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对政治政策的热情，也许与他本人的出身和经历有关。从上山插队到下海创业，他几次命运的巨大改变，都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

1951年3月8日，任志强出生于一个典型的红色家庭。任志强的父亲叫任泉生，1918年7月生于山东省掖县，2007年8月在北京过世，当时新华网发了通稿。据新华网介绍，任泉生1937年参加革命，曾是新四军干部，新中国成立前担任过中原局税务局局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商业部副部长；母亲在“文革”后期主管北京副食、烟酒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在当时，属于高干家庭。

任志强初中就读于北京35中学，这是当时干部子弟比较集中的中学。据他的同学赵晓航回忆，任志强当时的家位于西城区平房区，是一个独立院子，红漆大门，车能开进去。平房外表看不出什么，但里面装修是西式的，铺着木地板，安有暖气。

任志强说，他家当年生活其实是相当困窘的。家里人口多，有任泉生父母以及四个孩子。任泉生夫妻两人的工资，不仅要养活家里六口人，还得接济在河南的任母兄弟等亲戚。任志强记得，他母亲总往老家寄钱，“河南省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三年困难时期是全国饿死人最多的地方，如果不靠他们寄钱，可能我舅舅他们都死了。”即使现在他母亲已经90高龄了，仍保持着寄钱这一习惯。

任志强小时候去照全家福，穿的都是破衣服、露脚趾的鞋。他们的衣服都是哥哥姐姐的衣服接一接袖子、裤腿，打上补丁就接着穿。他说当时整个国家都在挨饿，没有一个家庭不挨饿，只是饿的程度不同。他每顿都吃不饱，早晨是稀粥加一片窝头，中午是红薯面、高粱面的窝窝头。

在父母被打成右派之后，家里日子更加难过了。

回忆起母亲，他的表情柔和了一些，语气平缓：“我的母亲是一位马列主义老太太。”他身体前倾靠在桌子，右手肘支在桌面上，手握成拳头抵着头。时不时，陷入深思中。他对母亲最深刻的印象是，当红卫兵冲到家里来时，母亲手握着刀拦在门口，保护背后的儿女。他还记得当时缺粮，家里人每逢吃饭，一碗饭要用筷子分成两半，每人半碗。任志强竖起右手食指，斜着虚划了一道线：“我母亲下筷子是斜着划的，这样表面上看是两半，实际上我那一半饭量比她多。”

在2010年5月18日的采访里，我问他是否从小缺少母爱，任志强矢口否认了这一点：“我没有说，是潘石屹说的。我的父母他们平常为了工作把我们放在保姆家里，潘石屹就说我缺少母爱。这是两回事，我认为恰恰是一种爱。他们爱更多的人。”

但我找出了2009年10月11日采访任志强的录音，他是这样说的：“我很悲哀，我从小没有父爱母爱，都是别人在带我。潘石屹认为交给警卫员带是自豪的事，我觉得是悲哀，没有母爱。父母在战场上，孩子只能交给警卫。从我的角度，我最需要的是母爱。从小部队今天走到这，明天走到那，我跟着到处跑。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他的角度当然羡慕我。”

潘石屹和任志强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人。一次，潘石屹、任志强和曹景行一起参加电视节目，谈各自的“六一”，潘石屹告诉我：“曹景行年龄最大，他是在大上海生活的，所以他的感触，我是一点感受都没有。任志强家是高干，他家的桌子都贴着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标签。我说我小时候家里没有桌子。”

任志强说：“潘石屹家再穷，一张破床也是他私人的。当时国家公务员都是供给制度，我家里穷得连自己的一张床都没有，都是公家的。1988年改革，我家惨得很，桌椅板凳那些破东西扣了我父母几年工资。我宁愿扔了再买，但就是不行。”

“文化大革命”和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冲击了这个家庭，全家人天南地北各居一方。

任志强母亲在战争年代就有很严重的关节炎，在“文革”时期去了辽宁盘锦干校种水稻，住棚子，站在冷水中插秧，这加重了她的关节炎。这样，家也散了，任志强和他的兄弟姐妹都是独立或半独立的生活状态。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被卷入了时代的洪流，他与同学一起抄过成分不好的人家，押送过人回原籍。“我们认为毛主席说的都是对的，我们就该去做。”他说，“我们从小就受这样的教育，包括大炼钢铁，在学校都是大炼钢铁。现在看来是胡闹，但当时也会去做这种事。那时候我们到处捡钉子、捡破铜烂铁。学生的一片热情就是要解放全世界，不让大家受穷。所以毛主席说到哪我们就打到哪，包括毛主席说让我们下乡。这在当时是普遍意识。”

