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前方与后方之争 (一)电报争吵

水口战役后,红一方面军下一步作何行动?中共苏区中央局根据临时中央制定的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方针,要求红一方面军与蒋军决战,迅速夺取赣江流域各个中心城市,实现江西首先胜利,并规定方面军应以一部兵力佯攻赣州,调动敌人,经求主力乘机在赣江上游渡河,沿赣江西岸北进,同蒋介石嫡系陈诚部4个师决战。带着苏区中央局的意见到前方督战的周恩来,在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人反复研究讨论后,认为苏区中央局的计划难以实现。

早在7月25日,就蒋军已集结40个团兵力准备阻止红军西渡赣江的情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我们再四考虑,认为赣州上游敌军密接,在任何一点渡河出击赣敌,都有被敌人绝断危险,如攻新城、南康,将引起宁、赣敌人分进合击,或隔江对峙,造成更不利条件。”“因此,决往赣江下游先取万安,求得渡河,解决陈、罗等四个师主力,以取吉安等城市。”同时认为如能把蒋军听引到河东地区,将更有利于红军作战。

29日,周恩来又致信中共苏区中央局, 强调指出:“在赣州上游渡河成为不可能,如准备与敌作战后再渡河,则敌人又有凭河而守以稽延我军行动的可能……你们说河东决战可能极微,是不尽然的,只要行动迅速,必能给敌人各个击破。”

为对红一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作出部署,在周恩来主持下,红一方面军总部和中共苏区中央局分别于8月初在兴国的竹坝召开军事会议,重新讨论行动方向问题。此时,蒋军发现红军北移行动后,将支援粤军的第14、52师调回吉安、泰和,与第11、90师靠拢,将主力集结于河西地区,防红军西渡和北进。如果红军攻打万安,渡河北上,蒋军可以依托赣江阻击。即使红军渡过赣江,在当前粤赣湘三面敌人靠拢包围的形势下,敌可在红军还未能集合整理部队的情况下,立即出击,陷红军于不利地位。

分析上述敌情后,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认为,赣东蒋军较少,3个师分布在南丰、南城、乐安宜黄地区,红军可集中力量消灭乐安、宜黄、永丰之敌,而后求歼由赣江以西和由南丰南城等地来援之敌,进而调动湘鄂赣和赣东北两地区的敌军,造成由赣江下游渡河夺取吉安的有利条件;如抚州空虚,则夺取抚州。会议决定,为了适应新的作战任务,对红一方面军进行了整编。

8月8日,中革军委下达了红一方面军发动乐安、宜黄战役的命令,要求红一方面军集中全力,经坚决、迅速、秘密的行动,首先消灭乐安、宜黄方面蒋第27师,并相机消灭敌增援部队。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红一方面军向西佯动,主力却隐蔽急行北上。经一星期连续行军,红军于8月15日开抵同蒋军相持的招携、东韶一线时,蒋军丝毫未察觉。此时,乐安、宜黄两地驻有蒋军孙连仲部第27师,师长高树勋率全师6个团的兵力摆在苏区家门口;乐安城驻有27师87旅2个团。16日,林彪指挥红1军团攻打乐安。 红军一面组织强大火力掩护,一面搭云梯强攻城头。尽管部队伤亡很大,但城门很快就被攻破,城里从旅长、团长到伙夫马夫共三千余人全部成了红军的俘虏。

18日,红1军团配合红3军团围攻宜黄。1军团除留红10师在乐安打扫战场外,其余部队迅速赶到宜黄西北地区。20日拂晓,红3军团率先攻城。但苦战一天,仍未能破城,遂改白天攻城为夜间 攻城。当夜,红1军团第3军由西北门攻入城内,红3军团也相继攻入西南门和东南门。除师长带少数随从逃脱外,第27师全部被歼。驻守南丰的蒋军毛炳文部见状,自感难保,便急向南城方向靠拢。红12军于23日乘机占领南丰。

红一方面军一周内连攻克三城,速战速决,共歼蒋军第27师大部,俘五千多人,缴获了包括山炮、迫击炮、 机关枪等在内的大批武器、弹药和物资。波及南昌、抚州,两城大震。

乐安、宜黄战役后,红一方面军准备乘胜攻取南城。8月24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率军抵达南城近郊,发现南城蒋军已集结17个团的兵力,且城防工事坚固,若强攻势必形成相持对垒的局面。而蒋军在乐、宜战役后受到很大震动,担心红军乘胜北取抚州,威胁南昌,正由武汉、南昌、吉安等地调兵增援。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何应钦为防红军深入北进,令其第8、24师由南丰北撤,与第23师集结南城;第二路军指挥官陈诚率第11、14、90师集中樟树,新淦以容之部队集结临川,诱红军进入歼灭;第5师推进至临川东北赵公渡附近策应;第一路军远应以两个师接防遂川、万安;第43师交防后速集结吉安;第1师及唐云山旅赶赴南昌巩固省防。

