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八月，我冀中军区广大解放区的夏季攻势如燎原烈火，迅猛异常，震撼着敌伪的心，更鼓舞了冀中军民的斗志。在我们欢庆胜利的时候，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捷报也雪片似地飞来，《晋察冀日报》、《子弟兵报》、《前线报》每天都有大字刊载的反攻胜利消息，更加振奋人心。此时，国际局势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八月八日，苏联宣布对日宣战，百万红军进入我国东北；八月十日，我们进行的安（国）博（野）蠡（县）战役即将打响，参战部队亦已展开，当天晚上传来了“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的消息。

喜讯传来，整个军区机关都沸腾起来，口号声、锣鼓声、欢呼声响彻各个营地。我马上告诉《前线报》社社长陆扬以最快的速度印出《号外》，派专人送到各部队去。

军区党委马上开会研究，安博蠡战役暂停行动，等待上级新的命令。不久，朱总司令下达了大反攻的命令，军区立即在肃宁县的大官厅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杨成武司令员下达了执行毛主席“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命令，开始总反攻；我作了“当前形势与大反攻任务”的报告。干部们苦斗了八年，盼的就是这一天，大家听了总反攻命令，怎不兴奋、激动呢！个个象搭在了弓弦上的一支支利箭，都急待着出击的号令。

良诙复冀中军区以后，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我们的武装队伍迅速扩大。

我们扩大队伍仍然是走自红军初创时期就开始的从赤卫队到地方武装再到主力部队逐步升级的扩军路线。冀中的武装斗争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民兵、游击队遍布各地，他们经过战斗的锻炼，有一定的作战经验和政治觉悟，在此基础上，经过教育后，动员他们中间的青壮年民兵参加区小队、县大队；同时，区小队、县大队、地区队也是通过战斗锻炼，从中挑选经过战斗考验、有一定战斗力的，逐步升级，这样既可以坚持本地区的斗争，又可不断增加主力部队的数量，提高主力部队的质量。所以，我们刚到冀中时，军区主力只有一个小团和几个地区队，还有部分县大队、区小队的地方武装，经过七八个月的战斗锻炼，到了七月份已有了四个主力团以及三十多个地区队（团）和许多县大队、区小队，武装力量大大发展。现在，为了总反攻的需要，根据晋察冀军区的指示，仅几天时间，很快就编组、发展到二十六个主力团。

抗战初期，吕正操同志率原东北军第六九一团进入冀中，建立冀中人民抗日武装队伍，初创冀中抗日根据地时，带来了一大批东北籍干部；此后，抗大“东北干部训练队”两批学员毕业后，也大部分配到冀中地区工作，所以，冀中军区中东北籍干部很多。他们的家乡最早遭受日本侵略军的蹂躏，家家搞得妻离子散，流落四方。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他们倍感兴奋，有的举杯畅饮，互相庆贺，有的聚集在一起倾吐思乡的迫切心情，含着热泪高唱“打回老家去！”联名上书请求组织批准他们打回东北，解放父老乡亲。党中央、中央军委十分理解这许多东北同志的心情，下令凡在冀中工作的东北同志，都抽调出来到东北去。不几天，即由军区参谋长沙克带领东北干部和冀中两个主力团挺进东北，实现东北同志多年来“打回老家去”的夙愿。

为配合大反攻，冀中区党委和冀中专署提出了“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的口号，动员冀中人民全力支援子弟兵。行署主任罗玉川亲自动员群众为子弟兵赶做军服，仅几天时间，我冀中部队全体指战员全部脱下便衣，换上崭新的用“高阳布”（即高阳地区生产的好棉布）赶制的灰色军服，部队的军容、风貌为之一新。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毛主席发出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号召，第二天，朱德总司令又向备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命令，提出：“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在缴械后，我军当依优待俘虏条例给以生命安全之保护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翌日，延安广播电台广播，朱总司令命令冀中抗日武装部队接收天津日、伪军的投降，并任命杨成武为天津警备司令。

此时，二十六个主力团已组建就绪，士气特别高涨，除两个团挺进东北外，冀中还有二十四个团，接到命令后，我们就在胜芳召集部队开了一个万人誓师大会。会上，杨成武司令员宣读《向天津进军的命令》，并宣布：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根据朱总司令的命令，已经向日本侵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官下村定发出了最后通牒，饬令其在我军区管辖内的日军交出全部武器、物资，依照所规定的地点分头集中，听候处理。杨司令员宣读命令后，各团指战员代表分别上台表示了战斗决心。与此同时，根据朱总司令和聂司令员命令的精神，我们军区政治部立即拟出了天津警备司令部的布告，命令侵华日军和伪军立即缴械投降，按指定地点分头集中，听候处理，凡投降的，不论官兵，保证其生命安全，并予以宽待；拒绝投降者，坚决消灭之。

