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浴火重生的黑土地 2.1 平抑物价

1948年5月3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成立东北财经委员会,并由陈云负责财经委工作。7月17日,陈云又担任了东北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这是陈云继主持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后,第二次主持革命根据地的财经工作。

1946年6月,中共中央东北局经中央同意,曾经决定陈云分管财政经济和后勤工作。但那时是战争环境下的动荡时期,财经工作主要是解决部队后勤供应问题,还谈不上全局性的经济工作。东北局把清理没收敌伪资财,作为解决财政经济困难的主要途径。这些物资数量相当可观,在初入东北、立足未稳的时候,解决了燃眉之急。也管过财经工作的李富春,后来风趣地把这段时期的财经工作比作“拣洋落”。

这次主持东北财经全局工作,性质就不一样了。1948年6月7日,陈云在东北局常委会上表示:目前东北根据地已连成大片,具有了相当规模,而且还在向前发展。因此,东北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组织好财政经济工作,以适应全国战争的需要。过去在财经工作中的一些带军事性质的东西已经过时,与现在的形势很不相称。现在,公粮、税收、林业、铁路运输等,都与农民、市民有极为密切的关系,稍微动一动,就会触及人民的利益。

与西北的“小摊摊”相比,这次陈云财经活动的舞台有极大的区别。东北本是富庶之地。谚云“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飞进饭锅里”。这块黑土地沃野千里,是出了名的“粮仓”,重要的产粮区,有所谓“呼海巴拜,绥化在外”(指黑龙江的呼兰、海伦、巴彦、拜泉和绥化),“金复海盖,辽阳在外”(指辽宁的金县、复县、海城、盖县和辽阳)之说。而且各种资源特别是森林资源、煤炭资源极为丰富,铁路四通八达,有旧中国最发达的重工业体系。而且东北人口众多,周边又与友好的苏联、朝鲜、蒙古接壤,城乡交流和内外交流通畅,是真正现代意义的国民经济。东北经济搞得好,将为解放战争提供空前强大的经济支撑。

身处陕北黄土高原的毛泽东,早就将巨人般的战略眼光投向东北这块黑土地,对东北强大的经济实力寄予厚望。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会议结论时,以非凡的预见,专门讲到东北。他说: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将来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之下。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我看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说确定了我们的胜利。现在我们这样一点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得相当分散,各个山头、各个根据地都是不巩固的,没有工业,有灭亡的危险。所以,我们要争城市,要争那么一个整块的地方。如果我们有了一大块整个的根据地,包括东北在内,就全国范围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有了基础,有了坚固的基础。现在有没有基础呢?有基础,但是还不巩固,因为我们没有工业,没有重工业,没有机械化的军队。如果我们有了东北,大城市和根据地打成一片,那末,我们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了。

然而,实现毛泽东的殷切期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日本帝国主义掠夺和连绵的战火使东北经济遭受极大的破坏。陈云和其他党的财经干部都没有管理现代工业交通的经验。能否让东北工业基地浴火重生,为战争胜利提供强大经济支持,是一场严重考验。

票子发得多粮食收得少,粮价领头物价暴涨,大家惟恐管不住粮食。陈云却下令开放粮食自由流通,让物价平涨而非暴涨。

6月10日,陈云在东北经济一片混乱之中,正式主持东北解放区的财经工作。

东北虽然是产粮区,但战争的重负还是对东北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压力。1948年3月,东北解放区物价开始暴涨,4月、5月、6月,涨势一浪高过一浪。领头上涨的是粮食。

东北盛产粮食,那怎么还紧张呢?陈云了解到,1948年度共收公粮134万吨,贸易局购入粮40万吨,除供给必需外,再无调剂市场余力。而东北解放区八九百万城市人口所需的250万吨食粮及粉糕用粮,除哈尔滨外其他地区都完全依赖于2000多万农民在市场出售的粮食。城市人口众多,公家又无力调剂,就使供求关系失衡,稍微有点失调,粮价就会暴涨。另外,上一年南满和北满农业全都歉收,南满历来缺粮,北满的粮食又没有办法大量南运,粮食南贵北贱,最高时相差7倍,影响北满粮价。

但是陈云也了解到,东北人平均拥有粮食达600小米斤,远高过关内各解放区400小米斤的平均数。在粮食上打主意,还是有可能的。但主意怎么打,陈云有自己的考虑。

当时有人主张减少出口,陈云没有同意。6月11日,陈云在东北局常委会上指出:我们目前能出口的基本上是粮食,不仅要出口余粮,而且要勒紧肚子,尽可能多出一些。要用粮食换军需、民用和工业用物资,其中军需占大头。要批判片面的群众观点,如果不多出口粮食,反而会从群众中取得更多。价格,从小处看,我们吃亏;从整体看,我们赚大钱,因为这是大买卖。有的同志只看到局部,认为不合算,结果丢了大头。这种同志只能当总务处长,管不了国计民生。显然,陈云是从保证军需和发展生产的大局来看待粮食出口。

不能打出口的主意,那就用行政手段把粮食管制起来。从一般情况下,什么东西缺,公家当然就应该管制什么。这正是东北财经部门前一段的做法,为了保证公家购粮,限制商贩携带50斤以上的粮食。

但结果显然是失败的。陈云分析后发现,正是这种做法,缩小了社会的调剂力量,更刺激粮价上涨,农民惜售。想买到粮食,结果是更买不到粮食。在东北当时的情况下,管制造成的有价无市,对经济的危害远甚于粮价上涨。

为了度过灾区的粮荒季节,鼓励农民出卖粮食,以有限物资稳定市场,陈云经过认真分析和慎重权衡后,决定立即改变管制粮食经营和抛售物资办法,不再硬性阻击物价上涨,而是把目标定为允许物价合理平涨、防止暴涨上,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公营经济稳定市场的力量,切实掌握粮食,使东北经济顺利闯过难关。

根据陈云的意见,7月10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布[东财]第13号令,主要内容是,在解放区境内,一切粮食,不分品种与数量,加工未加工,不分省县区村,皆得自由流通。任何机关、部队、团体或个人,不得加以封锁或干涉。在铁路运输上,取消运输证制度。如有故意封锁或干涉,当事人可以向各级政府控告,各级政府即依侵犯人民财产论处。

陈云打破常规,从实际出发,在禁止私商囤积的同时,允许粮食自由流通,收效显著。市面上粮食重新流通起来,缺粮区粮价下跌或趋向平稳,余粮区上涨,全东北形成适当的市场价格,在粮食青黄不接的最紧要关头,粮价1个月只涨了百分之四五十,反而比四五两月粮价更为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