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写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说：“本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地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它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的确，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也是人类历史上一首光辉灿烂的史诗。长征，是中国革命的转折，从此，中国人民民主解放的斗争踏上了胜利的征途。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伟大象征，一个不怕任何艰难险阻、无往而不胜的象征。毛泽东主席曾这样评价：“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参加过长征的人，不论是牺牲了的，还是坚持到最后胜利的，都堪称英雄。贾拓夫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是陕北老同志中唯一参加长征全程的人。他在陕北斗争多年，又跟随中央红军长征回到陕北，是横跨两者之间唯一的一个，因而，他是幸运的。这段经历，也对他后来的生活产生了微妙的影响。

1934年1月，党中央已经进入中央苏区，贾拓夫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自然被介绍到中央苏区。贾拓夫到达江西瑞金后，于2月3日出席了党的六届五中全会，被选入大会主席团。又参加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他代表陕甘地区党组织向大会献了一面锦旗——“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之后，他在陈云领导下做白区工作，担任中共中央马恩列斯学校白区理论班的班主任。同年6月，担任了中央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破坏部部长。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指导下，终告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越过于都河，开始了震撼世界的万里长征。

1935年1月，党中央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错误路线，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中央（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红军开始扭转被动局面。贾拓夫担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区工作部部长（7月后改为白军工作部），一直跟随总政治部离遵义，经桐梓，进入习水县境，向赤水方向前进。当时，川军郭勋祺部已南渡长江，向红军逼近；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周浑元、吴奇伟的部队从湖南尾追而来；国民党湘、黔、滇军几个师也从其他方向形成包围圈，妄图乘红军北渡长江之际“半渡而击”，合围歼灭之。蒋介石得意地等待着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消息。

毛泽东、周恩来识破敌人计划，果断放弃渡江，指挥部队回师桐梓，二取遵义。贾拓夫奉命率兵一连，为红军主力开辟南北通路、安设据点，先期占领桐梓。一天，贾拓夫正与战士们一起收拾行装，见红九军团长罗炳辉、党中央代表兼团中央书记何凯丰风风火火地纵过马路，他俩告知：“情况骤变，敌人已切断我主力经桐梓南撤的要道，你们赶快撤退！”说完扬鞭疾驰而去。不久，就听见桐梓城西城北枪声大作，敌人已迂回包抄过来。在此危急关头，贾拓夫搀扶伤员上了自己的战马，促其快撤，自己指挥部队且战且退，穿竹林，涉小河，冒着敌人居高临下的火力，从东山方向突出重围，向娄山关前进。

曾任团中央儿童局书记的赖大超回忆说：从桐梓城里突围出来，急行军整整一夜加一天半时间，自己因年幼体弱，已经掉队。“快接近黄昏时，才跟上我相识的总政白军工作部长贾拓夫同志，他是因为把马让给病号骑才掉队的。他疲劳地拄着一根木棍助行。我们艰难地翻山越岭，拓夫同志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关照那个，一会儿跑到队伍前边，一会儿走到队伍后边，还喊着：‘大超，遵义城快到了，加油啊！’替我打气，还不时扶着我向前走。当夜幕低垂、万家灯火的时候，我们终于高兴地到达了正沉浸在痛歼蒋介石、王家烈二十几个团的伟大胜利气氛中的遵义城。”

当夜，贾拓夫在遵义老城杨柳街的天主教堂宿营。他在随行录上写道：

北渡不能复南征，二次重占遵义城，

拓夫仍宿杨柳地，笑问英雄均健生。

1935年7月间，贾拓夫随红军总部二次离开遵义后，四渡赤水，横越大渡河，翻过大小夹金雪山，与四方面军会合，进抵黑水、芦花一带。当时，红军经过长途转战跋涉，供应十分困难，粮秣极为匮乏，筹粮成了第一件大事。中央军委在毛儿盖与芦花城各设立一个筹粮委员会。贾拓夫是芦花筹粮委员之一，承担筹粮60万斤的任务。接受任务后，他带领一部分战士匆匆出发，直奔瓦布梁子而去。

贾拓夫后来写文章回忆道：“芦花城到瓦布梁子，沿黑水东下，计三日路程。一路只闻水声，不见人迹。黑水两岸，皆峻岩绝壁，望之生畏；绿草道上，人烟稀少，感无限寂寞。当时，已疑我到了《西游记》里什么地方。”

