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渡大渡河前后

会理会议以后，中央红军执行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的计划，沿着通往西昌的大道继续北进。5月19日，中央军委纵队到了西昌城北数十里的礼州附近一个叫铁坑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会议，讨论行军路线。鉴于西昌有敌军固守，会议决定放弃原定围攻西昌的计划，改为取道冕宁，过彝族区域，到安顺场渡大渡河，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

当天会后，中央军委纵队进驻礼州。张闻天在礼州天主教堂向红九军团干部作报告。据《林伟日记》，《“战略骑兵”的足迹》，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185—186页；《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表彰红九军团胜利完成了军委交给的“别动支队”的任务，在红军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他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还传达了刚刚开过的中央会议关于行动方针的新决定，号召全军去实现。

就在这一天，按会理会议作出的决定，中央红军先遣队成立，为全军北上开路。

先遣队进入大凉山彝族区后，刘伯承司令员与沽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在彝族同胞帮助下，红军部队安全通过了彝族区，到达大渡河边的安顺场渡口。

蒋介石得知红军到了大渡河畔，立即命令国民党军队在大渡河以北地区加紧布防，致电各路将令：“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希各军师长鼓励所部建立殊勋”。晏道刚：《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见《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贵州社会科学丛书1983年版，第346页。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53页。蒋介石妄想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英勇的红军没有重蹈覆辙。

5月25日，先遣队红一团挑选17名勇士组成奋勇队强渡大渡河成功，红一团陆续渡河。但船少渡得很慢。毛泽东到渡口见此情景，当即开小会决定迅速夺取泸定桥。5月26日，红军循大渡河东西两岸向上游急进。沿西岸北进的先头部队红四团28日一天疾走240里，于29日晨6时到达泸定桥，迅速占领西桥头。组织22人的突击队，于下午4时发起冲锋，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攀踏悬空的铁索，一面在铁索上铺木板，一面匍匐射击前进，冲到了对岸。这样红军从安顺场和泸定桥两个渡河点过河，30日就全部到了对岸。

5月31日，张闻天随中央军委纵队走铁索桥过河到达泸定县城。在这里，他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红军渡过大渡河后的形势与任务。会议决定红军向北走雪山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据《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1页。这次会议还决定派陈云前往上海恢复党的地下组织。

红军部队在向雅安前进途中，得知汉源有川军扼守高地，居高临下以待红军。于是决定改变方向，折向东北前往天全河边。这一改变，红军的行军路线就由大道转入山间小路，并第一次翻越四季积雪的高山。

6月2日，中央纵队在海拔四千多米的花林坪驻扎。当天下午，召开中央纵队班长以上干部会，张闻天作报告，讲渡过大渡河的胜利与当前的形势与任务。当天在那里过夜，下了一场大雪。据伍云甫日记，《红军长征日记》，档案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195页；廉臣：《随军西行见闻录》，转引自陈宇编著：《谁最早口述长征》。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第106页。

随后，红军北上至天全河畔，击溃守敌杨森部6个旅。6月7日，占领天全，8日占领芦山。继续前进，爬越终年积雪、没有人烟、没有道路的夹金山。

这时，红一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相距不远了。6月11日，《红星》报第20期发表《同四方面军会合去》的文章，说“我们在最短期间内便能与红四方面军握手见面了，两大方面军的会合，将使我们的战斗力量更加增强”，“我们无论如何要争取这一伟大任务的迅速实现”。转引自力平等：《中国红军长征史》，中央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133页。

懋功会师

6月12日中午，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在夹金山、达维之间与红四方面军先遣团第九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胜利会师。第二天，野战军总司令部发出捷报：我四方面军“8号占懋功，昨12日南进到夹金山北，已与我野战军先遣兵团会合”。两个方面军的会合，标志着遵义会议决定的中央红军北上“渡过长江直接与红四方面军配合作战”中共中央1935年2月16日致红四方面军电。的方针终于实现。6月15日，《红星》报发表社论《伟大的会合》。16日，朱、毛、周、洛复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庆贺两大主力的会合。电报署名顺序按原件。本书以下引用电报均此。按中国传统习惯，二人或数人联署的函电，拟稿人一般署名在后。18日，洛、毛、周、朱等会见李先念。李时任红三十军政委，率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攻占了懋功。

一、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胜利会师之后，战略方针问题又尖锐地提了出来。

这时，蒋介石嫡系薛岳等部在后面追赶红军，已占领夹金山以南地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深知南面有敌重兵把守，向南已不可能。敌人在东边已集结130个团，向东过岷江取成都也已不可能了。向西是茫茫草原，且为少数民族区域，条件更加恶劣。只有向北，北上川陕甘，那里人口稠密，经济较好，便于红军扩大、发展。因此，党中央确定的方针是北进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进而占领川陕甘。张国焘提出：西进西康、青海、新疆，到“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区域发展”，或是向南，“直取成都，出长江，打到武汉去”。张国焘：《新的胜利和新的形势》（1935年6月13日），载《干部必读》第127期（1935年6月14日）。两种方针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一起，通过电报往来，同张国焘磋商，耐心地交换意见，希望他改变主意。

