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可以说是一场悲剧。它对党和国家曾经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它不仅阻碍和延缓了对大跃进中出现问题的纠正，反而通过它错误地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掀起了反右倾运动，加剧了国家经济建设错误的程度。尤其是它把阶级斗争的观点引入党内，导致了对党内正常政治生活的破坏，也对后来引发“文化大革命”产生着直接的和不可估量的作用。

贾拓夫在庐山也受到冲击。会后，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深入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同时，中央财经口扩大的党组联席会议上（包括国家计委、经委、建委、科委以及工交各部），用一个多月的时间，集中批判了贾拓夫，定他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撤销了他在国家计委的领导职务。从此，结束了他做经济领导工作的历史。那年他47岁。

当时批判贾拓夫的主要“错误”，集中起来就是从1958年大跃进到1959年庐山会议，他“极其顽固地反对高速度、高指标，坚持低速度”，“实质上是反对大跃进，反对总路线”，“也就是反对党，反对毛主席”。这偌大的要命的帽子下面，主要的内容，除了他这一时期的具体工作和意见外（上一章作了叙述），集中反映于他在国家计委党组会和18级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以及他在山西太原干部大会上的讲话。这些讲话被视为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纲领”，因此，有必要介绍一下这些讲话。

1959年4月29日和5月16日，为了正确看待当时的经济形势，在计委党组和领导成员中能够统一认识，以便总结经验教训，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贾拓夫在党组务虚会上，把自己通过实际调查研究，结合理论学习的一些心得体会，作了比较系统的发言。

早在发言之前，贾拓夫曾让秘书张致祥帮他把心得笔记抄录整理一下。忠厚朴实的张致祥在整理时，看到那些针对性十分强而又论证得很精彩的观点，感到既新鲜又担心。他拿给赵家梁去看，两位秘书深知当时形势之微妙，遂约定严格保密，不向任何人外传。没想到贾拓夫自己却在党组会上坦诚地讲了出来。当时兼做一些党组秘书工作的赵家梁在党组会上作记录。他曾经给高岗当过秘书，高岗、饶漱石事件后，被贾拓夫调到国务院“四办”。从那时起，他实际上做贾拓夫的大秘书工作已有5年。他经常跟贾拓夫参加一些重要会议，看到许多中央文件，参与起草过不少的报告、文件和文章，对于高层的情况和经济领域的形势，他是心中有数的。所以，当他突然在会上听到贾拓夫的发言，真为自己的首长捏了一把汗，生怕被人攻击成政治问题。但当贾拓夫讲完之后，在座的全体成员都热烈鼓掌，表示赞同。认为切中时弊，论得深刻，一致要求他在更大范围内作个报告，以便统一大家的认识。

1958年6月17、18日，也就是中央批准调整计划指标的文件下达后，由当时计委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宋平主持，贾拓夫在国家计委和统计局18级以上干部会上，以党组会发言为基础，敞开思想“讲真话”，一下子讲了30多个问题，同样受到一致的好评。听报告的人大多数与贾拓夫直接接触不多，平时对他浓重的陕北口音又不习惯，听不大懂，这次却听得清楚，听得过瘾，都说没想到贾拓夫能把问题讲得这样有水平。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事隔3个月后，他的这些讲话，竟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反党纲领”，受到了激烈的批判。他讲真话的结果是被戴上了一顶吓人的“反对党，反对总路线，反对大跃进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

这些讲话，在当时针对性是非常强的，能够深刻反映贾拓夫的思想、为人和品格，也能够深刻反映大跃进时期经济工作指导思想和方针中的实际，对贾拓夫本人的后来和一生都有关键性影响。它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反映了历史，同时，对现实也有意义。因此，我们在这里录下他在党组会上的发言，把后来供批判用的6月中旬大会讲话单独收编在后面。可惜的是，我们没有找到党组会的原始记录，只能根据参加会议者个人的记录加以摘录。贾拓夫说：

“现在计划工作要做好，需要虚实结合。重点是实，但一些认识问题不统一，不解决，实的工作也做不好。

“就实的方面，我对重工业不怎么了解，以前不抓这个方面，现在开始学习，发言权不多。

“虚的方面，我有这么一些想法，提出来供大家批评参考。

“1. 虚实结合。事实上我们过去结合得不好。

“2. 1959年的经济形势应该怎么分析？过去的许多报告（主要指向中央的报告）里面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是非常被动的。从政治上讲，几次计划指标是我们向中央提出的，因此很被动；从经济上看，也是很被动。现在四个多月过去了，年度计划实质上还会修改。有些事情已是骑虎难下之势，不是被动吗？如何从被动局面里争取若干主动？看来不能希望一下子得出肯定的结论，还要在实践中考验。

“3．被动从何而来？实质是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可能性之间发生了矛盾。这也就是说，原来两次修改计划时的可能性中，有虚假的部分。2月北京会议，主席讲计划要有根据，要落实可靠。武昌会议时，主席说过三分之一（改3000万吨钢为2000万吨）。上海会议时又压了一下，回来在北京又压了一点。实质是我们编制计划时反映客观方面有不实之处，这也是虚实不结合，脱离了实，‘太虚幻境’。现在还是半真半假，半虚半实，年度计划差了这么一大截。

“如何把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可能性结合起来，这个问题没解决好。我想，两者应该是可以、也能够结合一致的。（讲的是计委，实际上也是指经济工作全局指挥上的问题。）

