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分裂 (四)北上

九月九日晚,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博古、王稼祥、彭德怀在周恩来住处召开紧急会议。会场外,警戒森严。会场内,气氛显得很紧张。马灯昏黄的光线下,每张面孔都布满着严肃的神情。

毛泽东在发言中,分析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抗拒中央命令的种种表现。张国焘手上有几万兵力,这是一个好大的资本,他要抓军权,不给军权就不发兵攻松潘。中央把军权让给他了,可他不满足,还要改组中央和政治局。中央顾全大局,还是忍让了。结果,攻打松潘的大好时机丧失了,夏洮战役也落空了。现在,他凌架于中央之上,要中央完完全全地服从其意志南下,这简直是要挟中央,是谋反!

洛甫也说为了团结张国焘,中央算是委屈求全了。先是周恩来、毛泽东退出了军委,这样的让步已经是到了期限了。

周恩来认为当初让位于张国焘是正确的。因为当时不那样做,就不能团结他,也不能团结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现在张国焘对中央的耐心教育说服无动于衷,竟敢违抗中央的决定,乱搞一套,这个错误要由他自已承担。将来要开中央全会,要通过共产国际批判他的错误。事态发展到这一步,继续说服张国焘执行中央的北上决定已不可能了。周恩来指出,不能就此放弃对张国焘的劝告争取,因为这一点不仅关系到他一个人,而是整个红四方面军!毛泽东赞同周恩来的看法,提出一面采取行动,一面继续争取张国焘,两方面的工作同时做。

洛甫说:“我们自己北上吗?”

毛泽东说:“我们只能这样做,没有别的办法。”

洛甫说:“两个方面军一分开,会不会更加深矛盾呢?”

毛泽东说:“张国焘死心塌地要南下,怎么办?我们能跟他南下吗?”

周恩来说:“现在只能分开,没有别的办法。当然,分开是暂时的。争取和团结张国焘及四方面军的工作,不但不会因此而中断,相反还会比以前更加强。只要张国焘碰了钉子,吃了苦头,他就会懂得南下的害处。”

博古说:“我们秘密北上,会不会授予张国焘话柄,叫他来个恶人先告状。如果莫斯科那边不明真相,反怪罪于我们呢?”

王稼祥说:“莫斯科不会听他的。代表中共中央的是我们,而不是他张国焘!”

博古说:“我们北上后,张国焘很可能变本加厉地煽动四方面军,对我们加以攻击诋毁,诬陷我们搞分裂!”

王稼祥说:“这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刚才恩来同志也说了,我们争取他们的工作不会停止,下一步就看我们怎么做好这项工作了。”

周恩来说:“黑就是黑的,白就是白的。谎言只能掩盖于一时。张国焘想靠攻击诬陷加害我们,那是白日做梦!对于他要搞什么鬼名堂,我们不必顾虑。”

洛甫说:“我们北上以后,要及时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把情况通报全党,报告共产国际。”

毛泽东见大家对北上没有什么异议,便提出他拟定好了的行动方案。立刻将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直属队组成临时北上先遣队,当晚就出发,先到阿西集中,继续北上,向甘南前进。部队到达阿西集中后,就给张国焘发电报,继续劝告他放弃南下企图,执行中央北上方针。为尽一切可能地争取张国焘,中央还要向他说明,今后右路军归周恩来指挥。大家同意毛泽东建议。

彭德怀说:“要是四方面军发觉我们北上,前来拦截,对我们采取军事行动,怎么办?”

毛泽东说:“他们可能来拦截,但不至于对我们采取军事行动的。他们知道这会产生什么后果。”

彭德怀说:“要是果真发生这种事呢?”

周恩来说:“那就尽量避开他们。即使他们开火了,我们也不能还手。要知道,一旦我们的枪一响,那就意味着我们的红军要进行一场旷世空前的自相残杀!”

毛泽东说:“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我们千万不能做啊!”

会议开得很晚。散会时,已是九月十日凌晨。红三军早已准备就绪,等待开拔的命令下达。按照会上的部署,周恩来率后梯队出发。雨刚刚停,天上的阴云散去后,一轮明月露了出来,山野的树林、小溪、小道染上了一层银白色。风吹动着树梢,发出轻微的颤音,使人觉得有一股凉意。在这样一个美丽的月夜,部队却悄无声息地秘密行动,连马都没有发出嘶叫声,生怕惊搅天上的皓月似的。

队伍翻越一座山岗,忽然,听见前面树林里传来一阵嘈杂声。周恩来从担架上爬起,一听就感觉到情况不妙,叫队伍快步跑过去。走近树林时,听清楚了那是一群人在争吵,喧闹声炸雷似的,划破了月夜的静谧。跑在前面的一个军官回头向周恩来报告,是四方面军前来拦截,双方发生了冲突。周恩来身上打了一个寒噤,叫担架员快步向人群冲过去。

担架挤进混乱的人群,周恩来翻身跳下担架,由警卫员搀扶着走向人群中央。这时,冲突双方已经互相把枪口瞄准对方,双方都如临大敌,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总政委!……”一个女子的呼喊声,在人声鼎沸中显得格外尖厉。

周恩来遁声望去,只见一女干部急跑过来。他认出来那女干部叫危秀英,是红三军军部卫生队的。他问:“小危,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危秀英说:“我们正按军部的命令行动,他们追了上来,说我们是逃兵,要把我们抓起来!……”

周恩来问:“是哪一方先动手?”

