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张冲愁眉不展。抓获顾顺章和向忠发，曾经使他欣喜若狂。原以为抓到这两个人就能把中共首要分子一网打尽，岂料却是黄梁美梦一场！顾顺章是中共情报保卫工作负责人，可他的顶头上司是周恩来；向忠发是中共总书记，可在中共中央负责实际工作的是周恩来！

周恩来在哪里？

张冲点上一支香烟，一边吞云吐雾，一边在办公室里踱步。这间办公室很宽敞，窗户都拉上了深蓝色的窗帘，只有案上的台灯发出凄淡的光。独自一人踱来踱去，犹如幽灵在深窟里徘徊。他踱了一阵，又回到案前，从抽屉里掏出一个卷宗，翻阅一叠厚厚的笔录。看了几份，他就烦躁地将卷宗摔到一边去。这些笔录是向忠发、顾顺章等人的口供，关于周恩来，他们好像什么都说了，就是说不出周恩来到底在哪里。说不出周恩来在哪里，他要这些笔录来干什么呢？

“咣咣咣……”墙上的闹钟响了十二下。他不知道此时是白天的十二点钟，还是夜间的十二点钟。看来，白天也罢，黑夜也罢，都不是他所关心的。他现在关心的只有一个问题：周恩来到底在哪里？

他静静地坐在案前，又吸完了一支烟，从抽屉里掏出另一个卷宗。这是部下们最近报来的有关追踪周恩来的情况。这些材料只记录到向忠发被捕时为止，以后就再也搜集不到有关周恩来的情报，甚至连蛛丝马迹都没有。周恩来到底是上了天，还是下了地？

面对卷宗沉思了半天，他想起了什么，抓起电话耳机，急拨了一个号码。下令对海宁路那个目标下手。然后，他点上一支烟，又踱起步来。不时望望着案上的电话机。

踱了几圈，没见电话铃响，张冲开始有些不耐烦了。走到案前抓起电话耳机，想了想，拨了另一个号码。对方许久才接电话。这个半夜被他搅醒的人是黄凯，他的老搭档。黄凯一开口就问，是不是发现了周恩来的行踪了。暂时还没有。有要的话，他张冲就不是这样的精神状态了。前几天黄凯说过，周恩来还在上海。他的判断是，只要共党机关没有全被砸烂，只要上海的共党分子没有被斩尽杀绝，那周恩来就不会离开上海。张冲说黄凯这回的判断可能不准确。

黄凯马上问张冲，“是否有周恩来逃离上海的情报？”张冲卖了关子，说黄凯的判断是否准确，再过一个钟头，就见分晓了。他自信地对黄凯说：“你曾经说过，周恩来一直在跟我们做老鼠玩猫的游戏。我想，这游戏今天我可是最后一次玩了！”

他又一支接着一支地吸烟，踱着步，不时焦躁地望着案上的电话机。

“咣”，墙上的闹钟响了一下。他开始惴惴不安起来。他现在既盼着电话铃响，又怕电话铃响。这回，可以说是孤注一掷了。要是又扑了空，叫周恩来漏网了呢？若那样……不！不能这样想！千万不能这样想！无论如何，这回决不能再叫周恩来跑了！

“叮叮叮……”电话铃响了。终于响了！他愣愣地望着电话机，两条腿冻僵了似，只是打着哆嗦，没有迈开步子。电话铃响过一遍，又响了第二遍，他才一个箭步扑过去，溺水者抓到了救生物似的抓起电话耳机。部下的报告是，海宁路那房子早几天前就换了住户，走的那户人是一个年近三十的女人和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婆，估计是邓颖超母女俩。周恩来已经有一个月不见踪影了。

果真又扑空了！果真又叫周恩来漏网而逃！他将电话耳机一摔，像一团泥塌在沙发里，不动不弹了。那个目标，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并派人日夜盯住不放，总以为这回十拿九稳了。岂料，还是让周恩来跑了！周恩来是怎么从他布下的天罗地网逃出去的呢？即使他长了翅膀从天上飞走，也难逃过他手下人的几百双眼睛啊！难道他会钻地，从地缝逃走吗？