“要研究这个问题。对1958年大跃进怎么看？没有问题，是肯定的。不管怎么说都是大跃进，比第一个五年要超过许多。吃粮是增加了很多。现在看，即使问题很多，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指头。问题是要把这一个指头摸摸清楚，到底是些什么？很显然这里面是有问题，不搞清楚，其影响就不一定还是一个指头，不那么简单。（按：经常掰着指头算成绩的人，往往不愿正视缺点；而提缺点、问题的人，又往往被攻击为立场问题，因此心有余悸。过去一些工作中的错误、缺点不能及时得到纠正，与此不无关系——贾拓夫意识到这是影响客观认识和处理问题的障碍。）

“4．冷热结合。武昌会议时，主席提出来了，光有热不行，这是一条真理。现在开始是冷热结合了，还要继续这样做。假如说对客观可能认识不够，也就是冷和热没有结合起来。如果冷静去分析，也可能发现主、客观，冷和热发生矛盾，但是如分析是正确的，那就得承认（矛盾）。（按：“冷静派”的态度，鲜明而倔强起来。）

“5．见物不见人和见人不见物。冶金部的报告中强调这个问题，我感到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大跃进以来，主流不是见物不见人，而主要是人见物不见，没有那么多东西给你。说南宁会议以后，还是反映保守，我看不是。保守也有，但不是主流，不把物和人结合起来不对。只注意物不注意人要犯保守错误，只注意人不注意物就要犯现在这样的错误。2月北京会议刚结束之后，主席又把大家找回来谈了半天，说要钻进去，不能逃避困难，要充分揭露矛盾，解决矛盾。我们不去抓矛盾就很难，就造成骑虎难下。还是要有责任感，不要怕矛盾，不要怕头痛，还是要钻进去。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按：贾拓夫巧妙地用“人见物不见”反映实际状况，避免在见物与见人的概念上空论。等于直接了当地指出：脱离实际的高指标是错误的。）

“6．实践论。今年已有四个月的实践。二季度安排下来后，经过半年大体可以看到今年计划究竟怎么样？考虑到原定指标的落实，把下半年的最大努力估计进去，今年计划大体也可以有个概念。涉及到若干本质的问题，不能要求一次搞清楚，事实上也不可能一次搞清楚。还是要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7．条件论。反对唯条件论，反对只注意经济条件，不注意精神思想，这是对的。下面提出条件，你对立起来考虑，不能解决问题。讲他唯条件论，不实际。我觉得，将来有些实质问题可能要和冶金部辩论。（按：“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式的无条件论，对搞经济工作无异于开玩笑，贾拓夫是很有针对性的。）

“8．苏联经验。我看不能完全否定，还是要学习学习。我们应该承认，我们还是小学生，不要吹牛皮。当然，苏联在这方面还不完整，有缺点。我们有总路线，与他们不同，但我们也有缺点。应该是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这一年里，我们又似乎是从科学到空想的一年，不然怎么有调整？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提出这个口号，思想上得到解放。但是，也放掉一些好的东西。放的太多了，就出现胡思乱想。指标取高不取低，规章制度烧掉了。对右派我们还把他们作反面教员，而这些规章制度，即使是有不好的，也可以当反面教员，何必烧掉呢！新的又没有立起来，都烧掉了。刮了一股风，名曰共产主义风，实质上是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的平均主义、无政府主义。统计局的工作不好做，统计不可靠，就没有实际了。讲实际，总应该主观主义少一些吧。第一个五年也要总结一下，社会主义改造和生产建设同时搞。对那些优点应吸取，有缺点也还是应该反映。1958年的大跃进，如果没有第一个五年的物质基础，可能不可能呢？我看不可能。1958年的大跃进，我看是总路线和第一个五年打下的物质基础结合起来的产物。（按：“又从科学到空想”，“刮了小资产阶级的风”等，虽然本意是指下面，但在当时显然是很刺激、很忌讳的。这种锋芒和棱角原不是贾拓夫的风格，可能是逼出来的。当然他是经过学习和思考才提出来的。）

“9．总路线和修改计划。武昌会议把3000万吨钢产量指标改为2000万吨，是修改计划，还是修改总路线？上海会议又把2000万吨改为1650万吨，也是这样。现在考虑这个计划指标修改时，也不要有这样的顾虑。1300万吨（钢）也是大跃进，不发生总路线的修改问题。（按：只有毛主席曾经说过指标和修改总路线的问题。虽然贾拓夫是向下面做思想工作：不要有顾虑，就事论事，但直接这样说出来，难免惹麻烦了。）

“10．平衡与不平衡。一定时期要求平衡，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因此，每年每月每日每时都要搞计划平衡，突破了，又去平衡。不要说搞平衡就是死平衡。计划工作就是要认识不平衡，然后发挥主观能动性，解决不平衡。1958年发生的问题是不平衡的面扩大了，失调了一部分比例关系，武昌会议决议谈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就是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多快好省，也有平衡问题。去年多快和好省比较，‘多快’多了一点。其实，多了不一定能快，快不起来。今年‘多快’还要，但必须和‘好省’结合起来。现在质量问题很严重，这也是自然的，事物本身的规律决定的，不可怕。问题是如何抓起来，不能把多快好省四者分割开来，不能腰斩。省也要注意，省就要算同账。