6月16日凌晨2时，朱、毛、周、洛联名致电张、徐、陈，对张国焘6月2日、6月12日两次电请中央“飞示以后行动总方针”，即告“今后两军行动大计”，作出答复，提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电文并提出，目前坚决打破敌人新的大举进攻，“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坚决的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毛泽东、张闻天等不同意张国焘的西进方针，明确指出：“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敌如封锁岷江上游（敌正进行此计划），则北出机动极感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良策。”张国焘完全不考虑中央意见，坚持他的西进或者南下的方针。

6月18日晚21时，洛、周、朱、毛联名急电张国焘等，答复17日张国焘的回电。针对他的错误主张，指出：“目前形势须集中火力首先攻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的枢纽。”电报向张国焘说明，“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要他即下决心北上。6月20日凌晨4时，洛、朱、毛、周再次联名致电张国焘，分析北进、西移及向川西南三种方针的利弊，再次否定西移方针，力主北进，并邀约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这时，张闻天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都在懋功。他们在6月17日凌晨由新寨子出发，翻越了夹金山，下午至达维宿营。18日凌晨又从达维出发，午后抵达懋功。红四方面军总部设在理番县的杂谷脑镇（今理县县城）。张国焘在茂县。为了解决意见分歧，统一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两河口开会，商决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

两河口会议

张闻天于6月23日到达两河口，住在当地的一座关帝庙里。为了统一认识，把这次会开好，他于6月24日在这里写了《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立即在当天出版的《前进报》（油印）第一期上发表。该文收入《张闻天文集》（一），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一军团政治部在25日又翻印发给干部学习。

张闻天分析了一、四方面军会合这一伟大胜利的意义：“使过去在两个战线上分开行动的两大主力现在完全放到党中央与军委的统一指挥下”，“造成了实现我们在川陕甘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的可能。”同时指出，现在两个方面军所在的松（潘）、理（番）、懋（功）等县地形上不利于作战，物质给养非常困难，而敌人正使用全力把我们“封锁”在这一地区，进而逐渐压迫到西康与青海草原地区，所以在这里“长久的停留”或“西进”青、康，正符合蒋介石的封锁政策，“对于红军极不利”，从而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

那么，怎样才能使两大主力会合后造成的在川陕甘建立苏区根据地的“这一可能变成实际”呢？张闻天认为，战略方向上应该是“北进”，而关键的战役任务是“夺取松潘”。他指出：“我们现在必须集中我们的全部力量，首先突破敌人北面的防线，将红军主力转入川陕甘的广大地区内寻求在运动战中大量地消灭敌人。因此夺取松潘控制松潘以北的地区，消灭胡宗南的部队，目前成为整个野战军与四方面军创立川陕甘新苏区的最重要的关键，也是目前我们红军的紧急任务。”

张闻天的文章还论述了在创立川陕甘根据地的过程中争取“决战胜利”的战略意义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原则。他写道：“我们现在还处在从无后方的游击战，转变到有后方的运动战的时期。转变的决定关键，完全依靠于决战的胜利。只有决战的胜利，我们才能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川陕甘三省是一块很广大的地区。在取得松潘之后，我们或将首先取得甘肃东南或川北一部分地区。到底在川陕甘哪一地区开始创立根据地，就决定于当时的敌情，与我们同敌人作战的胜利与胜利的大小。为了寻求运动战消灭敌人，红军主力常常不能停留在已经开始赤化的地区内，而需要转移地区。但这种转移的目的是为了寻求作战，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而转移的范围，也就在川陕甘范围内。”张闻天还针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不点名地批评了“避免战争”的“逃跑主义倾向”。他说：“如果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仍旧以到达某一地区为我们行动的中心，实际上就是要避免战争，放弃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任务，而变为无止境的逃跑。”他提出：“必须同这种逃跑主义的倾向做坚决的斗争。”

张闻天《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这篇文章为两河口会议决定北上的战略方针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在红军长征的历史上，这是最早的一篇系统阐述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明确批评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的文献。

张国焘从茂县经汶川、理番到达两河口，已经是6月25日下午了。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几十人走出住地远迎，并开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大会。毛泽东致欢迎词，张国焘致答词，气氛热烈、欢欣。

6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两河口一座喇嘛庙里召开，集中讨论目前战略方针。这次会议的出席者，会议记录所列为（括号内名字为本书引者所加）：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王（稼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少奇、凯丰、邓（发）、林（彪）、彭（德怀）、聂（荣臻）、国焘、伯渠、富春。会议由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主持。周恩来在会上作了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阐述必须北上到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理由，提出为了迅速打击松潘的胡宗南部，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与会者都赞成北上方针，张国焘发言也表示同意。

