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0月3日至8日，在宁都小源的一个老祠堂里，中共苏区中央局举行全体成员会议。

正如9月29日苏区中央局致周恩来、毛泽东、朱德、 王稼祥的电报所说的，这次会议是要给一切离开原则的观点予以无情的打击。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等中央局后方成员在会上指责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中央局前方领导人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对敌人大举进攻恐慌动摇，失却胜利信心，专去等待敌人进攻，是危险的右倾观点。他们认为，前方军事领导人有以准备为中心观念，毛泽东表现最多。因此，毛泽东被推上了被告席，成为主要 批判对象。

会议先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任弼时主持。会议开始时，周恩来还在前线作布置。当他赶到小源主持会议时，尖锐的内部矛盾已经达到白热化。前方领导人和后方领导人之间各执己见，争得面红耳赤。眼看着会议就要陷入僵局。

倾听着与会者情绪激动的发言，周恩来忧心忡忡。因为已经有人提出，毛泽东右的倾向严重，不宜继续在前方指挥作战，要把他召回后方专门负责中央政府工作。这次会议一旦开砸了，前方领导人与后方领导人一旦吵翻了，遭殃的肯定还是前方领导人。远在上海的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后方成员的观点基本是一致的。但如果完全顺从了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后方成员的主意，盲目执行进攻路线，那是不可能打胜仗的。

周恩来审时度势，表示接受后方同志的批评，承认前方同志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前方同志开始不同意，是有等待倾向。

在这方面，毛泽东是提过不少的意见。但后方同志不应该把前方同志的缺点，统统归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后方同志批评，周恩来这是给毛泽东打掩护，指出毛泽东的右倾观念已经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了，并且还提到了攻打赣州那件事。

周恩来辩解，赣州战役最终没能打好，毛泽东不同意打赣州，而打了以后又没打好这一仗，这怎么能怪毛泽东呢？

他们反驳，赣州战役没有打好，就是由于受毛泽东的右倾观念影响所造成的。仗还没有打，中央局内部的领导人，特别是前线的领导人，就已经对胜利前途失去信心，这样能打胜仗吗？

周恩来说后方同志的指责毫无道理，而且言重了。毛泽东不同意打赣州，是认为时机不成熟。他当时对敌情的分析，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后方同志坚持己见，说临时中央对苏区中央局没能拿下赣州十分不满。赣州拿不下来，完全打乱了临时中央把中央苏区和湘赣苏区连成一片的战略部署，这不是一个孤立的战役的胜败问题。

见后方同志又拿赣州战役大做文章，周恩来赶紧制止，指出现在没有必要去追究打赣州的责任，如果一定要追究责任的话，他负主要责任。

后方同志说他这样替毛泽东辩护，实际上是一种调和主义。要求他必须站在斗争的立场上，用反倾向的观点看问题。否则，就是模糊了已经展开的斗争战线。

眼看着周恩来与后方领导人争执不下，毛泽东站出来说。他一边说话，一边吸烟，又一边咳嗽。他长发蓬乱，面色清癯，显然已经染病在身。他说话有点有气无力。他说如果说前方同志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那罪魁祸首就是他。

这几年，他和朱德同志打惯了游击战。游击战确实是以等待为中心。后方同志没有让毛泽东把话说完，就打断了他的话，说他这不是在承认错误，而是在宣传你的右倾观点。这种承认错误的态度不能叫人信服，他们对他也是越来越不信任了。由于他对自已的错误承认与了解不够，如让他继续在前方指挥作战很容易犯错误，这是后方同志所无法接受的。

周恩来耐心地说服后方同志，他说毛泽东有错误，应该帮助他改正，而不能对他采取这种粗暴的办法。这几年来，毛泽东一直在前方指挥作战，可以说积累了很丰富的战争经验。有泽东在前方，对战争是利多于弊。这一点，请后方同志多加考虑。

王稼祥说毛泽东是方面军总政委，我不同意把他调回后方。朱德也不同意毛泽东同志离开前方。

后方同志要求对此问题进行表决。与会者面面相觑，一时鸦雀无声。大家把目光聚投到周恩来身上。

周恩来脸上呈现出苦恼的表情，埋头沉思。毛泽东的去留问题，一旦付诸表决，后方一派肯定占上风。

经过一阵苦思，他提两个方案，供大家选择。第一，由他负责主持战争全责，毛泽东留在前方协助；第二，由毛泽东负责主持战争全责，他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这两个方案都是为了让毛泽东继续留在前方。与会者又默然相望着，一时无人出声。后方同志表态，不同意毛泽东留在前方。