“现在，所有的或至少许多的矛盾问题，看起来都是由于我们许多的计划指标订高了，脱离了可能性。你安排了十个，又缩到五个，过犹不及嘛！我看基本的问题可从三个方面来研究：（l）对现有能力估计过高，特别是两个‘元帅’（钢铁、机械）。今年一季度的实际可以证明这点。重型设备从180万吨缩到140万吨，又缩到85万吨，80—100万吨。即使80万吨，要配起套来也不简单，不能不说有能力问题。钢铁产量也是如此。（2）对于当年新增的生产能力估计过高。当年产量的30%靠新增能力，这就等于原有规模扩大一倍，实践证明这是不可能的。1958年6月搞研究，八个部的汇报，1959年要搞3000万吨钢方案，去年下半年就要抓基本建设。现在看来这是合乎实际的做法，不然，当年搞不了那么多新增能力的产量。去年不抓能力，今年也就没有增加产量的基础。（3）对于小土群的生产能力估计过大。小土群，全民办工业，有劳动力的问题。农村中80%的劳力还是要用到农业上。今年不能像去年搞那么多人去搞小土群。总之，不考虑平衡，就不是搞计划。（按：毛主席讲过：“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完不成计划也不要如丧考妣。”贾拓夫在这里讲计划，就是动态地解决不平衡，求得相对的、暂时的平衡，他的观点并不违背主席的精神，可是容易被抓辫子呀！）

“11．留有余地。1953年富春同志从苏联回来讲过这个问题。1956年，我们自己也有这个经验。那时库存还有一点，后备周转困难了一些，但没有完全搞光。去年我们搞得过了头了，把库存吃光了。看起来对当年生产似乎有利，但对1959年来说，却转化为不利条件。后备，周转余地是不能不考虑的。

“12．心中有数。要不要算账？不算账，没有数，成问题。大家都应该算账，做到心中有数。国民经济各部门互相之间的关系要有数字来联系。去年对于要不要算账发生了问题，似乎不要算账，不找算账派，算账派没有当权，也当不了权。当权的算不算账？不算，心中无数，那是危险的。问题是如何算法，怎样才能算得对？计委毫无疑问离不开数字，应该算账。要算政治账、技术账、经济账，要把三者结合起来。算账，也要有个限度，每个星期，一年之内，都要有个限度。不能只凭主观去算，限度是绝对（需要）的，限度内搞得好就上，搞不好，就得下来。

“13.政治思想工作和业务工作。这方面我们常常搞得不那么好，两者要结合。单纯业务不行，结果要失掉方向；反过来，只搞政治，不搞经济，就成为空头政治家。这就是红与专的结合。

“14．过犹不及。这里有两个方面：一是过了，一是不及。第一个五年，总结说是有保守的一面。我思想上就有保守，这方面有教训。我做过几次检查，几次检讨。过去，基本上是算物质技术方面多，对政治方面、人的方面则估计不足。还有，总是认为上马容易下马难，下马，倒行逆施，那是很苦的。我总想，我们如何做计划能做到不要先上去了，又下来。宁可先下后上，不要先上后下，那样比较顺当。现在具体研究一下指标，缩短战线，指标下降，一些项目停了下来，有什么后果呢？例如煤矿建设，停了，水淹了井，占用了材料，占用了劳力，是很大问题。当然，上得多了，要退下来，也是对的，对将来是有利的，但对今天又是不利的。我们做计划要尽可能反映实际，不要两种倾向：不及，保守，固然不好；过了，同样不好，有过之无不及，也会过犹不及。不及，一节节地增上去，气势还是顺的；过了，多了，一节节退下来，群众积极性反而会有影响，气势就不顺了。这个意思不是说保守好，而是说不及不好，过犹不及也不好。

“15.计划方法的破和立。现在需要回过头来重新看看，究竟怎么破法，怎么立法。该破的还是要破，但不要把不该破的也统统破了，没有了依据和办法。综合还是要的，综合和专业要结合起来考虑，综合的要考虑专业的，专业的也要有综合的思想，不要孤立起来，更不要对立起来。

“中央会议上提到三种情况：一是未过先知，二是过而知之，三是过而不知。我们先争取过而知之，不要过而不知，慢慢地做到未过先知。事前诸葛亮是圣人，事后诸葛亮至少是贤人。现在问题不是没有干劲，问题是物质技术条件方面没有摸清楚，这样下去还是过而不知。

“16.群众路线。上海会议主席批评我们计划工作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群众路线问题。他说要开干部会议，不要光听党委书记的话。计划是千百万人干的事。我们计委去年是有缺点的，我们变得快，事先来不及通气，事后没有很好地谈。我们计委内部至少也要三级干部采取适当方式来谈，总而言之要上下通气。要有对立面，要唱对台戏，有不同意见不要害怕。至于向中央提、对外谈则要有区别。我们计委内部要畅所欲言，不要怕戴帽子，过去也没有戴帽子嘛。要有一种空气：敢于讲话，不怕。（按：没有这种畅所欲言、敢于讲话，就谈不上群众路线。可惜，贾拓夫讲此话不久，就有了帽子，还是吓人的路线问题的帽子。）

“17．遍地开花和合理布局。各地方都在大办工业，在基建中要研究如何合理布局。任何事物总有两个方面，总有对立面。事在人为，事，反映客观可能性，可以为；事和主观愿望不一致，就事与愿违。我们还是要研究规律，使为在可为之处，切莫为在与事相违之处。