行间路过一个叫以念的地方，被住在此地的彭德怀司令员欣然留住。贾拓夫与彭总促膝长谈，不觉已过半夜。就这样晓行夜宿，一连数日，终于到达藏民居住的地区。

瓦布梁子产有大麦、小麦、养麦、洋芋（土豆）、萝卜、猪、牛、羊和盐，是黑水、芦花一带较富庶的地区。但当时藏民都逃匿于深山老林之中，村村十室九空。贾拓夫和红军战士们严守纪律，尊重藏俗，昼不人户，夜宿帐蓬。后找到一位通司（翻译）名叫“七十三”，他目睹红军秋毫无犯，和蔼可亲，加之红军向他做了许多宣传，终于通过他动员了一部分藏民回村。

为了密切军民关系，争取藏民支持，完成筹粮任务，贾拓夫带领战士大力开展宣传争取工作。他们贴出保护藏民的布告；在藏民的田里插上保护牌，责令一切部队不得任意侵犯；向回家的藏民发了“保护证”，使其安心生活；到各村召集藏民开会，通过通司宣传红军的主张和政策……采取这一系列措施后，很快打消了藏民的疑虑，使藏民和红军成了一家人，藏匿的百姓大都回来了。他们送东西给红军吃，腾房子给红军住，还帮助红军缝衣补鞋。问长问短，无拘无束。

局面迅速打开，贾拓夫因势利导，广泛宣传，号召藏民联合起来反对汉官和军阀的压迫，帮助他们成立自己的人民革命政府。贾拓夫亲自组织藏民大会，各乡都成立了人民政府，选举了自己的主席和代表。紧接着，召开了六个乡人民政府的代表会，成立了瓦布梁子区藏民革命政府，组织建立自己的武装。于是，瓦布梁子变成了另一个天地，到处飘扬着自由解放的红旗。

人民政府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便是为红军筹粮、煮盐。贾拓夫因地制宜，把过去“打富济贫”的口号改为“借富济贫”。同时，发动群众去割“恶霸”的青稞，一半归红军，一半归群众。军民共同努力，仅半个月就完成了筹粮备盐的任务。当数百红军战士担粮运往芦花城时，上百藏民也组织了运粮队。他们自带糌粑，不计报酬，全家出动，其情其景十分感人。贾拓夫离开瓦布梁子前，又把剩下的几千斤粮食分给了穷人。藏民们依依不舍，把酒相送。红军的筹粮任务顺利完成了，同时，红军的美名也永久地留在了这一地区的藏民心中。

1962年，拓夫因鼻病住协和医院治疗期间，与长征时也搞过筹粮的杨至诚将军见了面。杨将军感慨地说：“拓夫真有办法，我们在一些地方筹粮时，人家不理我们，搞不到多少粮。可拓夫一下子就搞到那么多，人家还高高兴兴送了来，你看怪不怪。”拓夫筹粮成功，得到广泛好评。当时在红军总政治部有一首流传的打油诗这样赞誉他：

拓夫不假（贾的谐音），善骑战马；深入藏区，办法真大。

“借富济贫”，大得民心；建立政权，藏民紧跟。

每个红军，分盐二斤；吃上糌粑，粮袋有粉。

带上盐巴，浑身有劲；瓦布梁子，拓夫更新。

筹粮任务，超额完成；为过草地，添了把劲。

学习拓夫，为民真心；全心全意，共产精神。

红军走出草地，闯过了最艰险的时期，然而又遇到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困难处境。1935年9月12日，党中央在四川俄界（今甘肃境内）召开了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决定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决裂，红军继续北上抗日，以游击战打通国际路线，在接近苏联的地区创造一个新的根据地。俄界会议还将现有部队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彭德怀任司令员。接着，指挥部队闯过天险腊子口，于9月17日进抵甘南岷县哈达铺，队伍宿营休整。

