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来，古老的中华民族饱尝帝国主义列强、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多重压榨、剥削和蹂躏，真是穷够了，苦够了，也受够了。当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终于翻起身来，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并且顺利地建设自己的家园时，巨大的能量释放了出来。生产关系的变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仅短短的8年，就在满目疮痍的土地上，创造出令全世界瞠目的伟大成就：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3.5%，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8%，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8%。1949年还只能生产19万吨钢，1957年就达到年产535万吨，8年增加了28倍！这一年粮食生产达到19505万吨，硬是养活了饥饿惯了的6亿之众。这些世界上所有国家都从未有过的奇迹，出现在东方这个人口最多，也几乎是最落后、最贫穷的国家，怎么能不叫这个民族感到自豪，感到振奋，感到激动不已！

不仅如此，在落后的农业大国，已经开始显现工业文明的希望之光。回首往事，那刚刚结束但还伤痕犹存的百年耻辱，更激发着中华民族图强争胜的热烈追求。从新旧社会反差强烈的对比之中，人们信服地承认：共产党、毛主席是大救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要照领袖的指示办，新中国马上就会跳跃到繁荣盛世。被已创造出的辉煌成就和已刺激出的更高理想追求而激动了的人民，更加憋足了劲，一心要马上再创更加宏伟和瑰丽的成就。

而中国共产党，这个从小到大、以弱胜强、从赤手空拳到打败所有敌人、夺取了政权的党，这个令没有领导过经济建设而成功地领导人民创造了经济奇迹的党，也为自己的成功而激动。紧接着，自然是再接再厉，再创人类更大奇迹的决心。

于是，摩拳擦掌的跃跃欲试变成了改天换地的巨大干劲，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跃进浪潮，很快便席卷中国大地。

1958年初，就是在这样一种气氛下，贾拓夫调任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从协助李富春副总理主持计委日常工作起，到1959年9月底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被置于大跃进时期最敏感的位置上，经受了一场特殊的斗争和考验。可以说，这是贾拓夫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时期。他究竟是怎样度过的？是不是一个失败者？事实和时间会作出回答。

1957年11月，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震撼世界的目标：中国要在钢铁和其他主要产品方面用15年时间赶上英国。同年同月，《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的社论（四十条即指《农业发展纲要》），首次提出了“跃进”的口号。

1958年元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激烈地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泄了气不得了！”

“这三年有个曲折。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拋到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右派来了个全面‘反冒进’，什么‘今不如昔’、‘冒进比保守损失大’。研究一下，究竟哪个大？反‘冒进’六亿人民泄了气。1956年6月，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不是一个指头有病。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我为什么看？……”

毛泽东主席把反冒进提高到政治问题的高度，不仅认为反冒进泄了6亿人民的气，导致了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并且把反冒进与右派进攻联系起来，甚至提到反对他本人的问题。会上，周恩来、陈云等人受到严厉指责，刘少奇因指示中宣部起草了那篇社论，也遭到批评。贾拓夫自然也在受批评的行列。

会上要求各地苦战3年，使大部分面貌基本改观，在5—8年内实现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20年要完成的目标（这个纲要刚刚通过不久，正在掀起讨论和贯彻的高潮）；用5—10年使各省、自治区地方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实现国家工业化）。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跃进号角正式吹响了。

如今年纪在50岁以上的人，都还能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怎样轰轰烈烈的年代！又出现过怎样的狂热和扭曲。全国上下，东西南北，各行各业，在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带领下，在社会上进行了反右派斗争和党内批判反冒进的鞭策下，跃进、大跃进、特大跃进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农村合作化不久，更高一层生产关系的变革——人民公社化运动又迅即铺天盖地涌向全国。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工农兵学商——中国似乎已经找到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具体形式。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鼓动起的热浪，把大部分领导和群众的头脑也燎得热涨起来。人们似乎认为，只要鼓劲再鼓劲，赶上英国已不在话下，一穷二白的帽子一下子就会被扔到太平洋里去。就是理想中的那种生产力极大提高，物资极大丰富，消灭了三大差别（指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能够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也会在这一代人手上实现。“五年内实现共产主义”，甚至“三年实现共产主义”的标语口号，在工厂、农村、机关、学校、街道处处可见。一些老共产党人也极度兴奋地以为，他们能够活着见到共产主义的到来……。

在这种热涨的空气下，什么经济基础，什么科学分析，什么客观规律，都统统不在话下。“没有办不到，只有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提出了；小麦亩产两千斤、7千斤、13万斤，一直到水稻亩产30万斤、番薯亩产100万斤的“卫星”很快放出来了；一个山梨20多斤，一根大葱3斤6两，一粒蚕豆7两多，一头母猪共下了200多只猪仔，一只鸡两个钟头就下8个大鸡蛋……“奇迹”一批批地涌现。人们已经在担心：粮食这么多，吃不了怎么办？

问题不在于群众的狂热，人们要求迅速改变落后的愿望是真诚的，他们为之而拼命苦干是出自内心的，问题在于指导他们的方针和政策。在大跃进时期，党的经济工作指导思想出了错误，违背了客观规律，搞起主观主义的高指标，随之又刮起了一股瞎指挥风、浮夸风和“共产”风。

本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确已创造了奇迹般的伟业。1957年，在经过调整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已比较协调，成为建国以来经济建设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实现了钢产量535万吨，粮食产量达3700亿斤以上。这充分证明中国有可能比其他国家，包括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得更快一些，也应该发展得更快一些，同时也为今后更快一些地发展打下了基础。问题在于，新中国的航船，毕竟是行驶在小生产的汪洋大海中，在一穷二白的落后农业经济条件下，什么叫更快？快的基础是什么？怎样发展才能更快？快的规律是什么？快到什么程度才是可能、可靠和稳妥的？很可惜，这些问题没有被最高决策人所重视。

在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刺激下，毛泽东主席又站到第一线，把工业生产大跃进推向新高潮。原来，国家经委向国务院的建议中把1958年钢产量指标定为624万吨，生铁定为732万吨，钢材定为482万吨，分别比1957年增长19.2%、24.9%和13.1%。即使按当时的标准，这也已经是大跃进了。但毛泽东为各地各行业群众的冲天干劲和对党、对领袖的狂热拥护所感动，想到农业可以创造奇迹，为什么工业不能大搞群众运动，也创造出奇迹来？

1958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人们都认为大好形势来了。毛主席问当时的冶金部负责人：“形势要发展，钢能搞多少？翻一番怎么样？”回答：“行，可以考虑。”毛主席考虑到推动工业的大跃进，考虑到钢铁是一个国家工业水平的标志，原来的计划不行，在会议上把钢铁生产作为全党第一位的大事提到大家面前。他说：“……钢由1957年的530万吨翻一番，达到1100万吨，有完不成的危险，中心问题是搞铁。现在都打了电话，发动了，可是还要抓紧些，要回电话，要保证。”

北戴河会议上正式决定，1958年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并且召开各省书记会议，下达任务，公开宣布。就当时实有的开采、冶炼、运输等基础能力而言，这个指标实际上是达不到的。但是，毛泽东下了那么大决心，又进行了发动，要求各省、自治区党委把注意力和重心从农业转到工业方面来，全党动手，大办钢铁。在那种气氛下，不同的声音是很难说出的。况且，谁也没有经验，奇迹或许会发生？反“反冒进”给人的印象如此深刻，谁又愿意去当右派呢？

北戴河会议后，“钢铁元帅”正式升帐。全国一下子动员起几千万人，日夜苦战，大搞小（小高炉）、土（土法炼钢炼铁）、群（群众大炼钢铁）。恐怕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就此轰轰烈烈地掀起了，大跃进运动也进入了最高峰。

这个时期的贾拓夫却始终保持了冷静的头脑。他没有人云亦云，没有随波逐流，没有简单地盲目相信或反对。他需要实际地调查，需要清醒地思考，需要搞清楚并回答什么行？为什么行？什么不行？又为什么不行？这一年多，他仍在紧张的工作中做了许多调查，想了很多问题。从1958年3月到1959年8月庐山会议的500多天时间里，他只有16天因病住院休息了两次，300多天忙于计委的日常工作，先后主持和参加了120多次计委的党组会、汇报会、中央财经小组会，协助李富春组织召开了两次全国的计划工作会议。此外，用了180多天外出考察和调查研究，以及参加中央在北戴河、北京、上海、庐山的会议和两次赴兰州参加西北协作区委员会的会议。先后到过陕西、山西、甘肃、青海、湖北、河北、天津、上海等地，行程不下万里。