“计划工作的基本东西是有计划按比例。毛主席历次对经济计划工作的指示值得我们好好温习。从1953年第一次搞计划，提到反对主观主义，以后，特别是1956年讲十大关系、《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一书的序言，1957年的新形势，提出多快好省；南宁会议反‘反冒进’，成都会议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北戴河会议讲三大社会主义高潮；以后武昌会议、北京会议、上海会议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冷热结合。……我个人体会，主席这些年来，特别是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胜利之后，是在想生产力可以大大解放了。从战略上面，强调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克服保守，认清形势，多快好省，尽一切可能把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搞上去，搞快一点，但也绝不是说不顾可能去搞快。原来讲计划要稳妥可靠，后来改为充分可靠。武昌会议、成都会议都讲了要留有余地。去年北戴河会议以来一直讲。武昌会议，我们计划钢产量的指标从3000万吨一步一步退下来，到2000万吨，长远规划从4亿吨到1亿吨，这对我有很大启发：一面要鼓劲多干，一面跟我们的主观主义作斗争。这就是精神与物质结合。”

贾拓夫在讲这样一大番话之后强调：“只限于我们这个范围，就事论事，论事不论人。还有很多问题可以讲，结合学习，把问题搞通。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

他在以上讲话之后不久启程去太原、大同视察。在太原，他和省委书记陶鲁笳深夜畅谈了对经济形势的看法，谈了对大办食堂问题的看法，谈得很投机。陶鲁笳请贾拓夫对山西的干部讲一讲。贾拓夫接受了邀请，专门做了认真准备。他讲话的出发点就是想如实地讲清楚经济形势，认识困难之所在，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更好地解决问题。他讲了两部分：（1） 1959年计划编制问题；（2） 1960年计划编制问题。他的这个讲话，后来也被当作“反党大毒草”而加以批判。现在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毒草”到底是什么内容。他在报告中讲：

“1959年总的形势是好的，是大跃进，即使又一次调整，仍然是大跃进。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

他着重分析了问题，认为国民经济形势出现了紧张，有些环节还异常紧张，有些比例失调。集中表现在8个方面，即工业、农业、市场、交通、劳动力、基本建设、物资及后备、财政。

出现这种形势，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主观上的原因主要是计划指标过高，而计划指标过高的原因，除了经验不足之外，主要有四条：（1）没有把热和冷结合起来，没有把冲天干劲和物质技术条件结合起来，把主观能动性估计过高，超过了客观可能性；（2）对于现有的生产能力估计过高了，过高、过多、过快地增加新能力，对小土群的能力也估计过度；（3）综合平衡工作差，不是越做越细，而是越来越粗，工业内部强调重点多，忽视了一般和配套，重要的比例关系没有安排好；（4）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的主观片面性。

他认为，困难、缺点当然不是好事，但是一旦被认识了就会转变为好事。问题并不在于困难的本身，而更在于不认识这种困难。现在认识了，就可以积极去解决。从这个意义上也是件好事。指标过高，意味着没有掌握好客观规律，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失调。在必然王国里，没有自由。经验证明，各方面越是适应，发展就越快；越是不适应，各方面紧张，就越不能快。现在看到了，经过努力调整，就可以逐步缓和，整体上就能好转。要看到这一点，要有信心，这也是一大胜利。

讲到编制1960年计划，他指出要注意4个问题：

第一要很好地总结经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跃进的，正面的，反面的都要总结。第一个五年总体上是好的，缺点是保守了一点。从大跃进来看，政治挂帅、群众路线这些方面，苏联不如我们，但管理经验、技术物质条件，苏联比我们多。客观地总结是有益的。

第二要注意搞好综合平衡。今年计划大起大落，主要是综合平衡工作做得不够，计委要负责。不能因为事物的规律是不平衡，就忽视平衡。不平衡要认识，主动去平衡；发展了，突破了，再去新的平衡，不断往复，不断发展。这也是规律。要平衡就要综合。如何搞好平衡？总结起来有六条，叫作一、二、三、四、五、六。一就是一盘棋，把国民经济作为一个整套，全国一盘棋；二就是两条腿，建设与生活、积累与消费要兼顾，两条腿走路；三就是三结合，即政治、经济、技术三者要结合，大中小要结合，以大为主，主力军、地方兵团、游击队结合起来；四就是四全面，即多、快、好、省四点要全面安排，不能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把总路线拦腰斩断；五就是五并举，即工农业并举、轻重工业并举、中央与地方并举、大中小并举、土洋并举。五个并举有个计划比例问题，要在计划安排中体现出来；六就是六方面，即工、农、兵、学、商、交（通）都不能少，要按比例综合平衡。

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就要从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地点（地区）上把上述六个方面都安排到，这就是条件。唯条件论不对，无条件论当然也不对，应该是条件论。