针对蒋军新的部署,周恩来与毛泽东等人决定再次改变苏区中央局原定计划,挥师东进,攻打南城,以求打开赣东的局面。周恩来为此于8月22日致电苏区中央局:“我们判断乐宜攻下,迫近抚州、樟树,威胁南昌,敌大震动。在赣东北之周浑元、李抱冰两师迅速开至抚州、崇仁、赣西北之史霖、岳森、朱耀华等师将开至丰河沿岸,敌之主力吴、罗、朱三师及李明、刘绍先两师向东寻找我主力作战”。“我军决立即向东消灭毛[炳文]、李[云杰]、许[克祥]三师,占领南丰,以至南城、黎川,然后迎击西来之敌。”

8月24日,红军主力进抵南城近郊时,发现蒋军3个师共17个团已在南城布防就绪。风云突变,周恩来、毛泽东等当机立断改变预定计划,主动撤退至东韶、洛口一带休整,寻找战机。周恩来即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说明改变计划的原因:“南城内外险要,工事坚固,硬未易得手。下步行动计划为,俟西来增援吴(奇伟)、陈(诚)各部进至相当地点,便给予迎头痛击,以消灭敌人主力。”

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却一再催促,要求红一方面军继续向北出击,威胁南昌,认为这样才能减轻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苏区的压力,给这些苏区以直接支援。6月中旬,一度下野后东山再起的蒋介石,此时早已同日本侵略军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将本该用于抵御日寇侵略的兵力集中向红军进攻。这就是蒋介石对苏区和红军发动的第四次“围剿”,共调集约50万兵力,下半年对江西中央苏区暂取守势,而以主力“围剿”鄂豫皖、湘鄂两个苏区。

所以,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这时候指责红一方面军“不宜在南丰、南城、宜黄间久待,应绕至乐、宜一带,以敌之左侧背,给予各个击破”。还指出,这次方面军北上,虽表示其行动迅速秘密的进步,但不迅速向西求得在宜黄以西打陈诚、吴奇伟则是缺点。这样造成敌人更积极向苏区中心前进,使之受敌摧残,这给群众以十二分不好影响。

由此,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为一方,以远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和在瑞金的苏区中央局后方成员为一方,在作战方针上产生严重分歧,形成了对立阵势。

考虑再三,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于9月23日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电报进一步陈述对红一方面军行方针的意见:

“目前红军的行动最好能立即出击敌人,开展闽北,发展局势,振兴士气,并给鄂豫皖、湘鄂西以直接援助。但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成将造成更严重错误 。”

“现在因敌人固守白区城市据点,在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南城、南丰、黎川一线城市周围,还有广大区域未曾赤化,加以过去我们战略错误所造成的困难条件,致攻城打增援部队必须时时顾及敌人分进得以合击,又红军疾病离队之多,补充不及,在白区还不易打击与消灭敌人三个较强师的靠拢行动。”

“因此,我们认为,现在不利于马上作战的条件,应以夺取南丰,赤化南丰河两岸,尤其南丰之乐安一片地区,促起敌情变化,准备在运动战中打击与消灭目前主要敌人为目前行动方针。具体的而置,以大部队兵力放在南丰之西直到乐安附近,以一小部兵力放在南丰东南做扩大苏区工作,以过一期工作,即以小部队经常向南丰游击,引起敌军增援南丰而准备打击增援部队,并相机与闽并苏区求得嫌络。这一布置虽不是立即击敌人,但仍是积极进攻的策略 ,因为这片地区之赤化与逼近这几个城市,必能变换敌情,并给红军经有利群众条件,消灭敌人与取得中心城市。

“在这一行动中 必须估计到敌情将有变化,当其有利于我们时,自然要机动地集中兵力作战。”

“我们决定后日出动,如中央局有新意见,望火速电告。”

次日,周恩来又从宁都写信给苏区中央局,强调说:“行动计划已电告。据我们看来,这是目前情形中最好办法。当然敌情不是不变,敌情一有变迁,我们仍当迅速地抓住敌人的弱点,实行击破其一方以便各个击破。”信中针对前方的作战指挥中存在议而不决的问题,提出应改变目前的作战指挥方式,“前方组织现不是集权于个人负责制,各人能力又均有长有短”,而“军事行动须当机立断,须行专勿疑。大家都不放心,事情一定做不好。即使有错,也要检查时予以批评,否则遇事干涉,遇事不放心,即不错也会弄错。”他还在信中建议苏区中央局成员到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解决后方领导人与前方领导人作战方针分歧问题。

