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金，中央苏区的心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

中央苏区是以朱毛红军开辟的赣南根据地为基础发展而成的。在周恩来从上海启程来苏区之前，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已粉碎了蒋军的三次“围剿”，加上前不久蒋军第20路军17000人在参谋长、秘密共产党员赵博生和当时尚未入党的第713旅旅长董振堂等率领下，举行宁都起义，改编为红五军团，这样，红一方面军下辖1、3、5等三个军团，约6万人。地方部队有独立师、独立团，还有赤卫队。苏区统治22个县，面积纵370余公里，横270公里，人口有245万以上。

这年的11月7日至20日，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任命朱德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在中革军委成立后，撤销红一方面军总部，中央红军各部队由中革军委直接领导。大会通过了周恩来在上海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起草的《宪法大纲》。

苏区发展到这样的规模，下一步的路该怎么走呢？这个问题摆在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的领导人面前。

苏区中央局会议室里，一场激烈的争论后，会议陷入了僵局。这样的会议已经开过多次了，每一次都是争吵一番后，不欢而散。此时，屋里烟雾缭绕，吸烟的人一个劲地吸个不停，不吸烟的人一个劲地喝茶，倒茶的勤务员走来走去地忙乱了手脚。

没有人说话，沉默持续了很长。吸烟最猛最狠的是毛泽东。他的脸阴沉沉的，一边吸烟，一边用灼热的目光扫视围坐在长方桌旁的人。他们都面面相觑，没有人出声。

毛泽东的老搭档朱德端着茶杯，好几次放到嘴边抿一抿又端在手里。在坐的人当中，他年纪算是比较大的，遇事也是很能沉得住气，颇有长者风范。但从他此时的举动看，他内心很不安，很烦躁。毛泽东和朱德，一个是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一个是军委主席，又是这个苏区的创始人，但这时候已经没有实权。大权紧握在坐在他们对面的四个人手中。

这四个人，一个是项英，年初作为中央代表来到苏区，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早在去年10月3日就在上海初步作出决定，成立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等六人组成的苏区中央局，项英先去。同月17日，政治局最终确定，由项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九人组成苏区中央局，周恩来为书记，由项英暂代理。另外的三个人，就是这年4月来到苏区的中央代表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

王明推行的是比李立三更左的冒险主义路线，一味强调在国内革命战争中采取所谓“进攻路线”，要求红军攻打中心城市。他们对形势这样估计：“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的斗争。”红军在粉碎敌人“围剿”后不停顿地发动进攻，“集中力量追击敌人退却部队，消灭他的一方面，在政治军事顺利的条件之下，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不要再重复胜利后休息，致使敌得以从容退却，以致能很快地重整他们的旗鼓，向苏区作新的捣乱。”

这种决战的战略战术，与毛泽东的游击战背道而驰。于是，在战略战术上，苏区中央局就出现了两个意见分歧十分严重的阵营。当然，尽管毛泽东是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的创建人，但项英他们是代表中央“正确路线”的一派，在这场争论中，他们实际上已经占了上风。不过，他们也清楚地认识到，虽然他们代表着中央的“正确路线”，但在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内，他们没有一点根基。要想在苏区和红一方面军全面地贯彻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首先必须使毛泽东心服口服，否则，是难以办到的。因为刚来到苏区不久，他们已经领教到毛泽东的威望在红军指战员和苏维埃基层广大干部群众中，是难以撼动的。

正当会议陷入僵局，主持会议的项英不知所措之时，机要秘书送来了一份电报。项英一看电报，紧锁的眉头随即展开，长长地吁了口气。这是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发来的电报，告诉他们周恩来已经从上海启程前往中央苏区。这个消息犹如一阵清风，把屋里阴郁的气氛一扫而光。人人脸上都露出了轻松的神色。

毛泽东与朱德商量后，提出建议，周恩来是苏区中央局的最高首长，攻打抚州、吉安、赣州的事，等周恩来来了再讨论。项英不同意毛泽东的建议，理由是不知道周恩来什么时候能赶到中央苏区，如此要是被动地等待，要贻误战机。毛泽东继续争辩，如果现在匆忙作决定，一旦出差错，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再说，对这个问题苏区中央局内部还存在意见分歧。周恩来不仅是苏区中央局的书记，同时担任中央军委的书记多年，他的意见非常重要，应该等他来了再作决定。项英还是不接受毛泽东的意见。

他对中共临时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可是倒背如流的，其中就有这么一段：“我们必须将中央苏区、闽粤赣、赣东北、湘赣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领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谁的意见能改变中央的决定？毛泽东坚持自己的主张，认为红军作战的最终目标是要把全中国都变成苏区，可现阶段不可能实现所谓的“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冒险进攻城市除了给红军带来巨大伤亡，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他还是坚持一贯的游击战和“农村包围城市”的观点不变。项英讥笑说：“按你这么说，我们现在只能把队伍拉回井岗山，继续占山为王？”

毛泽东脸一阵涨红，两眼盯着项英，提高声调说：“如果你们一定要把队伍拉去攻打中心城市，我毛泽东一个人也无法阻拦。但我要劝告你们，那样做不但不能把各个苏区连在一起，反而要把各个苏区丧送掉。现在去攻打中心城市，无疑是鸡蛋碰石子！”

项英指着毛泽东斥责道：“你这是彻头彻尾、不折不扣的右倾！”

