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我奉命调晋察冀军区第二纵队任政治委员。当我到军区报到时，才知道第一纵队司令员杨得志同志也与我同时调第二纵队任司令员。军区首长交代任务后，派一部吉普车送我们二人去上任。当时我们心里都明白，此去担子不轻，所以一路上谈的全是怎样把这支部队带好，多杀敌人，多打胜仗，不辜负领导的信任。在此之前，我虽然没有与杨得志在一起共事，但久闻大名，知道他作战勇敢，指挥果断，带兵有方，长征中，他率红一师第一团担任前卫和先遣任务，曾组织突击队（后被誉为“渡河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为我们后续部队打开通路，名扬全军。在车上，他又说了许多整顿部队组织纪律，提高部队军事素质的很好的意见，更使我感到他确是一位具有丰富经验的军事指挥员，名不虚传，更增添我搞好工作的信心。到二纵队之后，我们一起深入部队调查研究，了解分析部队的情况，随后他抓行政管理和军事训练，我抓党的建设和思想工作，分工协作，互相支持，很快有了成效。在不久后的一次战斗中，我们纵队就以极小的伤亡俘敌二千多人，缴获不少武器，士气大振。一九四七年四月八日，我们率部参加正太战役，攻克定县，取得了歼敌一个团的胜利。这次战役，我们与兄弟部队一起，共歼敌两个师及大批反动地方武装共三万五千余人，控制了正大路三百六十余里，切断了太原与石家庄之敌的联系。从此石家庄成了孤城，打通了我晋察冀与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联系，使我军的力量更加强大。接着，我纵队活跃于平汉路上，开展运动战，又打了多次胜仗，特别是“三打徐水”，打一次，消灭敌人一个团，打三次，共歼敌三个团，使我更深刻领会毛主席关于打运动战的战略思想。

一九四七年五月，全国解放战争已逐渐转入战略反攻阶段。晋察冀军区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为了机动作战，正式组成晋察冀野战军的领率机关，调杨得志为司令员，罗瑞卿兼第一政治委员，杨成武为第二政治委员，下辖第二、第三、第四纵队，共九个旅。杨得志调离我第二纵队后，陈正湘继任纵队司令员。

部队整编后，晋察冀野战军为配合东北夏季攻势，牵制平津地区之敌，六月十二日，率我第二纵队及兄弟纵队向津浦路北段出击，发起青沧战役，至十五日即解放了青县、沧县，歼敌九千五百余人，控制铁路一百五十里。六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六日，晋察冀野战军又乘敌第五十三军及第四十三师增援东北，第十六军东调，平汉路北段空虚之际，发起了保北战役，率我二纵及兄弟纵队向保定以北之平汉路出击，歼敌第十六、第九十四军各一部，共八千余人。

一九四七年十月上旬，蒋介石从华北地区抽调四个师增援东北。华北敌军为防我军乘虚攻击，遂集中主力加强铁路沿线防守。十月十一日，晋察冀野战军率我二纵及兄弟纵队，乘敌兵力空虚之际，发动了清风店战役，在运动中歼敌一万七千余人。接着，又乘石家庄守敌第三军主力在增援清风店时被我歼灭，敌人军心动摇、守备薄弱的时机，于十一月十二日攻占石家庄市，歼敌二万四千余人。石家庄的解放，开创了我军攻占敌军大城市的先例。使我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从而使我军的后方更加巩固、广阔，华北局势为之一新。我们二纵队经过这一年的战斗锻炼，也迅速成长起来了。

一九四七年冬，根据中央和军区、野战军的指示，我纵队利用战斗间隙开展了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的新式整军运动。根据我纵队的实际情况，当时的指战员大多来自晋察冀等抗日根据地的子弟兵，许多年轻战士亲身受地主、恶霸的阶级压迫剥削之苦较少；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我军的战果不断扩大，部队中从国民党军队解放过来的战士日渐增多，而这些“解放战士”大多出身于贫苦农民，受地主恶霸、国民党反动派和旧军官的压迫深重，苦大仇深，为激发其阶级仇恨，我们在诉苦教育中，以“解放战士”为重点，引苦忆苦，召开大、小会议诉苦，使全体指战员都受到阶级教育，认识到旧社会的罪恶和两个社会（解放区与蒋管区）、两种军队（解放军与国民党军）的本质区别，从而下定决心，要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不再受二遍苦，不遭二茬罪。与此同时，我们还通过“三查三整”，进一步发扬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清查出个别混入我军的不纯分子，纯洁了队伍，加强了组织纪律教育，整顿了思想和作风，开展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使部队上下团结一致，面貌焕然一新。这个新式整军运动是我军政治工作和发扬“三大民主”在新形势下的一个重要发展，也是当时全解放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和整党运动在军队中的反映。它大大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组织纪律性和战斗力，同时也极其有效地加速了把大批“解放战士”改造为我军战士的过程，并积累了改造“解放战士”的经验，对于我军的巩固扩大和作战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三查三整运动中，我经常深入部队了解情况，并与各级干部回顾和总结一年来几次战役战斗的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我又特地找各级政工干部座谈，专题研究在新形势下战时政治工作的经验。每次总结、座谈，我都认真地听，细心地记，回来后用心地思考，联系解放战争以来，甚至是二十年来历次战役战斗中政治工作的经验教训，亲笔写出了一个“战时政治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提纲。一九四八年二月上旬，我和陈正湘司令员主持召开了全纵队营以上干部会议。在会上，我作了这个政治工作报告。此时杨得志司令员虽已调离第二纵队，但他作为野战军司令员仍很关心二纵队的建设和发展，亲自参加这次会议，并作了指示。因为我这个政治工作报告是来自群众在实战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现在又回到群众中去进行讨论，更引起了大家的兴趣，都纷纷发表意见，进行补充和修正，使报告更趋成熟。会后，我又经过认真思考、修改，删去了大家都已熟悉的一些战役战斗经过情况，并经党委讨论通过，形成文件印发到部队贯彻执行。这对此后我纵队改进领导作风、加强战时政治工作起了较好的作用。今天，我在回顾二纵队这段经历的时候，再翻开这个报告提纲，把当年删掉的一些战例补充进去，记述于下。我想，这也许可以帮助我阐明多年从事战时政治工作的一些体会吧！

