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达到瓦窑堡会议提出的目标和作出的部署，张闻天同毛泽东紧密合作，团结中央领导集体，克服内部矛盾和外部困难，在不长的时间里，打开了新局面。为战胜张国焘的右倾分裂，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胜利结束长征，奠定了基础。同时，又为改变对蒋策略，建立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中心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不懈地、卓有成效地努力。

东征山西

瓦窑堡会议确定红军行动的主要方向是“放到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去”，这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讨论后才确定下来的。

在中央红军刚刚落脚陕北的时候，张闻天就提出巩固和扩大陕北根据地的任务，并把它同“打通苏联”的方针联系起来。这一基本方针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致赞同。中央红军在陕北立定脚跟后，大家进一步认识到：陕北太穷，经济落后，人口有限，补充兵员，解决给养都成问题，更加坚定了向外出击，打通抗日路线，以求发展的决心。然而，对于向外发展的方向、时机，看法并不一致。

张闻天在1935年11月20日和25日给毛泽东的信中曾提出北上宁夏然后东进绥远抗日前线的方案。毛泽东不赞成，认为应该东征山西，尔后北出绥远。毛泽东12月1日复张闻天的电报中说：“我不同意的是时间和径路问题。第一，目前红军必须增加一万人。在四个月内我们必须依据陕北苏区用空前努力达此目的。第二，最好是走山西与绥远的道路。这是用战争、用开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

在12月23日瓦窑堡会议讨论军事问题时，毛泽东在报告中阐述了东渡黄河，进军山西，开辟山西西部五县以上地区为初期苏区的计划。张闻天认识到，毛泽东提出的红军发展方向应对着日本前进方向的主张很有道理，坚决予以支持。明确表示改变自己原来的向宁夏发展的方案，“同意向山西方向”，并强调“党的中心工作是在山西”。张闻天1935年12月23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瓦窑堡会议通过的《军事战略问题决议》决定：1936年1月“扩红”5000，赤化宜川、洛川，完成渡河准备；2月过黄河东征，用半年时间将山西西部吕梁山区开创为初期根据地；尔后相机北出绥远，对日直接作战。

在瓦窑堡会议讨论军事问题前，林彪曾致电中央，建议将战略重点放在陕南。张闻天、毛泽东在12月21日以洛、毛联名复电予以否定。电文说：“林来电悉。在日本进占华北的形势下，陕南游击战争不能把他提到比陕北等处的游击战争还更加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后者是更重要的。”此电发彭德怀转林彪。因为华北是当时日本侵略的重点，平津一带不断掀起抗日救亡高潮，华北已经成为所有矛盾集中的地方，是首先爆发民族革命战争的地区；而阎锡山当时反蒋不抗日，实行与日寇“共同防共”的政策，把山西沿黄河二十余县划为“防共区”。所以，红军东征讨阎，是高举抗日旗帜，直接指向日本侵略者，政治上、军事上都是有利的。如向南发展，势必同正在与红军商谈联合抗日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冲突，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则可趁机进入西北，显然不利。

瓦窑堡会议以后，对于怎样处理好巩固与发展（扩大）根据地的关系，也有不同看法；对东征的决策，也有人想不通。有人提出问题：目前红军刚到陕北，刚立住脚，是巩固一段时间再往前发展呢，还是马上去发展呢？有人怕渡不过去，也有人怕渡过去后撤不回来。张闻天坚决支持毛泽东“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战略指导思想。他认为应汲取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局促于一个地区并不能巩固。红军行动应更加广泛、更加灵活一些。扩大与巩固，现在应该特别着重于扩大。对张闻天支持东征决策，有人不理解，说他不该老是跟着毛泽东跑。张闻天听到这类议论，总是坦然地说：“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据刘英回忆。参见杨尚昆：《坚持真理，竭忠尽智——缅怀张闻天同志》，载《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

在行动上，张闻天抓得很紧。继1月10日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渡河东征的作战方针之后，1月17日，张闻天又在政治局会议上代表中央常委宣布：“中央领导随主力行动，到红军中去。”表示了坚定不移地进行东征的决心。在这次会上，他还宣布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的分工：毛泽东、彭德怀、张闻天、张浩、凯丰随军行动；周恩来、博古、邓发留在后方组成中央局，周任书记，王稼祥病愈后参加会议。另外还成立了地方工作委员会，由罗迈、张浩、王观澜、刘晓等11人组成，随军事行动的发展做扩红、筹款、发动群众、开辟根据地的工作。据1936年1月1日政治局会议记录。

1936年2月初，张闻天到达黄河西岸前线，立即同彭德怀会面。他对彭解释东征山西的战略意义，告诉彭，作战方案已经采纳了彭的意见，可以确保过河主力部队不与陕甘根据地脱离，必要时可以安全撤回黄河西岸。据张闻天1967年7月25日写的一份材料。参见《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1页。在此之前，洛、毛联名发电告彭，过河东征，“跃进深入敌后”，要在“无隔断危险时才行之。同时保证第二批退回渡河船只”。

2月上中旬，东征部队由子长县出发挺进至黄河西岸的清涧县高杰村一带休整，准备渡河东征。毛泽东随军行动，住在袁家沟，在这一带侦察渡口，督促渡河准备。这时，毛泽东的东征决策经过解释、讨论，得到张闻天、彭德怀等的赞同、支持，即将付诸实施，他的心情愉快，情绪高昂。2月上旬，这里下了一场大雪，毛泽东填了一首《沁园春·雪》，从眼前陕北雪景，联想到数千年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和今天共产党与红军肩负的历史使命及将要成就的功业，抒发内心的抱负和豪情。词云：

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

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

看红妆素裹，

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

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1936年2月20日夜20时，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的名义，在毛泽东、彭德怀率领和指挥下，发起东征战役。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沿黄河西岸北起绥德的沟口、南至清涧的河口这200里宽地段内的几个渡口同时东渡黄河，突破晋军苦心构筑的黄河堡垒防线，长驱直入，锐不可当。接着，又打退了晋军的拦击，控制了吕梁山区石楼、中阳、孝义、隰县之间广大地区，建立了临时后方根据地。

张闻天在先头部队突破河防以后即从无定河口渡过黄河，到达东岸。在石楼的一个小村庄里和毛泽东会面。当时军事形势发展很快，毛泽东急于上前方，遂将贺子珍托付给张闻天和刘英照顾。

