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从数十人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终于战胜了国内外敌人，在最后摧毁反动势力的炮声和人民群众的欢呼声中，迎来了人民共和国的诞生。1949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最光辉的年份。

1949年5月20日，西北最大的城市西安解放了。虽然炮声还在30里外隆隆震响，但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已庄严宣告成立，大街小巷遍贴军管会主任贺龙司令员签发的安民布告，接管工作全面、迅速地展开。贾拓夫作为西北局常委、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为彭德怀）和西安市军管会第一副主任、西安市委书记兼西安市市长，立即进入中枢，紧张地指挥城市的接管工作。

这时的贾拓夫，年仅37岁。尽管他以胜利者的身份，以夺取政权后西安市“最高长官”的地位，重新回到了他曾经处于地下、舍生忘死战斗过的地方，但他却没有一点时间和精力，去感怀如此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尽管党组织和他本人对这个转变着实下了一番工夫去准备，他和同志们对做好各项新的工作充满信心，但扑面而来的千头万绪的事情，仍然压得他和同志们喘不过气来。胜利的自豪诚然在激动着他们，但新的严肃而又繁重和更加复杂的任务立即呈现在面前。他们没有体味和欣赏自己胜利成果的余暇，而是更加拼命地去奋斗，更加勤奋而谨慎地去从事接管政权后的新的工作。这就是那一代共产党人的命运和生活道路。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共和国建设的成功，正是在那一代人带领人民如是奋斗中获得的。历史告诉人们：如果领导者稍微松懈了自己的责任，或者在他们注定的生活道路上有些稍微偏离，哪怕是感到累了，要休息一下，那么，悲剧可能随时都会发生。应该承认和值得庆幸的是，老一代共产党人，在那个时代，没有些许疏忽他们的责任，国家和人民的大业，毕竟由于他们的努力和贡献，已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实，早在1948年4月21日延安光复，革命圣地从蒋介石、胡宗南手中又回到共产党和人民怀抱时，西北战场解放军即进入全面反攻阶段，接管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特别是接管西安的筹备就摆上了中共中央西北局的议事日程。贾拓夫肩负起主持和组织这项新工作的任务。他先后多次召集会议，了解和整理出有关西安各方面的情况资料，亲自草拟了接管工作计划。1949年2月9日，贾拓夫向西北局上报了《关于准备接受西安的初步计划》，得到西北局的批准。计划包括八个方面，即：

（甲）西安情况的搜集和调查；

（乙）接受西安的政策研究与准备；

（丙）西安军管会的组织与准备；

（丁）接受西安的干部准备；

（戊）卫戍部队的准备与训练；

（己）入城干部的训练；

（庚）供给上的必须准备；

（辛）其他若干技术问题的准备。

这个计划可谓相当周全而具体，比如，军管会的组织配备和分工包括：政务处、财政处、农林处、金融处、工商处、企业处、交通处、后勤处、文教处、公安处、秘书处、卫戍司令部、市政府等13个部门，除明确规划每个部门的任务内容外，甚至连每个部门的人数和从哪里抽调都涉及到了。再比如，供给上的准备要求：“入城部队及干部均应自带3天干粮，以便在最初3天能有计划地适当地解决供给而不破坏纪律。”“西安若以50万人计，每日需粮600吨，需煤三四百吨，连同油、盐、蔬菜等在内，至少1100吨以上。贸易公司拟组织花纱布、油盐碱、粮食及燃料四个公司以掌握物价，进行调剂。”“西安最大的困难为燃料，必须预先筹备，尽量保持同官（今铜川城郊）至咸阳铁路不断，以利运输”等等。