张闻天在周恩来作结论之前发言。在两河口会议上的总结发言已收入《张闻天文集》（一），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张闻天作风民主，他主持党中央工作以后，改变了过去总书记个人专断的作风。政治局会议就某一议程讨论时，通常由分管这项工作的政治局常委或政治局委员作“报告”和最后的“结论”，主持会议的总书记张闻天常常在听了报告和讨论之后、作结论之前发言，这种发言自然带有总结的性质。他在两河口会议上的发言就是这样。

张闻天首先总括大家的意见，着重指出：“北上的战略方针大家意见一致，应一致来实现。这战略方针是前进的，唯一正确的。”同时又毫不含糊地否定“西进”方针：“可以发生另外一个方针，准备过草原，把口子守了，这是退守的，不适用的。”接着，他就当前战役部署问题指出：“要实现这一战略方针，首先要进攻或控制松潘。”张闻天强调“创造川陕甘苏区只有依靠决战胜利”，“现我应用尽力量克服困难”。他又一次批评退却逃跑倾向，断然指出“放弃这（北上）方针是错误的”。张闻天还特别强调两个方面军在组织上“应统一”。同时说明人员的调剂可以具体商量。

会议全体通过周恩来报告中提出的战略方针，委托张闻天写一个决定。1935年6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发出了张闻天写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并明确指出：“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与此同时，中革军委作出了攻打松潘的战役部署。要不是张国焘的拖延、避战和反对中央的右倾分裂活动，两河口会议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目标是能够实现的。

两河口会议之后

1935年6月底，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离开两河口。此后，即连续翻越梦笔山等大雪山，于7月10日到达黑水县的上芦花。在这里一面耐心等待张国焘执行两河口会议决议，发动攻打松潘战役，一面筹集粮食，准备北上打大胜仗。上自总司令，下至炊事员、饲养员，齐心协力，大家动手。总书记张闻天和年已五六十岁的徐特立、林伯渠也都参加收割、打场、炒麦子等劳动。歇晌的时候，张闻天还同干部、战士聊天。红一方面军都是江西、福建一带人，不习惯吃面食，也不会做。他就结合自己亲身经历，有意讲世界各国吃东西的习惯，苏联人怎么样，美国人怎么样，日本人怎么样，说：全世界百分之七十的人吃面，只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吃大米，我们“北上”，就到了吃面食的地方了，可要少数服从多数啊。说得大家笑起来。

在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虽然表面上赞成北上方针，同意打松潘，但实际上他还是惧怕敌人，想避敌主力，西移川康边。两河口会议以后，毛洛商量、经常委会决定，任命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但张国焘的权欲并没有满足。没过几天，他就违背两河口会议决定，制造事端，乃至要挟中央了。

6月29日，张国焘致电中央，强调攻打松潘的困难，并要一军团去阿坝，四方面军主力往西、往南。

7月1日，张国焘又借口为了将主力迅速开到毛儿盖东北地带，消灭胡宗南部，提出“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故意拖延四方面军主力北上的行动。接着，张国焘向李富春表示非常关心“统一组织问题”，提出“充实总司令部”等要求。

7月8日，张国焘在杂谷脑召开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抓住《前进报》发表凯丰写的《列宁论联邦》批评张国焘在5月底宣布成立“西北苏维埃联邦政府”一事，大肆攻击中央，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关系，进行反对党中央、破坏红军团结的派别活动。

在张国焘策动下，7月8日当天，中共川陕省委致电中共中央，说张国焘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在理论上、在组织上都是正确的”，《前进报》上的文章对联邦政府的批评是不正确的。7月9日，中共川陕省委又出面向中央建议，要加强总司令部，由陈昌浩出任总政委等职；军委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并催促中共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7月10日，张国焘急不可耐，又向中共中央提出“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说穿了，就是要给他最高权力，给他的部属高级职位，由他掌握红军的指挥权。对于《松潘战役计划》，则极力延宕，不予执行。

张国焘为何这样明目张胆、野心膨胀呢？重要原因是他自恃兵力强、资格老。他是中共一大代表，是一大选举成立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局三个成员之一。这时红四方面军有8万多人，兵强马壮，红一方面军只1万多人，且系经过远征的疲惫之师。张国焘完全以军阀主义看待革命军队，他要用枪指挥党。

中央对张国焘延迟北上贻误战机的错误提出批评，敦促他对所率各部“真能速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并要张国焘和徐向前、陈昌浩一起速来芦花集中指挥。

与此同时，中央为了团结张国焘，对他在“组织问题”上提的要求，还是委曲求全，尽量考虑。张闻天同毛泽东就中央的人事安排问题反复商量。张闻天从团结北上的全局出发，主动表示自愿让出自己担任的党中央总书记的职位。毛泽东不同意。经商量，周恩来把总政委的职务让给了他。当时担任中央队秘书长的刘英回忆、叙述了毛洛商谈的情形：

毛主席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拧成一股绳。”毛主席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闻天跟毛主席说：“我这个总书记位置让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是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说：“让他当总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尽量考虑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同担任总政委的恩来商量，恩来一点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觉得这么安排好，表示赞同。刘英：《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瞭望》周刊1986年第40—43期连载。