早在我军建军初期，毛主席就明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84页）我们现在执行的就是去年（指一九四七年，下同）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出的“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个伟大、光荣的政治任务。我们的政治工作要保证全军指战员在必胜的战斗中勇猛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一切敌人，胜利地完成这一政治任务。为了完成这个政治任务，它应适应战时特点开展工作，才能充分发挥作用，收到预期的效果。现在，我就如何加强战时政治工作问题提出几点意见。

第一，战时政治工作的领导必须掌握的几个问题：

一、贯彻战术思想，适应战术要求。

我们的战术思想是什么呢？我们的战术思想就是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战术思想，打歼灭战的思想；它是积极的、主动的、进攻的战术思想，不论任何情况下都是如此。因此，政治工作人员首先必须懂得这个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保证全体指战员都懂得这个思想。

毛主席在“十大军事原则”中告诉我们说：“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的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43页）凡是掌握了这个思想的都取得了胜利；凡是未认真掌握这个思想的，都是只取得了部分的胜利或得不到胜利。毛主席又告诉我们说：“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43页）“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毛泽东军事文选》第299页）这样，敌人强的也变成了弱的。去年四月八日至五月四日，我们第二纵队和兄弟纵队一起，发起了正太战役，向正（定）太（原）路的国民党军发起进攻，先后攻克正定、栾城两座县城及石家庄外围据点九十余处，歼敌一万多人。当时保定以北敌军正在进攻冀中解放区。我晋察冀军区和野战军首长不为敌人行动所牵制，继续指挥我们西进，迅速攻占正大路阳泉以东各据点，并围攻阳泉工矿区，诱出太原敌人两个师来援，将其包围全歼于测石驿地区。这个战役共歼敌三万五千余人，攻克了阳泉工矿区和平定、寿阳、获鹿、井陉、盂县、定襄等县城，控制了正太路三百六十余里，切断了太原与石家庄之敌的联系，使石家庄成为孤城。接着，六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又发起了青沧战役，向津浦路北段之敌出击，解放了青县、沧县，歼敌九千五百余人，控制铁路一百五十里。六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六日，我军又乘敌第五十三军及第三十四师增援东北，第十六军一部东调，平汉路北段空虚之际，向保定以北的平汉路出击，歼敌第十六军、第九十四军各一部，共八千余人。经过这几次连续的战役，石家庄即成了一座孤城，踞守在石家庄的蒋介石嫡系第三军也变成了弱的，为我们消灭它、解放石家庄创造了条件。