第三，贯彻群众路线。没有群众路线，不能搞好综合平衡，也不可能做到千方百计，不可能有充分的措施保证。同时，没有集中领导、统一计划，群众路线也贯彻不好。

第四，必需的规章制度。要有章法、程序、制度和口径，计划要有统一的口径。人、财、商、劳、物的管理关系和制度也要相应调整。

按照这些条条，自上而下，再自下而上，来几个反复，争取把来年计划一步安排落实。当年是一步一步地落实，造成了许多被动。

贾拓夫在山西干部会议上的这个讲话，受到了听众的热烈欢迎和好评，都认为讲得实在，讲得精辟，深受启发，很有帮助。可以看出，贾拓夫是从积极工作、极端负责任的角度，十分注意实际和理论的联系，也十分动脑筋的。他并没有因为中央批准了调整方案，证明自己的思想对头而得意忘形、趾高气扬，而是为了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力图把工作做得更好。

也正是为了这样的目的，他才同意在国家计委干部大会上做调整指标后的学习心得报告的。不了解1958年大跃进和1959年继续跃进的实际情况，也许你会觉得这些讲话并没有什么。但是如果客观地想想，四五十年前，我国在长期落后、支离破碎的农业经济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才仅仅搞了8年，对于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还没有什么成熟经验；想想当时从党中央的领导层到下面的干部、群众中，存在着怎样一种狂热和盲目；想想当时党内外对共产党，特别对毛主席是怎样一种拥护，甚至是迷信，而将不顺应潮流的观点提出来，会冒什么样的风险，就会感觉到贾拓夫这些观点的分量了。其实，这两个讲话，再加上他4月、5月两次在党组会议上的讲话，正是他实践中经过学习思考提炼出的结晶，是他对经济工作、计划工作思想的集中反映。现在看来，仍然是闪光的，因此而批判他则是不公正的，是错误的。

现在回到上一章开始时的那个问题：贾拓夫是不是一个失败者？历史已经做出了回答。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拨乱反正、六中全会的《建国以来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0年对贾拓夫的平反昭雪等回答了这个问题，即使在1959年的当时，事实也回答了这个问题。那一年，虽然在反右倾和继续跃进的运动中过去了，钢产量勉强完成了1340万吨，其他指标完成得也大体像当时国家计委和贾拓夫他们预计的情况相差不多。历史和事实终究是公正的！

既然提到历史和事实，有必要再说几句。大跃进，特别是在热昏的空气下刮起的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的确给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回过头看，如果不是大跃进证明了社会主义不是空想，而是科学，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未必能逐渐冷静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经济建设有其自有的规律，而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度里，在小生产的汪洋大海中，单凭美好的愿望和狂热的干劲是不能一蹴而就地建成社会主义的。大跃进使中国重新和进一步认识国情，认识规律，认识科学。如果没有它和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后来终于认识到自己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找到立国强国之路，怕也是不容易的。

庐山会议以悲剧结束，其主导的方面是错误的。然而，会议前一阶段所酝酿的问题，所研究要纠正的偏差、失误，所提出的以调整为中心的任务，还是深入了相当多领导人的头脑，也为以后调整工作奠定了一定基础。以农业为基础，按照农、轻、重的顺序安排国民经济发展的方针，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必须综合平衡（会议期间曾搞过一个20条）等，在一定意义上，也始于庐山会议的前期。也可以说，对大跃进中出现错误的纠正工作，实际上是从庐山会议以后不久就开始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领导人在实际工作中做了大量的调整工作。经过3年，经济形势即基本恢复。

贾拓夫和其他许多同志曾经一再坚持的思想、观点和意见，并没有因他们被批判而遭抛弃。这些正确的东西，在当时，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都还是起作用和有意义的。所以，就历史和事实来说，贾拓夫被证明不是失败者，而且，他们勇于正视问题，敢于坚持真理，勇于实事求是，敢于仗义执言，不虑个人得失，不计荣辱进退，这种凛然浩气、铮铮铁骨、高风亮节，更是久放光芒。就这一点来说，贾拓夫更是一个成功者！

1959年，中央批准调整计划后，各方面工作才开始在理顺，党中央于7月份在庐山举行了会议。

会议的原旨是分析认识形势，纠正实际工作中的偏差，克服“左”的倾向，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毛泽东主席上山后，6月30日，他请最早见到的曾希圣、江渭清、江华等省委书记上楼谈谈，说：“把形势、问题说一说。这次中央扩大会议主要是反‘左’，还要搞一个文件。”

在首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用周小舟的话概括了当时的形势：叫作“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他讲了要研究讨论的18个问题，也是总结经验的精神。最后说：“大家畅所欲言，最后形成《纪要》，发给全党。半个月左右就散会。”当时，谁也没有预计到庐山会议后来会开成一个相反精神的会议，得出的结论却是反右倾，并掀起了全国性的反右倾运动。因此，开始阶段人们的心情比较轻松。“九三学社”（上午九点、下午三点开会），敞开思想，抒发情怀，还可以在长时间紧张工作后，一边清理思想，一边休整一番，在庐山领略一下人间仙境的自然奇观。

贾拓夫作为中央委员、国家计委党组副书记，从7月1日就上了山。他按大会安排的日程，除参加小组会，谈情况，摆问题，提办法外，还担负着起草编制1960年计划意见的任务。他对具体起草的人多次交待：1960年的中心是“调整”两个字。要把为什么调整？调整什么说清楚。胡乔木接受了李富春的委托，也来帮助贾拓夫起草工作，几乎天天都过来谈一谈意见，他也同意把重点放在“调整”两字上。这些天，大家都没有什么思想顾虑，比较敞得开，生活也舒坦和愉快。