沙窝会议前后

7月1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芦花（今四川省黑水县）召开，讨论“组织问题”。此次会议出席人员，记录中“到会”项下仅记“朱、毛、周、洛、王、博”，记录中发言的人还有：张国焘、邓发、徐向前、凯丰。陈昌浩是否参加，无法确定。以下叙述会议情况、张闻天讲话内容，均据会议记录。

张闻天主持会议，他首先提出关于人事安排的意见：“军委设总司令，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军委的总负责者。军委下设小军委（军委常委），过去是四人，现在增为五人，陈昌浩同志参加进来，主要负责还是国焘同志。恩来同志调到中央常委工作，但国焘同志尚未熟习前，恩来暂帮助之。这是军委的分工。关于总政治部本是稼祥主任，因病实际是博古，现决定博古为主任。”

在讨论中，张国焘强调要提拔新干部，提出要向中央委员会增补成员。毛泽东说：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在中央，下面也需要人。张国焘只得暂时作罢。

张闻天最后作结论说，大家意见一致，很好。现在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打好这次战役。并宣布决定：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徐向前、陈昌浩为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和政委，博古为总政治部主任。

7月18日当天，军委即将上述决定通知各军团首长。

为了促进两个方面军的团结，统一认识，分清一些大的是非问题，从7月21日至22日在芦花，张闻天又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集中讨论四方面军的工作。会上，张国焘作关于红四方面军工作情况的汇报。讨论后，张闻天作总结性发言。

张闻天首先肯定四方面军“一般领导是正确的”，部队“很有战斗能力”，同时又指出其缺点和错误：在第四次反“围剿”开始时领导对形势估计上有“左”的倾向，后当敌人分兵合击时，未能抓住敌人弱点，集中打他一路；通南巴指四川北部之通江、南江、巴中一带，红四方面军在这里建立了川陕根据地。打了胜仗还是放弃了，反映对根据地的重要性了解不够；退出通南巴时把所有干部、游击队通通带走也是不好的；出通南巴后缺乏明确的战略方针，没有一定的发展方向，造成了现在的一些困难。张闻天还指出，四方面军对待少数民族也有些问题，如在两河口把藏民的土地拿来分，引起群众反对；关于西北联邦问题，实际也未弄清楚怎样才算“联邦”，少数民族还没有发动就首先成立“联邦”，结果必将是徒然的。张闻天强调，在新的环境下创造新苏区是当前的中心任务，揭示过去工作的弱点是为了总结经验。

芦花会议决定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以后，他才勉强执行军委为补救延误战机而发布的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率领四方面军北上向毛儿盖地区集中。可是，到了毛儿盖以后，张国焘又进行了一系列反对中央、破坏团结的活动。他在四方面军召开了一个紧急干部会议，在会上宣布中央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要求将四方面军的十几个干部分别批准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他指责遵义会议是调和路线，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和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不达目的即不进兵。还在中央驻地附近，搞了一个严重的军事示威。同时，他在整个四方面军中封锁中央的声音，做了一个反对中央、反对一方面军的动员，造成了四方面军对一方面军的异常恶劣的关系，全然不顾中央号召的两军团结北上的政治任务。据1936年7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的电报。而这时敌方胡宗南部却已经利用张国焘延宕不进之机，集结了胡部主力，在松潘附近地区构筑了堡垒线，红军攻打松潘的有利时机已经丧失。不仅如此，各路敌军经过调集、布防，形成了围困与消灭红军于岷山以西、懋功以北雪山草地之中的态势。红军处境异常困难。如不抵制张国焘的错误方针，制止他破坏团结、反对中央的行为，红军处境将更为凶险。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从全局和全党全军的团结出发，为求得共同北上，促进张国焘转变与争取四方面军，采取了特殊的、十分忍耐的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8月上旬，张闻天在松潘县毛儿盖南面约20里的小村庄沙窝，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

沙窝会议的议程为两项：（一）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二）组织问题。

会前，就这两项议程进行了比较充分的酝酿。张闻天经同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商讨，就形势与任务问题草拟了决议草案。草案拟就后，又同四方面军的陈昌浩、傅钟等商量，得到他们的赞同。关于组织问题，张国焘先着人带给中央一个增补四方面军同志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单，张闻天同毛泽东交换了意见，又同陈昌浩、傅钟来回商量，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在做了这些准备工作之后，8月3日21时，张闻天发电通知张国焘：“请准于明日十时到达沙窝开政治局会议，并请通知傅钟、博古、邓发、凯丰、富春赶来到会。”

沙窝会议从8月4日开始至8月6日结束，共开了三天。

会议开始即由张闻天就第一项议程作报告。他根据起草好的文件《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经过两天讨论，第三天会议开始时，由张闻天作结论。