随着工农业跃进声势日高，计划工作面临的矛盾和暴露出的问题也越多。他到各地看到的实际情况越多，心中的疑虑也渐浓。他是认真的。他感到群众的热情真是可贵，人的积极因素一旦调动起来，将产生多么大的物质力量！应当看到并保护这种积极性。他在甘肃洮南看到群众大干水利，挑灯夜战，引水上山的冲天干劲，深受感动，还即兴赋诗赞颂。但他又不能对一些反常现象漠然无视。

看到西安郊区深翻土地创高产，把地挖了一丈多深，他怀疑将生土翻到地面，是否能长庄稼？认为这是劳民伤财。

看到有的地方把十几亩稻子移植在一亩“试验田”上，用通风机通风，用探照灯照明，说是创高产放“卫星”。他讲，这种搞法肯定不行，近乎于胡闹。

看到有的地方土法炼钢，炼出的东西似铁非铁、似钢非钢，根本不能用。他说：“真是恨铁不成钢啊！”

看到有的地方乱开小矿，无法管理，他感到这样破坏国家资源，得不偿失，需要节制。

看到士法炼焦，投入的煤炭多，炼出的焦炭少，而且质量低，用它炼铁温度上不去，耗费又大。他认为这是一种浪费。

看到有的矿区工人反映没有肥皂洗澡，人们“下得了坑，上不了炕”。他认为应当重视，说：“这样下去，工人的干劲难以维持，生产最终还是上不去。”

看到《人民日报》刊登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他心里很不舒服，说：“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怎么能这样搞宣传？革命的浪漫主义是可以的，但总不能太脱离实际，更不能以此指导行动。否则，不是助长下边浮夸更浮夸吗？”

……

接触到的具体问题越多，他的心情越矛盾，越沉重。看到大跃进激发出群众的高度热情和冲天干劲，真有排山倒海之势，是极其可贵的一种社会推动力。他不能不由衷地承认，这是历史上任何时刻、任何制度下都不曾有过的。它的确能创造出奇迹，第一个五年中不是已创造出许多了吗？当前这种气势、场面，不也是前无古人的吗？但是，社会主义的经济是怎么个搞法？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的原则，在计划工作的实践中怎样去体现？并没有因此就解决了。群众的积极性是起来了，但是，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搞经济建设，是不是仍有个正确引导的问题呢？当然，南宁会议上毛主席对“反冒进”嘻笑怒骂式的批判犹在耳际，自己也被列在“右派”或“离右派只有五十步”的行列里，不能不警觉，不能不自省。况且，都没有搞过社会主义大经济，更没有搞过群众运动式的大跃进，短时间里很难作出正确的判断和结论。但是，实际生活中冒出来的新情况，新问题，又都实实在在，都应当解决，否则，会出现一种什么局面呢？

这一个时期，贾拓夫十分注意思考，力图去解决思想认识和实际问题之间的关系。他没有简单地、公开地谈论具体问题，没有就事论事地谈业务技术，而是想通过努力，正确地解答这些问题，使自己对客观形势和党的路线方针有一个更加正确的认识，同时也能对经济计划工作有一个适当的指导，从而避免实际存在的问题逐渐扩大。实际上，早在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结束不久，也就是毛主席批评反冒进，指出有些人“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后不久，贾拓夫就开始考虑关于“多快好省”的问题。有一天他刚上班就直接到秘书赵家梁的办公室，说：“你考虑考虑，帮我写篇关于多快好省的文章，准备在报上发表。这个问题我想过，有些观点，你看是否站得住。”他讲道：1953年他参与起草的计委一个关于基本建设的发言稿时，提到“又好、又快、又省”。当时刚从河南省委书记岗位调来计委不久的张玺加了个“又安全”。1955年，毛主席提出要快、要好、要多，李富春补充了个“要省”。1956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中才正式提出“多、快、好、省”这个顺序。他指出：“杭州会议、南宁会议上，许多同志一再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很好，多快好省本来是一个整体，一定要全面，不要拦腰砍，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多快应建立在好省的基础上，没有好省的多快是虚假的。四个字究竟是快还是好为中心，可能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单位，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事情，有不同的侧重。但是这几年的实践经验来看，恐怕应该以好为中心，不要以快为中心。当然，只讲好省，不讲多快，也是不对的。好省不能代替多快，没有一定的数量，也没有一定的质量。”赵家梁诚恳地说：“我看你的观点站得住，但是现在这个时候，这个文章不好写，写了也不好发表，弄不好要出大问题，会给人们以跟毛主席唱对台戏的印象。”贾拓夫说：“不急，考虑考虑，稍有空暇，再细细斟酌如何写。”

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提出，后又在5月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贾拓夫是赞成的，他说：这反映了广大人民要求改变落后面貌的迫切愿望。但是他也担心即将面临的经济形势会出现片面强调多快，而忽视好省的局面，这对工作、对建设事业是非常有害的。强烈的责任感和党性，驱使他不怕冒政治上的风险，想大声疾呼一番。他再次建议起草一篇文章来全面论述多快好省之间的辩证关系，赵家梁还是劝阻他不写为好，然而贾拓夫并未放弃自己的想法。从他在成都会议后计委党组整风务虚会上的几次发言中，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他当时的思想状况。

他谈到：“成都会议提出的问题是建设路线问题，这点过去是盲目的，不自觉的。集中起来，一是速度问题，二是群众问题。速度问题不光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要快，就有群众问题，这一点过去是不明确的。”

“我思想上对农业问题注意了。农业上不去，对工业，尤其对轻工业有影响，对市场安排、财政、外汇等都有影响，它们之间有着重要的关系。但对农业速度能上去多快，不曾全面摸清。我是从第一个五年的实际情况来估算第二个五年的农业，总觉得第二个五年头两年不易上去很多，整个速度快不了，没有认识到农业能来个大跃进，还是估计不足。”

“中央与地方。我过去的想法是重工业大部分中央搞，轻工业大部分地方搞。对下放企业也是先放小的，后放大的，走着看。而对中央与地方分工是高速度发展不可分割的一条，本质上认识不清。主要是觉得重工业技术高，资金多，难搞，需要适当集中力量，有点神秘化。”

“大中小的问题。我认为重工业还是搞大一点好，小的怕不行，技术、质量、成本都会有问题。轻工业多数搞中小的，但也不是从速度方面，而是从原料供应、产品销售方面接触的。最近期间，我才感觉到中小是个路线问题，速度问题。”

“建设与生活。劳动工资，我在中财委管过一段，觉得问题并不简单，我怀疑搞得多了有问题。劳动工资总觉得要搞上去容易，要搞下来困难。建设幅度大，生产增长快，人多了，生活问题也多。”

“我感到人口问题是个大问题，影响到方方面面。要控制人口，对节育有兴趣，也只是看到问题的一面。”

“对生产潜力估计不足，过去主要是考虑设备技术方面，但对人的因素方面估计很不够。”

“基本建设。1956年战线较长，搞得很紧张。后来从财政、物资、外汇诸方面的平衡，市场商品与购买力的平衡算了一下，觉得有问题，需要休整（调整）。1957年削了一下，虽然必要，也是像有的同志讲的，‘削得血淋淋的’。我当时对个别同志说过：是有些‘倒行逆施’。从那时我就扭转了思想，认为稳当一点，四平八稳，能避免血肉模糊、倒行逆施，只是站在有进无退的基础上。这一点看得多了，对形势估计不足。”

“1957年计划编制时，我的中心思想就是想法搞平衡。各部提出的指标，我没那个魄力，和各部关系也搞得紧张。”

“我作风上有事务主义，思想方法上有经验主义。天天忙，忙些枝枝节节，忙着多呀少呀的问题，没有考虑思想、理论问题，更没有考虑政治路线问题。觉得地方和各部提出的指标，都有它的局限性，计委机关就是搞综合平衡的，平衡了才真的知道是多或是少，所以也心安理得地天天忙于多呀少呀的平衡上面。”

“十大关系，每个关系处理都关系到速度问题。过去我对于这些关系里面的积极因素看得不够，消极因素看得多了，脑子里装了一些矛盾，有一些考虑，但是枝节的、零碎的。……现在看到抓了政治，抓了群众路线，就是提纲挈领，把枝枝节节都解决了。我看我的本质问题是对速度的看法，根子是对群众力量估计不足，思想方法上有片面性。”

看得出来，贾拓夫是在尽量地按照总路线精神，用自我批评的方法来提高自己的认识。但是，他摆脱不了对那些实际矛盾引起的思考。比如，在同样的整风务虚会上，他还谈到：

“保证重点本身并不错，不保证，没有纲也不行。但是太过分，太突出了也会有问题。”

“1953年开始搞计划时，强调学习苏联的、反对英美的，这是对的。但是，英美的也并不全是错的，也有一部分是对的（按：当时能这样提问题，是够大胆的）。我们根据中国的实际，提出来工农业并举，大中小并举，中央和地方并举等都与苏联不同，但苏联也有好的东西。……十大关系本质上反对教条主义的。”