同时，还印发了天津警备司令部的“安民布告”，向天津市民宣告，我军是抗日的人民武装，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秋毫无犯，望工农商学各界安守本分，勿自相惊扰，等等。这些布告一部分由各部队携带，贴到天津市郊，另一部分则通过地下党组织和军区“华北交通工作总队”的秘密交通线贴进了天津市区，送进了日、伪军军营，给予日、伪军和伪政权人员很大的震动。与我军区的布告同时发送的，还有“在华日人解放联盟”的宣言和告日军官兵书，敦促日军认清形势，尽快投降。这些传单同样起了很大作用。

八月十二日午后，杨成武、林铁和我率领部队分路向天津挺进，去接受日、伪军的投降。沿途群众闻讯，纷纷用树枝和鲜花搭起了高高的“胜利门”欢送我们。他们敲起锣鼓，扭起秧歌，载歌载舞欢送自己的子弟兵出征，许多老大娘、大嫂子流着热泪给我们的战士们送上一碗碗开水，有的还硬住我们战士的口袋里塞上鸡蛋、红枣，祝愿我们旗开得胜。

我主力部队兵分两路，一路直指天津市郊，一路逼近大沽；而其余各分区地方武装以及广大民兵、群众也乘胜把安国、博野、蠡县、雄县、霸县等县城团团围住，逼迫敌军尽快投降。

八月十四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次日，朱总司令电今日军侵华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立即通知被我军包围的日军向我军投降，并宣布在华北的日军要按聂荣臻司令员的命令办理投降事宜。

可是，坐在峨眉山上的蒋介石，这时却迫不及待地伸出了魔爪，要从浴血抗战八年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广大抗日人民武装手中抢夺胜利果实。他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一面“命令”我军“原地驻防待命”，一面从后方急调他的嫡系部队抢占重要城市和交通要道，并令日、伪军就地“维持秩序”，等待“国军”前去受降。

我们通过天津地下党和地下交通很快了解到：虽然日本已经投降，但天津城里的汉奸不但没有受到通缉、法办，反而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庇护。蒋介石甚至还给他们加官、晋级、改编，摇身一变成了“中央军”。至于日军，蒋介石则要求他们“坚守阵地”，授意他们继续顽抗，不让八路军去受降。真是岂有此理！干部、战士义愤填膺，怎么办呢？在这关键时刻，晋察冀军区首长给我们发来了电报，及时传达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明确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给我们指明了斗争的方向，坚定了奋勇向前的决心。

八月十九日晚，我们冀中部队按预定计划，以十三个团的兵力向杨村至唐官屯一线城镇的日、伪军发动了进攻，取得了首战的胜利。晋察冀军区首长接到捷报后，二十一日立即来电祝贺，贺电称：“你们在十九日一天内，攻占了北宁路上杨村、张庄、北仓三车站，切断了北平与天津的交通，同时占领了王庆坨、皇后店、韩柳堡、杨柳青车站等天津西部各要点，先头部队曾一度攻入天津西车站，切断了津浦路交通，这表现你们是在坚决的执行朱总司令和军区的命令，勇敢的向着敌伪控制的中心城市和交通干线进军，这种坚决进攻的战斗精神应继续发扬与贯彻。你们要发动广大民兵配合作战，特别要组织地下军起义，里应外合的打垮顽抗的敌人，迫使敌人最后放下武器。日本法西斯的解除武装，必须使他失败才能作到。望勇敢、勇敢再勇敢，来达成完全占领天津的胜利。”

我们接到晋察冀军区首长的贺电后，通过报纸和口头传达，迅速传达到全体指战员中去。大家深受鼓舞，决心乘胜前进，争取更大胜利。二十三日上午，我二十八团和三十八团攻打天津外围的杨柳堡和杨柳青据点，经过激战，歼灭了大部分守敌，并继续扩大战果，将距杨村车站北五里的杨村飞机场完全控制，还占领了灰堆、大沽、岐口等地。与此同时，我主力一部将天津以南之伪据点李祁庄逼退，并进攻天津外围之八里台、佟楼、小王庄、马店、南楼、后尖山、土城、陈唐庄等据点，向天津南市挺进。

我军对天津的进攻，也得到天津市内地下军的积极配合。十九日晨我军向天津西车站进攻时，市内回民地下军马、张二同志即奋起协同作战，徒手夺取伪军步枪四支、手枪二支、子弹二百余发。有个工厂的工人手持木棒，夺取敌步枪二支。大红桥地下军十五人，由田、刘二同志率领，手持轮船卸货用的大钩及木棒冲入伪建设公署，伪署人员吓得四处逃匿，被他们在田野搜出三人，夺得长、短枪三支，后来，他们与进攻部队取得联系，又协助部队继续向敌进攻，截获敌人十六辆汽车的粮食，并夺得一些枪支。