门铃响了。门铃响了好几遍，张冲才从懊丧的恍惚中回过神来。他按了一下电钮，门自动开了。进门来的是黄凯。黄凯是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驻沪调查员，因在武汉逮捕顾顺章而获蒋介石嘉奖，是颇有名气的“中统”后起之秀。为此，张冲很嫉妒黄凯，做梦都想亲手抓一个共党首领，一个比顾顺章大的共党首领，让蒋介石发一枚比黄凯更辉煌的勋章。所以，当他发现了周恩来的秘密住所后，对这位老搭档也密而不宣，想独吞大功。岂料，计划落空了！

见张冲垂头丧气，黄凯似乎有点幸灾乐祸，说：“我说过，周恩来就象一只鹰，一只神秘的鹰！他天天都从我们的头顶上飞来飞去，可我们就缺乏一双火眼金睛，找不到他的踪影。”

张冲斟酒与黄凯干了一杯。然后，他叼了一支香烟，连吸了几口，慢条斯理地说：“若能把周恩来抓住，自然能给我们的剿共计划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可事与愿违，我们抓不到周恩来！我们就这样抓下去吗？我们一定要这样吊死在一棵树上吗？”

黄凯两眼睁了睁，说：“你是说，我们抓不到他，但可以想办法……对了，可以借刀杀人，把他搞掉！”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张冲喜上眉梢，急斟酒与黄凯干了一杯。“周恩来是共党的实际掌权者，一旦我们给他安上一个‘叛徒’的头衔……”这一招够狠毒，即使不能把周恩来搞垮，起码能给那些共党残余分子内部带来一场大乱！两人就像真的大功告成了似的，兴高彩烈地干杯。

几天后，也就是1932年2月16日至21日，上海的《时报》、《新闻报》、《时事新闻》、《申报》连续登载《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这则启事全文如下：

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掣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于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已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已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以中东路借口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领导下之中国共产党！

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启

2月20日，上海街头出现了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散发的题为《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的传单。传单指出：“最近在时报、新闻报各反动报纸堆中所登载的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的广告，就是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无耻造谣的一例……无论这些狗东西怎样造谣污蔑，并不能动摇共产党在劳苦群众中的威信！”

2月27日，中共中央党报《实报》第11期刊登了党所代写的《伍豪启事》，指出：“〈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是国民党造谣诬蔑的新把戏……一切国民党对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与我本人自已的造谣诬蔑，绝对不能挽救国民党于灭亡的！”同期《实报》还发表了题为《国民党造谣诬蔑的又一标本》的文章，指出：“疯狂的白色恐怖，以卑鄙的造谣……假借伍豪同志的名义来污蔑伍豪同志（共产党的领袖之一）、污蔑中国共产党。”

中共地下组织的这些传单、文章通过各种途径很快送到张冲、黄凯手上。但他们俩对这些传单、文章不屑一顾。在他们看来，这些传单和文章传播范围毕竟有限，且属共产党内部辩解之辞，对外界影响不大。可3月4日《申报》刊出的一则广告，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广告刊登在显眼的位置上，题目是《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急启事》，全文如下：

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243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243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易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用，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舍行代为登报如左。

张冲将《申报》上的这则启事一连看了几遍，问黄凯这个“周少山”会不会就是周恩来？黄凯查过了，知道是周恩来的一个别名。张冲马上派人去调查巴和律师的背景。巴和先生是在上海的最有名的法国律师，《申报》常年法律顾问，查来查去也没有发现他与共党有关系的情况。难道他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替周恩来登了这则启事的？黄凯说是大律师陈志皋找巴和先生，要求刊登这则启事的。陈志皋是法租界当了数十年公堂刑庭庭长的陈介卿的公子，在上海司法界颇有名气。可据他了解，陈历来与共党没有什么瓜葛。怪事！难道这个周少山不是周恩来？张冲和黄凯都困惑不解。

又过了数日，他们的密探从江西中央苏区带回了一份布告，这份布告是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布的。布告中说：“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等于1932年2 月20日左右连日登载‘伍豪等243人’的冒名启事，宣称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

直到此时，他们俩才知道，周恩来已经离开上海，去了江西中央苏区。呆愣了半天，张冲无奈地摇了摇头，喃喃哀叹：“周恩来，你果真是一只神秘的鹰！我们都不是你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