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一日，兵团在丰镇附近召开入绥以来的第一次前委扩大会议，总结了部队进入绥远后的情况，根据毛主席“一年以内经营好全绥远”的战略方针，研究确定了下一阶段的行动部署，决定留一部于集宁、兴和地区掩护开辟地方工作，巩固绥东已解放的广大地区外，集中第一、二、六纵队和第八纵队一部深入绥远腹地，向绥西、绥北进军，首先攻占陶林、武川、乌兰花、毕克齐、察素齐、磴口等城镇及周围广大地区，继而乘胜夺取包头，拔除绥西敌军的重要据点。

十月十四日，我二纵奉命由官村地区向绥西进发。进军十分艰苦，那时，江南还是秋高气爽的季节，而绥远已进入了冬季，早晚与中午气温相差二三十度。正如民谣中唱的“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草原上朔风呼号，凌厉刺骨，万木凋零，到处一派寒冬景象；有时夜间温度骤降到零下一二十度，战士们刚刚穿上棉衣，棉鞋、棉袜还未运到，大家赤脚穿着单鞋，行进在塞外草原上。正如唐代诗人岑参描绘的塞外行军的诗句那样，“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凛冽的寒风，透过棉衣象刀子一样割人。行军中，战士们不但要忍受寒冷的侵袭，还要经受饥饿的考验。部队虽带有银元、布匹，但当地群众粮食匮缺，虽有钱物，亦无粮可买。我军在长途行军中消耗的粮食不能及时得到补充，遇到缺粮区只好受饿。行军途中喝水也是个大问题。绥远有些地区多苦水，乍看起来河水、湖水碧绿晶莹，清澈诱人；可是，用手捧点水一喝，又苦又涩，所以，有的地方群众饮用水都靠挖地窑把夏秋两季的雨水和冬季的雪储存起来，以供全年饮用，真是“滴水贵如袖”。

为了保护群众利益，纵队指示各部队要尽量少用群众储水，在缺水严重的地区，部队不得不饮用又咸又涩的苦水，有的同志喝多了，便引起肚痛腹泻；有的同志用以洗手、洗脸、洗脚，寒风吹过，皮肤红肿龟裂，一道道血口子渗出了血水，痛痒难忍。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广大指战员始终不忘我军宗旨，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绥西进军中，我们看到当地群众生活十分贫困，糠菜半年粮的状况相当普遍，有的一家老小只能裹着破被偎在炕上过冬，在饥寒交迫中挣扎着。指战员们尽管自己忍饥挨饿，但是仍然节衣缩食，抽出大量的衣服、鞋袜和米面支援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绥远群众。由于国民党的欺骗宣传，进军初，群众对我军存有疑虑和恐惧心理，为了以实际行动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谣言，扩大我军影响，西进中，许多部队坚持夜间宿营在群众的牛棚里、屋檐下、门洞里、草堆边，度过了一个个滴水成冰的寒夜，天亮后还要帮助群众打水扫地，做群众工作。

我军的行动赢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拥护，使他们认清了我军的本质。饱尝国民党反动军队敲诈勒索、欺压盘剥之苦的贫苦农牧民激动地拉着我军战士的手赞誉我军是“共产党、毛主席派来救苦救难的菩萨军”。他们不怕敌军的威胁恐吓，纷纷组织起来，主动为我军带路，组织担架，侦察敌情，筹集粮款，支援我军作战，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成了鼓舞我军胜利进军的巨大动力。广大指战员以坚强的意志忍受着寒冷、饥饿和风沙等难以想象的困难，百折不挠，英勇进军，士气始终非常高昂。

十月二十二日，我纵队前进到包头以东之瞪口、沙尔沁一线，并迅速攻占该地，旋即挥军西向，直逼包头。我军的神速进展，大出敌军意料，包头守敌邓宝珊部恐遭围歼，当我军刚接近包头外围时，便于二十三日夜间仓惶弃城西逃，五旅乘势进抵市区，解放了包头市。这时，绥西陶林，武川，乌兰花，托克托，和林，萨拉齐，察素齐等城镇也已为友邻纵队攻占，归绥到包头间的大片土地均为我军解放。