张闻天总结两天的讨论说：“对决议案大家意见无大分歧，同志们也都是一致的。这是一、四方面军胜利和前进的保障。”张闻天有针对性地着重肯定遵义会议的正确，强调遵义会议肯定的军事路线，要求四方面军中党的支部应该讨论《遵义会议决议》。关于西北联邦问题，张闻天再一次指出，“是过早的，这在决议中应指出”。对于四方面军同志对一方面军的批评，张闻天首先肯定“是好的，是帮一方面军来纠正缺点的”，同时又指出，“但须注意可能发生的不好影响——过分的批评会妨碍团结的”。他认为，切实紧要的是“现在就是要实际去作”，即通过整顿部队来纠正缺点。张闻天最后说：基本上通过决议案，由常委作些修改后印发。

8月9日，中央印发了沙窝会议通过的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以下简称《沙窝会议决议》）。

《沙窝会议决议》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文件。它针对两个方面军会合后一个多月来出现的主要问题，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总结历史经验，分析当前现实情况，作出了深刻而又具体的回答，有力地然而又是很有策略地抵制和批评了张国焘“西进”、“南下”的错误战略方针，抵制了他枪指挥党的军阀主义倾向，破坏两个方面军团结的行为，和避战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动摇。创造了在特殊情况下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一个范例。

《沙窝会议决议》肯定6月28日两河口会议决定的“向北进攻”的战略方针“无疑是正确的”，“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还进而提到了在川陕甘及广大西北地区“创造出西北苏区根据地”的设想。这实际上是对一、四方面军会合以来战略方针问题的争论作了结论，肯定并坚持了中央的“北上”方针，否定了张国焘的“西进”、“南下”方针。

《沙窝会议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从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必要条件立论，正面回答了两个方面军会合以来出现的主要问题，不指名地批评与抵制了张国焘的种种错误。《决议》强调：“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进一步的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党中央在遵义会议以后的军事领导“无疑义的是完全正确的”。《决议》对两个方面军分别作出了全面的估价，而且相当严格地批评了一方面军的弱点并提出“必须立刻整顿部队”的任务，强调“一、四方面军的兄弟的团结”，这就有力地抵制了张国焘破坏团结的言行。《决议》还从两个方面军会合的地域正在少数民族区及今后在西北地区活动的实际出发，指明“争取少数民族”“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前途有决定的意义”；指出在少数民族地区“一般的组织工农民主专政苏维埃是不适当的”；对“西北联邦”这个引起争论的问题，也作出了“目前建立西北苏维埃联邦政府是过早的”结论。

《决议》提出12项“目前的中心工作”，包括了军队建设、少数民族工作、白区工作、地方工作、保卫工作、组织工作、苏区工作等各个方面，是执行上述战略方针和原则的具体任务和措施，也是对以往斗争经验的概括。

《决议》指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占领华北，造成‘华北国’的实际行动”，却未能再前进一步，指出由此带来的国际国内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巨大变动。《决议》维护了《遵义会议决议》和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却仍然没有认识到四中全会以来政治路线的错误，还要求学习五中全会的决议。所以，从总体上它还未能及时地开始从土地革命与苏维埃运动到民族革命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转变。这一重大转变，还有待于由于日本侵略的加剧而引起的民族危机的更加深重，有待于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的推动。就在《沙窝会议决议》形成前不久，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写出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八一宣言》公开发表的时间是1935年10月。其原因，据王明在1937年12月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说：“当《八一宣言》决定时，首先便是刘佐夫起来反对……经过两个月的讨论，经过国际书记处看过才发表。”。历史造成的这种认识落后于形势的局限当然是不应该苛求的。聚集在沙窝的毛、洛、周、博等党中央领导人正倾注全部精力解决最迫切的关系到红军的生存和发展的战略方向问题，正在为团结张国焘、率领红军冲破重围、北上创立川陕甘根据地而努力，长征的环境也使他们无法了解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沙窝会议决议》存在的不足与局限，丝毫不影响其积极意义和历史地位。

沙窝会议的第二项议程是组织问题——“吸收四方面军干部参加中央工作”。张闻天代表政治局提出预先经过磋商的名单，提升三个正式中央委员：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三个候补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两位同志进政治局：陈昌浩为政治局正式委员，周纯全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会议议程和张闻天提出的名单均据1935年8月6日沙窝会议记录。

对这个名单，张国焘不满意，说：在坚决提拔工农干部上还可以多提几个人嘛！

毛泽东回应他说：四方面军中有很多好的干部，现在我们提出这六位同志，是很慎重的。照党章规定，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委，现在是在特殊情况下才这样做的。其他干部可以更多地吸收到各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工作。

张国焘又迂回曲折地从另一方面提出要求：本来我们的意见，要提这几个同志都到政治局的，这样可以提拔工农干部，他们有实际经验，又可以学习领导工作。

毛泽东既肯定“国焘同志的意见是很好的”，又一点不松口，说四方面军的好干部“将来很可以吸收到中央机关及其他部门”。以上讨论组织问题时毛泽东、张国焘发言情况据刘英《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并查核了中央档案馆收藏的1935年8月6日沙窝会议记录。刘英时任中央队秘书长，担任会议记录。