俄界会议确定了方向，然而，具体路线和归宿地尚待研究，一时众说纷纭。9月23日，聂荣臻得到一张7月份的《晋阳日报》，上面有一则消息写道：“陕北刘志丹赤匪部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规军五万多人。他们飘忽不定，行去无踪，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之可能……”聂荣臻立即将此报专送司令部。叶剑英见到报纸，赶忙找到白军工作部部长贾拓夫，对他说：“拓夫，你看看这篇报道。刘志丹（曾是黄浦军校学员）在陕北搞革命，他们的根据地还不小，力量也可观……我们到他那里去，你看怎么样？”拓夫高兴地说：“我们陕北是个闹革命的好地方，群众生活很苦，迫切要求革命，加上穷乡僻壤，可以和反革命势力周旋。”当天，叶剑英把报纸拿给彭德怀看，彭德怀看完后，顾不上商量，拿起报纸就去找毛泽东。回来时，彭德怀兴奋地对叶剑英讲：“老毛和中央其他同志已初步决定，到陕北去靠刘志丹。”

毛泽东得知情况后找来贾拓夫，询问陕北详情，贾拓夫将1933年7月陕西省委被破坏以前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的活动及陕西革命斗争的情况，向他做了详细汇报，建议中央到陕北立足扎根。毛泽东认真地听过汇报后，异常兴奋地说：“别说有几万红军，能有一万也就好了。”并向身边的谢觉哉说：“看来刘志丹在陕北至少开辟了一块根据地，到了陕北再说吧！”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几位中央政治局负责同志研究后，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说：“我们要抗日，首先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那里有我们的根据地……到陕北只有700里路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的前进阵地。”随后，贾拓夫即作为向导，跟随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领导人身边，随时介绍陕北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概况，为中央的决策提供参考。

9月26日，红军陕甘支队挺进到渭通县榜罗镇。党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贾拓夫列席了会议。榜罗会议正式决定：改变俄界会议所决定的路线方针，在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以陕北来领导全国的革命。还决定尽量避免打仗，力戒减员，昼夜兼程，直奔陕北。

这几天里，贾拓夫处在极度的兴奋之中。是啊！中央红军要到陕北去！党中央要到陕北去！毛主席要到陕北去！二万五千里长征就要结束，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就要建在自己的家乡了！他为革命的前途高兴，为长途跋涉的红军就要有了落脚地高兴，为家乡的父老兄弟高兴，也为自己能对此起到别人无以取代的作用高兴。参加革命9年了，他似乎从未有过这样的兴奋，从未有过这样的欢欣。

10月，中央红军翻过六盘山，陕北就近在眼前了。毛泽东主席的词《清平乐·六盘山》，不仅表达了他当时的心情，也表达了所有长征壮士们的心情。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为了尽快与陕北党和红军取得联系，党中央、毛泽东派唯一熟悉陕北情况的贾拓夫，率一连人，带一部电台，作为先遣队寻找陕北红军，给他们送去联络电台。红军本部则向吴起镇进发。

1935年时的陕北红军，情况已有大的变化。红四方面军一部的红二十五军在徐海东、程子华率领下，从鄂豫皖根据地长征来到陕北，与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会合，组成红十五兵团，打了不少胜仗。在榆林桥，消灭了国民党高富有部队。红军不断壮大，根据地也不断扩大。这时，他们也看到了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司令员彭德怀署名的红军陕甘支队的布告，知道中央红军就要来了，只是不知是一部分还是全部。程子华建议陕北红军牵制东北军，策应中央红军，于是部队开始运动。

贾拓夫身负重任，他深知这副担子的份量。此次联络关系到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能否尽快实现榜罗会议确定的路线方针，尽快与陕北党和红军会师；关系到巩固和扩大陕北革命根据地，建立中国革命新的大本营。他不敢有丝毫的疏忽和怠慢，日夜兼程，终于很快在甘泉下寺湾见到了红十五兵团的程子华和陕北党的领导人郭洪涛。贾拓夫是在中央苏区经陈云介绍认识程子华的，和郭洪涛不仅是老乡，又是老战友。他们各自都经历了难以名状的艰难困苦，此时会面，自然是心潮澎湃，激动不已。贾拓夫向他们介绍了红军长征的情况和党中央的决定；程子华介绍了红二十五军长征和红十五兵团的情况；郭洪涛介绍了陕北根据地和近期革命斗争及内部斗争的情况。贾拓夫还交代了中央的意见，交接了联络电台，旋即返程，赶回总部向中央复命。