2月28日，西北局常委会决定成立16人组成的接受西安准备委员会，贾拓夫任主任。4月份正式组建各接管组和干部配备工作，5月12日印发了《入城纪律及注意事项》，5月18日正式任命贾拓夫为西安市委书记兼市长，5月20日任命了军管会各正副处长和公共房屋管理委员会成员。5月20日解放军先头部队攻进西安，军管会人员23日进入，24日正式对外办公。同时发布军管会布告管字1号，宣布军管会正式成立，主任贺龙，副主任贾拓夫、赵寿山、甘泗淇。至此，西安的接收工作全面展开。

贾拓夫进入西安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按党中央的指示，迅速地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各项生产。他们仿照陈云接收沈阳的经验，“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使接管工作顺利实现。对具体的接管工作及其场面在这里不必赘述，然而，从农村根据地进入大城市，并要管理城市，特别是在没有城市工作及管理经验的情况下，又要面对敌人造成的严重破坏和残余势力的负隅顽抗，所经历的困难和复杂的斗争，却是我们今天难以体会的。为了使人们对那一段历史和那一代共产党人的奋斗能有一个简略印象，我们想从贾拓夫于1949年7月20日写的《西安市接管工作总结》和8月10日写给西北局和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的《西安市军管会两个月工作综合报告》中，接录一点内容：

接管工作总结中写到：“西安五月二十日解放，军管会领导机关二十三日人城，翌日宣告军管会成立；二十六日起陆续公告成立市府、警司、法院、银行等。接管人员三千五百人至二十七日到齐，随即陆续出发进行接管。费时一月左右，接收工作大体告一段落。与接收工作同时，进行了复工、复业、复课及必要的改革、清查与整顿等管理工作。”

综合报告中写到：“接管与工作……进行过程一般较顺利，政策上也未出大岔子（但小毛病不少），被接管单位，虽有先接后管、先管后接或接管并进之分，但一般均较迅速地达到复工、复业、复课，并开始了某些改革，生长着某些新的气象。这次接管的经验证明，事前的准备很有必要。由于我们在延安时曾对接管对象的分工及方法等，进行了调查研究和具体准备，就使我们能在接管中争取到相当主动，避免了可能发生的严重混乱或错误。”

贾拓夫在综合报告中，分别总结了接管与恢复工作、肃特清匪与治安工作、金融贸易工作、宣传组织群众工作、支前及一般市政工作的情况。值得一说的是，这两份材料中，虽然反映出西安市接管工作取得的进展和成绩，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通篇没有一句歌功颂德的形容词和虚词，却严肃、诚恳地专题写了两个月工作的检讨，指出：领导方面虽执行了党的政策，未发现大的错误，工作方针证明也是对的，但由于对具体工作应如何去做，思想和业务准备不够，需在入城后紧张复杂的实际工作中逐渐摸索与解决，对全盘工作抓得不紧，发生了顾此失彼、茫无头绪及某些无政府无组织现象，暴露出思想领导不够，组织工作不强的问题；思想状况方面，存在着关门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倾向，对群众的积极性估计不足，发动依靠不够。并指出这与一部分解放区干部由农村转入城市工作，一部分地下党员由秘密状态转入公开环境这两个转变相联系。“应当承认，我们的管理能力和经验确实不够，党外人士批评我们‘会管军不会管政，生活朴素，业务生疏’，是有道理的。”总结中诚恳提出“要善于团结有技术、有经验、有能力的各种旧人员，并善于向他们学习，逐渐求得解决”。

