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春，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时任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长职务的高岗让人找黄子文谈话，要他考虑自己的“问题”。黄子文意识到高岗前几次就想置他于死地，都未能得逞。这次又要下手，以高岗的显赫地位和权势，自己定会吃亏。他向过去了解他，现又在重要部门工作的贾拓夫探问情况，贾顺口回答：“哪个庙里没有几个屈死鬼！”这就进一步促使子文意识到：如不离开，非冤死在高岗手中不可。

子文不告而别地离开延安回到武字区。此时，三原的白色恐怖更加严重，中共三原县委的领导机关难以寻找。他到长坳堡见了县委交通员陈玉秀，对她说：“我在延安呆不住，高岗又想害死我。常言道光棍不吃眼前亏，所以我回来了。但我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不论到何地步，忠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志向是不会变的！”

陈玉秀含着热泪说：“除了个别颠倒黑白、存心整你的人外，你对革命、对党、对人民的忠诚，在渭北是人人皆知的。”随之又告诉他，李盛云和孩子被党组织派人护送去了陕北。

黄子祥带了几个党员隐蔽到眉县开荒种地去了，走时叮咛留下尚未暴露身份的党员不要盲目行动，说“大丈夫要能屈能伸……”

黄子文听了说：“好个‘大丈夫能屈能伸’，那我也‘屈’到他那儿试试吧！”

当晚，子文带上干粮去了眉县。黄子文找到黄子祥后，说明情况，黄子祥告诉他说：“1928年的‘交农’，1930年的‘灾民自救军’以‘渭北根据地的创建’，使你名声远扬，认识你的人遍及关中各地，你能以什么身份掩护自己呢？”他劝子文去外地暂避风头。

黄子文忽然想起了在上海求学的同学共产党员谭三少。早在1928年，他曾派习浩胜去联系过，当时谭三少也在河南家乡建立了一支农民革命武装，现在情况不明。

4月上旬，黄子文去河南找谭三少未遇。返回途中，在陕西、河南、湖北三省交界之老河口买了一箱子弹，以贩卖竹扫帚为名，运回三原埋藏，为重新拉起武装做准备。 。

此后，子文又与陈玉秀及河南一位姓姜的做贩牛生意，他们从河南买牛，到眉县一带出售，半年多时间，子文积累了一笔钱，但是来来往往在国民党统治区奔波，使他提心吊胆。有时，他不得不天天改装，夜间赶路。

隆冬的一天，黄子文又到眉县找哥哥子祥。他说：“前几天我碰到田裕国。他说魏志毅现任国民党省保二团团长，想活动一个守备司令，不知从哪儿得知我回来了，让裕国找我，想给我在三原谋个差事，把陵马柏嵯保甲的数百条枪拉出去，编为他手下的—个大队。我看这是个办法，先弄个公开活动身份，把武装掌握在手中。至于何时往出拉，拉给他个人，还是拉给劳苦大众，就由我了。待党组织唤醒党员，迎接革命高潮到来时，再把武装带出去打国民党”。

黄子祥说：“那样做，会被党组织和群众误解的，让高岗之流知道了，盛云和孩子会出问题。”

“历史上被误解的人多着呢，张飞误解过关云长，但关云长斩了蔡阳误解顿消，关、张和好如初。再说，刘光远1940年任三原中心县委组织部长时，曾指示党员，千方百计打入国民党政权中去；与能接近的国民党官职人员广交朋友；国民党让参加其组织就参加。我现在的处境，只有走这条路了。我可以先向一些党员讲清目的，让他们以后为我作证。退一步讲，即使是终生被误解，我作为一个革命者于心无愧”，黄子文解释说。

子文接着又说：“自己人不容自己人，国民党又四处抓我们，与其让敌人抓住被动，不如让魏志毅帮帮忙，谋个外白内红的差事主动……”

黄子祥听了黄子文的话，想到弟弟的处境，心痛眼酸。过了一会儿，又劝说道：“你虽然被错误开除党籍，但在群众心目中，在广大党员心目中，你还是个党员，国民党也把你当共产党员对待，才急着抓你。如果他们要你写脱党声明，加入国民党，你怎么应付呢？”子文陷入极度痛苦之中，脑海里卷起了回忆的浪涛：中小学时期的天真烂漫，上海、武汉求学时期的革命志向，创建渭北革命根据地时期的艰苦斗争，犹如江河掀起的浪涛，使他勇气倍增，受到鼓舞，即使是后来征途中的种种坎坷，也没有使他气馁、消沉，可是今天这种处境，却使他彷徨不已，左右为难了。

1943年3月彷徨中的黄子文到渭南张文华家探望，恰好张文华尚在家中。老朋友相见，无话不说，黄子文又提到了魏志毅让他拉武装的事，并对张文华说：“假如我万不得已，走了那步棋，请你见了北边的老朋友，说明我进国民党的动机和目的。”

“这个我可以证明你的态度。不过，这样做，往往‘画虎不成反类犬’，何况你是有名气的人，‘虽无声名传海内，却有盛誉在故乡’，你和子祥哥是怎样商量的？”

黄子文将子祥的意思一讲，张文华又感叹地说：“对呀！不然你到华山去吧，生活我可以供给。”张文华也深知高岗在位，黄子文不能北上，只好劝他上华山。子文说：“不是生活问题，一旦让国民党逮住，那就更麻烦了。”

张文华别无良策，唯有对子文的境遇表示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