在随军行进途中，新从苏联回国的刘长胜带来了共产国际七大的文件。张闻天非常高兴，立即认真阅读、研究。其时，红军进展顺利，主力在南北两线占领了晋西南和晋西北的广大地区，前锋分别进逼同蒲铁路和太原近郊。原先进入陕北“围剿”红军的晋军四个旅，被迫撤回河东救援，陕北根据地的形势随之好转。张闻天遂通知在瓦窑堡后方留守的政治局成员周恩来、博古、邓发、王稼祥以及林伯渠等来前方开会。

3月中旬，张闻天和毛泽东等政治局同志一起在山西隰县大麦郊地区（今属交口县）先后听取北方局联络处长王世英、上海地下党前来传递南京当局欲同中共谈判联合抗日问题信息的张子华、刚与张学良进行过洛川会谈的李克农汇报情况。3月20日，张闻天就在大麦郊镇附近的上益千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随后，从这里向石楼方向移动。从3月23日至27日，一路上在石口、罗村、四江村、石楼附近继续开会，史称“晋西会议”。因这次会议在山西西部一带召开，故称“晋西会议”，此处叙述会议时间、地点均据会议记录。唯“上益千”，会议记录上作“上义贤”。《毛泽东年谱》写作“上贤村”。会议着重讨论了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统一战线问题及战略方针问题。

张闻天在会上作了关于共产国际“七大”决议与我党抗日统一战线方针的报告。这个报告收入《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月1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发布关于红一方面军改编的训令，将红一方面军全部改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以华北五省为作战范围，在第一阶段以在山西创造对日作战根据地为基本方针”。训令重申“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要求先锋军在7个月内完成5万人的编制并武装起来，以扩红为总方针的第一等任务。据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30页。

张闻天接受部分同志的意见，决定会后党中央不再随军行动。3月27日会议结束后，张闻天即同周恩来、博古等一起于28日离开石楼，经义牒渡河，于4月初回到瓦窑堡。

就在这时，蒋介石为阻拦红军东进抗日和援救阎锡山，任命陈诚为山西“剿共”军总司令，调集10个师，号称20万人，分两路进入山西；同时命令黄河以西的国民党军队与之配合，企图封锁黄河，消灭红军，摧毁陕甘根据地。在此形势下，晋西会议确定的第一期经营山西，向河北、河南、绥远三省作战役跳跃，以及“红军与一切抗日军队集中华北”的战略意图就无法实现了。

为了避免内战，保存抗日力量，并促进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4月28日，毛泽东、彭德怀决定红军撤回河西。张闻天赞成这个决策，并于5月初赴延长一带迎接从山西回师陕北的红军。毛泽东、彭德怀等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自5月2日晚起分批经清水关、铁罗关西渡黄河，至5月5日全部渡完，进至陕西延长、延川、永坪地区休整。

东征山西虽因军事形势发生变化而未能完全达到预期目的，但不论是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张闻天说，红军东征“充分表示他们是抗日的先锋队”。引自《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8页。毛泽东用四句话来概括：“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扩大了红军，筹集了物资。”东征历时75天，消灭国民党军7个团，俘敌（包括阎锡山的团长郭登瀛）4000余人，缴枪4000余支，炮20余门；取得江河作战经验，提高了战斗力；迫使原来侵入陕北的晋绥军撤回山西，巩固了陕北根据地的东部地区；红军扩大新兵8000余人，筹款30余万元，发展并壮大了红军和根据地的力量；在山西20多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建立了一些抗日游击队和游击区，为以后开辟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84页。

回师宣言与西征决策

5月5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向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全国海陆空军、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各报馆和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通称《五五通电》），呼吁“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

红军东征和发表《五五通电》回师西渡，在全国影响巨大，发挥了动员全国各界奋起抗日救亡的作用。上海许多抗日团体，鲁迅、茅盾、宋庆龄、覃振等知名人士，都致信中共中央表示拥护“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李济深也发表拥护通电。冯玉祥主张抗日与不打红军。据1936年5月20日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十二人给朱德、张国焘等电，见《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48页。鲁迅、茅盾在庆贺红军东征胜利的信中说：“英勇的红军将令和士兵们，你们的的英勇的斗争，你们的伟大的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中国民众期待着你们更大的胜利。”“在你们的身上寄托着人类的光荣和幸福的未来。”引自《斗争》第95期载“中国文化界领袖的来信”（1936年4月17日）和《火线》第61期载杨尚昆的文章《前进！向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前进！——纪念1936年的“八一”》。

为了总结东征山西的经验，确定今后的行动方向，张闻天于5月8日至9日在延长交口太相寺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政治局成员和各军团首长出席。

会上，毛泽东作《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毛泽东指出：东征动员了全国。现在反日反法西斯的运动在暴风雨中。在这种情形下，两方面对群众的争取都表现得很紧张激烈。一方面是革命的方面，以共产党为首。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新的政策来动员民众，鲁迅、茅盾等都公开拥护，据说李济深也拥护。可以说党的新政策广大群众是已经接受了。工农商学兵各界都要抗日救亡。他们不愿当亡国奴，要反抗，要斗争。另一方面是敌人，日本领头，提出防共统一战线，企图以此击破我党的人民统一战线。我们的任务，总的是建立全国人民的统一战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具体的政治任务，目前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口号是争取直接对日作战，以红军作先锋，可以转到同东北军一齐去干。对南京的态度，在我们方面是发一个回师宣言，主张停战议和。红军东征抗日，蒋阎阻止，现红军自动停战，要求议和。不和，那么你是卖国贼，我们就要打卖国贼。

关于行动方向，毛泽东作了分析，他说，在山西立足，从目前我们的力量来看，还有困难，或是不可能的。“东边的路，是将来必走的，是长时期内战略进攻的方向。”下一步的行动，是要在陕南、甘肃、陕北、宁夏“四中择一”。他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作了比较：陕北，没有饭吃，地域狭小，不能去；宁夏，黄河南岸不大，虽有金马池，但从政治、经济观点着眼不应去，因为马鸿逵可能争取或守中立，军事上此地不能守，绥远亦然；陕南是重要的战略区域，又有红军，但须注意，或者去时易回时难，或者国民党军队在西安、襄阳间筑堡垒，不能出东方；“甘肃是上述几条路的必由之路。地方虽不好，但有极重要的意义。再在三边及甘北弄它一块。地广人稀，敌人以后进攻困难。这是这一时期的任务。”他说：“最好的路，是得到炮兵，向南去。否则只有把蒋调到甘肃，乘其疲而击之。粮食有了，再往东边。”以上毛泽东报告内容主要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84—385页。

