前进，都激动地送水、送鸡蛋，表示热烈的欢迎。我和政治部一些同志骑着自行车穿插在他们中间，时而骑车赶路，时而下车与战士们边走边谈心，他们的言谈举止都流露出一股虎虎生气，充满了所向元敌的英雄气概，我为他们而感到自豪，心想，冀中增加了这支主力军，夏季攻势定能稳操胜券。

六月十日，我军乘暴风雨之夜敌人警戒松懈之机，驾船通过文安洼五十里的水面，一举攻入子牙镇，接着一鼓作气先后攻占了大城县、献县及子牙河岸日、伪军三十七个据点。七月九日，军区在石务吉召开了作战会议，决定按计划乘胜打响大清河北战役。我们集中了几个分区的主力部队，形成“拳头”，担任主攻，地方武装和民兵、群众则密切配合，其主要任务是打击敌人的突出部、结合部、侧翼以及重要的据点和要害部门，箝制敌人，迷惑敌人，以保证主攻部队行动的突然性。这时，延安传来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毛主席在“七大”政治报告中发出“在目前条件下，解放区的军队应向一切被敌伪占领而又可能攻克的地方，发动广泛的进攻，借以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号召，给予我们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们在传达“七大”精神中特别提出了“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口号，鼓舞全军区指战员奋勇进攻。

我们军区几个领导同志自春季攻势开始，就一直活跃在前线，尽可能靠前指挥，先后到了饶阳、任邱，然后乘船沿着赵王河、大清河东下，到了新镇、文安。夏季攻势开始后，我们沿着子牙河、大清河沿岸，亲眼看着部队象一股巨浪狂涛，冲垮了大城县、献县等地敌人设防坚固的城池和据点，入夜，见子牙河、大清河两岸敌碉堡冲起的一股股浓烟烈火，不禁又想起毛主席“火阵烧野牛”的预言。我在心里揣摩：春季、夏季攻势再一次证明，用落后的武器战胜武装到牙齿的日本法西斯，不仅要依靠我军无比旺盛的士气，依靠政治工作的保证，而且要依靠全民的力量，特别是民兵的武装参战。在攻占敌里但据点时，参加挖沟、挖地道、平敌围墙沟的民兵、群众共达五千九百七十二人，挖了三条道沟共九里长，挖了地道一百六十条。而在大广安（子牙河左岸大城县南）里坦、曹庄、西沙河、留各庄桥、石家务（均在子牙河右岸）等六处参战的民兵就达一千一百六十七人。他们都编成连、排、班配合部队作战，各连的人数按武器多少来编，有的四个排，分为大枪排、手枪排、快枪小炮排、坑道排；有的在快枪排内附加通讯班，或在小炮排内设事务班作供应工作。民兵组织设有正副连长、正副指导员，还有正副班、排长，打起仗来听指挥、讲战术，真是超出一般人所预料的。例如，他们挖地道、埋地雷，在围困敌点碉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在留各庄桥战斗中，民兵协同部队挖了五条地道，长二百五十米，埋上炸药炸塌敌三座炮楼、一间平房。迫使作恶多端的洪麻子队长以下三百人全部投降。民兵的“麻雀战”日夜不停地监视、袭扰敌人，搞得敌人整天坐卧不安，使我主力部队得以安稳地休息，等待总攻的信号。在里坦、留各庄战斗中，民兵的小炮、快枪打得敌人不敢抬头，甚至把它的岗楼顶也打着起火，搅得敌人不得安宁。此外，有些民兵还担负警戒、抓捕汉奸特务、断绝敌人碉堡之间的交通，以及抢救伤员、开展群众工作、敌军工作等等，真正成为部队的得力助手。

我军在大清河北共进行了五个战役，歼灭日伪军一万一千多人，解放县城十一座，游击区扩大到北抵北平，南越沧石，东达渤海边，西至平汉线，整个冀中已有近九百万人口的地区获得了解放。