此刻，贾拓夫的心情与刚出发时全然不同了，一块石头终于落地。然而，另一块石头又在心中悬起：他得知刘志丹、习仲勋、高岗、汪锋、张秀山、张达志等许多陕北红军的老同志、领导人都被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中央代表错误地关押起来，搞肃反扩大化，准备处死。其中有许多人他都认识，也可以说都了解，他绝没想到会出现这种令人痛心的事情。他知道，必须尽快向党中央报告，只有依靠党中央、毛主席，才能解决问题。

党中央与陕北党和红军取得联系后，兵分两路：一路是战斗部队，直扑吴起镇，与红十五兵团会师，准备直罗镇战役，并于10月19日胜利到达吴起镇；另一路是党中央机关和非战斗部队，则向瓦窑堡前进。

1935年10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经保安县到达下寺湾，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阐述了中央从沙窝会议、俄界会议到榜罗会议的决策过程。毛泽东说：“俄界会议与张国焘决裂，那时的口号是打到陕甘去，以游击战争与苏联发生联系。榜罗会议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因为那时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和红军，所以改变决定，在陕北保卫、扩大苏区。在俄界会议上，想在会合之后到接近苏联的地方去。那时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的观念是没有的，现在我们应批准榜罗会议的改变，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他同时指出，红军到达陕北的任务已经胜利地完成了。目前的任务就是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并正式宣布把陕北作为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党中央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并作出了决议。

中央一方面军到达陕北，与红十五兵团会合，气壮山河的中央红军万里长征宣告胜利结束！党中央战略转移，北上抗日的目标实现了，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贾拓夫跟随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与所有红军将士一起，以无以伦比的英雄气概和革命毅力，战胜了一切艰难险阻，终于回到自己的家乡，重返自己战斗过的陕北。1935年10月，在吴起镇，他与陆定一合编了一首长征歌。这首歌一直在民间流传着，五十年代时，曾在全国的小学校里教唱。它的歌词是这样的：