去年十月上旬，蒋介石从华北地区抽调四个师增援东北战场，华北敌军恐我乘虚攻击，遂集中主力加强铁路沿线防守。我晋察冀军区和野战军首长为配合东北野战军的作战，决心乘敌兵力空虚之际，集中主力围攻徐水，吸引敌人来授，以便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所以，十月十一日，我们开始破击徐水、固城段铁路，继而围攻徐水，准备围城打援。后来，因为援敌多路齐头并进，不容易分割歼灭，与敌成为对峙。此时，得知石家庄之敌第三军除留下一部守城外，军部率第七师并指挥第十六军一个团企图北开保定，协同徐水以北固城地区之敌第九十四军和徐水东北容城地区之敌第十六军一部南北夹击我军。由于敌情发生变化，敌变我变，军区和野战军首长遂于十月十七日改变战役决心，除留下我们第二纵队第五旅和第三纵队第七、第八旅以及独立第七旅在保定以北地区牵制敌人并准备阻援外，十九日，令我第二纵队第四、第六旅和第三纵队第九旅、第四纵队全部，以强行军兼程南下，准备歼敌于方顺桥以南地区。我们第四、第六旅一昼夜强行军一百二十五公里，于二十一日二时与兄弟部队一起，将敌包围于清风店、西南合地区，二十二日即全歼该敌一万七千余人，并活捉敌第三军军长罗历戎。清风店战斗的胜利，使石家庄守敌第三军余部军心大为动摇。我军即乘胜于十一月六日进攻石家庄，经过六天激战，突破敌修筑得十分坚固而完备的三道防线工事，胜利地解放了石家庄。毛主席在“十大军事原则”中还告诉我们：“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144页）打运动战的思想也是毛主席、朱总司令一贯的战术思想。运动战的特点就是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无固定的作战线，时西时东、时南时北，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诱敌深入，调动敌人，在运动中歼灭它。清风店战斗打的是运动战，去冬开始至今年一月发起的平汉北线战役，打的也是运动战。我晋察冀野战军解放石家庄之后，敌人竭力要巩固其（北）平、（天）津、保（定）三角地区与各铁路沿线的防务，急忙调兵从北平南下涞水、涿县、定兴、徐水、保定等地区。我军为了分散和调动敌人，除以第六纵队佯装围攻保定的态势以吸引敌人外，主力从定县北上，破击敌人铁路线，寻机歼敌。敌人是机械化部队，靠火车、汽车在平汉、平绥路上来回调动；我们则靠两条腿在平汉线至平绥线之间的山区来回地跑，在两线附近寻找战机。这样扭来扭去，结果在涞水附近的庄町歼敌新编第三十二师五千余入，打死敌师长李铭鼎；在北义安以东袭击敌傅作义部的“王牌”第三十五军军部，毙伤敌六百余人，打死敌军长鲁英麟；在吴村、高洛战斗中，击溃了敌“王牌”第三十五军的第一零一师，毙伤俘敌六七百人。

我们回顾近十个月来贯彻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战术思想所取得的胜利，目的在于使各级干部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更深刻地领会这个战术思想，并运用成功的战例去向广大战士作宣传解释，使每个战士都懂得这个战术思想。不然在这样战斗行动频繁，转来转去，甚至扑空的情况下，我们总是忙于解释工作，政治工作有时就显得被动、无力。同时，我们在宣传解释战术思想的时候，还要讲明我们的作战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战术要求是“以小的牺牲换取大的胜利”，只打有准备有把握的仗，并不是蛮打胡于的拼命主义。所以，上级如果确定要打，大家就要同心协力，奋勇歼敌。提倡用智慧作战，提倡勇敢加技术；不打则已，一打就要歼灭敌人，求得伤亡小，胜利大的目的。

现在许多战士甚至老百姓都懂得我们的战法，如说：“转来转去又快要打胜仗了。”“敌人又快该倒霉了。”所以，我们必须把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战术思想告诉全军和人民，这是很有益处的。这不是秘密的东西，敌人知道也没有办法。

我们的战术思想既然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打运动战的思想，那末，为了争取歼灭战的胜利，在兵团作战中协同作战就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的政治工作必须保证战斗的团结，保证动作的协同，坚决执行命令，一切从全局着眼，一切为了歼灭敌人。可是，现在我们部队里还存在着三种错误思想：

第一种错误思想是愿意进攻，不愿意阻击。因为进攻战一般都是俘虏多，缴获多，战果显著；而阻击战有时要经受住敌人数倍兵力的冲击，伤亡大，俘获少。

第二种错误思想是不能正确处理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在战斗中缺乏主动的协作精神，互相等待观望。今年一月，第三纵队攻击涞水县城守敌，我们第二纵队集结于拒马河以西的姚村、塘湖一带，掩护第三纵队攻城，并待机打援。敌人为解涞水之围，一月十一日由保定急调了第一零一师（师部率两个步兵团）和新编第三十二师乘汽车驰援。当晚，敌新编第三十二师在涞水附近的庄町与第三纵队遭遇；十二日拂晓，敌第一零一师也由定兴经北侯西渡拒马河进占吴村、高洛。这时，野战军首长迅速改变了战役决心，决定我第二、第三纵队先歼灭援敌，再歼涞水守敌。我纵队一个旅先与敌第一零一师遭遇，组织反击，经过半天战斗，发动了两次攻击，将敌压缩于吴村（一个仅二百户左右人家的小村），当晚又进行了四次攻击，给敌以杀伤。但由于协同配合不好，没能扼住拒马河岸，致使我主力尚未赶到之前，敌已渡河东窜，只打了个击溃战，未能全歼该敌，这个教训应该吸取。