“过去计划编制自上而下，有神秘化。现在计划工作走群众路线，也需要综合平衡。”

“对一个问题来说，没认识之前，怀疑是必要的，怀疑就是思考，就是想一想。”

“有争论是好的，这种气氛好。争论要展开，就事论事，技术性的，有时也是政治性的。政治观点与业务观点要结合起来看。”

“教条主义首先还不在于表格、指标的多或少，首先是在于对国情合不合适，不切实际就不对；切合实际的，即使照搬照抄，也是对的。”

“一切问题决定于我们下去，在实践中解决怎么搞法。”

贾拓夫在计委党组扩大会上还提出：“在当前这样一个情况下，计划工作怎么办？总路线如何体现在我们的计划工作上？可不可以搞一个计划工作的‘总路线’？这个‘总路线’是否应该包括以下12点内容：

“1．必须以党的总路线为依据；

“2．以工农业生产和建设为主要内容，而同时又照顾到国民经济各方面的配合；

“3．政治经济技术密切结合并以政治挂帅；

“4．以自下而上为主，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

“5．积极的互相促进的平衡；

“6．长期和短期相结合；

“7．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双轨制；

“8．既鼓足干劲，又留有余地的两本账；

“9．分级管理，逐级平衡；

“10．抓两头，带中间，平均先进定额；

“11．检查计划，一年抓四次；

“12.必须依靠党委的直接领导。”

从以上这些问题和意见中，可以明显地感到，贾拓夫在当时的条件下，还是竭力想在总路线的精神下，从国民经济的全局考虑，求得相对的协调和平衡，希望在热气空前高涨的氛围中，与科学态度结合起来，避免可能出现的片面性；在尊重群众和群众运动的同时，也尊重和探求规律性的因素；在打破常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同时，也寻求计划工作的一定规范，以使有所遵循。一方面要跟上形势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企望不出现难以把握的倾向。他是在从事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综合平衡的同时，在思想观点和具体方法上也设法寻求平衡。当今，凡经历过1958年大跃进的人，很容易理解贾拓夫那时的良苦用心。

大跃进的热潮势不可挡，越鼓越高，越来越多的人头脑越来越热，政治气氛越来越浓，人们争当“促进派”，都怕戴“保守派”、“促退派”的帽子。于是指标越报越高，浮夸越来越重，情绪也越来越激昂。站在掌握整个国民经济全局的国家计委，要求得协调和综合平衡，尽力保证这部庞大的经济机器既高速度运转，又不崩溃，就像超速行驶的列车要让它不出轨，也像遇到狂风暴雨的航船还要继续破浪鼓帆一样，真是一件极度困难的事情。作为主持计委常务工作的贾拓夫，就是处在这样一种激流险滩之中，位于矛盾的交叉点上。他是领导者，又是从事实际工作的。他要看清方向，跟得上潮流，又不能不面对和处理实际问题。遇到各种各样的矛盾、问题的碰撞，日子真是难过得很。参加革命工作30多年来，似乎从未碰到过如此复杂的局面，而现在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处在接触全局、其工作更影响全面的地位，无论如何也要尽心竭力，力图适应和把握。而这种适应和把握，并不是随波逐流。反正事物总有不同的方面，认识总会有对立面，实际的问题总要解决。

于是，他还是尽量保持冷静，保持独立的思考和见解。他在研究计划工作时，不断地、一再地提到：

“国家计划委员会心要热，脑子要冷。”

“经济形势是大跃进。而现在是数字跃进，措施没有跟上。十七个部的政治气氛够了，但具体措施还不够，计委要协同各部把注意力放在研究措施上。”

“这个期间，要把消极、困难方面考虑一下。”

“资源、技术力量、资金、设备、物资都比较紧张，要深入地摸，认真研究。”

“搞1959年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要分期成和必成两本账，取其低，争取提前超额完成，这样主动。”

“工农业指标初步定下来后，要围绕这些数字进行重大问题的研究：重大项目有什么薄弱环节，工业地区的分布问题、地质资源的问题，机电设备的配套能力问题，财政、外汇、材料、物资的平衡，劳动力、积累、消费等都要具体安排。”

“安排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要考虑重点和一般的问题，局部和全部的问题。单纯从钢来看，可以搞到6000万吨，但全面看又有问题。资源40—50%还要找；投资不落实；技术力量，劳动力还要规划；最大的问题是设备，一是电，二是重型（设备），矛盾很突出。电要上去，铜、铝又不足。原材料和设备须要好好摸。部门定了，还要考虑地方的问题，看看地方平衡如何？从四面八方看，可以看出问题。”

“安排第二个五年，特别是1959年计划指标，要考虑平衡下来有什么问题？1958年生产预计完成的情况要很好地摸，可能性到底如何？生产能力究竟能达到多少？按1958年能够完成的量来看，铜、铝、发电、设备、机床、酸、碱、焦炭、橡胶等供需之间差距仍很大，这样，1959年的基建就要多上新增能力，这与投资又有矛盾。而要保1959年产量，今年下半年就要安排一些能力，又不仅牵涉到投资，也还有原材料、技术的问题要解决。明年钢材即使满足了数量，规格、品种也还不能满足需要。……这些都需要从措施上加以研究解决。”

他还多次提到矿业、煤炭、发电装机能力、酸、碱等化工的配套；木材、水泥等生产及劳动力安排；运输的紧张，地区的平衡协调，基建生产，生活问题，时间措施的安排；机械工业的配套等等方面的具体问题和意见，并在向中央财经小组汇报时，反复进行了说明。

陈云等领导非常重视贾拓夫提出的意见，曾明确讲过：明年计划成不成，关键还是在材料问题上。铜、铝、钢材品种，时间赶得上赶不上？铜落空，发电机组就落空，四大皆空，是个大问题。

还说：从实际情况看，反映出1959年任务并不轻松。材料、设备、运输问题严重，建筑能力也严重。铁路、交通是个大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就不好办，计划会落空，看来来年的计划窟窿很多！

实际的这些情况，预示着1958年的跃进可能带来经济的全面紧张。但是，这些具体问题还只是在经济工作的一部分领导层中议论，到达不了也无法影响到最高的决策层。不仅如此，问题还在加剧发展。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提出钢产量要翻一番，达到70万吨。贾拓夫认为有问题，他找宋劭文、廖季立等经过认真核算，一致认为，1958年1—8月份在跃进的推动下，只生产了500万吨（几乎相当于1957年全年的生产量），要在后四个月再搞出600万吨，实际是不可能的。而且按此指标实施，会给其他行业和经济全局带来很大冲击。但是，许多人听不进他们的意见，自然也就无法作为一种意见送达毛主席考虑。

在这种形势下，贾拓夫是没有能力扭转局面的，他只能力所能及地不断提醒而已。

当时，许多人站在高指标上说话，虚报现象严重，至于是否真的实际，却很少认真研究。也有一些人，觉得应当实事求是，希望能少出偏差。有一次，计委秘书处赵家梁等几位同志在计委写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提倡说实话》。贾拓夫上班来得早，一看就说：“很好嘛！”马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在他之后，好几位计委副主任也陆续签了名。这样一来，赵家梁的大字报成了贾拓夫的大字报，一时在机关内引起很大反响。

1958年10月中旬，贾拓夫协同李富春在北京召开全国计划会议，他仍在提出问题。他说：

“现在大跃进形势很好，有很多好的经验。好的事情可以谈谈，这是主要的，基本的。同时也要谈一下有些什么问题。”

“这次开会要虚实结合，恐怕要以实为主，虚的也要谈。”

“以钢为纲，但矿山、轧钢有问题。现在看来，第一季度要突出抓钢材，全年来讲，矿山问题很大。”

“明年的形势的演变还要看，例如是否再搞5000万人以上炼钢？还要重新研究。工业、农业同时跃进，多少劳力给农业，多少给工业，要统一安排。”

“除了钢铁、钢材，还要有其他来配合，煤、电、机械、铁路运输、劳动力等等。现在各地方提出的其他方面也要跟着涨上去，也是自然的。重点离不开一般，不管是不行的，大配套就是这个问题。不能只顾主机，不顾副机。”

“群众路线解决问题，并不是一切都能解决，大跃进中也会有矛盾。”

“看到好的方面，这是主导的一面，同时也要看到新的问题。”

“这次会议能把问题提出来，也是好的，在此基础上，先把第一季度计划安排下来。因此，这次会议第一暴露矛盾，第二重点安排，第三解决调入调出，第四先定第一季度。至于明年全年计划，要看今年第四季度完成的如何，然后再订。定案还要由中央解决。”