张闻天最后发言，同意毛泽东报告和会议讨论中对形势的分析和对东征的总结，指出现在的形势是抗日与卖国的两极分化，“联日反共”或“联共抗日”尖锐地提到人们面前，中间周旋的余地越来越小。现在群众事实上并不怕共产党的帽子。群众根据切身的经验知道共产党是抗日的。有的群众已经看到：“共产党得势之时，即中华民族独立之日。”现在最重要的是要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人民自己的党，他说：“只要党成了千千万万人拥护的党，革命就成功了一半。”故策略方面，要坚持统一战线，勿被“左”的和右的情绪所动摇。他指出：党的基本口号仍是“争取迅速对日作战”；“苏维埃红军要做抗日的火车头”。对东征回师后的战略方针，张闻天赞成毛泽东的意见，现在要以西北国防政府为主要一环，在目前形势下将行动方向“移向甘肃”，进行西征，同时又指出“将来还是要向东”。张闻天1936年5月9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太相寺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进行西征的决定。5月18日，组成了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的西方野战军。5月下旬至6月上旬，各路部队相继踏上征程，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国民党军事力量薄弱的地区进军。至7月底，西征取得重大胜利，占领了定边、盐池、豫旺、环县四城，开辟了一块纵横八百余里、与陕甘老苏区连成一片的新根据地，并为适时配合红二、四方面军南北夹击，夺取陕甘大道及其以北地区，实现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做好准备。

接待美国记者斯诺

太相寺会议后，张闻天即返回瓦窑堡。这时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希望到陕甘根据地采访。他列出了一张问题单，请人带到了瓦窑堡。单子上面开列了十几个问题，涉及中国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总方针以及对日本、对英美、对苏联的估计和政策，都是国际上关心的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欢迎外国记者前来采访。通过回答斯诺的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可以向全世界公开宣布自己的对内对外政策，促进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和广泛的反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革命根据地接待外国记者采访，这是第一次。

张闻天对这件事非常重视，于1936年5月15日专门召集会议进行讨论。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毛泽东、博古、王稼祥、杨尚昆、吴亮平、陆定一等。张闻天就回答问题的指导思想发表了意见：“我们主张统一战线反对日本”，“我们立场站在反日统一战线上，故回答方向放在日本方面去，因此需顾及到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及其人民之利益，要把这些利益与中国人民利益联系起来”。张闻天说明，我们的总方针是在国际关系上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策略，同一切不反对中国自由、独立、领土完整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企图灭亡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他还指出，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关键，是要使英美各国认清它们与中国有共同的利益关系，中国要处理好同英美各国的利益关系。也就是要向外国记者说清楚，日本侵略中国，危害与威胁中国的利益，同时也危害与威胁英美各国的利益、太平洋的和平与世界和平；我们对日本的在华利益要取缔，对同情、支持中国反对日本侵略的各国的在华利益要顾及。关于“是否欢迎外国资本在中国投资”，张闻天表示，只要是不侵略中国的，我们都欢迎。关于“对美国政府与群众希望什么”的问题，张闻天说：美国是反对日本的，我们欢迎。但美国目前是消极的。有部分美国人认为日本侵略对美国影响很少，是错误见解。我们希望美国能更积极反对日本，并应联合各国。关于对英国的关系，张闻天指出：英国外交现在是在歧路上。英国希望与日本共同妥协后瓜分中国，反对苏联，是不可能的。日本侵华影响到英国在东方的统治，对英国是不利的。英国应改变政策。本段所说斯诺的问题单子、5月15日会议情况、张闻天发言内容，均据1936年5月15日中央会议记录。

斯诺于6月间从北平出发，经过西安，于1936年7月初进入陕甘根据地。7月9日到达安塞百家坪，第二天正式访问了周恩来。大约在7月13日，斯诺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博古主管“外交部”，负责接待工作。他接到周恩来发来的斯诺即将到保安的电报后，就在他住的窑洞隔壁“外交部”内为客人预备好了住处。当时，在这一排窑洞居住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及随同他们的机要科、写印组，林伯渠和他的中央银行。这排窑洞位于保安城东南一座山的山麓。为欢迎斯诺，还开了一个热闹的晚会，毛泽东、张闻天都出席了。晚会上除演出节目外，大家还拉三位女红军蔡畅、刘英、刘群先（博古夫人）唱歌。她们唱了一支《渔光曲》，由邓颖超定音起头。斯诺高兴地为她们照了相。访问刘英谈话（1980年8月16日）。