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

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

十一月来走湖南，宜（章）临（武）蓝（山）道（州）一齐占，

冲破两道封锁线，吓得何键狗胆寒。

十二月里过湘江，广西军阀大恐慌，

四道封锁线都突破，势如破竹谁敢当！

一月里来梅花香，打进贵州过乌江，

连占黔北十数县，红军威名天下扬。

二月里来到扎西，部队改编好整齐，

发展川南游击队，扩大红军三千几。

三月打回贵州省，二次占领遵义城，

打坍王家烈八个团，消灭薛吴两师兵。

四月里来向南进，打了贵阳打昆明，

巧妙渡过金沙江，浩浩荡荡蜀中行。

五月里来泸定桥，刘文辉打得如飞跑，

大渡河天险从容过，十七个英雄姓名标。

六月里来天气热，夹金山上还积雪，

一四两个方面军，懋功取得大会合。

七月进入川西北，黑水芦花青稞麦，

艰苦奋斗为哪个？为了抗日救中国。

八月继续向前进，草地行军不怕冷，

草地从来少人过，无坚不摧是红军。

九月出发潘州城，陕甘支队东北行，

腊子口渭河安然过，打了步兵打骑兵。

二万里长征到陕北，南北红军大会合，

粉碎敌人新“围剿”，统一人民救中国。

这首《长征歌》是在红一方面军刚到陕北时写的，它表达了红军长征的英雄气概，也反映出红军将士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其实，就在长征极为艰难困苦的过程中，这种革命乐观主义也时时伴随着他们，否则，人们很难想象他们是怎样坚持下来的。有这样一个“小花絮”：李富春在《红一方面军长征记》中著文回忆道：“当着无敌情顾虑，月朗风清之夜，我们有时可以并肩而行，大扯乱弹，有时整连整队半夜高歌，声彻云霄。这种夜间的行军乐可以‘不知东方之既白’。”在行进中的总政治部序列里，潘汉年、贾拓夫、邓小平、陆定一、李一氓、李富春等同志“组织”了一个股份制的“牛皮公司”，专事经营古今中外的笑谈美谈和奇文轶事。“大家在行军中一路走一路谈，上下古今的乱谈，也忘记了疲倦，也忘记骑马，是徒步吹牛皮。”莫休在回忆中也讲到，过草地时，部分同志分随各团，在途中帮助工作。“拓夫同志又由芦花回来，做了我们临时的伴侣，因此‘牛皮公司’得不至塌台。”“暴风雨冰雹过后，溪水暴涨到了膝盖以上，冰冷得刺到肌肤，简直说不出的难受，糟糕的是雨又跟着夜神来袭了。因为缺乏经验，油布张得不得法，烂斗笠也不济事，高处的水又流过来，大家闹得坐不能，站不是，拓夫同志的京调也哼不出来了……柴虽有，可是全浸在水中，烧那堆火可够费劲了。这时，我和拓夫、（罗）荣桓费了一切心机和力量，头都吹晕了，还不能吹起一堆火，一直到下半夜后的一时，我们总算‘有志者事竟成’，把火烧起了。吃着开水和干饼子，倒也忘了睡觉那回事。”过了班佑不远就可以出草地了，“大可不必‘数饼而食’了，尽可让肚子例外饱一顿。我的四两一个干饼子，慷慨一个不剩，拓夫同志的牛肉粉也撮着米袋底，尽所有倾出来，我们吃了漫谈，谈到草地已安然过来的快乐时，再吃，一直吃到十一时。”我们可以想象，这些壮士们在打仗行军间隙争相插科打诨，而后哈哈大笑的热闹场景，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浪漫”情怀呀！他们是斗士，也是普通人，活生生的普通人。就连责任最为重大的毛泽东，也有幽默打趣的时候。他曾写诗给张闻天：“洛甫骑马过湖南，四脚朝天滚下山，人没受伤马没死，菩萨保佑你平安。”

贾拓夫胜利完成了与陕北红军联络的任务后，向党中央汇报了陕北党内斗争和刘志丹等同志被关押的情况，毛泽东、周恩来当即指示：“刀下留人”，并随即派贾拓夫和王首道、刘向三一道，去瓦窑堡接管陕甘边区保卫局。他们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周副主席指示，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弄清了事实，向中央写出了关于为刘志丹等同志平反的报告。被关押的同志中，有的听说贾拓夫回来了，还代表中央调查处理问题，都高兴地说：“红光（贾拓夫在陕西省委工作时曾用过的名字）回来了，他了解我们，我们得救了！”毛泽东到了瓦窑堡后，党中央肯定了平反的意见，立即释放了所有被错捕的同志。周恩来亲自释放并慰问了刘志丹。这批英勇斗争过、却差一点被错误路线活埋了的革命同志，终于又在正确路线下，回到了各个领导岗位，为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继续战斗了。

与强大的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拼斗，是极其残酷的，是要流血的；而党内斗争，有时也相当残酷，也是会流血的。即使没能人头落地，也会造成内心流血。它会伤害自己的同志，伤害革命队伍的元气，也会伤害党组织的形象和威信，从而伤害到革命事业的本身。我们不必去对那一段的事件做什么具体评判，但是可以设想一下：假如当时不是贾拓夫了解情况，及时向党中央做了汇报；假如没有毛泽东、周恩来的正确决策；假如没有贾拓夫、刘向三协助王首道去接管陕甘边区保卫局，向中央写了平反的报告；假如换了一贯极左的人去调查处理，而他们所提出的处理意见又不是平反……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又会引出什么结果呢？当然，历史是不能“假如”的。但是，今天的人做这样一番思考，特别是各个层次上的领导同志作这样的思考，不是对当今和以后的事情，会大有裨益吗？

1935年11月，毛泽东、彭德怀指挥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兵团，在陕甘边富县直罗镇打了一个漂亮仗，全歼国民党一个师又一个团，粉碎了蒋介石国民党对陕甘边区的围剿，为党中央在陕北建立巩固的革命大本营施了一个奠基礼。

新的陕北根据地建立后，各项工作全面展开。贾拓夫先后担任陕甘苏区中央局白区工作部部长、陕北省委宣传部部长。

党中央将陕甘边南区党委改变为关中特委时，委派贾拓夫担任特委书记（后由习仲勋接任）。这一段时间，贾拓夫还参加了中央政治局研究神（木）府（谷）特区的会议，参加了内蒙工作委员会、定边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接受中央电示，参加李维汉、董必武负责的筹粮委员会，日夜为建立和发展陕甘宁边区根据地而奔波。1936年6月，党中央派贾拓夫、毛齐华率领“中央巡视团”到三边巡视工作。行前，总书记张闻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对落实工商业政策、少数民族政策问题作了重要指示。他们到三边后，配合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民率领的“经济工作团”，深入基层，发动群众，严格区别地主剥削部分和经营工商业部分的界限，把不该没收的部分坚决退还原主，保护了工商业；对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规定和习俗坚决予以取缔，促进了民族团结。使党和工农苏维埃政权在新、老苏区的各阶层群众中，树立了新的更高的信誉，为巩固和扩大新的根据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36年6月，定边解放。此地是陕北根据地北向内蒙东胜、百灵庙的重要通道，是通往内蒙古的门户之一。为了巩固定边、盐池、靖边这一块新区，中央在1936年7月，决定成立三边特委，任命贾拓夫为三边特委书记。他在这里与毛齐华、张德生、自爱玉等同志一同担负起开辟新区的工作。