贾拓夫参加西北小组，彭德怀、李锐等都在这个组。他在小组会发言，主要讲了大跃进取得很大成就，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问题，应当总结。1958年大跃进，1959年出现了全面的紧张，为什么会出现呢？看来是指标过高造成的，冷与热结合得不好，综合平衡没有搞好，国家计委是有责任的。他主要是从总结经验和教训出发，从正面提出看法。同时，他也是针对计委工作的角度讲，在谈看法时，也有自我批评，并没有涉及其他的方向。他的发言在西北组里受到了欢迎。

当时水电部副部长李锐在会上发言，比较尖锐地提出比例失调，问题严重，还指出：不搞综合平衡，国家计委有责任，各部门各地方也有责任。那天下午，贾拓夫下楼吃饭，迎面与李锐相遇，他向李锐作了一个长揖，说道：“讲得好！你帮计委说了话，应该感谢！”后来李锐在会上受到批判，贾拓夫的这一揖、这一句也成了罪状。

西北组发言最尖锐最激烈的要数彭德怀了。他不仅讲了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的问题，而且还指名道姓地涉及了毛泽东主席。他干脆讲道：“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在内。”他甚至动情地大声说：“毛主席与党中央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也是不行的。去年乱传毛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国家那样穷，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搞什么名堂？这总不是毛主席让搞的。”彭德怀的火药味越来越浓，他直接闯入“禁区”，犯了大忌。彭德怀为了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直抒己见，他的忠诚是被历史证明了的。但当时，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的这些话，特别是他后来给毛泽东主席的那封信，却酿成了一场空前的大悲剧。他讲话中表示赞许的人，也都纷纷被安排了悲剧的角色。他在西北组曾说过：“我们党内真正懂得经济工作的人不多，陈云是一个，贾拓夫是一个。”这又给后来的政治斗争安了一条“导火索”。在以后批判贾拓夫的时候，有人就引用了这句话，指着贾拓夫的鼻子说：“彭德怀那样欣赏你，彭德怀有问题，你当然也有问题。”

庐山的名山险峰是美丽而又神秘的，刚才还是晴朗的天空，转瞬便雷雨交加。庐山会议开始阶段，人们还能畅所欲言，多数人的认识也相一致，但很快就风云突变，一场暴风雨骤然而至。这一巨变是由彭德怀7月14日给毛主席那封著名的信引起的。这封信本来是彭德怀作为个人意见写给毛泽东主席个人参考的。但7月15日，毛泽东给信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并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发给了所有与会的人。贾拓夫在刚看到这封信时，还很兴奋。他向前来谈工作的宋平、梅行、赵家梁说：“你们都看过了吗？我觉得写得好，他出来讲比别人讲更好，因为他不是搞经济的，影响大。”赵家梁说：“信中有些提法可能过了点，比如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贾拓夫还说：“嗯。不过按照他这个人的个性，这已经是讲得很温和了，可能有人帮助他润饰过。”彭的信刚印发时，引起极大反响，多数人赞同，对一些较激烈的提法，也只当作提问题的方式，是枝节问题，而未更多注意。

贾拓夫看到这封信的第二天，在会议休息时与彭德怀相遇。彭问他看到没有，印象怎么样？贾对曾经在西北领导过他的老上级、关系很好的老战友说了心里话，他说：“写得好！不过有点刺。”彭德怀还是那个直通通的老习惯，表情一愣说：“怎么？刺了毛？”这一句话，几个字，如雷贯耳，一下子把贾拓夫的脑子轰懵了。党内多年已形成的惯例，对毛泽东主席是不能提任何意见的，这几乎是最大的忌讳。他对毛主席无比崇敬，从来没有过、也不敢想象能这样提出问题，这可是个极其严肃的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他在中央搞经济工作，尤其是这两年搞计划工作，对此讳莫如深，已感到游刀走刃，艰难之至。今天彭总竟如此直不愣愣地犯此大忌，而且是对他贾拓夫说的，致使他茫然不知所措。贾拓夫以深情和担忧的目光看了他同样敬重的彭总一眼，像是在说：“珍重啊，彭总！”便不再说话。彭德怀似乎也觉察出有些不妥，看了自己过去亲密的老部下一眼，彼此心事重重，不再有一句话，遂分道而去了。

7月16日，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三位常委，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要求未到会的几位政治局的同志也上山来参加会议，特别提出“如果林彪同志身体还可以，也请他来。”7月23日，毛泽东主席在庐山的大会讲话，发出了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号令。于是，一场尖锐的党内斗争就此展开，庐山的空气低沉压抑得使人喘不过气来。前一段轻松愉快、活跃而舒畅的气氛一扫而光，所有过去人们谈笑风生、热闹亲切的场合，一下子变得冷寂沉闷起来。在参加会议的人当中，除彭德怀、张闻天以外，就要数贾拓夫、赵尔陆、李锐等这几个人情绪变化最明显了，他们大概都感到“大祸临头”了。

对彭德怀的批判正式开始了。毛泽东主席在大会上历数彭德怀“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历史。说话间，突然插了一句：“1937年，（陕西省委）西安离延安那么近，也不听延安的，而听武汉的，王明在武汉。”虽然没有点名，但显然是在指贾拓夫了。1937年贾拓夫是陕西省委书记。毛泽东这里的意思，似乎是在说：“你贾拓夫也是有账的，你也站到彭德怀一边，怕不是偶然吧。这次你也脱不了干系。”毛泽东这句话大概既是对贾拓夫及其思想的猛烈一击，也是对彭德怀说的“贾拓夫是真正懂得经济工作的人”的回报。这句话把贾拓夫逼向了深渊。