“土和洋，大和中小相结合，但一定要有个比例，没有比例是不行的。”

“分散与集中，分散以调动地方积极性，可以争取时间搞快些。但只有分散，没有集中，就会乱套，就没有全局，就不能保证重点。看来还得很好结合，不能偏废。”

“包干与统筹。地方包干是在全国统筹计划下的包干，而全国统筹则又是在地方包干基础上统筹。不能只强调一面，还是要结合好。”

他的这些意见均在会议期间向中央财经小组作了汇报，具体地反映了暴露出的各种矛盾。他认为，“暴露矛盾，使各部对下面的情况和问题了解得更清楚一些，也使各地对总的情况了解得更多一些，是有好处的。但是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很困难，建议明确一下总的目标，重点解决钢要成材，机要配套的问题，先把1959年一季度计划安排下来，全年计划到时与各部各省再研究后，报中央会议来确定。”

计划会议上，根据8月北戴河会议的精神，各地报的计划汇总，结果是1959年钢产量指标到了3900万吨（当时正在努力争取1958年钢生产达到1070万吨。就是说，1959年又要在此基础上再翻两番）。这可是实实在在地搞生产，不是吹气，凭什么条件去实现？怎么有可能达到呢？贾拓夫已是忧心忡忡，难以安眠了。但是，当时毛泽东主席表了态：“3000万吨可以了。”提出的口号是“为3000万吨钢而奋斗！”在财经小组会议上，其他几位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对此都没有表态（看来也确实不好表态），责成贾拓夫负责先起草文件，准备带到11月召开的武昌会议上去用。

贾拓夫承接任务后，心情格外沉重，他陷入了痛苦的沉思之中。当时秘书问他：“3000万吨明明不行，为什么不提出来呢？”

贾拓夫说：“不能提。”

秘书又问：“文件是由你起草，你首当其冲，你不提谁提？”

答：“现在已不好讲了，毛主席已经讲话，他们（指当时几位副总理）也都还没讲，等开完会再说吧！”

问：“到时候要打屁股，先打的是你，怎么办？”

答：“不算数（指指标），还会变的。”

那时候，要讲些心里话，讲些负责任的实话，也真是难啊！

1958年11月，武昌会议召开了。经过会议研究、核算，作为“元帅”的钢产量指标，一点点地往下降，从3000万吨—2900万吨—2700万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提出了冷热结合，冲天干劲和科学态度相结合的问题，并且指出计划指标要有根据，根据要落实。指标要落实可靠，比例关系要调整。针对1959年钢产量指标，毛主席讲到可去掉三分之一，最后定为2000万吨。当时意见是对内按2000万吨安排，对外宣布1800万吨。陈云本不同意这样定，但还是公布了2000万吨。虽然这个指标仍然是要在1958年基础上再翻一番，但当时已是不能再退下来的气氛了。责成计委再拟定具体计划，由副主任安志文、综合局长廖季立等人负责。贾拓夫对于这个2000万吨，仍然心里很不踏实，觉得很玄乎。

2000万吨看来也完不成，而指标又不能再动，怎么办？贾拓夫回到北京后，就在计委内部布置，让廖季立等人另外测算，安排两个更低一些的计划方案：一个1800万吨，一个1600万吨或者更低一些，以备原计划执行过程中的确发生困难时，好拿出来应急调整，而不至于突然间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本来这是从工作出发，从实际出发的一种负责任的做法，遗憾的是，他后来却为此而遭到严厉的批判，说这是和党中央的决定唱对台戏，是对抗中央的行为。然而，实际的情况正如贾拓夫预计的那样，并没有因为武昌会议定了，公布了，就一定能实现。当时中国的经济底子毕竟就是那么个基础，而经济运行又毕竟有它自有的规律。

由于钢铁“元帅”指标的一再变动，1959年计划一直很难安排，而贾拓夫始终担心高指标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带来更加全面紧张的形势。他认为，1959年计划必须建立在1958年的实际生产水平的基础上，要尽量稳妥可靠，避免大上后而不得不大下、大起而又被迫大落的局面出现。因此，他想把1958年的实际能力和水平摸得更清楚一些。

他很怀疑1958年大炼钢铁到底有没有1070万吨，就让廖季立等去统计局核实到底有多少钢？多少好钢？多少土钢？经过反复核算，虽然完成了1070万吨的指标，但真正能用的好钢却只有800万吨，其余200万吨是基本不能用、无法成材的土钢。

他也认为粮食产量有很大虚假成分。1958年原来估计粮食生产达10500亿斤（1957年只有3700亿斤），后来说有7500亿斤，贾拓夫对此仍有怀疑，找有关同志去农口了解核实。他觉得1958年粮食大跃进，大丰收是事实，但比上一年增产那么多，不合乎道理。1959年1月，中央财经小组在周总理处开会，他在汇报1959年计划安排时讲：“武昌会议时定下1958年粮食产量是7500亿斤，棉花6700万担，这与1959年计划关系甚大。如果是这个数，没有虚假，是一个情况；如果有变化，但幅度不大，也不要紧，影响不大。1958年粮食、棉花究竟有多少？直接关系计划的安排。”当时农口的负责人满脸怒气，拍案而起，拍着桌子说：“没有问题，农业指标不要再议了，就是七千零一亿斤。这是在主席那里定的。你这是什么意思？！”贾拓夫只好说：“没有问题就好。”实际上后来再核实，1958年粮食产量还不到5000亿斤。

贾拓夫还对1958年财政收入的实际数字感到不踏实。他在周总理处的会议上提出：“1958年财政收入有450亿元，是不是有虚假成分？”当时财贸口负责人李先念说：“估计至少有20亿元的虚假数。”

贾拓夫感到，计划工作要做好，必须建立在可靠的统计数字基础上。他请来国家统计局的领导贾启允、陶立、王思华等人，重点谈了统计工作方法和与计划工作的关系。他说：“统计工作最近破教条主义，立群众路线，解放思想，有很大跃进，有许多好的经验，要继续搞好，不能放松。然而工作方法方面也面临很多新的问题。人民公社、两条腿走路、综合利用工厂、亦工亦农等等，使得现在与过去的统计基础相比，发生了很多变化。统计工作也需要适应新的情况，向综合性方向发展。”当前，统计工作要和整个经济工作一致起来，这个时期抓什么？对小土群、大洋群的运动如何抓（统计）？设备的重点应如何安排？铁要成钢，钢要成材，进展和问题是什么？这些都要注意。这些我们（指计委）可以抓，统计部门也可以抓。“他认为：‘统计工作也是计划工作的一部分。’”“设想这么一个方案，即统计与计划工作口径对起来，计划工作要充分利用统计局的力量，又分工又汇合，必要时可以交叉，互相支援，互相依靠，工作也可以交流，可以联系起来参加或合署办公。计委党组开会，你们三人总要有一人参加，联合起来。此事党组讨论定后报中央批，现在先搞起来，试一下。”

在进一步摸清1958年实际情况的同时，贾拓夫在计委党组强调，安排1959年特别是第一季度计划时，按武昌会议定的指标，要力争搞得有根据。每个项目都要有个“由头”；要强调保重点和照顾一般相结合，特别要抓住项目和材料供应两个环节；配套问题要负责解决或提出解决的意见；劳动工资要考虑，增加人员要控制；必需品供应的全面紧张一定要重视，不抓这件事会犯错误，只抓生产，不抓生活是不行的，必要时要给供应让路，以保证生活不出大问题。安排时要经常保持各地存3个月的粮，1个月的煤；外汇外贸要具体化，还有部分外贸任务没有货源的问题要落实，等等。他一直强调，国家计委一定要统筹兼顾，从综合平衡上考虑问题，安排计划千万不可单打一，顾此失彼。

在1958年年底和1959年1月份，贾拓夫向周恩来总理和中央财经小组汇报时，一再就具体问题如实提出困难。

他说：“武昌会议回来后，日夜苦干搞年度计划，情况知道得更多，问题暴露更多。现在总的来说，武昌会议通过的指标大盘子不动，但从各方面来看，具体的需要加以调整。”

他指出：“要从1958年大跃进的基础来安排1959年的计划。1958年大跃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工业、农业、基本建设、人民公社。结合起来看，生产力有很大发展，生产关系有很大的变革。1958年在经济活动方面的一些情况和1959年的安排是密切分不开的。有一些情况要考虑进去。

“1．劳动力的鼓足干劲确实做到了，如果有缺点的话，是有一部分有过之而无不及。

“2．物力，挖掘潜力差不多到了顶点，周转量吃掉了不少，钢材少了几十万吨。这种情况和当前的待料现象有关。

“3．钢铁有很大发展，带动了其他。钢铁的数量，铁报的是2100万吨，而比较好的一、二类铁1300万吨；钢报的是1100万吨，好钢能轧钢材的约800万吨，比上年增加50%。经济周转中发生了变化，人民公社自筹的资金不能达到140亿元。钢铁补贴至少要16—20亿元。现在就要抓这个基础上的质量问题（按：已明确涉及到大炼钢铁的质量水平问题）。