与此同时,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分别致电湘鄂西和鄂豫皖中央分局:集中力量机动地选择敌之弱点,打击消灭其一面,各个击破敌人。分散与持久硬打是给敌人各个击破我们以及分进合击的最好机会。

苏区中央局接到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23日的电报和周恩来24日的信后,于25日复电:“在目前全国苏区红军积极行动艰苦作战中,我们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乐安,逼近几个城市来交换敌情,求得有利条件来消灭敌军,并解释这为积极进攻策略的具体布置与精神,这在实际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将于鄂豫皖、湘鄂西与更直接的河西十六军、八军积极而艰苦的行动,不是呼应配合的。而且更给敌军以时间不布置。分散亦有被敌袭击危险,于我们不利,可以演成严重错误。”

面对苏区中央局的严厉指责,周恩来立即主持召开前线最高军事会议进行讨论。会上,他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一致认为,苏区中央局指责前方军事领导人不能积极支援湘鄂西、鄂豫皖、湘赣、湘鄂赣苏区正在进行的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同时还错误地给敌人以发动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的准备时间,是不能接受的。

他们随即再致电中央局,申辩说:“现在如能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已考虑再四。但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求战心切,鲁莽行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

“打开目前困难局面,特别要认识敌人正在布置更大规模的进攻中区,残酷的战争很快就要到来,必须勿失时机地采取赤化北面地区,逼近宜、乐、南丰,变动敌情,争取有利于决战以消灭敌人的条件。具本布置,我们更主张第一期以赤化南丰之西、宜、乐、之南一片地区,并作战争的准备,随时打击东西进攻,或宜、乐、丰的袭击部队。这样才能胜利地配合全国红军的进攻,这自然是积极进攻的。”

接着,在前线最高军事会议后次日,周恩来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再次致电苏区中央局,强调:“乐安敌吴奇伟师,非高树勋一旅可比,前次攻乐犹费时两日,如攻乐三日不下,西来援敌必至,内外夹击转增不利……因此 攻乐安无把握,且用最大力量,即使能消灭吴奇伟师,以现时红军实力,将不能打强大增援队。此点,请中央特别注意。中央局全体会议以项、邓同志回来后,仍以到前方开为妥,因有许多问题如前电所指,必须讨论解决。”同时告中央局,现在只有执行前线最高军事会议的原定计划,“布置宜、乐中间一带战场,争取群众以调动敌人。”

前方军事领导人与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后方领导人之间的矛盾,由此进一步激化。为解决这些矛盾,周恩来、毛泽东等一再要求召开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专门讨论内部作战方针的分歧问题。9月26日,苏区中央局致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坚持 “向西进击永丰”的意见, 则不但将失去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稍缓即逝的时机,而且有反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并以“项英、邓发已去闽西参加会议,而你们亦须随军前进”为由,表示中央局会议不可能开。

同时,朱德、毛泽东发布红一方面军关于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命令部队在宜黄、乐安、南丰一带地区做一时期争取群众,发展苏区以及加强本身训练的准备工作,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布置战场,造成更有利于以北面敌人决战与消灭敌人的条件。苏区中央局后方领导人对此大为恼怒,于29日致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以十分强硬的措辞指责道:“我们认为这完全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强调对一切离开原则完成目前任务的分散赤化的观点,要“给予无情的打击”。

周恩来将任弼时、项英他们的电报一连看了几遍,眉头紧紧地拧了又拧,喃喃自语道:“……完全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给予无情的打击……难道这时候还要开展党内斗争?就为了战略战术上的分歧!难道……”

在一旁的毛泽东吧哒吧哒地吸着香烟,望着周恩来说:“恩来,你猜对了。他们现在可是憋了一肚子气,正要找我们发泄哩。”

周恩来冷冷一笑,说:“有气的是我们,而不是他们。我们早就建议开会,他们就是不开。要是早开了会,问题何至于拖到今天呢?”

毛泽东说:“他们是没有料到,我们几位会这样‘固执己见’,竟敢跟他们一争到底。”

周恩来说:“他们终于同意开会了,这是好事。有什么不同看法,都可以在会上倒出来,明摆着的事还不能分出个青红皂白来?”

毛泽东长吁了口气,说:“恩来,我对这次会议,不敢抱乐观态度啊!”

周恩来说:“除非我们的战略战术不对头,不然,我们是没有理由悲观的。”

毛泽东摇了摇头,说:“我总感觉到有一种山雨欲来的味道。”

周恩来笑了笑,说:“泽东同志,你太多虑了。无非我们前方的几位与他们后方的几位不讲情面大吵一番,看谁能把谁吵服而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