第三种错误思想是只从俘获多少上打算，不从完成歼敌任务上着眼；有时完成了艰巨任务，自己伤亡较大，俘获却很少，由此产生不高兴或埋怨情绪。有这种错误思想的同志，应该向第四旅学习。在清风店战斗中，敌第三军在我军打击下，企图向东突围，被我第四旅和十二旅堵截在西南合地区。四旅的指战员一昼夜仅吃一顿饭，长途奔袭一百二十五公里，以四倍于敌的速度，提前四至六小时到达预定地区，并立即投入战斗，担负艰巨的阻击任务，打得十分英勇顽强，伤亡很大，直到兄弟部队赶到合围，把敌全歼，而他们自己的俘获却不多，对此毫不埋怨，表现了高尚的风格，在野战军干部会议上，已受到野战军首长的表扬。他们为了全局利益，为了全局的胜利，而不为自己的俘获打算，是给人民立了大功的。

对于我们部队中存在的上述三种错误思想，没有的要防止，已经有的要迅速、坚决地克服。

我们要贯彻战术思想，打好歼灭战，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精心计划，坚决奋勇。不论军事、政治、后勤工作，都应该根据敌情、我情、地形、气候等客观情况，精心地计划。有了精心计划还不够，要使计划得以实现，还要发扬坚决、奋勇的战斗精神，也就是说，要有消灭敌人的决心和雄心。坚决、奋勇就是奋不顾身，不仅战士应该这样，干部尤应身先士卒。在过去的战斗中，我们曾发现有个别干部临阵脱逃的，甚至个别营干冲锋在后、退却在前的，这就不是坚决、奋勇，而是可耻的逃兵，应该受到纪律甚至军法的制裁。

还有一点应该说明的：野战军首长曾经告诉我们，情况不明不打（当然不是绝对的）；没有准备不打；没有把握不打。但这只是高级指挥机关下决心的依据，而不是下面谁都可以这样借口没有把握不打的。我们必须普遍告诉战士、干部，使大家信赖上级领导指挥的英明，坚定必胜的信心，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

二、掌握运动战的特点开展政治工作。

我们现在进行的战斗主要是运动战，因此，必须掌握运动战的特点去开展政治工作，才能与战争相适应。运动战的特点是什么呢？

一是情况变化快。敌我情况、战斗性质、战场、地形、工事、民情都在不断地变化，有时变化得很快。因目前敌人还可利用铁路、公路运输兵力，行动迅速。比如吴村、高洛战斗，敌第一零一师仅一天一夜就从保定乘汽车赶到吴村、高洛，准备增援涞水守敌，速度是相当快的。当我们发现敌人时，还没有查明敌人的番号、兵力，即匆促投入战斗。这也是未能全歼该敌的一个客观原因。

二是任务变化快。由于情况变化快，进攻、防御、野外、村落、攻坚、打援、追击等任务，就要随情况的变化而很快改变。

三是行军多，转移多。我们要调动敌人，实行大踏步的进退，以捕捉战机歼灭敌人，必然要多行军、常转移。因此，就必须告诉全体指战员做到几个不怕：一不怕多走路，而且要学会走路。我们要学习四旅一天一夜强行军一百二十五公里的顽强精神。他们平时练就了“飞毛腿”，连走带跑；少数实在走不动的就滚、就爬，硬是从徐水东北的霸县地区经任丘、高阳按时赶到了清风店，并立即投入战斗。有些同志说：“胜利在脚”，一点不错，如果不这样，我们就不可能获得清风店战斗的胜利。二不怕走冤枉路，不怕扑空。因为我们要捕捉战机，有时不一定抓得住敌人，有时虽发现了敌人，但敌情、地形等条件对我不利，也不能打，所以扑空和走冤枉路是难免的。三不怕走夜路。为了保守秘密，防止天空和地面敌人的侦察、轰炸，走夜路也是必要的。四不怕疲劳、不怕困难。我们要克服疲劳和一切困难，去夺取胜利。

四是时间紧、工作多。我们去年上半年连续行军作战，只休息过两次，总共才二十多天，工作是很多很急的。如果我们不抓紧点滴时间，采用行军时谈、开会座谈、个别谈、集体谈和出政治通报等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开展政治工作，那我们越需要政治工作，就越没有政治工作。

五是部队人员流动大。由于连续作战与战争的发展，干部、战士的伤亡、升迁、调动、补充都很频繁，有时一个连队在几个战役打完之后，人员几乎大部分更新。这就需要不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保证部队各种组织的健全和优良传统作风的继承和发扬。

三、战时政治工作的任务与要求。

根据上述运动战的特点，战时政治工作的具体任务与要求是什么呢？

一要进行反复的不间断的政治工作，坚定决心，提高信心。进行动员时，在保守秘密的条件下，一定要宣布任务，提出要求，使全体指战员明确任务，心中有数。动员以后还要逐级检查决心，解决下面提出来的一些问题，把政治工作贯串于整个战役战斗的始终。现在有些部队的工作，前方有，后方没有；战士有，干部没有；战时有，战后没有；战前战后有，战中没有，今后必须纠正。