“4．粮食、棉花。武昌会议时定的粮食1958年有7500亿斤，棉花6700万担，这对整个计划关系甚大。如果粮食7500亿斤没有虚假，是一个情况；如果变化幅度不大，也不要紧。1958年究竟有多少？对1959年关系很大。

“5. 1958年大跃进中，某些比例关系有失调现象。在安排1959年计划过程中，感到更为深刻、具体了，1959年应该注意到这个问题。这是1959年经济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6．成本、经济周转方面是否有问题。1958年财政收入达450亿元是不是可靠？有没有虚假成分？

“7．各部门不配套、设备不配套的问题突出，成套才有生命，才能形成生产力。

“8．协作关系。旧有的协作关系相当程度地打乱了，搞不好影响速度。搞好了，可以变成好的因素。

“9．技术革命。有些是成功的，有些还不能肯定，也有些是失败的。要进一步摸清楚才成。

“10．库存、周转搞掉了是不利的。

“以上这些对1959年计划安排都有直接关系。考虑诸如此类的因素，按照武昌会议方案，提出具体调整方案，搞了三张大表。为什么这么调整，已和各部谈过，因时间太短，搞得还嫌仓促。”

他具体地汇报了各种计划指标和措施调整的内容，还讲到调整的精神原则是：

1．四项基本指标，力争完成。这几条杠杠不能动，必须保证完成。

2．要调整比例关系。

3．要压缩空气，脚踏实地，指标要可靠落实。

4．周转、后备必须考虑进去，要留有余地。

5．中央和地方要一盘棋。

6．生产和生活要两条腿走路。对生活方面，过去我们注意不够，应予以重视，甚至有些方面还要优先。

7．项目、材料、投资要三结合，综合平衡。

8．多快好省要全面考虑。

9．工农业、轻重工业、中央和地方、大中小、土和洋五个并举要认真执行，大中小结合中要注意中小。

10．生产和建设要两者兼顾，如有矛盾，要先生产后建设。

11．今年、明年要两者兼顾，如有矛盾，要先今年，后明年。

12．要千方百计，搞积极促进措施。

最后，他还详细地谈了对这样的调整方案的看法，认为：

1．同武昌会议方案比较，全面了一些。

2．总的来看，如按现在这样安排下来，形势会比较缓和一些。

3．比例关系有所调整，可相当抑制失调的加剧。

4．仍有不少缺口。

5．还是很紧张的局面，因为：

1958年大跃进，好铁增加500万吨，1959年要再增加三个500万吨；

1958年好钢增加270万吨，1959年要再增1000万吨；

1958年钢材增加了200万吨，1959年要再增加四个200万吨。

而这些增加的产量，有三分之一以上是依靠当年新建的能力，影响基建规模的生产能力就要达到一倍。具体地说，按调整之后的方案，依靠新建增加的产量：

钢材占35.7%；洗煤占65.5%；铁矿石占37.5%；铜占62%；发电量占19.2%；煤炭占5.9%；原油占13.2%；水泥占22.5%；硫酸占33.3%；重型机械占36%；发电设备占18%；货车占30%。

他特别说明：“所以，按降下来的结果，也不是保守，不是降了积极性，而是缓和了紧张方面。即使如此，还是积极的，还有紧张。如果有问题的话，还是要再落实。

他在继续谈到工作具体化，计划安排的做法，基本建设仍存在的投资下降，要抓市场安排共10个问题的看法后，说：“现在的计划安排有些困难，还需要继续去摸索，很好地来调整安排。究竟这样行不行？还要过几关。要同各部、各地方再商量，经过那几个考验，最后还要经过实践的考验。”

他还非常有针对性地讲过如下的意见：

“武昌会议定钢产量2000万吨之后，印象最深刻的，一是全国一盘棋；二是以钢为纲；三是留有余地；四是搞平均先进定额，五是毛主席几次讲到的计划要有根据，根据要落实。”

“回来以后，摸清了一下计划根据怎么样？一算，根据不够。按武昌会议精神，1959年计划是得费些工夫好好摸一摸，算一算。1958年大跃进，成绩是伟大的，但要做具体分析，有不少新问题。我对有些问题的看法，也有很多胡思乱想。我和几个同志谈过：1958年大跃进，总的是好的，但也有某些方面是可以注意的。所以说可以从不好的方面着想一下。例如工业速度是否增加得过高了？新增劳动力三分之二，原有的只有三分之一，是否过多了？1959年的速度可以增加50%，但如果1958年农业没有那么多，要下来，那轻工业势必就会减少。现在是要搞实在了，的确不那么容易。到底怎么样？还要研究。”

“以钢为纲。1958年达1100万吨是很大的成绩。能够拿出来做钢材的好钢800万吨，比1957年增加了50%，270万吨，这是了不起的事情。农业方面，假定粮食没有7000亿斤，有5000亿斤也是了不起的，比1957年增加50%。问题是要把数字搞实际。如果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至少轻工业产品指标就不能按1958年粮食7000亿斤来安排。

“假定1959年钢产量是2000万吨好钢，那就是再增加4个270万吨，比1958年再增加一倍半。2000万吨究竟怎么样？铁的问题，联系到矿山，究竟怎么样？轧钢、设备到底怎么样？现有的潜力发挥能有多少？这是钢的两头的问题。洗煤、钢铁产量的指标，有30%以上要靠新增能力，那设备能力至少要增加一倍。到底在什么条件下面？搞多少才是可靠？”

“1956年到1957年指标上下不大，可是1958年到1959年指标一上一下很大，这是应当注意的。”

“有计划按比例是有必然性的，我们对此认识还不够。”

“现在怎么办？办法：一是要把问题展开，把资料搞确实一点。在此基础上再好好分析。二是可以设想几个方案，从中找出比较适当的‘地点’。”

虽然，贾拓夫是从安排1959年计划的具体实际出发，分析问题，研究办法，提出建议。但是，他已经是在中央主管这一层次上，触到了实质性问题，已不仅仅是对武昌会议定的具体指标的“动摇”和“怀疑”，而是从计划指标的数字、发展速度，触到了大跃进的总体指导思想方面。也可以说，他已经进入危险的“雷区”。他自己在会上也说：“现在下这个决心，责任确实很大，心情十分沉重！办法还是要请大家来考虑。”他当时究竟怎么想的呢？现在人们已无从探究。但是，毛泽东说过他“头颅不长角”的那样形象，似乎已不复存在。这时，也就是1958年12月份和1959年1月份的时间里，他不仅“头上长出了角”，而且颇有棱角和锋芒了。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他已不仅身入“雷区”，而且危险也越来越严重。看起来，他已经把个人的荣辱进退置之度外。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不能指责他缺乏政治经验，过于“呆板”和“认死理”，反倒要钦佩他能保持独立见解，勇敢地正视问题，敢于仗义执言，直述己见。

就在他向中央财经小组坦荡陈述上面这些意见后不长时间，发生了一件更加令人震动的事情。那是在1959年过年时，毛泽东主席请几位主管财经工作的副总理吃饭。陈云在席间提出：“1959年钢指标的问题，我倾向降到1600万吨。”毛泽东停顿了一下，说：“我随时准备修改总路线。”一句话如雷霆万钧，使人振聋发聩。从此，计划指标的问题与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紧紧联系到一起。具体的经济指标变成了严重的重大政治问题，不仅不能再议论指标的高低，而且预示了一场风暴已经开始酝酿和形成。形势变得严峻起来了。

1959年1月18日左右，李富春向贾拓夫讲了这件事。贾拓夫立时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心情变得格外沉重。

随后的1959年1月底至2月初，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即北京会议）。基本的调子还是指标涨而不降，只有少数人，如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等在会上讲了困难，还提到：“看来搞经济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这时的空气，就是把不同的意见和指标问题与修改总路线的政治问题联到了一起。毛泽东在会上说：“完不成指标也不要如丧考妣。”当然，也就不能再议指标如何，陈云在会上也不再讲指标需要降低的意见，只是对以前作了检讨。1964年9月，毛主席说过：“有时真理是在少数人手里。1959年1月，我建议开会，这是陈云跟我谈了一次话的影响。开了一个星期的会，（指标）仍然不动。我的意思是降低指标。我希望陈云出来讲几句话，谁料他讲的是自我批评。”这虽然表示毛主席后来对此也不无遗憾，但当时的那种气氛如此严肃，人们主观上又是想把经济搞得更快一些，所以也就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向下走。同时，那些有不同意见的人，只能象贾拓夫所讲的那样：最后经过实践来考验吧！