毛泽东见大势已去，懊恼地表示自己身体不好，向中央局请病假，回后方休养。主持战争的全部责任，由周恩来承担。

会后，周恩来和朱德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时，毛泽东的警卫员已经收拾好行李，准备上路了。他要到福建长汀去，他的夫人贺子珍正在长汀福音医分娩。他也要到那里养病。

毛泽东神情忧郁，还是不停地吸烟，不停地咳嗽。这是他第二次失去军权了。上次，也就是四年前的那场“朱毛之争”，绝对的大民主使他被迫挂帅印，离开红军领导岗位。时隔不久，由于周恩来主持公道，他很快就恢复原职。这回，四年前的那一幕还能重演吗？

“恩来，这回叫你替我受委屈了。”毛泽东抱歉地说。

“真正受委屈的是你。”周恩来语气里也充满歉意。“没能把你留在前方，是我心里很不好受。你我在战场上的合作，才刚刚开始啊！”

“你不要这样自责。”毛泽东摇了摇头说，“你已经替我受过，这别人看不出来，我毛泽东心里还是很明白的。”

“情况这么严重，这是我原来没有估计到的！”周恩来还是自责道，“这是我粗心大意了啊！要是早料到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采取更灵活的策略，情况决不至于这么糟。唉，这是我的失职啊！”

毛泽东拍一拍周恩来的肩膀，说：“他们这是冲着我来的。他们早就看不惯我了，非叫我滚蛋不可啊！”

周恩来心情沉重，不知如何安慰毛泽东。他与毛泽东共事仅几个月，时间虽短，却合作愉快，战果辉煌。他多么需要这样的合作！可是，由于内部矛盾的激化，这种合作被强行拆散了。尽管他做了很大的努力，冒着被指责为调和主义，替毛泽东的错误打掩护的危险，竭力把他留在前方，还是无法挽回。他为此而痛心疾首。

他长期负责党中央实际工作，一向以严于律已的作风著称，原则性之强无人能及，这早在党内是出了名的。对于组织的决定，他与毛泽东的态度不同。毛泽东对每一个决定都提出自己的意见，力图使自已的观点占上风。他对于党的决定，偶尔也表示反对意见，而当党的决定获多数通过并形成决议后，即使他有异议，也只能保留意见，忠实地去执行党的决定，从未抵制过。这回，在毛泽东的去留问题上，他也是这样。

他和朱德一直把毛泽东送出宁都城外。秋天已至，山坡上的野草开始变枯萎了，树叶也开始随着秋风飘零了。

分别的时候，周恩来紧握着毛泽东的手，久久不忍松开。他内心不知有多少话要说，却不知该说什么好。事至如今，还能说什么呢？还是毛泽东先开言。他说：“前方什么时候需要，我毛泽东随喊随到。”

“你多保重身体！”周恩来说，“我们还会在一起带兵打仗的！”

毛泽东握住朱德的手，脸上露出无奈而凄楚的表情，说：“老伙计，人们都说朱毛不能分开啊！”

“但愿这次分开是短暂的。”朱德说。

“但愿如此……”毛泽东喃喃低语。

宁都会议召开期间，远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也召开常委会议，主要讨论苏区中央局的问题。博古批评说：“分散工作观点，我是坚决反对的。在这里泽东又表现他一贯的观念，同时伍豪不能将自己正确路线与自己的权威与之作斗争，而表示没有办法，又暴露一次调和以致投降的弱点。泽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同时强调：“我以为应该做坚决的斗争，但不一定指出泽东名字，而与他的倾向在党内作积极的斗争，这因为要估计到泽东在苏区红军的威信。”

洛甫表示：“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工作。”会议决定，立即去电苏区中央局。

苏区中央局接到电报时，宁都会议已结束，毛泽东已离开宁都赴长汀。留在宁都的苏区中央局成员继续开会，根据临时中央的来电精神，决定毛泽东回后方主持苏维埃工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由周恩来代理。

宁都会议后，苏区中央局后方成员致电中共临时中央，抱怨周恩来“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认为他“在斗争上是调和的，是模糊了已经展开的斗争战线。”

周恩来即致电临时中央，辩解说：“在会议中我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的态度……另外却指正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

10月12日，中革军委发出通令：“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

14日，红一方面军发布的《红一方面军建、黎、泰战役计划》，最后仍列三人署名：“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代总政委周恩来。”周恩来在计划上特意注明“如有便请毛主席一阅”的字样，表示对毛泽东的尊重。直到26日，才由远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宣布，以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