斯诺到保安后同中央领导人进行的第一次谈话，就是由毛泽东回答他早先递送的那张问题单子上提出的问题。毛泽东根据5月15日中央会议讨论的精神做了回答。斯诺记述了毛泽东和他的这次谈话。斯诺说明：“谈话先是全部用英文写出，之后在毛的要求下重新译成中文，再经他审阅通过。”这次谈话以《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和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为题，载美国《美亚》（Amerasia）杂志1937年8月号。中译文收入《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部分内容写入《红星照耀中国》的第三篇《在保安》“共产党的基本政策”一节。经将这篇谈话同1936年5月15日下午1时开始的中央会议记录对照，毛泽东这次谈话的内容显然是答复斯诺到陕北之前、5月就已送到中共中央的问题单子。故笔者判断这次谈话先于7月16日《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那一次。因此，7月16日毛同斯诺的长谈并非通常所说的“首次”，而是“再次”。由于7月16日访问记和9月23日访问记（《论统一战线》）内容对当时局势特别重要，更为受众关心，斯诺将它们先行发表（1936年11月5日定稿于北平，11月11日发表于上海《密勒氏评论报》（The Weekly Review），是合适的。斯诺同毛泽东再次长谈（7月16日，主要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问题）以后，即于7月19日采访张闻天。张闻天同斯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斯诺写道，洛甫“用英语和我谈话，谈话时没有其他任何人在场”，“洛甫给我讲了自传”（自传后来在尼姆·威尔斯的《红色中国内幕》一书中发表），并“根据我所提出的问题作答”。斯诺在保安期间同张闻天还有过“多次简短会晤”。7月19日的谈话内容广泛而深刻，涉及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特点、道路，关于党的历史、党的建设，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等方面。斯诺在他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的《在保安·共产党的基本政策》一节中，为了让读者了解“共产党和南京之间长期斗争的性质”，以便理解“中国共产党人今天的基本政策”，用相当大的篇幅“转述了洛甫的话”。后来，又将张闻天同他谈话的内容，以《洛甫论党的问题》为题作为单独的一篇（第十二篇），写到他的《红色中华散记》中去。张闻天向斯诺阐述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说明“现在同过去的主要差别是对红军和苏维埃的政策作了调整，以适应把民族解放作为阶级解放的先决条件的需要”。张闻天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指出：“现在对中国的经济以至对中国的政治主权最大的直接威胁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在现阶段所关心的，是要取缔日本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因此我们主张立即没收这类企业，剥夺其经营权，来为正在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中国人民造福。对于其他外国帝国主义，我们愿意采取温和的方针，按照苏维埃法律购买其重大利益，对帮助我们进行抗日战争或同我们合作的列强给以特别的照顾。”见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第三篇《在保安》中“共产党的基本政策”一节和《红色中华散记》第十二篇《洛甫论党的问题》。引文据《红色中华散记》（奚博铨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9页。这同5月15日中央会议讨论的精神也是一致的。

斯诺在1936年10月离开陕北根据地后，广泛报道了“红色中国”与红军的真实情况，积极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成为头一个为统一战线所必需的、建立友好关系的工作铺路的人。对斯诺的这个评语出自毛泽东。转引自吴黎平为《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一书写的前言，见该书第6页。

开展白区工作

瓦窑堡会议后张闻天担负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一方面，积极促进“一二·九”运动后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另一方面，通过各种途径、运用各种方式向国民党上层人物和军队将令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统一战线工作在当时形成两个重点：白区工作和联合东北军工作。张闻天和毛泽东配合合作，把这两项艰难的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起来。

瓦窑堡会议一开完，张闻天就把加强对白区工作的领导、转变白区工作的策略提上了议事日程。在1935年12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具体讨论了北方局的工作。张闻天就北方局的工作方针和领导人员提出了主导意见。他指出，北方局“管理范围很大，与满洲、太原、热河、察哈尔都有关系。为加强对北方局的领导，需派得力的同志前往”。此处和本段以下引文均见张闻天1935年12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派谁到华北反日斗争最前线去当此重任呢？张闻天挑选了刘少奇。他同刘少奇在上海临时中央期间开始共事。他赞赏刘善于从实际出发，有独立见解，敢于坚持原则。在党内高级领导干部中很少有人像刘少奇那样对白区工作熟悉，富有斗争经验。实践已经证明，20世纪30年代初临时中央将刘少奇的正确主张作为机会主义来批判，并进行组织处分，完全是“左”倾路线的错误。从那以后，刘少奇在党内的作用就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张闻天看到，现在正是起用刘少奇的时机。会前，他先同刘少奇个别交谈，要他肩负这项重任，刘表示接受。张闻天在会上说明自己已经和少奇“商量”、“已得到少奇同意”的情况，郑重提出：派刘少奇去，以“中央驻北方局代表”的名义，“代表党中央在那里领导”。他还指出，“中央代表机关的设立更需要社会化”。对于北方局的工作方针，张闻天提出：“主要是党的新的路线在实际环境中具体运用”，也就是从实际出发贯彻瓦窑堡会议决议，具体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政治局会议同意张闻天的提议，作出了关于北方局工作的决定。此后，北方局工作由张闻天分管。1936年4月5日中央常委会讨论分工，明确“北方局甫管”。

刘少奇（化名胡服）于1936年春到天津就任中央代表（后为北方局书记）。他贯彻张闻天提出、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北方局工作方针，很实际地去了解环境，了解情况，很实际地去布置、计划与指导工作。他发表了《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肃清空谈的领导作风》等文章，阐述了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结合党内教育和实际工作，切实纠正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不过三四个月，北方工作就“有了基本的转变”。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不仅加强了北平、天津市委的工作，“帮助环绕河北各省建立党的组织，而且能够顾及到上海、西南、武汉等地党的建立等等”。引文见《中央给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指示信》（1936年8月5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0页。

1936年7月，刘少奇派王同志带致张闻天汇报北方局工作的长信到保安。张闻天和中央领导都很重视北方局创造的新经验。8月5日，中央给北方局和河北省委发了“指示信”。8月9日，张闻天给刘少奇回复了一封信。这封长信收入人民出版社1985出版的《张闻天选集》。对北方局的工作进行具体指导。张闻天指出，对蒋介石系派别，我们党应“揭破”其“欺骗”，利用其“允诺”；“要善于经过各种社会团体在某些抗日问题上公开向他们提议实行统一战线”。“同其他各党派的统一战线，亦应具体进行。”还明确指出，“陈铭枢派应很好的与之合作”；在华北，对宋哲元的二十九军中的工作“现在特别重要，我们应该用最大的力量去进行”，并且“特别要抓住官长工作”，改变过去只做士兵工作不做官长工作的错误做法。对于各种群众运动，张闻天也一一提出指导意见：工人运动，“应该从底下做起”，“不是争取公开，而是利用公开”，即“利用合法”，“所有同志应到黄色工会、国民党工会中去活动”；要成立学生委员会，挑选学生领袖，让他们在党的学运方针指导下开展具体工作；要通过共同协商的方式领导救国会等群众团体；对于文化工作的同志，“更应该采取比较灵活的与机动的领导方式”，“狭小的左联、社联等组织应该取消”；“要利用各种各样的公开的名称组织青年群众”，“c.P是应该取消的”；吸收入党的公开的学生领袖、群众团体的领导人以及白军官长等，应该是秘密党员，“特别党员”，他们应“埋藏在内部”，以适合于所处环境的方式利用公开身份进行活动。总之，要克服“一切旧的关门主义的传统”，“迅速转变斗争的方式”。针对北方局工作的现状，张闻天指示：“你处现在应该避免多头的领导，而着力于华北工作的建立与开展。”