8月6日的会议主要在这个问题上争来争去。毛、洛等看透张国焘的用心，是企图形成多数来控制党中央（这当然只是张国焘的一厢情愿。事实上沙窝会议吸收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同志大多数是党的好干部而不是张国焘的人），所以在增加中央委员的人数上毛、洛口径统一，维持原议。但为了从大局出发，尽一切可能同张国焘搞好团结，在组织问题上还是作了一些让步：最后决定进政治局的两位同志都是正式委员。据1935年8月6日的沙窝会议记录。在组织问题上，还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兼政委；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由陈昌浩任主任，周纯全任副主任。引自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58—259页。

毛儿盖会议前后

沙窝会议以后，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中共中央决定，会合后的两个方面军组成左、右两路军继续北上。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由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率领，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左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和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组成，由朱德、张国焘带领，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到达后即东进，到班佑同右路军靠拢，然后齐头并进，向甘南进军。

张国焘又一次玩弄两面派伎俩。他在会上赞成《沙窝会议决议》，会后继续同中央的北上计划对抗。他回到毛儿盖后即召开四方面军军以上干部会议，再次提出，西出阿坝，占领青海、甘肃边远地区的方针，而不执行中央经阿坝北进东出的计划。

针对张国焘这一破坏北进战略部署的错误主张，中共中央于8月15日致电张国焘，指出：“不论从敌情、地形、气候、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时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左路军及一方面军全部应即日开始出动。万不宜再事迁延，致误大计。”“目前洮、夏敌备尚薄，迟则堡垒线成，攻取困难。气候日寒，非速到甘南夏河不能解决被服。”“班佑以北，粮房不缺，因此，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支队，掩护后方前进，五军、三十二军即速开毛［儿盖］。”“目前应专力北上，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引自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59页。张国焘对中央的耐心说服教育和明确指示置之不理。

为了克服张国焘的新的阻挠，中央决定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

在召开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前一天，8月19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情况与内容均据会议记录。到会者为毛泽东、博古，王稼祥列席。周恩来因病缺席。会议讨论了对张国焘错误的方针问题，常委分工问题，宣传工作问题。

会议认为：应该加强常委会的工作，发挥常委会的作用。决定：“常委会每周至少一次，各部有临时发生事件，由各部与书记商量，［必要时］召集临时常委［会］。”会议经过充分讨论，确定中央分工如下：张闻天负总责之外兼管组织部，罗迈副之；毛泽东负责军事；博古负责宣传部；王稼祥负责红军政治部；凯丰负责少数民族委员会。这一决定，将领导权集中统一于常委会和党中央总书记手里，军事领导权则掌握在毛泽东手里，这在当时张国焘拥兵自重、向党争权，党内矛盾趋于尖锐的形势下，是十分必要的。对日后战胜张国焘的个人野心和分裂活动，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会议决定加强对宣传工作的领导，《干部必读》和《斗争》分别成立编委会。《干部必读》由张闻天兼主编，编委成员罗迈、陈昌浩；《斗争》由博古主编，张闻天、王稼祥为编委。

8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毛儿盖召开，集中讨论红军行动方针。会议内容据会议记录。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作关于夏洮战役后行动问题的报告。与会者一致同意毛泽东提出的以岷州、洮河为中心向东发展，以便取得甘、陕广大地区的行动计划，并指出，目前左路军应迅速向右路军靠拢。毛泽东作结论，他说，我们应该坚决向东打，以岷州、洮河为中心，向东发展，不应因为有一些困难而转移向西。最后，张闻天说：“由泽东同志起草一决议，补充上次政治局决议。”会后，发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对1935年6月28日两河口会议《目前战略方针的决定》作了补充。

张国焘没有出席毛儿盖会议。张闻天等通过各种方式将会议决定电告张国焘，明确要求左路军“迅速出墨洼、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后并肩东进”。但张国焘仍然按兵不动，不执行从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到毛儿盖会议再三商讨确定的北上东出方针。这样一直拖延到8月30日，张国焘才命令左路军集结后向班佑前进。但是才走一天，8月31日，张国焘又犹豫动摇，却步不前。

毛儿盖会议后，张闻天带领中央机关随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率领的右路军行动。8月下旬，从毛儿盖出发，进入纵横几百里，渺无人烟、气候变幻莫测的茫茫草地。走了五天，终于在月底通过草地，到达四川、甘肃交界之班佑、巴西地区。

8月29日至31日，右路军在徐向前指挥下，以红三十军为主，在包座地区歼灭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师，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大门。从这里到西固、岷州只有五六天的路程。如果左路军能迅速向东靠拢，红军集中向东北开进，将能迅速打开新的局面。但张国焘却仍然迟延不前。

