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新礼是如此传统的人，很难割舍他的出身，也难抹掉时代对他的影响。“我的父亲追求安全第一，他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村里曾被日本人35架飞机炸得一塌糊涂，在兵荒马乱里不要被日本飞机炸死成为第一的追求。我那时候，能上学能吃饱饭是第一的追求。很幸运，后来有了小平南巡，我有了显示自己价值的机会。”朱新礼说。他的价值追求，就是大农业。

他认为，过去30年，中国农业是落后的，由于机制的问题，让千家万户农民单兵作战，无力搞科技化、集约化、规模化的经营。面临贫困的压力，让造假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近几年国内屡屡爆发食品安全问题，蒙牛、伊利、双汇等数一数二的企业都牵涉进去，源头来自于散户提供的产品不合格。“五亿农民你不能拿五亿的执法部队去管，你一个人盯一个人，你盯不过来的，这个管理成本太高了。”

他投入的有机农业正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做果业的时候，汇源的员工遭遇过这样的问题：汇源与果农签订合同，交付定金后。到了收购季节，因部分中间商收购价格更高一点，果农直接反悔，卖给中间商，而不履行与汇源的合同，将定金退回。

在万州，他们采取另一种方式：汇源租地建果园，雇请当地农民当工人。

汇源在密云1500亩的有机农业示范园也采取了这种形式。进入汇源密云基地大门后，汽车开在一条笔直的水泥公路上，两侧是蒙着薄膜的大棚或者玻璃大棚，再远处是山，偶尔见到保安在路边晃悠。我疑惑不见其他车辆，同行的员工告诉我，这条十公里长的公路是汇源专属公路，连山也属于汇源。我目力所及，都是汇源的地盘。

原先这里是废弃的砖厂。砖厂不种地，土地没有施过化肥。汇源把这块地买了下来，还买了村民的地，果树另计费。当地农民被招工进来，成汇源职工，基本工资是1200元，另有加班费等，一个月到手一千七八百元。

有机农业成本极高，首先不用化肥，果树、蔬菜自然成长，成长期长、产量低，施化肥的桃树三年挂果，有机的得等四年。施化肥的蔬菜一个大棚能产万斤，有机则只有五六千斤。其次，只用生物制成的有机农药，效用有限。打普通农药，一小时病虫就掉干净，有机农药还得等病虫吃到带农药的叶子才能掉下去。有些病虫害目前技术受限，为了避免传染，只能毁掉整个大棚的菜。“就跟养个狗、猫，突然生病没了一样，心里完全不是滋味。毁掉大棚，是情感与理智的煎熬。”密云汇源基地负责人李同伟说。

这里的有机蔬菜，售价15元一斤，通过“城市梦想农庄俱乐部”这一渠道，配送到别墅区、高级公寓的住户。另外，还直接与一些大公司合作，提供给他们的员工食堂。

1993年，因通货膨胀的缘故，农副产品大幅度提价，这激发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粮食产量稳步增长，1998年创造了当时的历史最高水平，人均粮食产量达411公斤。但接下来因为供大于求，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甚至收购价低于成本价。吴敬学说，当时计算过，种一亩小麦要亏100元钱。1998年之后，粮食产量持续下滑，2003年人均粮食产量为333公斤。为着粮食安全问题，自2004年起，政府连续出台一号文件。2008年粮食总产量为52850万吨，才超过1998年51230万吨的水平。

由于CPI指数的上涨，今年农产品价格持续创近几年的历史新高。2011年6月下旬，猪后腿肉价格达30.58元/公斤。吴敬学说：“你不能完全靠提农产品价格来弥补农民收入低的问题，农民收入低还是劳动力生产率太低，没有实行规模化生产。”在他调研的黑龙江省，有农民经营一万亩的土地，年收入达二三百万元。

汇源密云基地果树大队队长代连生，是当地农民。他拥有一片李子林，十多亩地。在汇源上班之后，他仍然在种地。他一个月工资收入是一千七八百元。我和他有这么一段对话：

我：十几亩地的收入有多少呢？

代：没我上班钱多。

我：那你还种它干吗？

代：那不行，我的地不能不种。

我：租给别人种呢？

代：家家都有地，租给谁呢？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分给农民生产。

1983年，朱新礼当东里村村主任，从村民手中集中土地，交给专业户种植葡萄。

2003年，重庆万州新店村，汇源租赁农民土地做柑橘果园，为此村里连开30次会议，以说服农民。

2005年，山西运城万荣县，一些果农将土地租给了种植大户，自己外出打工。但是，土地不能卖，万一我儿子找我要土地怎么办呢？

从山东到北京再到重庆，从黄土高原到华北平原再到三峡腹地，汇源和中国农民都面临着一个问题：土地流转。

“你知道中国农民种地种了五千年了，哪个农民真正种地发大财？也可能发小财，但是发不了大财。”朱新礼说。

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企业家，他们认为农业规模化生产才是未来的路。这涉及土地流转的问题。2008年的“一号文件”谈到了土地进一步合理、有序流转，保护农民土地合法权益的问题，但这些年又淡化了。

吴敬学认为，中国农民的土地除了具有经济性以外，还起到社会保障的功能。过去城乡之间保障体制存在很大的差异。除非中国建成全覆盖、无缝隙的农村社会养老、医疗保障体系，才能实现土地流转的顺畅。只有这个前提建立起来，才会实现大规模的规模化农业生产。

在此之前，中国的农民绝大多数还会延续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作方式。

2011年6月，我去河北涞水县明义乡司徒村。从北京天桥车站出发，917公交车直达涞水县。县城四处大兴土木，崭新的电梯公寓拔地而起。楼盘广告的设计与北京的楼盘广告几无差别。从涞水县坐车坐上十多公里，即到了司徒村。远远看去，麦浪翻滚，一直延伸至低垂的天际线。走近一看，田地分割成长二十米、宽四五米的狭长条形，间隔地种着小麦、花生、土豆、草莓等，这些土地都分属不同的农户。有商贩来收购草莓，大的草莓两元一斤，小的草莓八毛钱一斤。这个村人均只有一亩二分地左右，村民种地能解决温饱问题，要盖新房子，过上好生活，还得到北京等大城市打工。

夕阳西下，司徒村的农民骑着自行车荷锄而归。一入夜，村子就陷入了一片黑暗。在距离北京116公里的地方，有一个星光比灯光还多、还亮的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