张闻天同刘少奇紧密合作，很快在党中央与北方局之间建立了两条秘密交通线，并设置了秘密电台。通过无线电密码，张、刘之间联系频繁。对于刘少奇的请示、询问和建议，张闻天十分重视，总是及时给予答复。从总的策略方针、重大事件到具体的经费、人员情况，张闻天都及时向刘少奇通报、安排、指示。对此，张闻天在“文化大革命”中写的材料中坦然地说：1936年“兼管着北方局的白区工作”，写过“对白区工作的策略问题的看法的材料”，“对北方局来电写些复电”。张闻天1968年6月8日写的一份材料。

红军渡河东征以后，党中央接到鲁迅、茅盾、宋庆龄等的来信；3月中旬，又有从上海再次来陕北的张子华汇报了上海地下党的情况；同国民党和南京政府联合抗日的秘密谈判刚刚开始，也需要进行联络。于是，张闻天又及时把同上海党组织建立联系、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抓了起来，决定派冯雪峰作为中央特派员前往上海。上海地下党是经过几次大破坏后留存下来的，情况复杂，同党中央又长期失去联系。派冯雪峰去，首先是因为他过去在上海活动的时间长，同鲁迅、茅盾、胡愈之等熟识，可以先通过鲁迅等摸清情况，然后开展工作。张闻天同冯雪峰相知很深。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张闻天就知道这位在杭州一师读书的“湖畔”诗人了。30年代初在上海，冯在张闻天领导下主持中央文委工作。1932年11月张化名“歌特”著文纠正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冯转变及时，贯彻得力。到中央苏区后，冯又在张兼任校长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任教务主任，后来参加了长征。东征山西，冯是地方工作委员会11名委员之一。冯在吕梁山区率领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很有声色。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夸奖他。据周恩来在1936年4月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以冯雪峰的忠诚、机警和才干，他去上海是合适的人选。

张闻天亲自向冯雪峰交代任务：第一是“外交”，同南京方面联络，促进联合抗日；第二是同上海各界救亡运动领袖（沈钧儒等）、群众团体建立关系，传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扩大统一战线的组织；第三，恢复党中央与上海地下党的联系，建立上海党的工作，并发展上海原来已有的工作；第四，附带管一管文艺界工作。周恩来亲自交给冯雪峰“建立一个电台”的任务，以便及时将情况报告中央，同中央联系。据冯雪峰：《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0页；冯雪峰：《有关1936年周扬等人的行为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的经过》，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1936年7月26日、30日两次政治局会议记录。临行前，张闻天邀冯雪峰到自己的窑洞里吃晚饭，为他饯行。张闻天叮嘱雪峰：“到上海后，务必先找鲁迅、茅盾等，了解一下情况后再找党员和地下组织。”据程中原访问刘英谈话（1981年12月6日）；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胡愈之：《我的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7页。

冯雪峰化名李允生，于4月中旬同返回上海的张子华一起从保安出发，经肤施（延安）、洛川于21日抵西安。从这里立即登上东去的列车赴南京。他在南京稍事逗留后即到上海，在一家小客栈里住下，第二天就去见了鲁迅。冯雪峰按张闻天的指示开展工作，统一战线和党的工作都有进展。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制订《抗日救国初步政策》，宣言响应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冯雪峰在其间参与做了工作。他还及时了解了情况，联系了留在上海分散坚持活动的一些已经知道是可靠的党员，同2月成立的江苏省临委江苏省临委是中共江苏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的简称。1936年2月由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党团决定成立。书记为邓洁，委员为胡乔木、王翰、王新元、丁华。接上关系，实施领导，并开始重建党的组织的工作。冯雪峰与从莫斯科回国和国民党方面接洽谈判国共合作问题的潘汉年、胡愈之也接上了头，并互相配合开展工作。

1936年7月6日，张闻天和周恩来在安塞联名复信给冯雪峰，指示他进一步发展上层统一战线和群众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克服关门主义，推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信中还表示了对鲁迅和茅盾深切的思念之情，对他们“为抗日救国的努力”很钦佩，要冯雪峰向他们“转致我们的敬意”。该信手迹存中央档案馆，全文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4期。7月下旬，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海工作”是此次会议讨论的问题之一。会议肯定冯雪峰去后上海工作“正在展开”，“是有进步的”。同时又看到冯雪峰的“工作范围太复杂，在外交方面、政治方面都要他负责，事实上是做不来的”。会议认为上海工作很重要，需要派人去加强领导，并酝酿“派政治局的常委去，或者派较强的干部去”。对今后上海工作的发展，张闻天指出，主要是扩大统一战线。现在，对黄色工会的策略转变还不够；文化界的团体，救国会，组织上都比较狭隘；对南京各方面的活动也要扩大。会后，张闻天给冯写信，指示他对统一战线更加扩大起来，要他重点抓建立上海党的工作，注意划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上海方面的白区工作一直由张闻天分管。1936年9月政治局会议后中央又派潘汉年任中共谈判代表赴上海，后来又任命潘为中共驻沪办事处主任，冯为副主任。随着统一战线工作的发展，上海地下党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为了推动白区工作的转变，1936年秋在保安办了一个白区工作训练班，专门培训干部。张闻天亲自为学员讲授《关于白区工作中的一些问题》。讲稿还印成小册子广为发行。此件收入《六大以来》（下），其中第一、二部分收入《张闻天选集》。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中央发表了“表示最深沉痛切的哀悼”的三个文件：《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致许广平女士的唁电》、《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电》。同时，张闻天即电示刘少奇：“鲁迅的死对于中国民族是巨大的损失，必须立即进行公开追悼鲁迅的动员。”电报详告党中央向南京方面提出的“鲁迅先生遗体举行国葬”等八点要求以及整个根据地举行追悼大会等六项纪念活动，并告诉刘中央悼念鲁迅的三个文件自10月28日起由C32全文广播（文字）的时间，“请接收”。据1936年10月22日和23日洛甫致胡服电。C32，红色中华新闻社即红中社的英文缩略语。在国民党统治区，悼念鲁迅的活动同发扬民族精神、进行抗日救亡直接联系起来，成为“一二·九”运动以后又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直接组织这次活动的，在平津是刘少奇，在上海是潘汉年、冯雪峰和救国会领袖胡愈之，而代表中共中央进行具体指导的，是在保安的张闻天。