他想修改自己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但修改不下去。他要起草一个带有自我检查性质的发言稿，也写不下去。他吃不下饭，更睡不着觉，冥思苦想，百思不得其解。他陷入了极度的混乱，没有几天工夫，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想不通，感到茫然。

毛泽东主席讲话的当天晚上，贾拓夫翻来覆去无法入睡，住在隔壁的宋劭文劝他别想那么多，好好休息。已过半夜，他还是睡不着，伸手从床头柜药瓶倒了一些镇静药服下，才睡着。7月24日早晨，贾拓夫没有按时起床、吃早饭，服务员找来医生，作了检查，医生说镇静药吃多了点，劲还没过去，没什么问题。后来，人们以讹传讹，贾拓夫服毒自杀未遂的消息，不胫而走。后来赵家梁问起此事，贾拓夫非常平静地讲述了他思想上的痛苦。

贾拓夫当时不明白，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明明是正确的东西，一下子变成了错误的东西？实际经济生活中，明明是“左”的倾向造成了巨大的困难，怎么一下子反右倾倒成了主要任务呢？计划指标过高不是中央一再同意调下来了吗？会议原定的主要议题不是要纠正“左”的偏向吗？

他怎么也弄不明白，党内不是应当允许提意见，允许提不同看法吗？会议不是要求把“成绩讲够，问题讲透”吗？不是要求人们敢于发表不同意见，要有“舍得一身剐”的精神，不怕杀头，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吗？主席在这两天对李仲云信的批示中，不仍然是这样要求吗？

他怎么也弄不明白，彭总的信总的精神并没有大的错误，怎么是反对党、反对毛主席呢？彭老总一生对党忠心耿耿，战功显赫，自己与他一起工作过，他怎么会“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呢？他可是大家都敬重的领导人之一呀！老总说“怎么？刺了毛？”这该怎么处理呀？要不要交待？不讲，与党性过不去，这是重大政治组织原则问题，明明知道了，不向中央报告怎么行呢？但是如果讲了，对老总会怎样？贾拓夫深知他是不反主席的，他是好同志。讲了，又要追究为什么会对你讲这种话？不是有人在说是计委给彭总提供材料的吗？这不是要把问题搞得更复杂化吗？

他怎么也弄不明白，毛主席点到了1937年陕西省委不听延安的，这不是事实，历史不是这样的，没有过这种结论呀！事隔20年，怎么现在又提出这个问题呢？是不是意味着自己也一贯“不合作”？是不是意味着也要清算几十年的历史？

自己为党工作30多年了，从来没有动摇过，没有松懈过，即使身陷囹圄，打入死牢，也没有动摇过信念，今天怎么会陷入如此绝境呢？真是天地良心，谁人知我啊！30多年来，多少坎坷蹉跎，多少艰难困苦，多少复杂曲折都过来了，今天在和平建设时期竟然会这样难！该怎么往前走？怎么往下过呢？他似乎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处境，从来没有这样的痛苦和困惑，从来没有这样的矛盾和混乱。他理不出思路，想不清问题。上山前和上山时那种宽舒，那种拨开乌云见晴日，那种奋斗而后得正果的自信和轻松，已经荡然无存。他几乎陷入不能自拔的境地。

后人们也许不能理解，这些久经沙场，几十年历经艰苦卓绝，各种人间困难都经历过了的老共产党人、老革命者，怎么会这样想不开？然而，“旁观者清，当事者迷”。当你站在共产党人的立场上，站在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呕心沥血一辈子而又不为自己的党所承认，还要指责你“反党”的人的处境中，你又怎么能想得开呢？他们一生忠贞而遭冤屈，你又怎么能理解呢？当整个党和人民后来终于理解了他们，承认了他们时，他们早已含冤饮悲于九泉之下了，他们自己终于没有能看到这一天，你又怎么去宽慰他们呢？

我们只能说，世界本来就是复杂的，事物发展本来就是曲折的。人们想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总是必定有个反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看法、做法以至彼此之间的摩擦、碰撞和斗争，也就从来不可避免。多数人压倒了少数人，但未必正确；少数人往往握有真理，但常常失败；或者多数人正确，但未能扭过权威者；权威者有时偏执失误，又造成引导上的错误或方向上的偏差，等等。这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并不奇怪。因此，历史上悲剧不断发生，也就是必然的了。正因为如此，人生从来都很艰难的，不管你是普通的社会成员，还是高层次的骨干、精英，哪怕是领袖人物，也都会有曲折、挫折、委曲和失败。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这是规律，反正事实上都是如此。但不论怎样，从某种意义上讲，历史就是这样前进的，社会也就是在这种反反复复、曲曲折折中进步的。前人的挫折，会给后人带来成功；前人的苦斗，会给后人带来乐果；前人的悲剧，会给后人带来收获。只要人们不忘却前人和他们的经验，不简单地重复他们的哀乐，而是在汲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改善自己的环境，使生活在更高一个层次上展开，世界也就会变得越来越好。如果是这样来看待人生，对待挫折，对待贾拓夫们的过去，对待他们的贡献，恐怕比后来给他们平反昭雪更能使他们欣慰，也才算真正理解和承认了他们。