二要有预见性。我们可能打什么仗，可能到什么地方，打什么敌人？我们有些什么样的战士，可能发生什么情况？都必须事先调查研究，准备方案，布置工作。有了调查研究就有预见性，就能主动地进行工作。如去年我们到有些山区作战之前，事先了解到山区人烟稀少、道路崎岖；当地老百姓吃水都是挖一个很深的水窖，利用雨季和冬季把雨水、雪水积存起来用一年，吃水特别困难。所以，在动员时，事先告诉部队，到山区作战可能遇到行军难，喝水、住宿、吃饭难等问题，要求大家节约用水，维护群众利益，使大家精神上有充分准备，结果到那边遇到困难时大家不说怪话。后来由于群众的积极支援和后勤工作的努力，减少了困难，大家又很满意。可是，现在我们有的部队的政治工作很少调查研究，常常是主观主义“一、二、三、四”地布置工作，到了下面就连“一、二、三、四”也没有了。往往情况一变化，就无法应付。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就是调查研究中对于敌情的侦察、判断和估计十分重要，来不得半点马虎或主观主义的猜想、臆断。因为对敌情估计过高，容易引起恐敌心理；估计过低又会产生轻敌麻痹情绪。今年一月的吴村、高洛战斗，由于侦察工作没有做好，与敌人战斗了几个小时，还不明敌人的番号和兵力。开始认为这股敌人是新编第二军部队（即伪军刘化南部队改编的杂牌军），兵力也不过一个团，战斗力不强，把敌人估计过低。在两次捉到几个俘虏审问，并检查了俘虏佩带的符号后，都证实是敌第一零一师的部队，但还不肯相信，以为是敌人耍的花招，仍然麻痹轻敌。十二日下午，敌人已被压缩到吴村，我们未作充分准备和周密部署，就再次发动攻击。后来，见敌人兵力多、火力强，连攻四次未克，知道确实碰上敌人“王牌”第一零一师了，但又把敌人估计过高，犹豫不决，等待主力增援；甚至十三日早晨发现敌人在拒马河上架桥，转运伤员，也未能果断地堵截敌人过河的退路，牵住敌人，结果使敌人逃脱了。

三要实事求是，积极主动，及时掌握情况，并切实处理。政治工作的实事求是精神非常重要，历史上有过这样的教训：一九四五年秋，日本帝国主义刚宣布投降不久时，我们冀中军区野战纵队奉命从冀中开往张家口，执行保卫张家口的战斗任务。在行军中，发现少数冀中战士不愿远离家乡，怕过平汉路，怕到张家口。面对这种情况，有的营教导员不是积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而是采取欺骗的办法。部队明明要过平汉路，教导员硬说：“我们保证不会过铁路。”过了路又硬说：“我们保证决不会到张家口。”结果还是到了张家口，战士大为不满，损害了政治工作的威信。所以，我们的政治工作无论对干部、战士，还是对老百姓，都不能欺骗。

我们的战术是进攻的、主动的、积极的，因而我们的政治鼓动口号也应该是进攻的、主动的、积极的。我们部队在战前动员时召开誓师大会，开展杀敌立功竞赛运动，提出：“谁英雄，谁好汉，战场比比看”，“多杀敌人多缴枪，立功喜报寄家乡”等等口号都是激励斗志的好口号。在战斗中，根据战斗任务适时提出鼓动口号也很有作用。例如，在去年的高炎战斗中，第十一团一个连队渡河追击敌人时，敌人企图反扑，有的人发生动摇，连长就提出口号：“在敌火力下撤退就等于死亡！”大家马上奋勇把敌人打下去。在吴村、高洛战斗中，第十四团一营与敌人对峙，双方都想发起冲锋，一营长李宏德便果断地提出：“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先发制人发起冲锋，打破了敌人的冲击计划。这些都是积极的、主动的、进攻的口号。

政治鼓动口号必须明确、肯定、简短、有力。有些口号太长，不好记；甚至分段喊起来意思相反，倒起了反作用，这是不好的。我们提出口号时，还必须把口号、命令与行动三者结合起来，使口号真正贯彻下去。在吴村、高洛战斗中，第十四团一营在下达命令让一连冲锋，并提出“先下手为强”，“冲锋杀敌立功”的口号后，副营长和教导员又带领连队冲上去，把敌人占领的房子夺回来，这是很好的。反之，有一个连长下达了冲锋的命令，提出了“冲锋杀敌立功”的口号后，自己却畏缩不前，影响很坏，这就必须给予纪律处分。

我们要搞好政治工作，还必须善于发动群众，发挥来自群众的创造和行动的口号。这就是说，不仅政治工作人员要做政治工作，军事指挥员和战士也应该积极做政治工作。在吴村、高洛战斗中，有些人发现守敌是傅作义部的“王牌”第一零一师时，出现了惊慌情绪，这时，有一个战士提出：“不管它是傅作义的，或者是刘化南的，我们都要消灭它！”这是一个多么坚决、豪迈的战斗口号呵！可是，这个连的指导员不仅没有运用和宣扬这个口号，激励战士去消灭敌人，反而说出“情况是变化的嘛”这样犹豫、畏敌的泄气活，更加助长了某些战士的惊慌情绪。这个指导员实在不如那个战士，又如最近第六旅在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时，战士们自动写了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决心书、挑应战书，贴到墙报上去，形成了人人自觉遵守纪律、互相监督的良好风气。这些都是战士自觉的创造，我们应该把它迅速发扬，推广全军。