危秀英指着四方面军一个高个子军官,那是特务团的李团长。危秀英说:“是他们先端起枪对准我们的!”

周恩来责问李团长:“为什么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同志?”

“你们就是逃兵!可耻的逃兵!”李团长叫喊着。他这么一喊,其他人也跟着大声嚷起来。

周恩来双眉一皱,指着一方面军的官兵,厉声命令道:“把枪放下!”

一方面军的官兵惊诧地望着周恩来,犹豫了一下,把枪放了下来。四方面军的官兵见状,好生奇怪,面面相觑。

周恩来走到李团长跟前,态度和蔼地说:“他们是在执行中央的命令,不是逃跑。”

李团长盯着周恩来问:“你是谁?”

周恩来说:“我是周恩来。”

李团长怔愣了一下。随即,他把一方面军的官兵扫视了一轮,对周恩来冷笑道:“同是右路军,为什么他们接到了命令,而我们没有接到命令呢?”

周恩来说:“下达命令总是有先有后嘛。你们很快就会接到命令的。”

“嘿嘿!命令我们已经接到了!”李团长说,“但不是你们的命令,而是张主席、陈政委的命令。不是命令我们北上,而是命令我们南下!”

周恩来从容不迫地凝视对方,依然和气地说:“张主席、陈政委也要听从中央的命令吧?”

李团长头一扬,大声说:“我们四方面军只听张主席、陈政委的!”

周恩来叹了口气,说:“不听中央的命令,各自为政,这还是工农红军吗?这是军阀的队伍啊!”

李团长怔了怔,眼睛眨巴了良久,说:“你们中央右倾,执行逃跑路线!……”

周恩来感觉到有一股怒气惊涛骇浪般涌上心头。两个方面军会师以后,张国焘挑拨离间,在四方面军中公开批判中央,说中央右倾、逃跑等等。所以,抵制中央的观念已经在四方面军官兵中根深蒂固。他强忍住内心激烈的怒气,盯着李团长说:“中央右倾、执行逃跑路线,这是谁说的话?”

李团长说:“事实不是这样吗?你们为什么守不住江西苏区而跑到这里来?你们由原来数十万人马怎么会减到现在的不足两万人呢?”

周恩来说:“中央是不是犯错误,只有中央才有权下这个结论,只有共产国际才有权下这个结论。你们接到中央的结论了没有?你们接到了共产国际的结论了没有?”

李团长瞠目结舌。

周恩来厉声地说:“中央没有下这个结论,共产国际没有下这个结论,你们自己给中央下了这个结论!这是什么行为?这是攻击中央,诬蔑中央!这是决不允许的!这是要犯大错误的!”

李团长与同伴你望望我,我瞧瞧你,半天找不出一句话来对答。

周恩来以乘胜追击的气势,手一挥,大声朗朗地说:“现在,我代表中央,命令红三军的同志执行中央的北上决定。你们要开枪吗?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会向工农红军开枪!”

李团长他们迟疑不决,无人吭声。

周恩来走过去,拍一拍李团长的肩头,说:“蒋介石做不到的事,你们别替他做啊!”说毕,他命令红一军的官兵继续前进。李团长他们还在恍惚中,不知所措,目送周恩来他们离去。

走了十几步,危秀英惴惴不安地问周恩来:“总政委,要是他们丧心病狂,果真向我们开枪,怎么办?”

周恩来泰然自若地微微一笑,说:“他们再怎么糊涂,也知道红军是不能打红军的!”

当天,中共中央在阿西致电张国焘。电报说:“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在恳切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绝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向东发展。”

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徐向前、陈昌浩发出指令:“⑴目前战略方针之唯一正确的决定,为向北急进,其多方考虑之理由,已详历次决定及电文。⑵八日朱张电令你们南下,显系违背中央累次之决定及电文,中央已另电朱张,取消该电。⑶为不失时机地实现自己的战略计划,中央已令一方面军主力向罗达、拉界前进。四、三十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后前进,有策应一、三军之任务。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之。(四)本指令因张总政治委员不能实行政治委员之责任,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中央为贯彻自已之决定,特直接指令前委指挥员(党员)及其政委,并责成实现之。”

次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致电张国焘。电报说:“㈠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即命令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㈡中央已决定右路军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并已令一、三军向罗达、俄界集中。㈢立即答复关于左路军北上具体布置。”

张国焘没有给中央复电,却于九月十二日二十二时直接致电红一、三军,声称“一、三军单独东出,将成为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会悔之无及”。他还说“诸兄不看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会冻死。不图以战胜敌人为先决条件,只想转移较好的地区,自欺欺人论真会断送一、三军的。”他诱令一、三军“望速归来,受徐陈指挥,南下首先赤化四川,该省终是我们的根据地”。

张国焘已死心塌地南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