我们引用这些内容，并不意味着西安城市接管工作做得不好。事实上，西安的接管是相当成功的。不仅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预期的目标，顺利实现了政权更迭，各方面工作很快奠定了基础，而且，迅速走上了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道路，为整个西北地区的解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仅举一例就能说明问题：当时，为彻底消灭胡宗南军队，人民解放军杨得志、周士第兵团需开赴前线，要求5天之内筹集5万袋面粉。由于西安各方面工作进展较好，3天就完成了任务。两个月支前20万袋军面、军粮及弹药，按时组织铁路运达预定地点；电讯、邮政基本上没有停断过，电厂在西安解放的第3天就开始供电，大华纱厂和铁路运输等重要行业也都在20天左右完全恢复生产，仅用2个月时间就完成了接管任务，打下了步入正规运转的基础。我们想说的是，贾拓夫在军管两个月的总结里，没有报喜不报忧，不是做官样文章，而是实事求是，从工作出发，全面地总结经验和不足，这正体现了他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忠诚党的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兢兢业业，严于律己，谦虚谨慎，一丝不苟的革命精神。他们不好大喜功，不文过饰非，不固步自封。正是这些优秀品质，保证了党的事业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无往不前，不断胜利。贾拓夫也正是始终坚持着这些基本品质，所以，他本人在各种工作中和各种环境下，都能胜任，都得到承认和好评。现在回想起来，人们多么希望共产党人，特别是各级领导者们能永远保持战争时期及共和国初建时期那种精神风貌啊！

叙述这段工作时还应该提到，由于贺龙主任不久即将主要精力集中于配合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另外两位副主任赵寿山、甘泗淇又都在前总工作，因此西安军管会的工作基本上全是由贾拓夫主持进行的。他还担负着西安市党政领导机关的组建和西北财经工作方面的重要任务，担子实在不轻。而贾拓夫身边的秘书处，除任秘书长的常黎夫和副秘书长的杨晓初外，只有秘书10多人，人员非常精干，工作机动灵活。据常黎夫回忆，他和贾拓夫经常是晚上写文件，常先睡一会儿贾先写，下半夜三四点钟时贾去睡，常起来接着写，天亮后拿着稿子去做报告，或送西北局审议。他们从未感到过疲倦，而且还充满豪情和愉快。

在两个月接管西安工作初战成功的时候，贾拓夫及时向西北局和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等领导同志提出：下一阶段西安市的工作重心，“必须转移到用全力恢复与发展公私生产，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难民、游民及失业者转业、就业或向农村疏散，以增加生产，减少消费，求得进一步安定社会秩序，安定民生，其他……都必须围绕着生产就业这一中心环节，相互配合进行，不可孤立进行。”他认为：“这是牵连最广并带有根本性质的一个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是一个消费城市在解放初期不可避免的现象。城市其他各种重大问题，如治安问题、金融问题等，均与解决这一问题密切相关，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办法是积极生产就业，不是消极的救济维持。”为此，他大胆提出：“为便于集中领导，军管会于军管工作总结后，应有计划有步骤地将所需各种生产事业和行政业务，移交各主管部门领导管理，使工作走入正轨，迅速推进。”并相应地提出了加强管理、发展生产、改进业务和结束接管工作，加强主管制度的一系列工作方针、措施和政策建议。

这些意见现在看来可能是自然无奇的，但在刚进城接管政权两个月的当时，能如此提出问题，则是难能可贵的。其中涉及到执政的政党应当以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为中心；应当把消费性城市改造成工业生产性城市，以促进国家工业化；应当逐步实现科学化管理，逐步建立正常经营秩序等许多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这些真知灼见，对于一个长期在农村根据地和革命战争中奋斗的政治领导者来说，并不是很容易就能认识到的。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贾拓夫对党的七大和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学习领会的深度，也可以看出，由于长期斗争实践以及他本人忠贞唯实的努力，他已相当成熟了。

在西安市的军管接收和恢复工作胜利告一段落，各项工作基本步入轨道之后，贾拓夫的主要精力即转向了经济工作，投入到他实际主管的西北财经委员会，致力于西北地区财经的恢复、稳定和发展事业之中。

