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日子里，胡乔木依然是“新闻首脑”。据当时担任他的秘书的商恺告诉笔者，胡乔木每日是如何“评报”的。……

每日清早八时，《人民日报》社必定派一位领导干部或编辑，带着当天的《人民日报》，来到中南海颐园胡乔木家中。胡乔木住的是四合院，商恺在东厢房办公，胡乔木在北房办公。

“评报”在胡乔木办公室里进行。胡乔木花了些时间看当天《人民日报》，然后进行评论，从报纸的标题、版式、内容，逐一发表意见。商恺拿出笔记本，在一侧记录他的意见。

报社干部也记录他的意见。回去后，即向报社总编传达胡乔木的“评报”意见，以利马上改进。

商恺原本是《人民日报》驻山西记者，被胡乔木调来，担任秘书，也做新闻理论研究。

日积月累，商恺记录的胡乔木“评报”的话，厚厚的一大本。

有一段时间，邓拓每天或隔天带报纸来，听取胡乔木“评报”意见。

胡乔木“评报”，有时很尖锐。尤其是在他提了多次意见，如果《人民日报》还是不改，他也会光火：“我都快说了一百次了，你们还是不改。你们《人民日报》的脸皮，比长城还厚！”

即便在他光火之际，也还很注意语言的形象性和生动性！

胡乔木评报，方方面面都评，以下是他的若干评语：

“现在报纸上的题目实在太少了，文章太长了。长文章像一个大胖子那样，一个人一躺就把一张大床占得满满的，应当不让胖人上报。”

“报纸版面，每个时期都要有中心。围绕中心进行宣传，不要东打一枪，西打一枪。”

“标题好比人的外貌。标题要活泼、生动，也就是要通俗化。编辑部要研究这个问题。像什么‘工作急待改进’，还是打官腔。像‘严正处理’之类的字眼，都是老一套，不能吸引人。要有趣味，有政治性的趣味。”

“新华社的一条电讯说，1958年，中国电影几乎遍及全世界，到处受到热烈欢迎和赞赏，很多影片创下了当地的卖座纪录（1959年1月2日新华社新闻稿）。这样的报道是吹牛，是虚夸。”

他注意到1959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养猪事业能够高速度发展吗？》内中提及“养猪的高潮很快就会遍及全国每一个角落”，以为不妥。他说：

“我国一些国民聚居区是没有养猪习惯的，不应该要求禁猪的地方发展养猪事业。社论是报纸的灵魂，每一个论点都应该力求准确，尤其是一些重要的政策性的社论，更应该分寸恰当，入情入理，无懈可击。”

胡乔木在写作上是内行，说了不少经验之谈：

“有些同志发愁社论写得不生动，有些生动的事情一写就不生动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怎样才能写得生动？

“每篇文章都有它的结构，也就是形式。形式注意不要平淡。发展农业生产，平原最好，因为平原上庄稼容易生长，容易机械化。但是文章不要平原，画家也怕画平原。这地平线就不好处理，画得太靠上了吧，天就显得太小，不像样子；画得靠下些吧，天太大了，空荡荡的，只能画人、鸟，很单调。地平线上，无非画些庄稼、房舍、牛吃草，很难有多少变化。文章最大的弱点就是平铺直叙。这样的文章不生动，没有吸引力。文章虽然是逻辑思维的表现，也应该生动。

“要生动，就得有变化。怎样变化呢？无非是说了正面，又去说反面；说了这一面，又去说那一面；用了肯定的语气，又用怀疑的语气。一篇文章，如果从头到尾都是句号，连一个问号和感叹号也没有，大概不会很好。说书的人喜欢卖关子，弄个悬案：欲知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就是为了让听的人发生兴趣。”

胡乔木用地平线比喻，又用海浪比喻：

“海里面的浪，远看是平的，近看却不平。因此海浪给诗人很大的灵感，因为他奔腾澎湃，象征着生命的激烈的击。为什么海浪能引起诗人的灵感呢？就因为它有高有低。它卷得那么高，使你担心它跌下来，不能不紧张地期待着它的变化。文章也应该这样，有变化，有波浪。文章没有击，只有句号，决不是好文章。句号是表示平稳的，人说话如果老用这种平稳的腔调，就可以起安眠药的作用，文章也是这样。一篇社论如果从头到尾都是句号，句号前面都是‘的’字：‘这些困难是应该充分加以考虑的’‘这些倾向是必须克服的’‘我们认为错误是很明显的’。‘的’‘的’‘的’，一篇社论共有十段，每段结尾都是‘的’字，这样一个劲地‘的’下去，不是会叫人打瞌睡吗？”

他天天“评报”，关心着《人民日报》的每一个标点。有人称他是《人民日报》的“婆婆”。其实，他的一头连着毛泽东、中共中央政治局，一头连着《人民日报》，是个少不了、少不得的“婆婆”。

也正因为这样，毛泽东要《人民日报》发表什么样的文章、转载什么样的文章，总是通过胡乔木向《人民日报》转告。

顺便提一笔，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改出八大段时，那《致读者》是胡乔木写的。他在《致读者》中阐述了《人民日报》的任务和八个版面安排以及改进方向。这表明他对《人民日报》的过问是那么的具体，是居于总编之上的“大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