联合东北军和西北军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党中央就十分重视联合东北军的工作。

1935年10月22日，张闻天在吴起镇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将保卫苏区的斗争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同时就指出，要加强白军工作。据1936年10月22日政治局会议记录。下文对东北军的分析亦据此。当时，陕甘苏区周围敌人共173个团，其中东北军60个团，第十七路军（通称西北军）20个团。据1936年1月1日毛泽东致朱德电。会议认为，在陕甘苏区周围的敌军中，东北军是“围剿”陕甘苏区的主力。然而他们流亡关内，怀念故土，厌烦内战，要求抗日，对他们进行联合工作是可能的、有利的。

到达瓦窑堡后，张闻天于1935年11月13日主持发布《关于开展抗日反蒋运动工作的决定》，其中确定白军工作“首先应该是东北军”，重申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愿在共同抗日三条件下同一切抗日反蒋的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565页。11月28日的《抗日救国宣言》宣告愿意更进一步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呼吁“立刻互派代表协商具体进行办法”。《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582页。

这时，毛泽东、彭德怀指挥红军在南线取得了直罗镇战役（11月20日至24日）的胜利。张闻天于11月26日致电毛泽东，提出对所俘东北军军官给予优待的政策。电文说：“为了扩大我们抗日反蒋的影响与同盟者，此次所俘东北军军官（师长亦在内）应给以优待，晓以抗日反蒋大义后大都释放。同时表示，红军不但不杀白军士兵，而且也不杀军官，以进一步瓦解白军上层。”这是将上层统一战线策略具体落实到东北军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政策。毛泽东在这一天致函东北军五十七军代军长董英斌，告以优待政策，表示东北军部队凡愿抗日反蒋者，红军愿与之订立条约，互不侵犯，一同打日本打蒋介石。此电收入《张闻天文集》（二）。

1936年1月中共中央同东北军统帅张学良直接联系的建立，就是对被俘军官实行优待政策的结果。在1935年10月25日榆林桥战役中，红十五军团俘虏了东北军六十七军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高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与张学良、王以哲（六十七军军长）关系密切。红军给他治伤，将他留在红军军事学校工作。通过参观学习和在红军中的生活，高接受了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主动提出愿意回去劝说张学良、王以哲同红军联合抗日。

高福源于1936年1月初离开瓦窑堡，到洛川向王以哲、张学良当面汇报了他在苏区的见闻和红军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

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执行蒋介石的密令，不战而退，将东北三省拱手让给日本，遭到国人唾骂，被斥为“不抵抗将军”，内心非常苦闷。东北军流落关内，全军上下要求抗日，一心想“打回老家去”，蒋介石却调他们打红军，先在鄂豫皖，后又到陕甘苦寒地区，受尽冷遇；而在“剿共”战争中又迭遭败绩，损兵折将，军心涣散。张学良正彷徨歧路。他同日本帝国主义是家仇国难，不共戴天。他总是想凭借东北军的实力光复东北，不愿打红军消耗兵力。他意识到长此下去不是办法，希望找一条新的道路。1935年10月下旬，他到上海，同因“新生事件”而被关在狱中的爱国领袖杜重远密谈。杜批评张过去执行不抵抗政策以及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错误，提出西北大联合的建议，要他联共抗日。12月中旬，张又在上海秘密会见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李杜同杜重远的意见一致。所以，在高福源同张学良长谈之前，张思想上已经准备联俄联共抗日了。听高详谈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和情况后，张学良要高福源速回苏区联络，请红军方面派正式代表前来商谈。

高福源于1936年1月16日返回甘泉红军驻地，要求红军派代表去谈判。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即同前线的彭德怀商定，派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赴洛川。李1月19日晚先同王以哲晤谈。20日会见张学良，会谈了3个小时。21日，党中央收到李克农自洛川来电报告：张学良表示愿意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东北军中同情中共抗日主张者不乏其人，他们对“剿共”态度消沉，表示愿意目前各守原防，恢复通商。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99—300页。

李克农返回瓦窑堡汇报后，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商量，决定立即采取主动行动，推进同东北军的联合和促成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建立。1936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的《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该件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提出，在“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口号下，红军愿意首先同东北军联合起来，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来共同实现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主张，去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

2月初，党中央决定再次派李克农前往洛川，同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谈判。

2月上旬，王以哲同我方交换了密码本，以便建立通讯联系。张闻天即将“与王通报之密本呼号”着人送交周恩来。据1936年2月8日张闻天致周恩来电。1936年1月15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电谈与张学良、王以哲谈判应提出的条件，其中之一就是“立即交换密码”。当时六十七军军部驻在洛川，肤施、甘泉、鄜县都是它的防区，在南部与东部对陕甘苏区形成包围之势，所以，张闻天十分重视同六十七军的关系。2月16日致周恩来的电报中特别交代，提议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的通电“单独给王以哲拍发一次。”

2月21日，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名义，就红军渡河东征，向全国发表通电，提出“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正式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主张。这个电报是张闻天同周恩来、博古等反复商量，几经修改（如：将“抗日讨蒋”改为“抗日讨逆”）写成的。

2月21日，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从东征前线向留守瓦窑堡的中央局就同东北军谈判事发去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给李克农的训令。指出，张学良同意抗日，愿意同中共订立互不侵犯协定，但不同意打蒋；不反对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口号，但不同意马上实行这个口号。因此，我们的策略是：“处处把张学良和蒋介石分开”；“求得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坚持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坚持抗日同讨伐卖国贼不可分离”；“要求停止内战，不拦阻全国红军集中河北，不反对红军充任抗日先遣队”；“原则不让步，交涉不破裂”；等等。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03页。

李克农等2月25日到达洛川。先同王以哲谈判，达成红军与六十七军共同抗日的口头协定。确定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的原则，商定恢复公路上的交通运输及经济通商，六十七军可向当地苏区群众采购粮秣，恢复红白区之间通商等事项。据1936年3月5日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博古、周恩来致红一方面军各军、中共陕甘、陕北两省省委负责人电。这就保证了红军主力东征以后陕甘根据地的巩固，后方的安全。