中国长期以来是个农业国，重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是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基础环节。贾拓夫在进城前写《论转变》一文时，就曾讲过：“从乡村到城市的战略转移是极为必要的，极为正确的。但决不可只顾城市，忽视农村，只顾工业、贸易和金融，而忽视农业。如果只顾一头，就会犯大错误。”在西北解放初期的财经工作中，他身体力行了这一思想。例如他曾指出：西北地区面积占全国五分之一，而人口只占百分之五，这里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农牧业极为落后，经济结构十分不合理。因此，西北除按中央颁布的“土地改革法”，有领导、有秩序、有步骤地在新区进行土地改革外，首先要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必须以增产粮食为第一位，同时兼顾经济作物。先把生产水平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老解放区则要比现有生产提高一步）。要把畜牧业放在重要位置，着重解决死羊问题和饲料问题，变“人养牲口”为“牲口养人”。他还提出一个初步的商品经济口号，即要争取使西北农牧民做到“有吃的，有卖的，有存的”。他特别注意到：西北地区的棉花、羊毛百分之七十销往全国，麦子可以与其他地区进行交换。他已经开始看到利用地区优势，发展商品生产，搞活流通，来推动地区经济的路子，以及它们对西北经济的意义。可惜这些朴素可行的商品生产思想，贾拓夫本人没有来得及作进一步的研究和阐述，但是，贾拓夫这些切合实际的正确思想，在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的领导下得到了实施，使西北地区农牧业仅用两年时间，就从几乎破产的边缘复苏起来，粮食生产很快超过了解放以前的水平。

正如贾拓夫在军管两个月总结中所说：进入城市，稳定秩序、巩固政权的中心环节就是全力恢复和发展公私生产。贾拓夫领导西安市党政机关和西北财经委员会在这方面倾注了极大的力量。从接管工作的第一天起，就提出迅速恢复生产、恢复业务的号召。他们首先发动工人护厂，利用党组织在工人队伍中良好的基础和军管条件下的有利形势，坚决打击了暗藏敌人的破坏活动，同时号召工人、职员献出工具、零件，尽快组织恢复或部分恢复生产。电厂仅用两天多就部分供电，恢复路灯；铁路用20天即修复通车；大华纺织厂也仅用20天就提前复工，3万纱锭又轰转起来；电讯、邮政、汽车修理和运输，几乎始终未停，业务很快超过解放前的一倍。中国、农民、陕西等三个银行，不到一个月恢复营业；其他接管的公营企事业也递次复工复业，如机器、肥皂、制革、印刷、面粉、纺织等等。私营企业和手工业也在月余时间里陆续生产。所有这些，都表现了新政权的活力和效率，极大地推动了各项事业，带动了整个社会尽快进入新的正常运转阶段。此后，他们又不断扩大和发展国营企业的生产，同时扶植和帮助私营工业手工业者，使新政权领导下的生产活动很快超过解放前，而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恢复和发展城市工商经济，对刚进入城市的共产党人来说，是比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要困难得多的事情。贾拓夫领导西北财经委员会坚决贯彻党中央和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指示，统一财经，调整工商业。1950年3月，贾拓夫认真组织清查仓库，严格统计，同时，仔细地定编制、定消耗，厉行节约，按中央要求，除地方附加外，将所有公粮、税收和物资交中央统一调度和使用，建立和执行全国统一的收支管理制度和其他有力措施，很快扭转了长期通货膨胀所带来的物价飞涨，促使金融和物价趋于稳定。

进入城市，接管了政权，就不能单纯地采用战时共产主义的一套做法，必须面对资本主义为基础的经济环境。当时，新生政权立刻面临着同多种币制及实际流通的银洋、铜元和投机倒把活动作斗争的局面。虽然，新政府一成立就宣布人民币为本位币，而且早在入城前的1948年12月22日就由当时西北财经委员会主任贺龙和副主任贾拓夫的名义发布通令，宣布从1949年1月1日起发行流通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国人民银行券”。同时公布牌价，收兑银洋、铜元；还公布解放了的各大城市物价水平，以推动人民币在市场合法流通，稳定物价；但由于各种形势尚未稳定，国营商业刚开始组织，物资不多，所以，银洋、铜元很快脱离银行，而在市面公开流通，银元贩子在街上公开贩卖，造成物价上涨，使新政权不到一个月就面临第一次大的物价波动，直接威胁政权的稳定。贾拓夫立即带领政府和财经机关，开展同贩卖和使用银洋、铜元的战斗。他明令禁用银洋、铜元交易，把收兑银洋的牌价提高58个百分点；责令公用事业机关拒收银洋，只收人民币；税收机关在废除少数不合理苛捐杂税的前提下，立刻按原税制税率开征税收，在市面上检查、取缔银元贩子；司法机关不受理一切银洋债务纠纷案件；积极向市民进行维护人民币、不用银元的宣传；同时，责令国营贸易公司积极组织物资，抛售商品，压抑物价。这一系列措施很快起到作用，把银洋打入黑市，铜元完全被取缔，物价开始平稳，人民币在市场上开始扩展。