毛泽东冷冷一笑。

项英见毛泽东没有丝毫回心转意的表现，觉得这样争吵下去不会有什么结果，他请任弼时表态。任弼时不像项英那么急，认为内部对战略战术的看法可以争论。但是，这种争论必须在彻底贯彻中央决定的前提下开展，不能超越于中央的决定，更不能凌驾于中央决定之上。一直默不作声的朱德，这时坐不住了。他望着大家说：“中央的决定我们当然要执行。但是，这里的实际情况，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项英点了点头，说：“正因为我们充分考虑到这里的实际情况，我们才对这个问题展开争论。不然的话，我们下令执行就是了，还用开什么会呢？难道中央的决定错啦！”

毛泽东说：“看来，我们再争论下去，就是多余的了！”

项英说：“如果你认为真理在你一边，为什么怕争论呢？”

毛泽东说：“既然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们还有什么可争论的呢？”

项英无奈地对毛泽东摇了摇头。

项英两眼眨了眨，请王稼祥发表意见。沉默已久的王稼祥望了望毛泽东，又望了望项英，用调和的语气说：“我们为这个问题已争论多时，莫衷一是。依我看，不妨等周恩来同志来了再说吧！”

项英担心周恩来何时才能赶到中央苏区。王稼祥认为，中央的交通工作一直归周恩来管，通往苏区的秘密通道，也就是他们这些人从上海来苏区走的这条路，是由周恩来制定的，用不了几天，周恩来就会顺利到达苏区。项英无奈地吁了口气，只能按王稼祥的意见办了。

在骑马回住处的路上，尽管阴云蔽日，寒风嗖嗖，毛泽东还是满面春风，精神爽朗。

近日来，为了攻打城市的问题，他与项英他们天天都吵得面红耳赤，双方各执已见，互不相让。现在，苏区的最高首长要到了，这个问题可望迎刃而解了。对于周恩来的为人，别人可能不是很了解，毛泽东心里可是很清楚的。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发展到如此规模，周恩来功不可没。

中共“六大”后，尽管中央开始重视建立红军和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但是，由于指导思想上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对农村斗争和武装割据的作用估计不足，对农村游击战争的指导也有过失误。

1929年1月14日，湘赣两省蒋军以优势兵力发动对井冈山第三次“围剿”，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岗山，20日在大庾遭受失利，被强敌尾追，转战赣粤边界，处境相当艰危。中央多次派人送信，一直未得到回音，对红四军的状况缺乏具体了解，万分焦虑。在此种情况下，周恩来曾于同年2月7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给红四军的信，要求红四军实行分散，以避免被敌人消灭，并要求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来中央工作。此信直至4月3日才送到红四军前委，而在这时候，情况已发生根本性变化。

2月8日，红四军在瑞金以北的大柏地诱歼蒋刘士毅旅大部，扭转了红四军原来的被动局面。接着，又在吉安的东固地区同赣西特委领导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会合，在这里站稳了脚跟。

4月5日，红四军前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认为中央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并表示不同意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而在中央接到这份报告之前，由于客观形势的发展，中央的认识也在改变。

4月4日，中央常委讨论红四军问题时，周恩来强调不一定非要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8日，中央发出经周恩来修改过的给朱德、毛泽东的指示信，信中强调红军的总任务是扩大游击战争范围，发动农民武装斗争，深入土地革命。虽然当时还未接到红四军4月5日的报告，信中已不坚持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而要求派一得力领导人前来与中央讨论问题。8月下旬，陈毅代表红四军来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中央政治局于8月29日举行会议，专门听取陈的报告。会议决定以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组成一个委员会，负责起草对红四军的指示文件。

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的红四军，是全国红军中最有影响的一支队伍。但是，红四军领导内部在建军思想和建军原则上曾有过分歧，毛泽东和朱德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不尽一致。

这年5月间，刚从苏联归来的刘安恭到红四军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后，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的争论发展得十分严重。6月8日在闽西长汀的白沙举行前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临时军委。但争论并没有结束，有些方面反而更趋激烈。22日，在福建龙岩召开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争论的问题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未能得到多数代表的支持，会后，他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留在闽西养病并指导地方工作，没有随军行动。红四军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

周恩来在听取陈毅汇报后，指出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和前委扩大会在处置领导内部分歧的问题上是错误的，并提出四点批评：“一，红军是生长于敌人肉搏中的，他的精神主要的应是对付敌人。前委没有引导群众对外斗争，自已不提办法，而将问题交下级讨论，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二，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使同志们得到一个政治领导来判别谁是谁非，只是在组织上来回答一些个人问题；三，这次扩大会议、代表大会的办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了极端民主的发展；四，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责任的重要，公开摆到群众中，没有指导地任意批评，而一般同志的批评大半又是一些唯心的推测，这样不但不能解决纠纷，而且只有使纠纷加重。”并且指出：“朱毛两人仍留前委工作，毛应仍任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四军全体同志了解并接受。”

陈毅按照周恩来多次谈话精神，代中央起草了一封指示信，经周恩来审定后，带回红四军。这便是9月28日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此信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作出了一个对中国革命运动有重大意义的论断：“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念。”对红军的任务作了明确规定：“目前红军的基本任务主要的有以下几项：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 “红军一切行动务要避免单纯的军事行动，要与群众斗争取得密切联系。”“有了广大群众在红军的周围，红军的一切困难及本身发展便将较顺利地得到解决……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

陈毅于10月20日携此信回到红四军前委。11月26日，毛泽东回到前委。28日，毛泽东报告中央：“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领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根据中央此指示信精神，红四军于12月底在福建上杭东北的古田召开第九次党代会，集中解决红军的建军原则问题。大会选举产生新的红四军前委，毛泽东为书记，朱德、陈毅等十一人为委员。

在红四军内部的那场争论中，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得到了周恩来支持，他才得以官复原职。现在，他为了攻打城市的问题，跟项英他们争吵得不可开交。这场矛盾，他只有等周恩来来了才有望化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