我进攻天津的部队虽然英勇作战，并一度攻人天津西站，与敌人展开激烈巷战，但天津市内驻有日军第三装甲师团、独立混成第九旅团指挥机关和三个大队，加上伪军，共有一万多人，而且他们占据有利地形，凭借坚固的工事顽抗；而我们攻进去的部队较少，寡不敌众，只好撤至外围，调动部队，进行新的部署。

在进攻天津的同时，我二十三团和六十七团攻人静海县城，六十六团占领了陈官屯；十分区一部配合冀热辽军区和冀察军区的部队，从南面逼进北平城下。我冀中军区另一部，打下保定周围的北大冉、张登等据点。三十三团夜袭保定西关伪绥靖军第六集团军司令部，毙伤日、伪军六百多人，俘日、伪军五百多入；还有一部分队伍配合冀晋军区的部队，拔掉了石家庄外围据点，围困日、伪军二千多人。六分区的七十一团和七十二团攻占束鹿县城和磨头、王家井、贡家台等十六个据点，全歼守敌。

我军大反攻的声势使日、伪军大为震惊。八月二十二日，天津南郊伪自卫团四百多人，由伪团长率领向我军投诚。同日二十时，献县伪联队长张洪烈率伪军七百余人，带着轻机枪三挺、迫击炮一门、掷弹筒三具、步枪五百余支，在沧县以西的崔尔庄一带宣布起义，并立即配合我军向敌进攻，以图报国，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军区当即委任张洪烈为冀中独立第一总队司令，并发给张部六万元以示优待，体现了我军对起义官兵的政策。

八月二十三日，冀察军区部队解放下日本侵略军在察哈尔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中心张家口，取得了重大胜利。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随即迁入张家口，使张家口变成晋察冀解放区的首府。喜讯传来，围困天津的部队士气更加高昂，把天津的日、伪军紧紧包围。不料，此时我们在天津近郊发现一架又一架的美国飞机经天津上空向北平飞去；正在揣摩这些美国飞机在“忙”什么？没多久，上级通报情况：原来这是美帝国主义正“忙”着帮蒋介石运兵，来抢占大城市和战略要点，准备打内战。天津市内被包围的日、伪军可能也接到了蒋介石的通报，一反前几天悲观绝望的情绪，嚣张起来，疯狂地进行抵抗。整个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美蒋合作，日伪顽合流了。我们面临着空前严重的内战危机！

党中央为避免内战，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避免内战的紧急措施。同时，考虑到形势的恶化，我军继续夺取大中城市比较困难，党中央及时改变了军事斗争方针，指示我们，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交通要道，集结必要的兵力，尽量广占乡村和夺取小城市，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同时，要发动群众斗争，抓紧时间整训部队，准备应付新的局面，作持久打算。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晋察冀军区立即调整了部署，除挺进东北、热河和察哈尔的部队，仍按原计划行动外，各军区主力从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唐山、太原等大、中城市周围迅速转移，立即回师内地和解放区边缘，攻占日、伪军占据的城镇。

我冀中军区部队主力奉命从天津周围转移，将矛头指向大清河北。这时，大清河北的日军已逃往天津去了，留下城镇据点里的汉奸和伪军依仗有蒋介石的撑腰，气焰仍很嚣张。他们没有料到，我们从天津杀个回马枪，连克冀中十三座县城，将日、伪据点扫除得干干净净，并趁势收复了这一带的许多村镇。

九月二日，日本帝国主义正式签字投降。抗战胜利了，本来人民应该过和平幸福的生活了，然而，蒋介石要坚持其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为了抢夺胜利果实，竟冒天下之大不匙，再次把人民推进内战的苦海。

为了保卫抗战胜利果实，保卫人民的和平幸福，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了伟大的解放战争。

一九八五年八月，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的时候，我再次回忆起当年的战斗生活，心潮澎湃，曾写下《忆平原作战》七律一首。这首诗的“小序”中写道：“平日常忆当年平原作战事，今逢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思之尤甚。想艰苦岁月里，人民支援我军以血以乳，方使我得以驰骋平原，夺得胜利。抚今追昔，感慨万千，以诗记之，缅怀平原父老。”

驰聘平原征战梦，年年岁岁忆故人。箪食壶浆迎子弟，同仇敌忾逐瘟神。直师为壮渐成壮，哀兵必胜终得胜。此身行将沐晚露，尤忆平原父老恩。“终得胜句”：《左传·信公二十八年》有“师直为壮曲为圭”句；《老子·六十九章》：“抗兵相苦，哀兵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