包头，是绥西重镇，位于黄河河套北岸、平绥路西段终点。公路可西通宁夏、新疆，南达陕西榆林，全市七万余人口，工商业发达，为绥宁第一商业都会。包头的解放，使归绥守敌失去了绥西的重要支撑点，对绥远敌军震动很大。为了对付敌人对包头的反扑和窜扰，迅速建立民主秩序，军委决定对包头实行军事管制，电令我担任军管会主任。同时，兵团与晋绥军区首长委任赵冠英为包头卫戍司令，杨植霖为政治委员，高克林为副政治委员，沈图为军管会秘书长。杨司令员特别强调，包头是绥西重镇，在军事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政治上也有重要影响，我们不仅要在军事上解放包头，还必须从政治上占领包头，肃清国民党长期反动统治的影响。

二十四日，由纵队暨第六旅机关大部人员和绥蒙地方干部组成的包头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并入城办公。我们刚一进城，包头广播电台就播出了“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我们欢迎解放军进城，大家不要惊慌！”的宣传口号，我们大为惊奇，经过了解，原来是一个经常偷偷听我新华社广播的十六、七岁的播音员，在敌人仓惶逃跑之际，保护了电台，把它完整地交给了军管会。沈图同志当即代表军管会表扬了他的革命之举，并委任其负责电台工作，小青年感动得热泪盈眶。第二天，部队特地举行了一次威武雄壮的入城式，由担任警备任务的六旅十六团全副武装浩浩荡荡开进市内，在市区主要大街绕行一周。当时，我军部队兵员充足，军械精良，基本上是蒋介石送来的美械装备，入城式达到了向敌人显示军力的目的，也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包头解放的第二天，住在包头的蒙古工达尔吉康布（即康王），在病中派中校参谋关瑞广（系康王的内弟），带着起义书到卫戍司令部，宣布起义，并渡过黄河到其部队驻地达拉特旗，传达康王“不与解放军作战，保持中立，暗中配合”的命令。军管会对康王这种明智的态度表示欢迎，随即把部队进城时收缴康王府的武器弹药退还给他们。赵冠英、盛治华、沈图、李炎等领导同志多次登府看望康王。纵队派卫生部长张禄增同志为康王治病。当时，康王和家属以及其他官员都表示万分感激。我军是首次解放包头，人民群众对我军还缺乏了解，加上敌军的反动宣传，许多群众对我军尚有疑虑，不敢与我接近。我和韩伟、赵冠英、刘国梁等同志进入市区时，街上冷落萧条，沿街店铺都关着门；敌军涂写的反动标语横六竖八，涂污了街墙；街垒路障东倒西歪，堵塞了交通；敌军撤退时遗弃的一些粮食、物资随地堆放；车站上，仓库里，没有来得及运走的毛皮及毛皮制品四处抛散。

为了尽快地恢复市区秩序，军管会入城后，首先布告安民，阐明我进军绥远的宗旨及对各民族、各阶层人士的政策，宣布管制纪律；为防止敌特破坏，军管会迅速接管了电台、车站、水电等要害部门及重要工矿企业；纵队文工团和各旅宣传队上街宣传，演出活报剧，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召开小型集会，宣传我党、我军政策和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晋绥军区的山西梆子剧团也赶到包头参加宣传演出，很受群众欢迎。卫成部队配合上街维持秩序，宣传群众。军管会召开了由包头各民族各界上层人士参加的座谈会，我代表军管会和驻包头部队在热烈掌声中首先讲话，着重讲了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工商业政策，要求他们与我军携手合作，共同管好包头。出席座谈会的上层人士也纷纷发言，表示拥护共产党的政策，愿意为管理好包头出力。参加执行军管和卫戍任务的全体指战员，严格遵守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及兵团政治部颁布的《尊重蒙、回同胞风俗习惯十二条守则》，严禁部队指战员进人情真寺，真正做到秋毫无犯。在紧张的卫戍任务之余，指战员们积极帮助群众治病干活，无微不至地关怀广大人民群众。

入城第二天，两架敌机飞临市区上空盘旋侦察，在市民中引起恐慌。指战员们不顾自己的安危，立即组织指挥群众疏散、隐蔽。对国民党反动军队欺压人民的残暴行径记忆犹新的包头广大人民群众和各界人士，对我军关心人民、热爱人民的行为和严明的纪律倍加赞扬，他们真正地体会到，只有共产党、解放军才是包头人民的大救星。群众迅速消除了国民党反动派欺骗宣传造成的对我军的恐惧心理，转变了对我军的态度，许多进步的教师、学生、市民和上层人士积极参加了我军的宣传队伍，协助我军维持秩序，调查敌军遗留的武器、电台和其它物资，规劝隐匿的小股匪伙和散兵游勇向我缴械投诚。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军管会入城后短短的两三天时间，包头的情势就有了明显的好转，社会秩序迅速安定，市区生活很快转入正常，商店、医院、戏院等迅速恢复了营业，工厂陆续开工，全市三十多所中小学校全部复课，水电供应始终没有中断，广播电台成了人民的宣传工具，包头市上空第一次响起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正义声音。在此期间，贺龙和场成武、李井泉等领导同志先后亲临包头视察，看到了全市一片和平安定的景象，十分赞赏，热情地表扬了我军管会的工作成果。李井泉政委说：“你们的部队纪律严明，切实做到了秋毫无犯。”