四要灵活机动，不失时机。战时情况变化很快，我们的口号和问题的提出都要有一定的灵活性。例如，下达战斗任务和进行政治动员时，依据当时的情况，可以提出某部担任主攻，某部担任佯攻。可是，战斗发起后，主攻方向受阻，而佯攻方向正是敌人的弱点，此时，军事指挥员和政治领导干部就应临机应变，改变部署，把佯攻方向改为主攻方向，及时下达新任务，提出新的战斗口号，激励部队抓住敌人的弱点进攻敌人，争取战斗的胜利。如果部队因临时改变任务，急于行动，没有时间进行工作，我们可以边行动边动员，不失时机。

五要坚定，要顽强。在紧急情况，特别是受到挫折的情况下，最需要政治工作，因为那个时候思想最混乱，如不及时进行政治工作，就最容易出问题，迟缓就会坐失时机，遭受损失。所以，必须及时进行政治工作，发现问题迅速解决。在受挫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做好这几项工作：

首先，要及时掌握思想动向，进行宣传解释，迅速恢复与健全组织，重新组织力量，补充干部，把部队的情绪很快稳定下来。

接着，要迅速检讨经验教训，找出受挫的的主要原因，表扬英雄模范和功臣，处理动摇分子，教育部队吸取经验教训，准备再战，为牺牲的烈士报仇，挽回损失。此时，还应传播兄弟部队的胜利消息，以鼓舞士气。但捷报一定要真实，过去有些部队为了给友邻部队打气，假报情况，那是违犯纪律的。

与此同时，要组织专人迅速、适当地处理善后工作，抢救、转送伤员，掩埋烈士遗体。但不准把伤员和烈士遗体都集中在一起，更不准摆在行军路旁、道口，以免影响部队情绪。

在部队受挫的情况下，上级首长亲自去进行解释、鼓励和慰问，是很有作用的。此时，上级首长还可以发动与其协同的友邻部队给受挫部队写信慰问、鼓励，也可以发动两个部队互相写信鼓励或开展竞赛。总之，在这种情况下各级干部不应沮丧，任何一个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垂头丧气，都是表示他的不坚定，这种不坚定的情绪足以影响部队。

第二，战时政治工作的领导作风与工作方法问题。

由于战时情况、任务变化得快，政治工作的领导作风就必须发扬高度的战斗性，以战斗的姿态，抓紧时间，利用空隙，雷厉风行地去开展政治工作。要习惯于边行军边做工作，边打仗边做工作。情况不允许时，可以写条子；敌人火力密集通不过去，还可以用石头绑着条子扔过去；不能大声说话，可用接耳宣传。说比不说好，做比不做强，反对拖拉等待，反对打“哑巴仗”。工作中“宁可准备过早，不可失之过迟”。

我们提倡战斗作风，并不能因此而工作简单化。在工作中，仍应深入、细致、扎实。当我们领受任务之后，就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之下，集中计划，然后分配干部下去，就地传达，就地教育，就地检查，就地解决，就地总结，一抓到底。一般说来，战时要上面的同志多下去，不要下面的同志多上来。作为上级干部，要尽可能实行面对面的领导，重点检查与帮助下级。要分别一个团、一个营、一个连或一个问题去检查，才能抓深抓细。在实行集中计划、分散领导的情况下，上级领导还应掌握一定的机动力量。因为在战斗紧张时，常常电话不通，写信派通讯员也不行，这时派出得力干部当“通讯员”是非常需要、非常重要的。过去有些同志认为把他当作机动干部是轻视他，这种想法不对。如沧县战斗时，我们的一科科长王又新就当了“通讯员”，马上下去第五旅传达任务和首长指示，起了很好的作用。我们的工作要发挥创造性，不要固守老一套，要适应情况与任务，创造新的工作方式方法。创造性那里来呢？上面我已经讲过，主要来自群众。只有走群众路线，向群众学习，新的东西就出来了。我们一方面固然要反对老一套，但另一方面对“老一套”要有辩证的看法。有些老一套的东西对一些没有这老一套的部队和人来说还是新的；老一套的东西里面也有新的内容。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二十年前就有了，但今天还如同新的，这是由于人员变了，或者没有很好地教育，或很久以前教育过，现在已经淡忘了，仍然需要反复教育。