当然，问题严峻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具体的矛盾又是客观存在。经济活动还要进行，工作需要照常做。所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会议结束后，又把有关的负责人找回去，谈了一些话，指出不能逃避矛盾，要钻进去，充分揭露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这时，贾拓夫的处境和思想也处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之中。他希望自己避免犯政治上的错误，但又不能甩掉对实际工作中具体存在问题的担忧。他意识到自己处在首当其冲的境地，但又不能摆脱肩负的责任。在两难的处境下，他还是在尽力地摸索前行。

北京会议后，国家计委党组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和毛泽东的讲话之后，贾拓夫作了个发言，从中可以看出他此刻的心情。他说：

“1959年计划定下来了（指武昌会议之后调整上报的方案），这是计委提出的。提出之前，计委内部思想状况确有点混乱。内部讨论是必要的，问题是提出来之后，怎么样来掌握。这一段时期，我要负责，政治挂帅，没有负起来。这一段混乱不能责备局里，主要是我的责任。”

“我的基本思想是武昌会议回来之后，听到各部回来后的反映和各方面的反映，加上武昌会议讲到比例关系要调整，指标要落实可靠，我在那个时期确实对2000万吨发生怀疑。所以在书记处我说了一下2000万吨期成，1800万吨必成。想到化工、交通、电力等方面的困难，应该总起来考虑。集中反映了我不是对2000万吨钢指标坚持不动摇，而是在2000万吨和1800万吨之间动摇的。没有考虑到这样会发生消极作用。基本的问题是怎样看待困难。摆问题，摆困难的目的性，不是别的，而是怎样保证实现2000万吨钢的方案，我在当时却因此而得出结论：2000万吨不行。特别是在部长会议上讲的。会脱离总路线，这对我是很大的警惕。我有些旧病复发，脑子里考虑经济多，政治没有挂帅。这一段计划收尾工程搞完之后，在党内，包括局长在内，把我工作方法、思想方法上严重的毛病，好好清算清算。春节之后，好好的整一次风，如果这样下去，搞不好政治上要犯错误的。

“政治、业务究竟如何看法？是个问题。这个问题喊叫得很久了，经过去年一年，好好研究一下：虚实如何结合？政治业务怎么结合？拿出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整顿一下，是必须的。”

“学习问题，现在是不平衡，不是每个同志都很忙的。学习和整风结合起来，可以学到许多东西。1958年的经验非常之丰富，新的问题不断发生，矛盾不少。哪个是主导的，哪个是次要的？学习和业务也要结合起来，如果这个抓得不紧，业务也搞不好的。

“这次看来，计委的责任，担子很重，我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很多。希望党组同志在整风时多予批评。当然，我的基本出发点还是想搞得既积极又可靠，观点有毛病。对于2000万吨钢的方案，开始时我觉得运输等很难解决，现在也觉得还是可以解决的。考虑物与物的关系，再加上人的因素，观点会全面一些；单纯考虑物与物的关系，要出问题的。”

这一段时间里，贾拓夫并没有因为产生了政治压力而放弃自己的看法，因为那些天天摆在眼前的具体问题，使他无法不正视它们。他一方面紧张地组织计委和各部门反复测算，研究措施，布置落实，一方面响应毛主席的读书号召，抓紧时间，学习政治经济学等著作。他想认真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把实际问题、认识问题和理论问题联系起来，使自己减少片面性、盲目性。他认为：“大跃进形势下，出现了许多新问题，要很好地从中总结汲取经验和教训。我们计委是综合机关，有责任也有可能敏感地认识这些经验和教训。”他总觉得综合平衡工作没搞好，指标不落实，计委有责任。为什么会这样？问题在哪里？他想进一步搞清，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他一边学习，一边写下一些心得，逐渐积累，整理出大致30多个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从当时的实际状况出发，有明确的针对性的。从这些题目里，可以看到他当时思考的深度和广度。这些题目有：

1．主观与客观；

2．虚与实；

3．自由与必然；

4．冷与热；

5．指标与总路线；

6．鼓劲与困难；

7．洋与土；

8．群众路线与集中领导；

9．人与物；

10．高与低，上马与下马；

11．可能与现实；

12.多快与好省；

13．条件与唯条件和无条件；

14．大中小；

15．速度与比例；

16．需要与可能；

17．直线与波浪式；

18.平衡与不平衡；

19．数量与品种（质量）；

20．重点与一般；

21.挖潜与留有余地；

22．政治与经济；

23．保守与过头；

24．总结经验与阴暗面；

25．综合平衡与群众路线；

26.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27．积极与可靠；

28．先进与现实；

29．反冒进与积蓄力量；

30．积极性与盲目性。

经过对一系列问题的学习和思考，他觉得心里比较踏实了一些。他认为不仅仅是他需要搞清楚这些问题，更多的人，特别是搞经济工作的人，包括领导者，都应该回答这些问题。而正确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更好地贯彻总路线，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搞得更好。

学习过程中，虽然对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更系统、更深刻了，但实际工作中的具体困难并没有因此而解决。在同各部门反复多次地交换意见、平衡各种条件的基础上，越来越明确地发现1959年搞2000万吨钢仍然是不行的。即使考虑其中有200万吨是土钢，内部搞1800万吨钢的指标，也是行不通的。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要引起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更加失调，直接影响财政和人民生活，会出大的问题。1959年4月，中央在上海召开会议。书记处事先交待会上不谈计划，计委也就没有把文件带去。

会上，毛泽东主席讲了一个17条，主要是讲思想认识和工作方法，批评了国家计委、经委的工作。讲到工作要多谋善断，不能武断；偏听则暗，兼听则明（指与多方商量）；四时八节，强迫签字（意指多数意见就做决定），平时不下毛毛雨；搞了多少年工业，还不知要合金钢管（指品种、规格配套）……。

会议期间，研究到经济形势，不能回避的指标问题又出现了。在李富春、薄一波主持、有各工业部门部长参加的会议上，各部基本上都还是站在高指标上要东西，互相将军，谁也不愿把完不成原订指标的责任算到自己账上，谁也不愿当“促退派”，把修改指标的责任揽在自己和自己部门的身上，谁也不愿犯政治错误。于是，问题变得更复杂难办，计划工作被逼到无所措手足的地步。比如，冶金部门说：钢指标我能完得成，要有煤炭和设备的保证；煤炭部门说：煤炭产量我能上去，你得给我足够的电溜子；机械部门则说：设备和电溜子我有能力生产出来，你要及时供应必需的钢材……。在这一环扣一环的链条中，从哪里入手呢？有本事解开吗？谁来统筹兼顾去综合平衡呢？计委要平衡，平衡的结果是指标要下降，那么，计委就是“算账派”，“促退派”，就要承担降低指标的责任。贾拓夫在会上说：“冶金部还应考虑内部的平衡适应不适应，比如矿石的问题怎么解决？”冶金部的负责人立即站起来说：“冶金内部的问题，不用你管。”计委的工作确实难办啊！现在讲起来，似乎觉得不可理解。但是，当年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此，就是这么一种气氛。我们又能够责备谁呢？

那时，贾拓夫仍然是持谨慎态度，或者说仍然在“牛角尖”里。他认为，即使搞1800万吨（钢）的指标，也是有问题的。他还是让安志文、廖季立等人再研究，综合考虑，到底能搞到多少？他们反复开会研究，拿出一个1650万吨（钢）的方案。毛泽东说：“要研究一下1650万吨。”贾拓夫对1650万吨（钢）还有疑虑，他让安、廖再考虑更现实一些的意见。后来出了一个1650万吨（钢）方案报大会，另搞了一个1500万吨（钢）的方案，送李富春、贾拓夫。贾认为，能搞到1500万吨就很不错了，但还没有把握。

上海会议期间，责成贾拓夫主持起草1959年计划执行情况的文件。他主张把形势讲清楚，并写了一段有分析、有观点的内容，引用了邓小平的话，指出不能只讲积极性高，也要看基础和条件，不能留缺口，还是要考虑综合平衡。李富春在审阅时明确讲：“不能写这个内容！不管谁讲的，现在要听我的。”

这时候，贾拓夫已有些按捺不住的情绪，一贯谨慎，不多说话的他，话也多起来了。他在有各部领导参加的会上，对有些部门在指标问题上不负责任提出质疑。私下里，他也开始和与他意见比较一致的个别同志议论那种不切实际、不实事求是的毛病，这自然联系到具体人，也谈到“富春有明确态度，不好办。”