对张国焘的等待与争取

这时，中央机关到达包座西北的潘州城。张闻天在这里写了一篇论北上、南下的文章，准备在《干部必读》上发表。写罢，他照例拿到编委会上讨论。参加讨论的有陈昌浩、凯丰、杨尚昆。文章词句并不尖锐，但观点很鲜明：北上是正确路线，南下是退却逃跑。文章还没有念完，陈昌浩就火冒三丈，强烈反对。张闻天坚持自己的观点，但从团结出发，还是对陈昌浩让步，这篇文章没有发表。据杨尚昆：《坚持真理，竭忠尽智——缅怀张闻天同志》，见《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6页。

不管张国焘及一时追随张国焘的同志怎样反对北上方针，毛泽东、张闻天等还是宽容忍让，耐心等待。到达班佑、巴西地区以后，右路军部队就停止前进，进行休整、整顿，等候左路军到来。9月2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整顿红一方面军的工作方针。由毛泽东作报告。张闻天发言要求政治局的同志需要亲自深入连队。会后，张闻天起草了关于红一方面军整理训练工作的中央指示信。

张国焘对中央的劝告、命令一概置若罔闻。9月2日，他复电中央，借口左路军自阿坝出发在行军途中遇“噶曲河水涨，上下三十里均无徒涉点”为由，停止向右路军靠拢。9月3日，张国焘更变本加厉，不仅决定左路军退回阿坝，而且不顾朱德反对，竟以红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发电要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9月5日，张国焘以朱（德）、张（国焘）的名义正式发出退兵命令：“左路军先头兵团决定转移阿坝补粮改道灭敌”。

毛、洛、周等当然不同意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和行动，但是他们还是期望能够争取张国焘北上。毛、洛、周就怎样答复张国焘要求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红军下一步究竟应该怎样行动这些问题，同徐向前、陈昌浩等多次讨论。毛、洛、周仍然力图通过和缓的商讨劝说张国焘放弃南下主张而取北上方针，他们的表态既不失原则而又留有余地，甚至表示南下如果真有利的话不是不可以交换意见。同时，让徐向前、陈昌浩向张国焘把问题讲透，便于张国焘转圜。

9月8日上午，徐、陈联名给张国焘发了一份电报，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洛、周争取张国焘改弦易辙的良苦用心。徐、陈的电报说：

中政局正考虑是否南进，毛、张皆言，只有南进便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意北进便有出路；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若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

徐、陈要张国焘“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决执行。”

但是，张国焘一意孤行，竟致电前敌总指挥部，要求“一、三军暂停向罗达前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陈昌浩、徐向前商议后，即向中央报告。张闻天即于9月8日晚召集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徐向前等在周恩来的住处开了一个非正式的会议，据1935年9月12日俄界会议记录中毛泽东的报告。细致冷静地分析南下、北上的利弊。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决定由七人联名致电劝告张国焘执行北上方针。

9月8日晚22时，由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七人联名的电报发出，力促张国焘北进。电报文辞十分恳切，开头说：“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需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的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电报将“弟等仔细考虑结果”一一条列陈述，指出“右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而，“务望兄等深思熟虑，立下决心”，“改道北进”。并告以行动计划：“拟于右路军中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二十五、六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电报最后说：“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真是一片至诚，溢于言表。

危急关头

对于8日徐、陈传递毛、张、周、博、王意见电报和七人联名电报的透彻分析，热忱期待，张国焘全然不顾，一概不听。9月9日，张国焘复电徐、陈并转周、张、博、毛、王，依然以种种困难为借口，反对北进，鼓吹其“乘势南下”的主张。

更为严重的是，张国焘于9月9日发密电给陈昌浩，背着中央令陈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密电内容据1937年3月中共中央会议记录中毛泽东的发言，转引自《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91页。

译电员送交这封密电的时候，恰好陈昌浩在会上作报告，讲得兴高采烈。他没想到这是张国焘给他的一封密电，示意坐在旁边的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先阅。叶剑英一看电文，立即敏锐地洞察张国焘企图分裂红军和危害中央的阴谋，遂机警地离开会场，赶到巴西党中央驻地报告。对叶剑英这一功绩，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给叶剑英的致敬信写道：“长征途中，您同张国焘企图危害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阴谋进行了英勇机智的斗争，为党立了大功。”他第一个遇到了毛泽东。毛随即用铅笔将密电抄录在香烟壳纸上。叶带着密电仍旧返回会场。

毛泽东感到情况紧急，立刻找张闻天和博古商量对策。他们三人一致认为事态十分严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已经绝无可能，继续滞留下去将会招致不堪设想的后果。张闻天和毛泽东、博古三人很快赶到三军团驻地阿西，与在那里治疗的周恩来、王稼祥举行中央常委紧急会议，果断地决定党中央同四方面军暂时分离，即率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速出甘南，并通知已经率红一军团北上进至俄界的林彪、聂荣臻，行动方针有变化，要他们在原地待命。

会后，立即分头秘密布置脱离险区的行动。张闻天亲自向李维汉布置了任务，叫他负责把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总政治部等单位在次日凌晨带到巴西，会同党中央一道北上。张闻天叮嘱他，上述决定要绝对保密。李维汉接受指示后，立即分别通知了凯丰、林伯渠、杨尚昆，叫他们明天凌晨就走。对下只说到黑水打粮，叫各单位负责人准备好。据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64页。