要培养战斗作风，必须坚决做到“五到、五快”。

所谓“五到”：

一是口到。要随时讲到问到工作怎样做法，工作有何困难，有何成绩和经验？

二是脚到。工作布置以后，脚就要走出指挥部，到下面去。

三是眼到。要随时看看下边的工作情况，但不是走马观花，而是要看出问题来。

四是耳到。要听听下面的汇报，听听大家的呼声。

五是脑筋到。要开动脑筋，时时考虑连队的工作，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如果不开动脑筋，那末口到、脚到、眼到、耳到都是形式的，即使发现了问题，也不可能很好地解决。

所谓“五快”，就是：

一要布置、动员、解释快。今天要做的工作，不要拖延到明天；现在应做的工作，不要拖延等一会；更不要纵队今天传达，旅明天传达，团后天传达，营大后天传达，一个挨一个，不知什么时候才传达到战士那里去。以后可多开“一揽子”会议（但党的会议与行政会议要分清，要分开），或由上级派人下去传达。

二是整理组织快。特别是战时，组织一有变化，应立即整理，健全起来。在条件许可时，可用民主选举；不可能时，即指定临时代理人。

三是总结经验教训快。一边进行工作，一边搜集材料，工作一结束就应总结。

四是上下级联系、反映情况快。上级首长和领导机关应该深入基层，反对官僚主义作风；但下面也要及时把情况反映上来。现在一些部队执行报告制度很差，有时来的报告繁杂冗长，抓不住中心，甚至“克里空”。今后把主要的收获和经验教训报告上来就行了。写报告来不及，电话报告或派人来口头汇报都行，目的就是要快。

五是解决问题快。我们的政治工作，不仅要了解情况，提出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解决问题。如果不能解决问题，或解决问题慢，在今天部队频繁地运动和作战的情况下，政治工作将成为“马后炮”，失掉应起的作用。

要做到“五到、五快”，必须树立两个观念：

一是责任观念。要有对战争高度负责的观念，不怕一切疲劳、困难和牺牲，以不屈不挠、坚忍不拔、积极进攻的精神去完成任务，争取战斗的胜利。

二是时间观念。现在我们不是有没有时间的问题，而是能不能争取和利用时间的问题。我们不要浪费一分钟、一秒钟的时间，行军和作战的环境中，也要紧张地去进行工作。同时，我们要善于科学支配时间，使一分钟、一秒钟都发挥作用。在这里，我们要求每个同志在时间上要照顾别人，照顾上级，照顾下级，坚决反对工作中的本位主义。反对罗嗦，反对清谈，反对净是和别人争时间的消极态度。

要做到“五到、五快”，还必须实现下面的几点要求：

一是上下一致。因为我们是一个战斗的整体，各项工作都是相互联系的，要快，上下都要快。团以上机关的拖拉作风必须迅速纠正，如下达命令、指示，就要讨论快，起草快，审查快，写得快，校对快，印得快，发得快；下边的同志接到命令、指示后，也要研究快，布置快，检查快，总结快。就象一部机器，马达一发动，各部机件都运转起来，工作效率就提高了。

二是军政一致。军政干部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互相配合协调，不要各干各的。要多开些联席会议，进行讨论研究。党委决定后，军事、政治、后勤工作，各负其责，齐头并进。

三是善于组织与使用力量。工作要有重点，不要平均使用力量。同时，各级领导应掌握一定的机动力量，随时使用到突击方向上去。

四是工作任务要明确具体。要抓住每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再辅以其他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但每个时期的工作任务不可过重，以免影响中心任务。机关各部门都要围绕中心任务开展工作，不可各搞一套。

五是在战时，司政机关与领导干部，应尽量靠拢，住在一处，以便及时商量工作。过去有的因喜欢住得舒服，怕集中一起住宿拥挤，这种现象要立即纠正。

第三，对战时政治工作人员的要求。

战时政治工作的好坏，政治工作人员负有主要责任。因此，要求政治工作人员：

一要开动机器，动脑筋、想办法，经常调查研究部队的情况，集中精力搞好本职工作。现在有些政治工作人员，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在军事指挥上面，放弃了本职的工作，这是错误的。产生这种情况，一方面固然是这些同志出于对争取战斗胜利的责任感；但另一方面，有的同志对政治工作不熟悉，又不很好钻研；个别同志还夹杂着一些个人英雄主义的成分。我们应该明确，政治工作人员在军事指挥上只是协助军事指挥员，不能越沮代庖，放弃本职工作去代替军事指挥员指挥。

要做好本职工作，必须细心研究上级指示，及时主动地了解上级意图。

现在有些同志不认真研究、学习上级的命令、指示，这是政治责任心不强的表现。我们不仅要很好地研究上级的命令、指示，而且应该及时主动地去了解、领会上级的意图，遇到不明确的间题，还要主动地请教同级或请示上级，切勿敷衍了事。