十月三十日下午，包头市各界群众为庆祝我军解放包头，在市内举行了盛况空前的祝捷大会。当我卫戍部队数千人荷枪扛炮、步伐整齐、威武雄壮、歌声嘹亮地到达会场时，会场上男女老少约一两万人挥动着五彩缤纷的旗帜和彩花，向我军指战员表示欢迎和慰问之意，众多的群众还络绎不绝兴奋地尾随来到会场，欢迎解放军进城和祝贺包头的解放。大会由李炎具体组织、指挥。大会开始，呜放礼炮（以炸药包代替）以壮声势。接着，卫戍区司令赵冠英、军管会秘书长沈图讲话，此时会场情绪激昂。“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支援解放军，建设新包头”的口号声响彻云霄。包头市各界代表也先后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们在讲话中盛赞我党的英明政策和人民解放军的严明纪律，热烈欢迎我军进驻包头。有的说：解放军解放包头以后，一个人也没有捕杀，一件抢案也没有发生，真可谓“夜不闭户，道不拾遗，人民安居乐业。共产党得民心，一定会成功；国民党失民心，一定要垮台。”晚间，包头市上空升起了照明火球，全市灯火通明，如同白昼。狂欢的市民以毛主席的画像为前导，举行了全市大游行，庆祝包头人民摆脱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从此获得新生，表达了群众翻身解放的喜悦和欢欣。

在军管包头的同时，为肃清包头周围的残敌，纵队主力在韩伟副司令员指挥下，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进军包西、包北，追歼残敌。包西、包北之敌经我数次打击，已成惊弓之鸟，又多系骑兵，行动迅速，战机稍纵即逝。部队为抓住敌人，冒着严寒风沙，不顾饥饿劳累，以每小时十几里的速度。徒步与敌军骑兵竟走，终于在包头以西约一百余里的哈业胡同将敌包围，激战一昼夜，全歼邓宝珊部一个团，相继解放了固阳、安北、公庙镇、长乐店等地。此时，绥远全境已大部解放，归绥成了塞外草原上的一座孤城。

据此，兵团和晋绥军区首长决心，令绥西我军回师东进，准备再度围攻归绥。我二纵分别于十一月二、三日从包头乘火车或步行东返，进到归绥南之小大黑河，贾家营子，昭君墓一线，迅即以勇猛动作扫清了外围，直逼城垣，与兄弟纵队一起将归绥守敌八千余人团团包围起来。战士们在敌军炮火和空袭的威胁下，冒着严寒，日夜构筑工事，作攻城准备。前委决定，我围城大军十一日向城关推进，十六日晚发起总攻。面临灭顶之灾的城内敌军惶惶不可终日，犹如瓮中之鳖失去了守城的信心。

就在这时，我东北野战军胜利地结束了辽沈战役，开始向关内推进。东北大军的入关使华北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解放全华北的日子已指日可待。但是，为了战略上分割敌军，不过早地惊动敌人，以便把华北敌军留在平、津、张地区，不使傅作义决策南逃，中央军委命令我三兵团停止攻城，再次撤围归绥，开向绥东之卓资山、集宁、隆盛庄、丰镇一线形成战局有利态势，随机歼敌，就地休整待命。至此，进军绥远任务胜利结束。

这一战役，从九月五日开始，至十一月十四日结束，历时两个多月。进军绥远的部队，遵照毛主席和中央的战略部署，长驱三千里，横扫绥远全境，和兄弟部队一道，解放了包头、集宁、丰镇等重要城镇十余座，歼敌万余人，两度威逼绥远首府归绥城，给华北敌军以极大震慑，与我军华北第二兵团遥相呼应，调动敌军步骑十个整师于平绥热察一线往返象奔，疲于应付，陷傅作义部队于腹背受敌、顾此失彼、一筹莫展的困境，胜利地实现了党中央、毛主席赋予华北我军“将傅作义部队滞留关内”的战略意图。保证了辽沈战役的顺利进行，为尔后平津战役的胜利和一九四九年三月最后和平解放绥远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在绥远解放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