时隔不久，国民党军队困兽犹斗，反扑至咸阳和西安附近。匪特加强破坏和宣传，造成人心浮动，黑市银洋一下子暴涨3倍多，再次引起物价猛涨，已经发生不少商店拒收人民币，许多商店关门停业。在银洋问题上的斗争由于政治、军事的原因，变得更加复杂起来。贾拓夫和政府各部门配合严厉镇压匪特的反革命活动，借华北的大军抵进，前线捷报传来，积极扩大宣传，同时，贸易公司组织的物资增多，向市场抛售，开征上半年营利所得税，并宣布公粮折收50%人民币。银行积极开展汇兑、存款、贷款业务，并在黑市上低价抛出银洋，以黑市打击黑市，遂使二次波动再次平息下去。

新政权进入第三个月，银洋再次作祟，物价又上涨。但由于政治、军事形势有利，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继续生效，故未出现大的波动。

这几场银洋问题上的反复斗争，实际上就是同看不见的敌人的顽抗作斗争。贾拓夫深知这种斗争的实质和复杂性，所以他明确地说：要贯彻党的经济政策，“要贯彻党的金融政策，就必须与银洋作坚决的斗争，要打击银洋就必须实行全面动员，即行政力量与经济力量相配合，政府力量与群众力量相配合，城市与乡村相配合，这个地区与那个地区相配合，在这四面八方统一的方针与步骤下，坚决打击银元，打击投机商人，才能收到效果。逐渐压缩银元阵地，而扩大人民币阵地，以至最后消灭银元，贯彻本币一元化。但一定要认识，这是相当长期和艰苦的斗争，不可要求过急。”

打击银元的斗争实质上就是制止通货膨胀，平抑物价的斗争，是接管工作在经济领域中首要的任务。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西北地区的物价到1950年春夏之交就基本稳住了。贾拓夫在1950年7月10日西安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是这样回顾的：1950年2月下旬，西安市的60种商品平均物价比1949年12月底上涨了243%，其中14种商品上涨381%。但到了3月以后情况起了变化，上述60种商品平均物价较2月下旬下跌30%，其中14种商品下跌38%，4月又较2月下旬下跌52%，其中14种商品下跌62%。到5月初即转入平稳，制止了连续10余年来物价膨胀局面，解决了国民党10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事实上，西安市的物价水平始终低于京、津、沪、宁等大城市，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

贾拓夫领导的这些斗争，对于西安以至西北地区经济的稳定、恢复和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也成为接收城市工作的很好的经验。