在春、夏季攻势中，敌军工作的成效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我们每次对敌碉堡的围困、进攻都伴随着强有力的政治攻势。夏季攻势时，九分区第二十八团在团长钟英、政治委员杨栋梁率领下，同时攻打新安和堂二里两处敌据点。这两个据点互为犄角，都是伪治安军第十九团守备。开始时，敌人非常顽固，战斗十分激烈，后来，我二十八团首先集中力量打下堂二里据点，俘虏了一个伪营长，经教育后，他愿意向新安炮楼的伪团长喊话。我们一面作好最后攻坚的准备，把地道挖到敌人的炮楼下，准备爆破，一面叫伪营长靠近炮楼向敌团长喊话。他凄怆地叫着：“团长，八路已经把我们团团包围，炸药也埋到了我们的炮楼下了，现在已经走到这步田地，要为一家老小想一想，为弟兄们想一想，快点投降吧！”一番话，使伪团长动摇了，不久即派人出来谈判，要求宽大。我们保证他们的安全，他们马上投降。当伪团长率伪军出来投降时，我们又组织战士呼口号：“欢迎治安军十九团回到祖国怀抱！”伪团长深受感动，连声说：“感谢宽大，感谢宽大！”

抗战初期，侵华日军受“武士道”的宣传毒害颇深，日军战败后大多自杀身亡，俘虏很少。随着战争的延续，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华罪行的暴露，其残暴兽行和狰狞面目从反面给予有正义感的日本人民和军人很现实的教育，日本国内反战情绪日益高涨，日本军人也逐渐觉悟到日本军国主义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所以，战败时再不顽抗，有的还在战场上主动向我军投诚。对于这些觉悟早的日本军人和日本居留民（即居留在中国的日本人），我们尽力给予教育帮助。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二日，冀中地区日本反战志士召开了“在华日人解放联盟冀中支部”成立大会，选举中山大郎为支部长，水户清、渡边、福津等人为委员。

会上，“晋察冀地区在华日人解放联盟”协议会代表林一雄（日本人）对冀中支部今后斗争的方针与任务作了指示，冀中军区代表宣读了冀中地区军、政、民各机关、团体的祝贺信，并赠送了礼品。最后，大会还举行庄严的宣誓：“我们不仅要打倒引起这次战争的军部，而且要团结广大人民，建立民主、自由、繁荣的新日本。”“解放联盟冀中支部”的日本朋友的确给予我们开展敌军工作和日本居留民的工作很大的帮助。当时在我们军区敌工科担任干事的宫本信雄就是一个很好的日本朋友，他对工作极端热情负责，夜以继日地拟写传单、标语口号，指导各分区“解放联盟”的日本朋友开展工作。分配在第八分区工作的三个日本朋友在配合三十三区队攻打沙河桥据点时，他们拿着用铁皮卷的大喇叭到炮火纷飞的第一线上对碉堡里的日军喊话，敌人的机枪于弹雨点般地落在他们掩体的前面，他们仍不畏惧，继续喊话，宣传我们八路军的宽大政策，告诫日军官兵，八路军已经把地道挖到碉堡下面，装好炸药，马上就要爆炸，千万不要再为日本军部卖命了。有的日军士兵受到感动，准备投降，但顽固不化的日军头目残暴地将他们杀害了。最后，这三位日本朋友只好遗憾地看着自己的同胞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殉葬。

一九四五年初，为了准确地掌握日军在华北地区的战略部署及其变化，我们根据上级指示，决定在军区联络部领导下，成立一个“华北交通工作总队”，总队下分平汉、平绥、北宁三个纵队，广泛渗透到华北三大铁路干线的大小车站和仓库、机修厂等部门，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手段，掌握敌人火车运输、列车运行等情报。这个交通工作总队除了有许多铁路工人积极参加工作、提供情报外，一部分日本铁路员工也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如平汉纵队队长高恩波打入长辛店铁路当工人，他与长辛店电务段分段通信司工板口义满交了朋友。板口义满是日本鹿儿岛人，“七七”事变后到长辛店工作，全家都在中国，他亲闻目睹日军的暴行，同情受欺凌的中国人民，积极协助高恩波为我们做了不少工作，还主动把他的好友伊藤（长辛店电器修缮厂技术员）、前田（长辛店电器修缮厂工长）、木材（长率店分段通信司工）、板口正已（北平铁路局电务工区通信司工）等日本人介绍给高恩波。通过这些日本朋友，高恩波又结识了通信工长吹田四郎和分段长谷广前田。高恩波凭借这些关系，可以自由出入日本人的机车厂、军用仓库和狗（军犬）部队等要地，给工作提供了极为方便的条件，取得了不少重要的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