脱离险区

9月10日凌晨两三点钟，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一起率领三军团、红军大学离开危险地区。军委纵队各单位也以“上山打粮”为名，随党中央一道北上。

出发时，毛泽东率部在前，彭德怀率部在后掩护。张闻天也策马前后照应，亲自向干部讲明当时危险处境，还与彭德怀一起布置三军团部队在山上警戒。刘英：《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瞭望》周刊1986年第40—45期连载。

9月10日当天，张闻天和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到达阿西，立即以中央政治局名义致电陈昌浩等下达指令，指出：张国焘电令你们南下，显系违背中央累次之决定及电文。中央为不失时机地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已令一方面军主力向罗达、拉界前进。四军、三十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后前进。并郑重声明：“本指令因张总政治委员不能实行政治委员之责任，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中央为贯彻自己之决定，特直接指令前敌指挥员（党员）及其政委并责成实现之。”并通知他们，“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同时，张闻天等以中央名义致电张国焘，申明：“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右路军应立即北上。”

与此同时，9月10日在阿西，发布了毛泽东写的《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自从我们翻过了雪山，通过了草地之后，我们一到包座，即打胜了仗，消灭了白匪军49D49D，即在包座被红军歼灭的胡宗南的第49师。D，英文Division的缩写。目前的形势是完全有利于我们，我们应该根据党中央正确的战略方针，继续北进，大量消灭蒋介石、胡宗南的部队，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告同志书》指明了南下方针的危害，对其断然予以否定：“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挨冻挨饿，白白的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告同志书》号召：“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

作为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在危急关头临危不乱，镇定自若，同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彭德怀、叶剑英、杨尚昆等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同志团结一致，密切配合，使党和红军又一次脱离了生死攸关的险境。

俄界会议

9月12日，张闻天在俄界（今甘肃省迭部县高吉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讨论张国焘的分裂错误和红军今后的行动方针。

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回顾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同张国焘就战略方针进行争论的过程。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背靠一个可靠的地区是对的，但不应靠前面没有出路、后面没有战略退路、没有粮食、没有群众的地方。“所以，我们应到甘肃才对，张国焘抵抗中央决议是不对的。”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的报告记录，转引自《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64页。他明确指出：现在我们不应依靠共同北上，而应该单独北上。

毛泽东作报告以后，彭德怀作了改变军队编制等问题的报告。

在与会者充分开展讨论后张闻天作总结性发言，对毛泽东的报告作了补充和发挥。张闻天在俄界会议的发言，以《关于张国焘的错误》为题收入《张闻天选集》。以下引文见该书，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0—61页。

关于同张国焘斗争的性质，张闻天明确指出：“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中央的路线，一条是右倾的军阀主义——张国焘主义。”张闻天分析了张国焘的军阀主义路线形成的过程，并着重指出其性质：“从退出通南巴起，已经形成了反对中央的路线。对敌人是惧怕的。在红军建设上，不要党的领导。红军变成个人统治的军队。对干部的培养，是要拥护他个人。无论从哪一方面，都充分表现了军阀主义倾向，这是很明显的。”

对于张国焘错误发展的前途，张闻天同意毛泽东所作的“反对中央，叛变革命”的估计，并且具体指出：“其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不幸而被言中，后来张国焘果然另立中央，最终叛变而去。张闻天简要回顾了争取张国焘的过程：“过去中央站在布尔什维克的路线上，如同一方面军一样看待他，后来知道他的错误，才用许多办法来争取他。用了许多方式，派代表，谈判，让步等，但终于分裂了。中央争取他的这些步骤是失败了”。说明“中央是采取了许多正确的办法的”，并指出“就是现在，只要还有一线可能，我们还要争取他。”

张闻天还指出：“因为一、四方面军分开，我们的力量削弱了，所以我们的战略方针不能不有变更。”他同意彭德怀的提议，“目前队伍的编制要缩小”，指出：“要注意干部的保存。现在要指定一些同志负责改编队伍，到麻牙即行改编。”

俄界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当时因为时间紧迫，会议原则通过了这个决定。到达哈达铺以后，在9月20日举行的常委会上，决定：“关于国焘问题的决议的起草，由洛甫负责。”这个决定由张闻天写成通过以后，没有立即发布。到1935年12月间才在党中央委员范围内公布，在一方面军高级干部中口头传达。

俄界会议还决定，将北上红军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由彭德怀、林彪、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组成“五人团”指挥军事。

根据俄界会议精神，中共中央于9月14日再次致电张国焘和徐向前、陈昌浩，严正指出张国焘的错误和责任：“一、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而且发生分离行动的危险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与电令。总政委对于自己行动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电文还指出：中央“再一次的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三十军之北进”。《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59—560页。

但是，张国焘继续顽固坚持其错误主张，率领左路军和右路军中原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南下，在反党分裂主义的道路上愈走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