进城前，贾拓夫曾经说过：接管城市，恢复经济，要有一个正确的工商政策，要从有利于国计民生出发，要有正确对待旧人员的政策……。在进城后，他积极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对城市工商业采取了积极慎重的态度。一方面，加强没收的官僚资本而形成的国营经济，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另一方面，鼓励城乡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促进城乡互助，内外交流，主张给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以照顾，欢迎解放前夕因不明共产党政策而离厂的资本家回厂继续经营。除各地成立工商局外，还专门成立了“私营企业处”，管理私营企业。对于工商业面临的生产萎缩、产品滞销，政府用扩大加工定货、重点支持，减少生产盲目性，改善企业经营管理，并对五种经济成分统筹兼顾、加强指导等办法，加以支持和协调。他还提出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积极引导和妥善协调解决劳资纠纷和工资问题……。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当时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政策措施，使西北工商经济得以较迅速地恢复和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有人指责贾拓夫是“右倾”，说什么同资本家根本不能搞“公私兼顾”等等。贾拓夫坚定自信没有超越党中央的政策界限，斩钉截铁地顶住了种种指责。他指出：这种论调的理论根据是所谓“无私”才能“有公”，它恰恰否定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公私矛盾对立统一的规律，因此绝不是处理公与私关系的正确认识，而是同中央政策相背离，是同毛泽东思想格格不入的。贾拓夫就是这样，开始了他解放后坚持实事求是，又冒有政治风险的经济工作生涯。

在领导西北财经工作时期，贾拓夫十分重视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充分注意发挥工人的积极性。西北有50万工人，贾拓夫被选为西北总工会主席。为进一步发动工人群众，他和总工会的同志们，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坚决取消欺压工人的封建把头制度、侮辱工人的搜身制度，取缔反动会道门，并首先在产业工人中（铁路、油矿、纺织厂、国民党后勤军需厂等）组织工人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同时还特别注意掌握政策，防止工人发动起来后提出一些一时还做不到的过高要求。同时，正确贯彻公私兼顾和劳资两利的原则，使得复杂的劳资关系比较协调，稳定了工人队伍，提高了工人觉悟，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当时的西北总工会副主席杜延庆回忆说：“拓夫同志进入西安时，忙得一塌糊涂，西北总工会又是兼职，但他对工会工作非常重视，凡重要的汇报事情，他都挤时间来听。重要的工作，他亲自来部署，他不认为这是额外负担。记得1950年，推广五三厂经验，贾拓夫还专门亲自主持传播经验的大会……”

“当时，我们对工会都没有经验，因此，事无大小，一有事就去请示，而他无论多忙，不分办公时间还是休息时间，不分在单位还是在家里，从来没有推脱过，总是有求就见，与我们商讨。工会的会议常请他去讲话，他总是事先了解情况，征求意见，明确解决什么问题。所以他讲话从来都是针对性很强，从不随便讲一番套话就算了。他讲话水平较高，讲问题深刻生动，我们也总高兴请他讲，因为他的讲话总是超过我们的希望和要求。我们都把他看成一个很称职的工会领导人。西北解放后不久，各地工会能够迅速地建立起来，学习、生产和劳动竞赛很快开展起来，步入正轨，是和他的领导分不开的。”

在复杂纷繁的各种工作中，贾拓夫还善于发现和抓住一些关键问题。他当时就敏锐地提出：要十分重视技术人员的团结、教育和使用。接管西安后的最初几年，他几乎在所有讨论财经问题的场合都要强调：搞经济建设离开技术人员，便会一事无成。他经常批评一些干部轻视科技和科技人员是狭隘的经验主义。同时，他在许多学校和技术会议上，动员、鼓励技术人员为人民服务，指出脱离政治的单纯技术观点和对人民事业不负责任的态度是危险的。

贾拓夫在西北财经工作时期，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处理大量的具体工作。但他又不是一个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者，他很注意在工作中改造自己的思想和作风，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新情况。在他进城前写的《论转变》和进城后的一系列报告、讲话和文章中，有一个鲜明的观点，给人们留下极深的印象。那就是他曾一再强调，进城后，统一财经、发展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崭新转变，其困难和阻力是相当大的，不能小看这些消极因素。固然，这些困难和阻力来自敌人的暗中破坏，投机商人的抵抗等等，但是，更要看到，困难和阻力还来自本身，来自一些干部的思想和作风。他反复强调，从乡村转入城市带来的种种根本性变化，使得大家再也不能按老样子办事了，再也不能单凭经验处理新问题了。因此，思想作风的转变是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任务，是大家自身工作的重要内容，谁忽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大的错误，就会跌大的跤子。