3月4日，张学良架飞机抵达洛川，5日凌晨即同李克农谈判，气氛融洽、坦诚。张学良提出，为什么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他认为现在中国的国家力量几乎全部掌握在蒋手里，蒋也有抗日的可能，因此要抗日必须联蒋。李克农说明了不把蒋列入抗日民族阵线中的理由，并说，如果蒋放弃反共、反人民、不抵抗日本的反动政策，我们是可以考虑的。会谈最后，张学良提出，请中共在毛、彭、周、博中选一位来肤施，与他共商抗日大计，时间由中共方面确定。关于张学良提出请中共派一负责人同他再次会谈一事，没有异议。但对他提的名单，诸说不一。张学良致蒋介石回忆西安事变的长函中说是在毛、周中选一人。四人择一说据《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张闻天等3月5日当天即收到李克农关于会谈情况的报告，随即复电慰勉，并要李克农等到山西石楼前线当面汇报。

3月16日，洛、毛、周、彭等在山西石楼前线听取了李克农洛川会谈详细经过的汇报，认真研究了张学良的意见和要求，即决定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到肤施同张学良谈判。据1936年3月16日彭德怀、毛泽东致王以哲电。因张学良生病，谈判推迟进行。

在周恩来与张学良会谈之前，张闻天于4月5日在瓦窑堡召集了一次常委会，商讨同东北军联合抗日等问题。针对当时蒋介石下令张学良进攻陕甘根据地的新情况，张闻天指出，同东北军、张学良联合的方针不变。他说，张学良若向苏区前进，我们还是要加强对他的联合工作。同时加强我们的武装力量，规定恰当的宣传口号，开展争取东北军下层士兵的活动。

4月7日，周恩来由李克农陪同从瓦窑堡启程前往肤施。原定谈判于8日晚8时开始举行，因肤施地区大雨、大雪而推迟。4月9日肤施地区天气晴朗，张学良自驾飞机前来。陪同者有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和上海中共党组织派去的代表刘鼎。周恩来等晚8时入城，当即与张学良、王以哲在城内天主堂作彻夜长谈，直到第二天凌晨才结束。张学良完全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认识到要抗日只有以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为出路，他愿酝酿此事；对十大政纲，表示待研究后再提出意见；对蒋，张认为蒋是在歧路上，部下有分化，但他“反蒋做不到”，在公开抗日之先不能不受蒋令进占苏区，再不进兵无以回答蒋；希望共产党方面派有政治头脑而色彩不浓的人到他那里做事、活动。据1936年4月10日周恩来致洛、毛、彭电。周恩来后来谈起这次会晤的感触，说：我从那次接触中，感到汉卿是一个痛快汉子，敢于作自我批评。那次汉卿还给我们部队送了三万法币。据《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21页。

4月10日，张闻天就收到周恩来发来的关于会谈情况的电报。4月13日，周恩来回到瓦窑堡。张闻天立即召开常委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肤施会谈的详细报告。会议决定派一批干部加强对东北军的工作，派刘鼎到张学良处继续谈判，“做事活动”；派白坚驻张学良处任联络员；命李克农与王以哲保持密切关系；等等。还决定在肤施、宜川、洛川、茶店子、西安建立中共与白区的交通机关。鉴于张学良不能不执行蒋进犯苏区的命令，会议决定在关中加强军事力量，作出相应部署，并加紧抗日宣传，争取东北军不打红军。

张闻天根据这次常委会精神，具体指导了陕甘省委和白区工作部对东北军的工作。张闻天分析了张学良与蒋介石嫡系之间的矛盾，看到：东北军若向苏区推进，蒋的嫡系部队就可趁机跟随进入东北军的防区，且将东北军同红军一起圈在里面。张闻天电示朱理治、萧劲光抓住这一矛盾，向张学良方面“要切实的善意的解释，东北军如果现在不反对蒋介石的命令，向苏区推进，构筑封锁线，对于东北军是极不利的”。1936年4月26日张闻天致朱理治、萧劲光电。据《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16页。以此削弱与阻扼他们向苏区的进攻。再者，当时我方对东北军的做法是“暗中协商，明则敌对”。其结果是同上级军官“和”，同下级军官与士兵“打”。对东北军上级军官有利而对我方则不利。张闻天又及时电示张浩、朱理治：“现在所要改变的即是把这种协商的方法一直推行到中下级军官、士兵中去”。1936年4月26日张闻天致朱理治转张浩电。据《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16页。

4月底，东征红军决定回师。当时的环境推动了红军同东北军的联合，中共对东北军的工作也已经有了相当的开展，张闻天又提出进一步发展对东北军统一战线工作的指导意见。5月1日，张闻天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他在总结发言中指出，对东北军的方针“基本上是政治争取使其走上抗日。我们争取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武装力量争取，一种是政治争取。”对东北军工作的重点，过去主要是在王以哲的六十七军，这是正确的。现在应该加紧争取五十七军（当时军长为董英斌，后为缪徵流）。争取的方法，六十七军与五十七军应有区别。有两种方法，一是“武装力量争取”，一是“政治争取”。对六十七军，基本上是政治争取。对五十七军，要“军事、政治双方进行，须以相当武装对付”，同上级的谈判和对下级的工作要同时展开。他提出派李克农前往五十七军做工作。对于争取东北军的策略，张闻天明确提出“我们现在还不是叫东北军立即变为红军”。张闻天1936年5月1日的这篇发言以《对争取东北军工作的一些意见》为题收入《张闻天文集》（二）。

5月23日，常委会再次讨论东北军工作。周恩来同意张闻天5月1日提出的“争取”方针和不把东北军变为红军的策略，说：“我们现在不是瓦解它，而是巩固它。”毛泽东赞成张闻天关于东北军工作重心的意见，说：“工作中心摆在五十七军。”张闻天作总结性发言，进一步指明：“我们现在是要巩固、壮大东北军。”针对东北军工作中提出的问题，张闻天阐述了许多重要意见。指出：要促进“东北军与蒋之分裂”，要在反日问题上“猛烈的攻击蒋介石”；“对政训处也要反对”，还要“分裂它的内部”；对东北军的工作“主要是从外面去影响他，派人去要真正起作用”；在东北军中，“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是好的口号，“枪口朝天放”可做一运动；“抗日组织要加紧扩大，党的组织要谨慎，突击不相宜”；对苏区群众要好好解释我们对东北军所采取的策略，告诉他们东北军“是抗日部队”。