上海会议回来后的一天，李富春开玩笑似地对贾拓夫说：“我们两个一个热，一个冷，一个看涨，一个看落。咱们两个竞赛吧！”时至今日，对形势和计划指标问题的不同看法，在国家计委这一、二把手之间有些明朗化了。也许李富春当时站得更高，看到了更深层的政治倾向问题，更有经验一些；而贾拓夫则失之于过于“较真”，更多地只是看到经济工作本身的问题，显得经验不够。但无论怎样看，当时这种情况无疑是对贾拓夫的工作又增加了新的压力和困难，同时，也预示着一场风波可能要到来。

上海会议最后确定，把1959年钢产量指标降到1650万吨，当然这个任务仍不轻松。中央要求继续鼓劲，尽最大努力去完成。毛泽东主席一方面要求周总理组织、督促实施，一方面责成陈云再进一步摸清指标问题。国务院决定派出几个由各部领导参加的小组，分赴各地督促检查钢铁生产，人们叫它“督钢小组”。贾拓夫带队负责华北片，与国家经委、冶金部、一机部、化工部的负责人一起到了天津。他这时想的是如何认真解决一些具体困难，同时在实际当中，从实实在在的生产单位和生产管理部门进一步调查研究，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为此，他在途中向兼做秘书的赵家梁交待，把实际接触到的具体问题一个个地记录下来，每个问题搞一个卡片，每个卡片几十个字，以便回去整理出来。

在天津，他非常仔细地听取汇报，认真地记录下各种问题和有启发的东西。对钢铁生产情况，他是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询问、检查，从矿山——炼铁——炼钢——轧材到零部件制造。不仅调查冶金生产中每个工段、每项工艺和材料，而且还了解煤炭、运输、设备维修、管理制度、库存、工人生活和劳动状况等等。不仅调查生产部门，还到使用部门了解情况。调查中，他十分注意不流露出消极情绪，而是十分具体地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要求按国家既定任务，千方百计去完成。同时，他还强调：

“看钢铁生产能搞多少，不能只看几个方面，要从有关的各个方面综合地分析。有些外部因素影响到钢铁生产，不综合考虑是不现实的。我看，综合起来看实在不行的，就应明确地暂时放弃或者先放一放，以后再补。当前最主要的是保证重点，有舍才能有取。河北省集中力量保重点，保大中型，暂放一放小的，不争食，不分散有限的力量，这样才能保住任务。河北比全国先走这一步，好，全国也应走这条路。”

“抓任务，最重要的是抓措施。生产靠设备，要下工夫把设备正常运转和完好率搞上去。当前认真抓一次设备维修，把损坏的尽快恢复起来。只抓生产，不重视维修要伤元气，要吃大亏。只顾新增能力，不重视现有能力的发挥是不对的，是败家行为。现在第一是生产、维修，第二才是配套和新增能力，要明确这个顺序。我们不是只搞一两年生产，要把长远发展结合起来考虑。”

“抓生产就要抓生产管理，管理就必须有规章制度。破除迷信，不能把制度一风吹，要明确作出规定。破了制度，破对了就必须立即立新的；破得不对，要恢复原有的；需要改的，按改的先执行；要改还没有改的，先按原来的干，有了新规定再变过来。千万不能破而不立，丢而不拣。总之，没有制度怎么搞管理？没有管理，只有苦干，既不能长久，眼前也上不去。”

“干部全部上第一线，日夜苦战，轻伤不下火线，精神当然可嘉。但负荷太重，垮下来就不得了。指挥系统一垮，生产还怎么维持呢？还是要从长计较，爱护工人，爱护干部。”

“只拼产量、数量，不注意质量提高是不行的。必须明确指出：质量也是路线问题（按：针对速度是路线问题而言）。多、快、好、省是四个字，四个方面的结合嘛！”

天津之行结束后，他的脑子里装的实际情况更多，也更具体了。他看到秘书按他的意见写了30来个问题的卡片，觉得很满意，简单明了，每一条都能说明一个问题。他要求立即整理打印，提出：或送中央参考，或送各部参考，或送新华社发内参，或在计委内部传阅。当时赵家梁提醒他：“最好在今后说明某些具体困难时引用一两个，不宜集中起来印发，否则会使人误解为只讲困难，只讲了‘一个指头’，而看不到‘九个指头’。”贾拓夫同意了这个意见。为慎重起见，没有公布这些实际调查中发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但是，这些生动的倾向性问题却深深印在他的脑海中。虽然这件事情并没有“出台”，但在后来批判他时，还是被当作“反党罪行”加以“揭露”，说是“专门收集阴暗面”，甚至把赵家梁的劝阻，也当作“包庇、掩盖贾拓夫的罪行”，对赵家梁进行了批判。

从天津回来，各地生产的紧张情况又陆续集中反映到计委，经济形势越来越严重。不仅一再修改的1959年计划仍无法完成，而且由比例失调造成的全面紧张，也越来越严重地影响着全局。此时的国家计委究竟应该怎么办？贾拓夫又在党组会议上尖锐地提出看法。他说：

“当前主要的问题，本质的问题，一是按比例和高速度之间怎样协调？二是多快好省如何兼顾？三是后备如何处理？四是配套要不要考虑？这些问题不解决，工作难于继续。”

“平衡不平衡？要不要平衡？有些问题要认真搞清楚，回避不了的。要不要条件？我看唯条件论不对，无条件论也不对。”

“要不要算账？只算死账，不算全面综合的账实际上不行，不算账不是搞计划。”

“经济工作有没有必然性？认识不到规律怎么行呢？”

“主观能动性，不认识这一点是机械唯物论；过分地强调以至夸大它的作用，也是唯心的。”

“按比例和高速度，究竟是一致的，还是也有矛盾？如何用对立统一的辩证观点去看待和处理两者的关系？”

“需要与可能，两者关系究竟怎样处理？”

“群众路线要贯彻，这是总路线精神。但是主席讲多谋善断，又应怎样理解和贯彻？”

“现在计划工作极其被动，一再调整，根本的原因是什么？上面这些问题不统一认识，计划的被动局面是难以扭转的。”

他还直接提出：“当前是对现有生产能力估计偏大，这涉及到计划的基础。1958年以前有保守，在于对物质技术基础偏重了，对于主观能动性估计不足；而现在则是对于物质技术条件估计不足，而对人的估计又偏高了。”

“制定比较适当的计划，当前要具体地解决：对现有生产能力到底怎么估计？对新增的生产能力到底怎么估计？对小土群究竟应该怎么估计？这都是大问题。不定量地、相对准确地做出估计，就无法解决问题，取得主动。”

“我看指标高低不是绝对性的问题，潜力挖出来，完成指标向上增加，气势顺；如果估计过了头，完不成，又要下马，气不顺，损失更大。”

为了解决问题，他认为还要把总体的情况进一步摸清楚。在他看来，全面的紧张，比例关系的失调都与钢铁指标订得过高，钢铁“元帅”“一马当先”，其他都得让路有直接关系。他和宋平谈过之后，亲自找来国家统计局的王思华副局长和工交司重工处处长黄海等人，他说：“大炼钢铁应很好地总结经验。国家统计局应该收集、整理和分析研究有关大炼钢铁的统计资料，向中央反映。大炼钢铁，不仅要算政治账，也要算经济账和技术账，不这样做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目前我们对小土群、小洋群炼钢铁是保护的。但是如果它们长期亏损，则难以为继，国家不能长期负担这种亏损。”他希望统计局把1958年以来有关钢铁工业产量、质量、消耗、效率、成本、利润及有关比例关系方面的资料收集整理个材料出来。统计局按照他的意见，整理了一本《关于钢铁工业几个问题》的资料。贾拓夫审阅后认为，资料反映了实际情况，是有价值的。于是经他批准，以国家计委办公厅和国家统计局的名义，上报中央政治局。

宋平在与贾拓夫谈话之后，也向廖季立等人出了个题目：“紧张形势从何而来？”廖季立根据当时的形势，写了一篇文章，指出严重的比例失调主要是钢的指标订得过高，产生了一系列矛盾。这篇文章由贾拓夫修改，印发给计委党组。党组会上，廖季立还念了，并作了说明。那时，李富春认为这个意见可以考虑。陈云看了后十分重视。但是，这些做法后来也都成了批判内容，文章、资料被指责为“反党炮弹”。上面提到的有些人，也都因此而受到了批判和处分。

1959年5月份，中央意识到不做进一步调整，整个经济形势会更加混乱，因此决定由陈云负责，摸清楚实际情况，研究摆脱几个月来一直被动的局面的措施。实质的问题，还是钢铁等生产指标过高和基本建设规模过大造成的，要扭转被动，不能不触及指标问题。陈云亲自到计委召集扩大的财经小组会议。他开始就明确地讲：“因为我是共产党员，我不能耍滑头。要不然我也可以不再理这个指标调整的问题。请大家来谈谈1959年计划究竟怎么处理好。”他说：“是否请考虑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是多一点，还是少一点？我看要稳住阵脚再前进。