他是这样认识问题的，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尽管政权初建时期各方面工作千头万绪，日理万机，但他仍然十分注意学习和调查研究，十分注意变化着的新情况，不断加深对问题的系统思考和理解。时间不够，精力不够，他就号召和依靠下级干部这样做，集思广益，从大家的身上吸收新鲜东西。他有一个值得称道的方法，就是亲自动手起草报告、总结和文章，而不依靠秘书和工作人员。这并不是他被称为“才子”的癖好，也不是不信任秘书和工作人员，而是用这种方法，系统整理和深入思考一些问题，以使自己的思想和对于工作的指导更切合实际需要，而又能略高于实际。这一点的确使他的工作受益匪浅，对周围的干部也颇有教益，对他成为一个合格的、胜任的领导干部，有着很大作用。

贾拓夫在进入西安到1952年秋调任中央之间，做过许多工作，对西北地区财经战线的恢复、稳定和发展，做过突出贡献。我们不可能（也没必要）在这里详细地加以记述，但是，我们还是想再提两件他所参与的重要工作。第一件是他协助彭德怀解决和平解放新疆的问题；第二件是他具体领导西北三反五反运动的工作。

王震将军率英雄的359旅为主力的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促使新疆于1949年9月25日和平解放。同年冬，贾拓夫随同第一野战军司令员、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将军一起，赴新疆处理和平解放的军政和重要财经问题。

新疆有14个民族，素有“东方民族博览会”之称。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新疆的大好河山被遭蹋得不成样子，大汉族主义的压迫和阶级剥削，使这一地区经济十分落后，各族人民生活极端贫困，民族之间隔阂很深。建立一个各民族团结和睦的统一大家庭，是当时最重要的任务。而尽快稳定经济、稳定生活，医治国民党统治下遭受的创伤，是解决这一中心任务的紧迫前提。彭总亲赴新疆，反复强调要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尊重民族宗教信仰，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倾向，大量培养和使用民族干部；同时强调，使用民族干部并不意味着丝毫减轻汉族干部帮助少数民族干部的责任，并且具体地帮助那里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

贾拓夫作为彭总的主要助手，在新疆做了许多具体工作。他曾代表彭德怀专程飞赴伊宁，协商新疆伊犁、阿尔泰、塔城三区的统一，顺利地解决了这个历史遗留的老问题。

当时新疆经济困难，十分缺乏电力、交通和石油设备，许多设备、零部件原来是由苏联供给，后因战事等原因而中断。贾拓夫专门会见了苏联驻新疆总领事，协商解决了这些设备和零部件的供应问题。

国民党统治造成新疆生产凋零，币制混乱，物资匮乏，物价暴涨，各族群众深受其苦。贾拓夫着重调查了解了财经状况，得出结论：新疆的财政收入只能满足其五分之一的需要。他建议新疆当局领导不失时机地迅速恢复生产，积极恢复交通，沟通与内地的物资交流。他还提出增加财政收入的具体办法，实行统一货币，打击银元非法交易，禁止其他通货流通，稳定金融。并从内地调集大批物资，支持新疆市场，平抑物价，维护人民币的信用，帮助沟通了向内（地）和向外（以苏联方面为主）的渠道和组织管理。这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对把新疆的财经和内地的统一起来，对稳定新疆经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时，《新疆日报》曾发表过一篇重要社论，阐述新疆的财政金融和经济等问题，就是根据贾拓夫的意见起草并经他修改的。这一段中央对新疆问题工作的指示文件，也是贾拓夫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起草的。他协助彭德怀的这段工作，得到了党中央和彭德怀的充分而明确的肯定。