5月份中共中央还有几次会议也讨论了东北军工作。通过多次讨论，决定将统一战线工作的中心放在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上，使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结成“三位一体”，争取首先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实现“西北抗日大联合”。这就把东北军工作放到了影响全局的关键位置。

为进一步加强领导，在5月17日的常委扩大会上决定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恩来为书记。6月2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这个文件就是按照四五月间多次政治局会议和常委会会议的意见形成的。当时表面上看来东北军王以哲部是在进剿红军，实际上双方的联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6月21日，国民党军高双城部袭击瓦窑堡，红军组织力量将它包围，让东北军于23日进驻瓦窑保，党中央机关迁到保安。这事就是中共与东北军事先达成了谅解的。1936年6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作出了撤离瓦窑堡的决定。6月19日，周恩来电告王以哲：如果中央军将占领瓦窑堡我们必事先通知你们，由东北军占领。

其时，两广事变1936年6月1日，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组织集会，正式要求南京政府对日宣战。接着粤军与桂军以“北上抗日”名义联合出兵湖南。蒋介石则调兵拦阻。6月12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爆发，毛、洛认为“西北国防政府有了迅速组织的可能和必要，我们应以西北的发动去配合两广的发动”。为力争此着的实现，张闻天即约派在张学良那里联络的刘鼎到安塞开会，商讨进一步开展东北军的工作。7月5日，毛、洛、周一起出席安塞会议。他们听取了刘鼎的汇报，要刘鼎放手大胆当好代表，争取张学良。特别强调，对东北军不是瓦解、分裂或把它变成红军，而是帮助、团结、改造，使之成为抗日的力量，成为红军可靠的友军。8月9日，洛、周、博、毛复函张学良，建议“兄部须立即准备配合红军选定九十月间有利时机决心发动抗日局面，而以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为基本战略方针”；提出“对南京坚持表面不破裂，实际则随时准备作战，但他不来攻我不去打”的策略；表示立即派潘汉年前往西安与张学良面商行动大计，并准备派潘汉年、朱理治、叶剑英到西安同刘鼎一起协助张学良工作。当时，红二、四方面军将北出甘南，而蒋介石解决两广问题后有极大可能转而进攻西北。此信将“发动抗日局面”的行动计划提到张学良的面前，是为实现西北大联合、也是为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合的重要一着。按党中央的决定，叶剑英、彭雪枫、朱理治9月到西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促成了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联合，为日后西安事变的发动、进而全国抗战的发动作了准备。

张闻天和毛泽东对联合杨虎城及其西北军即十七路军的工作也很重视。杨时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是陕西实力派的领袖。1935年12月，党中央就派汪锋持毛泽东的亲笔信去见杨虎城，提议“共组抗日联军，设国防政府”。1936年3月中旬，张闻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山西前线听取了北方局联络处长王世英的汇报，了解到北方局几年来对十七路军做了不少工作，有较好的基础。《八一宣言》发表以后，1935年10月，北方局即派申伯纯同杨商谈联合抗日，经多次磋商，已于1936年2月同杨达成红军与十七路军共同抗日、互不侵犯的四项协定。3月晋西会议肯定了北方局同杨联合的方针和工作。4月5日在瓦窑堡召开的常委会上，又着重讨论了对杨联合的问题。杨虎城在1927年国共分裂后，仍然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保护了一些共产党人。他曾有要当贺龙的愿望，申请加入共产党。中共中央“允其加入”，可惜未能履行入党手续。1928年10月9日中共中央给东京市市委的信中说：“杨虎城，中央已允其加入，交由你们执行加入手续。”转引自冯建辉：《中共中央曾批允杨虎城加入共产党》，载《党史研究资料》1987年第10期。冯文分析杨未能履行入党手续的原因是中央信件到达日本较晚，而杨于1928年11月中旬以前已回国。1931年他任陕西省主席时，还任用共产党员南汉宸为省政府秘书长。九一八事变后，他多次请缨赴前线抗日，均遭拒绝。他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是坚决反对的。所以，张闻天在会上指出，对杨虎城的联共抗日应充分估计，要看到在国民党部队的将领中，国共分裂后“能保存我们同志者是很少的”。肯定杨虎城是可靠的同盟者。同十七路军“我们可以诚恳谈判，困难可设法同他解决，表示对他好意”。

张闻天还提出，十七路军“受威胁时”，红军“可配合行动”；对十七路军的工作应抓紧进行，批示“电台快去”，“林先去西”。据张闻天1936年4月5日在常委会上的发言记录。“林先去西”中之林，疑即指王世英。会后王世英即赴西安。会后，王世英即赴西安与杨商谈，向杨转告党中央意见，说明现在蒋介石调军队入晋，令张、杨出兵，实即日本帝国主义“广田三原则”的具体实施，请杨采取“瞒上不瞒下”的办法应付，十七路军进入某些部分苏区后即止，使“你我皆无大损失”；并请杨同张学良改善关系。此后，党中央又续派张文彬（于8月）、汪锋（于9月）到西安地区开展对杨虎城及十七路军的争取、联合工作。为进一步加强对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还成立了由贾拓夫等组成的西北军工作委员会。在一段时间里，对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由总书记张闻天直接领导。

在联合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同时，张闻天也没有忽略对其他地方实力派的联合工作。他在4月5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我们对各种派别的态度现在要转变，我们应该相信在抗日问题上可以结成联盟。我们不应简单地痛恨他们，而要争取同他们在抗日或某些问题上订立协定。他还具体地指出，“马占山部队中可大大活动”；“阎（锡山）、宋（哲元）、孙（殿英）等部分可分化其部队”；“孙部我们不是替他去招兵买马，主要活动在抗日问题”；对民团及土匪，负责侦查、情报工作的特科，“可用红军名义去活动”。据张闻天1936年4月5日在常委会上的发言记录。

东征回师以后，中国共产党同各地方实力派的统一战线工作广泛开展起来。到1936年夏、秋，通过各种渠道，先后同宋哲元、刘湘、傅作义、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等都建立了程度不同的联系。

为了适应与国民党各派部队统一战线日益发展的形势，1936年7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赞成张闻天的提议，成立了“白军工作部”，由周恩来负责领导。据1936年7月27日政治局会议记录。这一机构的建立，进一步推动了共产党对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