让我们带着这样的认识和情感再回到贾拓夫当时所经历的悲剧中去，看看他是怎样继续自己的角色的。

毛泽东主席在庐山会上批判了彭德怀后，紧接着决定召开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分三个组分别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并于8月7日向全党正式发出《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指出：现在右倾思想已经成为工作中的主要危险，必须抓鼓干劲，反右倾，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毛主席还把这场斗争提高到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引伸为党内的阶级斗争。于是，庐山会上这场突然发生的斗争，终于升级到了可怕的程度。

不仅在庐山的中央全会上展开了激烈的批判，而且随着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的发表，全国立即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反右倾”斗争。本来拟议中要纠“左”的会议，被转而发动成了一场全面的反右倾运动。而且根据毛泽东的总结：“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的。”庐山的这场斗争，没能把当时经济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加以纠正，毛泽东主席自己开始讲过的，刘少奇、周恩来主持起草的那份总结经验、纠正偏差、解决问题的《纪要》终于也流了产。不仅如此，实际的影响反而推波助澜、更加剧了经济建设的困难的程度，致使1959年开始的3年自然灾害给中国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困难。而且，由于把阶级斗争绝对化，把阶级斗争引入共产党内，后来发展成“以阶级斗争为纲”，更引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造成了中国更加巨大的灾难。

回顾这段历史是多么沉重！但正因为那一段历史是这样发生和展开的，所以，贾拓夫和彭、黄、张、周等人一样，庐山只是他们诸难中的一劫。只要那种“阶级斗争”的思想仍在指导着党，只要党内政治生活不能正常化，找不到一种能够实事求是容纳和协调不同工作意见的机制，他们以及像他们那样的人就还会“在劫难逃”。

这次庐山会议还为党内斗争开了这样一个先例：既要对事，也要对人，既要讲现实，也要讲历史。只要出现一些问题，就要把过去翻个底掉，不管你过去为党做过多少工作和贡献，即便不能否定，充其量也不过是“同路人”而已。这种割裂历史、全盘否定的做法，与“不但要看人的一时一事，还要看他的全部历史”，“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传统完全背离。这一错误先河一开，不仅破坏了党内正常生活，也带来了长期的严重后果。

庐山会议期间，虽然没有组织专门的会议批判贾拓夫，但是序幕已经拉开。庐山会议之后，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工交系统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紧接着便展开了。从1959年9月到10月召开的四委党组扩大会议，集中时间，集中火力，对贾拓夫进行了“彻底批判斗争”。这场斗争是与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继续深入批判彭、黄，外交战线继续批判张闻天同时进行的。

扩大会议期间，他以前几乎所有的讲话和许多做法，都成了“右倾、反党”的“罪行”，受到批判。这已经不是什么思想认识问题，而是严重的政治立场问题。会上还深入追查他与彭德怀的关系，追究他在历史上“反党”的问题。就连彭德怀送给贾拓夫大女儿达黎的一架照相机，也成了他与彭德怀关系密切“有组织联系”的“罪证”。而揭发、批判和斗争他的，都是一起工作过的同志和工交战线的“各路诸侯”。在当时的空气下，自然也是一边倒的。火力之猛，攻击之烈，叫人难以承受。他也差一点被划为“彭德怀反党地下俱乐部成员”。因没有其他证据，彭德怀也明确讲“贾拓夫和我没有关系”，“我根本没有找贾拓夫同志要过什么材料”，才没有戴上那顶帽子。那时，像彭德怀、黄克诚这样的老战士，这样久经党内斗争考验的老共产党员，最后都不得不“要什么给什么”，委曲求全，以维护大局。贾拓夫当然也不能不检讨，不能不反省。何况他过去确实不曾想过，这经济工作中的问题和看法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有什么关系，与阶级斗争有什么关系。使他最难于接受的是说他反党，他的问题是“反对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毛主席”！几十年投身共产党，投身革命，他怎会反党呢？怎么会反毛主席呢？他检查不下去。但最后，还是被迫承认了自己“客观上起到了反对大跃进、反对总路线和反对毛主席的作用”。

这一段的日子确实难熬，确实痛苦。他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终日不迈出那间权作书房的斗室一步，也不让孩子们走进他那自称为“思过斋”的房间。昔日车水马龙，谈工作的，叙旧情的，看望他的人们，从此不敢见面。只有很少数的老同事，在其他领导同志委托下，前来安慰一番。老伴白茜与他寸步不离，形影相吊，关怀照顾。只一个多月时间，这位年仅47的壮年汉子，竟变得满头花发，瘦骨嶙峋，目光呆滞，苍白憔悴。往日那目光炯炯、透着灵气、显着精干的形象，已决然没有一点影子。“党内的才子”成了一个弱难经风的“老叟”。他难道真的“罪”当如此吗？不！他自己始终没有真正承认过这一点。他此时的“窘迫”，也许正是由于那种极其矛盾、极其复杂的心理状况所造成的。

工交口党组扩大会议，以确定贾拓夫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而告结束。与他意见比较一致的或曾经受他委托搞过一些材料的同志，也都纷纷受到批判、处理。党中央决定：撤销贾拓夫国家计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的职务。贾拓夫从此由事业的巅峰一下子跌到低谷，走过了他人生悲壮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