对于命运巨变、家庭离散，任志强的父母和他本人，以天生该如此的态度坦然接受。1968年年末，任志强作为知青去了革命圣地延安。他曾在博文里写道：“（父母）他们并不知道将子女送出家门后的未来，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但他们知道只要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指令，他们就一定会奋不顾身地冲锋在前，这已成为一种深刻在头脑中、融入血液中的信念和习惯。”

与他同去延安的，基本是17岁的学生。最小的是14岁的毕京京。毕京京现是在国防大学任教的少将，他记得，他从北京出发总共花费五天才抵达插队的郭庄。先是坐了两天火车到陕西铜川。第三天，部队的大卡车把他们带到延安；第四天又坐卡车到延安郊区李渠，在那里大队的驴车正等着他们。行李放驴车上，人跟着走，走上三四十里路，到了冯庄公社。在冯庄歇了一夜，第二天又起来赶路去郭庄。

在郭庄，当地支书说，延安这地头，革命圣地，好。如果天旱了就沟里收，如果涝了就坡上收，旱涝保收，靠天吃饭。当时当地亩产也就四十多斤，主要农作物是小米、地瓜、黍子、玉米、荞麦，极少种小麦。因为靠天吃饭，同样的土地面积种细粮产量反而更低。收获季节，老乡会用这些小麦或小米到集市上去换粗粮，换成玉米或其他杂粮，否则填不饱肚子。一个大队的全部财产就是一个碾子、一辆价值80元的驴车、几头牛、几十只羊。1971年的延安GDP（国内生产总值）仅仅相当于1946年的水平。

2010年5月6日，我去了延安市宝塔区郭庄村，离延安城区约四十公里，全程是水泥公路，坐车一小时就到了。我找到了任志强居住过的窑洞。在长着荒草的低矮山坡上，有两个破败的窑洞。洞口约两米高，上面是白纸糊的窗子，下面是一米多高的木板门，个子高的人进去需要低着头。我把照片拿给任志强看，他说，这是后来翻修过的。当时是个羊圈，比这还破。

刚下郭庄的时候，任志强想去延安宝塔山“朝圣”。他与其他知青结伴，半夜两点出发，步行60里路抵达李渠，再在李渠公路边上拦截过路车辆，搭上顺风车一路坐到延安。耗费了六七个小时之后，这群知青终于来到心目中的革命圣地。他们花上三毛钱，到了宝塔山，照了相作留念，又当天返回了郭庄。

在郭庄，知青需要学做农活，什么都干，种小麦、小米、荞麦、玉米、红薯等。第一年分口粮，一个人只有七斤小麦。在同去的知青眼里，这些年任志强变化不大，他当时就很直爽、很实在，干活从不投机取巧，像个小老虎似的。一次割麦子的时候，镰刀把任志强的脚给划了，有的农妇就叫了起来：“哎呀，流血了。”任志强拿起一把土抹在伤口上，连说：“没事、没事。”“他特别粗犷，当地人都说他是一个干农活的好把式。”毕京京说。郭庄的老百姓对任志强很好，觉得这个后生肯干、能吃苦，也很好学。

郭庄没有干净的水。黄泥塘里的水搁到缸里用白矾沉淀。几天时间就需要洗一次缸，要不然缸里的沙土能积半缸。舀水的时候不能搅动，一搅沙子都起来了。“经常缸里跳出蛤蟆，很正常的。”任志强说。如同他的父母一样，他认为吃苦是理所当然的。

一个人的性格成型，都是在青春期奠定的。17岁的任志强在郭庄经历了一段与过往不同的岁月，与一群他从未接触过的、中国社会底层的人生活了一段日子。这段下乡的经历对他的一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等于是确立了他一生的轨迹。

任志强回忆起过往，说：“当然了，我们不会忘记背着麻袋上山背粪、犁地、扬场的经历。后来我在部队干农活的时候，他们都很惊讶，一个城市来的人怎么所有农活都会干。因为我在农村待过，我可能比有些农村来的当兵的年轻人更熟悉这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