就在这一年，贾拓夫结识了陕北省委妇女部长白茜（当时叫白爱玉）。她出生在陕北清涧县高杰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清涧县是个老区，高杰村又是个有名的革命村庄，出了许多共产党员。在革命空气的熏陶下，为了反抗封建势力的剥削和摧残，为了解除穷人们、特别是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们的痛苦，16岁的白爱玉和8个清涧姐妹一起投奔了陕北红军，不久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当时是1934年，土地革命正处于危难之时。这9个姐妹后来都成了革命队伍中了不起的女干部，人称“清涧九杰”。她们在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中，起着男人们所不能取代的作用。

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共同的斗争生活，使贾拓夫和白茜走到了一起。这一对意气风发的年轻共产党员，在战斗中结为伉俪，一时在革命队伍中传为佳话。周恩来副主席亲自为他们证婚，郭洪涛批给了一块钱，交际处为他们组织了婚礼，总书记张闻天和中央许多领导人都来祝贺。从此，他们相依为伴，一起度过了几十年坎坷而壮丽的生涯。白茜后来担任过边区中央局妇委书记、陕甘宁边区妇联主席。1945年，白茜作为党代表参加中共七大，同时她也是中央妇委委员。同年，由陕甘宁边区妇联发起的全国各解放区妇女联合会筹委会成立，选举蔡畅为主任，邓颖超和白茜为副主任。1948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她是大会执行主席。她一直从事职工教育、劳动保护和福利工作，担任过三届全国政协委员。这位饱经沧桑的妇女界革命老前辈，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本色。

万里长征胜利结束，中国革命新的大本营在陕北建立。贾拓夫参加了这一历史壮举的全过程，也为它的实现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但在贾拓夫看来，这是革命的胜利，是以毛泽东为领导的党的胜利，是全体红军将士的胜利，是革命精神的胜利，而他本人则是“历经沧海仍为水”的沧海一粟，只是参加了这一过程，完成了党和历史赋予他的使命而已。也许，他曾意识到，有些事情是敏感微妙的，所以，他对同志，对周围的群众，对青年学生和自己的子女，都常讲长征的故事，勉励人们继承长征的传统，但却从不提及他自己做过些什么贡献，更不涉及他起到过什么作用。这一点，更是值得敬佩的。

长征，是由革命的暂时失败而引出的，特别是在蒋介石以百万大军步步为营的“围剿”下，由于党内排斥毛泽东等人的正确领导，执行了错误的路线和方针、策略而造成的。长征的开始是退却，但是，长征又走向了胜利。这个胜利又是从解决了内部的错误，树立了正确的领导和路线、策略而开始的。这个胜利，几十万敌军长达一年的围追堵截不能压倒，雪山、草地这些人间最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不能压倒，内部人多枪多的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不能压倒。长征开始前三大主力红军发展到30万人，长征到陕北后只剩下不足3万人，但它与陕北红军会合却成了中国革命坚不可摧的中坚力量，而随着这支力量的壮大，最后夺取了全中国。铁的事实告诉我们：强大的敌人不可怕，困难和复杂的环境不可怕，流血牺牲不可怕，一时的挫折和失败也不可怕。对于共产党和她领导的事业，只要代表民族和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代表社会前进的方向，不苟安于眼前利益；只要路线、方针对头，且能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随时加以调整和修正；只要领导骨干负责任地工作，意志坚定，绝不动摇，和群众同甘共苦，一起奋斗；只要团结并珍惜自己的队伍，爱护同志，就能战胜任何困难，取得最终的成功。在改革开放，建设四化的新长征中，无疑也是这样。中国的建设依旧需要长征精神！中国共产党仍然需要发扬长征精神！中国人民永远需要长征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