在新疆很短的时间里，贾拓夫还特别注意对新疆总的情况和发展潜力进行调查了解。他当时已想到：新疆地大物博，终有一天会成为祖国西北的一个重要工业基地。因此，他专门指定随行的郑戈恒代他跑了不少地方，收集了许多经济资料；他自己也附带做了不少调查，开了不少座谈会。从新疆回西安后，他组织人整理编写了一本小册子，涉及到新疆各方面的资源，包括工业、畜牧业、农业、手工业、水利、矿藏、财经、交通等等，以备他日之用。虽然当时时间很短，国民党又没有做过和留下多少调查统计资料，那份小册子也许是很粗浅的，但是，我们从这件事情上还是能够看出贾拓夫的一个特点，或曰优点、风格，就是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他以党的工作为自己的全部生活，脚踏实地地干着今天的事情，同时想到明天的任务。这不正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宗旨的生动体现吗？

正是因为他时刻想到为人民服务，所以，他也常常为人民事业的成就而鼓舞，情不自禁地要赞颂。他在此次新疆之行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来赞誉新疆的和平解放：

迅雷响彻祖国边，

西征无需起战端。

天上风震俯视壮，

“三区”人物把握欢。

入藏踏破昆仑雪，

贸易重开伊宁船。

谁说春风不此渡，

兄弟民族尽开颜。

1952年，全国开展了“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五反”（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行贿受贿、反盗窃国家资财、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财经战线当然是重点。在西北局的直接领导下，贾拓夫具体指挥了西北地区，特别是财经战线的这场运动。他率领西北财经各部门，针对各种贪污浪费问题，以及这些严重犯罪行为的“防空洞”———官僚主义，作了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斗争。当时的人们还记得，大的贪污浪费分子被称作“老虎”，贾拓夫办公的西北财委会议室墙上有一张“打虎图”，就像指挥作战的军事地图一样，而他们就像指挥作战那样，随时掌握进展情况，指挥着这场斗争。在斗争中，他一方面强调要无情地揭露和清除一切贪污现象，另一方面，强调在组织处理时，要严格划清贪污与占小便宜的政策界限，对小的贪污者和占公家小便宜而损公的人员，主要采取教育和改造以不使其重犯的方针，集中力量打击大贪污分子。这一方针的实施，挽救了一大批干部，对干部队伍的肌体来了一次大洗涤，从而提高了思想觉悟和素质，纯洁了组织。与此同时，贾拓夫领导财经各部门，动员各界，采取有效措施，为给国家节约15000亿元人民币（当时的币值，相当于后来的1.5亿元人民币）财富而奋斗，并胜利地完成了这一指标。

1952年3月，上海首先展开了针对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五反”运动，为取得领导这一斗争的经验和掌握有关西北的更多材料，贾拓夫即行决定派遣一个工作队前往上海蹲点。一方面调查上海的斗争情况，汲取经验，一方面收集与西北有关的材料，配合上海的斗争，从外部找出西北不法资本家的违法线索。在重大案件的处理过程中，他并不满足于下面的文字报告和口头汇报，而是反复深入基层，听取来自四面八方的意见，采取坚决而慎重的态度，从而准确、有力地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猖狂进攻，教育、保护了正当经营和基本守法的工商业者，维护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也维护了正常的经济秩序。

1952年，全国和西北地区都胜利地度过了三年恢复时期，准备迎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由于贾拓夫的出色工作和实绩，中央决定调他到中央财经委员会工作。他于同年8月奉调进京，开始了他在全国经济领导部门的工作历程。他是带着丰硕的成果和实实在在的业绩离开的，离开了他为之奋斗26年的家乡土地。虽然他并不满意自己的工作，但他毕竟无私地奋斗了，可以说没有辜负家乡的父老兄弟。他过去的道路并不平坦，他也没有期望今后的道路会不发生曲折。但是，既然已下决心做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并且已经奋斗了半生，那么，不管前面会有什么风险，他也还是怀着无限的深情，义无反顾地向前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