二是军政干部最好同时受领任务，如情况不允许，受领任务回来的同志，应及时向没有去的同志传达，共同商量布置工作。

三是政治工作人员的位置，原则上是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但一个指导员带一个班去冲锋，放弃了对全连的领导是不对的。营长和教导员有时可以分散，一般以在一起为好。团长、政委、政治处主任也应在一起好，但不是机械的。这样便于商量工作，及时处理问题。

四要充分发挥连队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连队党支部是战斗的堡垒；党员、小组长、支委和功臣、模范是连队的战斗骨干。要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更好地团结教育骨干，发挥他们的模范带头作用，形成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带动群众去完成各项战斗任务。

五要严格掌握战场纪律。政治工作人员要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一切行动听指挥，做到令行禁止。特别是要严格掌握战场纪律，提高警惕性，防止发生逃亡、投降、投敌和制造、传播谣言等政治事故，对战场投敌分子应该采取紧急处置，任何人部可以用强硬的手段制止投敌行为，直至开枪把他打死。对临阵畏缩分子，要加强思想教育，并组织骨干帮助、监督他，防止发生事故。

第四，战场爱兵问题。

战场爱兵最重要的是爱惜战士的生命，也就是说，要避免一切可能避免的伤亡，特别是避免大量的伤亡。现在之所以要这样着重提倡它，是因为我们的精心计划、战术素养、军事技术和战场纪律还不够好的缘故。

怎样实行战场爱兵呢？我看过一本苏联小说，叫《恐惧与无畏》。这本书里有一段对话对我很有启发。指挥官潘菲洛夫说：“打仗前不要可怜士兵，但打仗时要好好爱护士兵。”他要求军官要用智谋、用战术、用智慧战胜敌人。他说：“你用刺刀只能杀一个敌人，但你用智谋可以杀敌人一千个。”潘菲洛夫在一次战斗发起之前对他的营长莫梅什乌雷说：“你指挥一营人作战，是不容易的事情。”营长表示决心说：“但是我若牺牲，我会光荣牺牲的！”他就问道：“是同一营人一块牺牲吗？”营长回答说：“是的，同全营一块！”潘菲洛夫听了营长这样的回答，便风趣而又意味深长地说：“谢谢你这样的指挥员！噢，你说得这样容易，一营中有七百个人。你能统率一营人，打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仗并能保持这一营人，这样，士兵们才会感谢你的。”

毛主席告诉我们：“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47页）因为只有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才能消灭敌人；只有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更有效地保存自己，这是辩证的统一。上面引用苏联指挥官潘菲洛夫的那番话，说的也是怎样在战场上爱兵，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道理。

怎样更好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达到爱兵的目的呢？俗话说：“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苦练出精兵”，“艺高人胆大”，就是说平时要苦练，不要可怜士兵，不要单纯的、无原则的怕士兵疲劳（当然也要避免不必要的疲劳）；而要通过教育训练，提高部队的军政紊养，把兵练精。战斗前要做好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精心计划，火力组织、力量配备、队形运用、地形选择、通信联络、侦察警戒、救护伤员、指定代理人等等，都要周密地考虑到。在战斗中要坚定、沉着、果敢，灵活机动地指挥，搞好协同配合，尽可能避免无谓的伤亡。那种不调查不研究，凭主观臆断，按个人情绪去乱碰乱撞的“鲁莽家”，在今天是不会成为英雄的。再者，军政干部战前制定计划时，在时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走群众路线，召开“诸葛亮会议”，充分发扬军事民主，使战斗计划更趋完善，保证战斗任务胜利完成。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爱兵的目的，才是对党、对革命、对战士高度负责的表现。

战时政治工作的好坏，是检验平时政治工作好坏的标志，决不能“平时不烧香，急时抱佛脚”。平时政治工作的好坏，也可以检验政治工作人员的政治责任心、军政素养和实际工作水平。要提高军政素养和工作水平只有好好学习。因此，我们政治工作人员要反对故步自封、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坏作风，树立好学上进的好风气。

这次营以上干部会议后，无论政工干部或军事、后勤干部，对战时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都有了较明确的认识，进一步加强了全纵队的政治工作，使二纵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改进了作风，更自觉地深入连队进行调查研究和指导，使政治工作更有针对性和战斗性，把政治工作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紧密结合起来。在此后参加察南、保北等战役的过程中，政治工作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保证了战役战斗的胜利。

一九五零年十二月，杨得志和我率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入朝参战前，兵团政治部曾将我的上述报告提纲翻印下发到连队，供干部学习参考。此后，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也曾将这个报告提纲编入战时政治工作经验参考教材，发给学员学习参考。这是后话。

一九四八年五月，解放战争逐步转入战略决战阶段，晋冀鲁豫、晋察冀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成立了中共华北局和华北军区，聂荣臻为司令员，薄一波为政治委员，徐向前、膝代远、肖克为副司令员，赵尔陆为参谋长，罗瑞卿为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一、第二、第三兵团。我第二纵队隶属第三兵团。杨成武任兵团司令员，李井泉任政治委员。我二纵队在军区和兵团首长指挥下，又一次向绥远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