“第二，质量、品种同数量的关系。要重视质量、品种，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第三，重点和一般的关系。

“第四，今年和明年的关系。今年少些可能好一点，明年可以上去多些、好些。”

李富春在会上讲了三个问题：

1．比较可靠的阵地是什么？可靠的是钢产量1250万吨——1300万吨（钢）。

2．可以争取的是多少？可以争取到1400万吨（钢）（比上海会议1650万吨（钢）有距离）。

3．存在些什么问题？讲到了钢铁内部、外部，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等。

薄一波讲到：

1．同意调整到1300万吨（钢）。

2．还是要落实必要的条件，否则这个指标也不简单。

3．钢材要实事求是，争取到多少就算多少。

4．具体做法要注意，既要落实可靠，又要鼓干劲，不能泄气。

5．要解决目前经济中某些失调现象。讲到了工农业之间、工业内部等方面的一些问题。

贾拓夫也具体讲了实际情况，指出：“上海会议回来后，情况逐渐明朗，觉得指标高，完不成，而且产生了一系列影响。1—4月份的实绩已是客观存在，只能从现实基础出发。就目前铺的局势看，不能继续下去了，不能推拖，需要当机立断。要考虑到雨季的问题，生产维修、生产和生活等方面，不能不考虑退到哪条线，退到不能再退的程度。现在还不只是钢铁本身能力的问题，数量、质量、品种的问题，而是影响全面紧张的问题。所以，退到1300万吨（钢）势在必行。关键是钢材，先把钢材分配定下来。”

经过6天紧张的会议，陈云还找了许多同志个别谈话，最后决定，按1300万吨钢的方案报政治局研究决定，并责成贾拓夫负责以计委名义向政治局写出报告。

贾拓夫立即组织几个人连夜起草报告。他亲自起草第一部分关于形势的分析，从6个方面阐明当时经济形势面临的严重局面，以说明调整的必要性和根据所在，把当时的困难形势讲得很透彻。他的思想很明确：“我是共产党员，我应当向中央反映实情，要负责任。”他写完已是半夜，交打印后便回家休息。他走后，李富春看了贾拓夫的稿子，认为不能这样写，嘱人按他的意见另行起草第一部分。李富春的意思是不能把形势写得太刺眼，不能让人感觉到“漆黑一团”，产生悲观，要考虑到当时的政治气候。

报告按李富春的意见修改后，于第二天直送政治局，贾拓夫虽然对没有把问题讲透存有遗憾，但他还是尊重李富春的意见。他觉得即使说得不那么透，但如果中央批准了调整的意见，实质问题也就解决了一大半，心情还是好的。尽管他当时的观点被历史事实证明不仅没有讲过头，反而还嫌不够，但他和许多人并不曾想到，这些正确的意见，后来竟成为“反党的机会主义观点”而遭到严厉的批判。一些与他持相同看法的好心人，事后惋惜地说：“贾拓夫是‘失之于天真’，缺乏足够的‘政治经验’，书生气多而不够老练。”这种议论当然不无道理，然而，如果人们都那么“老练”，事情又会成为什么样子呢？这倒真是一个值得思索的“经验”呢！

不管人们如何评论贾拓夫，当时的事实则是：中央政治局及时认真而又严肃地研究了计委的报告和陈云提出的意见，最后批准了计委报告的意见，把1959年钢指标降为1300万吨，钢材降为900万吨，把限额以上基本建设项目从1200个降为780个。在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都先后讲了话，都同意调整。

邓小平的意见是：赞成陈云同志的初步意见，退到可靠的阵地，然后再前进。他说道：搞1300万（吨钢）、1400万（吨钢），还是1500万（吨钢），实际意义不大，不要再争了。问题是到底能搞到多少？五月份钢的日产量始终维持在31000吨，今年1300万吨（钢）也并不轻松。实质问题最后还是表现在钢材上面，实际没有那么多，开空头支票不好。要定多定少，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现在人心思定，不管多一点，少一点，要先定下来。

他说：现在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指标定得蛮大，最后不落实，分不到东西；第二种方法是落实的，落实后再前进。后者可能更快，前者反而更慢。

这样做是不是机会主义？不是，不但不是机会主义，不这样做反而错误更大。

四大指标公布以后，一直比较被动。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把指标退下来，摆脱被动局面，退而后进。计划大，专案多，半成品多，结果积压多了100万吨（钢）。因此，如果按第二种办法做，决不是机会主义。

他还说：现在没有哪个劲儿不够，没有哪个懒儿不想干。过去的方法是不正确的。（刘少奇插话：“过去存在主观主义。”）现在这样做可以争取主动，能达到更高、更好。

是否妨碍多搞一点呢？不会妨碍，能超额当然更好。因此，同意就依照900万吨钢材先分840万吨，留些余地。不怕少分一点，只怕没有，开空头。只要有钢材，不怕分不了。就是分不了，存一点也没有坏处。

周恩来总理也同意陈云的意见，退而后争取超过，使得7个月的被动局面改变过来。

他说：计划这样做好不好？下面摸清而后上报。要上而下，也要下而上，首先从上面定一下，而后下面讨论。（意思是指前一段只靠下面报的去汇总、平衡不行）

他说他摸索了一下，虽没有全面摸清，只摸清了钢铁、交通。觉得现在这么乱，不行。现在以钢材为突破口，先定下来落实之后，就好办了，建议先按900万吨定下来。

周总理还做了一些指示，包括：

1．要抓安全生产秩序，现在的确很乱。把钢材先定下来，然后增产。4月份钢的生产和铁的生产不成比例，这样下去不行。

2．要两条腿走路，有重点，以大为纲，不妨碍小的，小的服从大的。四大高炉要好好抓。

3．十几位副总理，除了四个搞财经的副总理外，星期六以前都出去，下去抓一下。

4．分配要留有余地（指钢材），至少留20万吨，各省各部也要留一些。

5．我们现在退下来之后，可能在人大讲的指标完不成，是否研究一下，使总产值能完成。

6．不要听哪个同志一句话，（搞得）长期被动！

7．要照顾一般，不要只抓几个“保”的（方面），石油化工要照顾。

8．外贸要当先，质量要抓上去。外面骂我们很厉害。

9．今年和明年要兼顾。

刘少奇最后讲了话，他提到：

指标钢材900万吨，钢1300万吨，初步定下来。是多少算多少，分配多少算多少。如果钢材900万吨不能达到，只能少给，总的要求可靠，不要再退。分配要十分可靠，不要搞红票、蓝票。

是不是泄气？指标高了气就足，指标低了就气不足？现在应当是泄够了，到了可靠的境地再鼓。这种气势必要泄，高了适得其反，鼓干劲要长期保持，要留有余地，不能每天12小时，那样不能持久。群众的干劲要爱惜，不要浪费。指标定80%，有20%可超过，群众干劲会越大。波浪式前进，马鞍型，客观上有，出现了也不要如丧考妣。应该得出一条经验，（克服）主观主义，去掉盲目性和主观主义，更接近马列主义，不能说更接近于机会主义。就是1300万吨（钢），比去年800万（吨钢）还多500万吨（钢）。古今中外也是没有的。

他还说道：1956年到1959年，经验教训有很多是重复的。上马容易下马难，因此上马要慎重。设计可以（搞），施工要控制。合同工还是有好处，固定不能轻易（搞）。动员一批多余的人回乡搞农业生产，支援农业，将来发展了再回来。

1956年大跃进，上马，1957年下马，是1957年搞错了？1957年的错误主要是反冒进，1957年项目下马没有错。可能个别的下得不当，但中心的问题是1956年已经多了。今年要下，因为去年上多了。因此，以后上马必须慎重，多搞设计勘探，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拿出来。以后建设项目，一定要经过审批程序，财经小组要抓这个事。

刘少奇还强调：要搞组织工作，搞群众运动。河北、辽宁等4个省占地方铁的80%以上。除4个副总理外，都出去抓这个铁。

从中央政治局的会议看，中央的领导不仅批准了计委进一步调整指标的意见，1959年6月13日下达文件执行，而且从观点上也支持了贾拓夫。这时，贾拓夫才算稍微放下了一些负担，心情是好的。但他并没有就此松懈，而是更深入地学习和思考，力求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探索国民经济发展的规律性东西。

不管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管贾拓夫本人又怎么样了，实际的情况是：经过上下一再努力，1959年实际生产了1340万吨钢，其中绝大部分是能用的好钢。事实证明，贾拓夫所反对的高指标是行不通的，而他一再坚持的意见却是正确的。不幸的是，坚持实事求是，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结果，而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