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员的生活是紧张的，艰苦的。同志们来自三个方面军和陕北红军，还有少数的大学生。虽然彼此间许多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但来抗大学习的心情是一致的，革命斗争的理想是一致的。学员大都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把大家的经验总结起来上升为革命理论，是我们千方百计来学习的主要目的和愿望。昔日的指战员，对待学习同样认真，孜孜不倦，废寝忘食，分秒必争。大家都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学校领导规定晚饭后的活动一定要安排得活跃些，经常举办棋类、球类等各种比赛活动，使我们能劳逸结合，以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

当时的生活条件很差。开始没有菜和油，每天都是小米、黑豆、南瓜等粗杂粮，有时连小米也供应不上。加之学习紧张，大家明显的瘦了许多。党中央为了学员的身体健康，想尽一切办法筹集粮食，优先供应抗大。虽然学习条件艰苦，但同学们精神高昂，互相鼓励、互教互学、亲密无间、共度难关。

也有个别人的表现令人不满。一次，朱德在我们班测验《中国问题》时，刘世谋有一个字不会写，请教同桌的谢富治，却被谢挖苦了一顿，刘个性很强，当晚就拿手枪自杀。幸而被紧靠他的朱德崇拽住手指，子弹仅从刘口中射出，才未发生大的意外。枪响时，心虚的谢富治不是救人，而是钻到桌子底下，生怕子弹打着他。

除了政治理论学习外，我们每周还有两次队列训练和四五华里越野跑步训练。学员中虽然大多数担任过部队的高级指挥员，但从未体验过部队的正规军事训练。队长倪志亮对学员的军事训练严肃、认真，不达标绝不收兵。有时，为了纠正一个动作都要用较长的时间。我们也很卖力气，严格要求自己，因此提高较快。

另外，每周还要进行一次义务劳动，到郊区农村宣传卫生常识，讲解疾病预防知识等，并同当地群众一起劳动。延安当时是个新解放区，百姓对我们还不十分了解，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在他们中还有一定的影响。当群众得知我们这些义务劳动者都是部队的军、师、团等“大官”时，一传十、十传百，异口同声说共产党好，八路军好，抗大学员好。劳动使我们和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了，为今后进一步开展群众工作打下了基础。

学习期间我们还参加了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大会。会上揭发了他在四方面军搞分裂党、分裂军队、推行愚民政策和军阀作风的错误。党中央耐心帮助他，给他悔过的机会，劝他悬崖勒马，重新回到党的怀抱中来。他却口是心非，阳奉阴违，耍两面派，欺骗党和群众，最终成为革命叛徒。

但是，还有少数同志却和他划不清界线，盗出枪支准备另搞一套。如我班朱德崇等人枪弹都上了镗。此事被及时发觉后，校领导果断将二队学员的枪支集中到校务部保管，以清除隐患。我们从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永远牢记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尤其处于胜利时，更不能忘乎所以。即使由于种种原因，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还未领会，也必须严格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的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党的利益，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同时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做耐心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既不能姑息迁就，又不能一棍子打死。既要考虑局部利益，更要服从大局，否则就会断送犯错误同志的政治生命，成为千古之恨。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党中央和校领导决定，以抗大一、二队为基础，编两个军事队。我被编到一队，队部住在延安旧府衙门的大院里。军事队的学习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术学》，《游击战争问题》等为主要内容。野外军事训练成为重点。每周两次班排连的进攻和防御演习。三伏天照样按作战装备连续训练十多个小时，如此延续了一个多月。大家全力以赴、斗志昂扬的投入严格的训练之中，深感自己任重道远，只有刻苦的锻练，才能不辱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使命。

在抗大短短八个月的学习，使人们的军政素质都有很大提高，为我们奠定了思想、理论和军事的基础，对今后的工作以至整个人生都将起到重要作用。正如毛泽东在开学典礼上所说：革命理论和抗大校风，磨去了人们身上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增长了我们的无产阶级意志和政治、军事斗争的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