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老人院的生活、重返校园的那一年，我刚好36岁。

在美国，年龄从来就不会成为人们求学的障碍。任何人、任何年龄，只要你对获得知识的愿望仍旧那样赤诚，那样火热，那样渴望，你就永远都有重返校园的权利和机会。

不同年龄、不同国籍、不同肤色的人们走到一起，走进知识的乐园边，其目的各不相同。年轻一代为了自立而求学，中年一代为了充实而求学；老年人则为了兴趣而求学。

我重返校园的目的完全是想在我已有的基础上，选一种更加理想或是更适合于我的专业。

美国学校对于外国学生的要求是先要选修三年的英文课，继而才可以进入专业的学习。我在参加入学考试时，由于英文成绩优秀而被允许将三年的英文课缩短为一年。

当时我的英文在听说上都有了不小的进步，努力的重点放在读写上。任何一种语言的读写之间都有一种不可忽视的辩证关系。读是写的基础，写是读的提高。读得越多，思路和词汇才会不断地拓展和丰富，才会写出更准确、更精彩的文章。反之，写是让语言消化、分解再合成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的训练，语言才能融入人的血液中，才能成为运用自如的一种工具。有了这种工具，才能把阅读引向更深的层次。

我在英文的读与写中，找到了无限的乐趣。

阅读和写作虽然是两门课，但在美国大学里往往是由同一个教授任教。这对师生之间的互动起了良好的作用。当年教我阅读和写作的是卢森教授。卢森教授四十多岁，留着一头浓密的栗色短发，眼里全是耐心和理解的微笑。她上课时，无论是裙装还是裤装，都是一样整洁、娴雅，举手投足间透着十足的信心、干练和富于经验。她曾获得语言学和教育学两项硕士学位，在校执教二十多年，一直从事外国学生的英语入门教学。她像一条输送带，把来自天南地北的外国学生送向美国社会的广阔天地，默默无闻，却举足轻重。

卢森教授的课堂是严格的。无论学生们在大千世界里应用何种语言，只要一走进她的课堂，所有的人都必须随时随地用英文交谈，除非你不开口，一开口，哪怕是一字一句，也得说英文，这让学生们自然而然地养成用英文思维的良好习惯。

卢森的课堂是有趣的。她的教学从来都是力求理论和生活相结合。在阅读课上，她引进了大量的课外读物，诸如世界名著和美国著名的杂志等。她要求我们定时完成并上交一份读书报告。由此，她可以进一步了解到我们每个学生的阅读深度以及写作表达能力。对学生来说，这种方法不仅可以提高阅读速度、扩大词汇量，同时也能拓展知识面和完善写作技能。

卢森的课是成功的。她不习惯在课间回答学生的问题，除了专门的答疑辅导之外，她最喜欢的是学生们在课堂上畅所欲言，谈笑风生。无奈大多数东方学生虽学习很刻苦，但是却比较拘谨，对知识一知半解，不好意思高谈阔论。为了调动每个学生参与的积极性，讨论问题时，她把全班分成若干个小组，每组只有三四个学生，人人都有讲英文的机会。每一个小组讨论完之后，要上交一份由全组成员共同参与写成的文章，并由各小组的成员轮流在全班演讲，成绩突出的可获得卢森教授自己颁发的奖品。

除此之外，她还要求我们每周自选题目，写一篇作文上交。这种方法的好处在于给每个学生充分的选择权力，去写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我在选修她的课时写过一篇“悼念外公”的文章，受到了卢森教授的高度赞扬，还被选作范文发表在大学的校刊上。

当我的英文学习进到后期时，我开始考虑我的专业方向。我个人的立足点自始至终没有离开医学方面。除了我个人对这方面的兴趣以外，最重要的是身处异国他乡，在用第二种语言求学和与人共事中，最好有较强的相关的专业知识的基础。因为对专业知识的牢固掌握，往往可以弥补语言上的欠缺，这对求学和工作无疑都是相当有益的。

最终，在众多让人眼花缭乱的专业中，我选中了牙医助理这一行。

牙医助理，作为一种专业，在美国大学里设置了一系列的必修和选修课。课程大致分为牙医医学史、口腔解剖学和生理学、口腔胚胎学和组织学、口腔形态学、口腔微生物学和病理学、口腔疾病的传染学和防护、口腔药物学和麻醉、口腔材料学、口腔放射医学、口腔内外科及小儿科的各种常见病的诊断、治疗和护理。与之相关的选修课有营养学、心理学及突发性心脏病的急救法。上课时间两年，之后有半年的临床实习。

美国大学的特点之一是非常注重学生的动手能力。我们的学校里就有为牙医助理专业专门设置的一套形象逼真的牙医助理的教学诊所。诊所内配备了牙科的各种用具、X光机和暗室等。在每个牙科座椅上坐着一个用橡胶做成的模拟病人。“病人”口腔中的所有的牙齿都可以自由装卸，以备教授讲课时作各种示范动作和学生实习之用。我们反反复复地为假病人照X光片，在暗室里自己冲洗出来，看效果如何。

两年的学习让我系统地掌握了有关牙医助理工作的各种知识和技能，而后的半年实习使学到的知识和能力得到巩固。

凡是在美国进修牙医助理的学生，都必须经过半年的临床实习，然后通过考核才能拿到证书。这半年的临床实习不仅是校方要求的，对于毕业后能否顺利找到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很多人明明博士毕业还要想办法做几年博士后。美国人永远认为，光有理论而没有实践的人是没有用的。很多美国牙医在雇用牙医助理时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过实际工作经验。有工作经验的比没有的容易得到工作；工作经验多的比少的容易得到工作。所有的牙医助理学生都把这一段临床实习看得非常之重要。

在这半年的关键时期，我遇到了一个让我最头疼的医生——费希尔医生。

费希尔医生是个犹太人，美国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口腔外科专业的高材生，以治疗牙周病见长。毕业后，他一边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一边开私人诊所。

她给我的第一印象非常好。三十多岁的人，身高中等而偏瘦，眼睛虽说不上漂亮，却有几分神采，嘴角微微地向上翘着，样子很是喜兴。她着装素净淡雅，不施粉黛，动作灵敏活泼，说话的语速极快，与人相处随便而不拘谨。她的私人门诊部位于纽约市的高级住宅区里，是一座两层的小洋楼。楼上是她自家的住房，楼下则是一个很标准、宽敞、明净的牙医诊所。她自己做老板，手下有一个办公室主任，一个牙医医士，以及一个牙医助理。至于，我们这些实习学生，在她这里都是一拨一拨流动的。

生活上，费希尔医生是个单身女人，领养了一个四岁的小男孩儿。和她们母子同住的是费希尔医生的一个远房表姐。这位表姐比费希尔医生的年龄要大很多，也是单身。她不懂医，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专业特长，可她是个理财能手。所以费希尔医生给了表姐一个办公室主任的头衔。两人分工合作，一人行医，一人管钱。

费希尔医生平均每天有四到六个手术病人。口腔和其他外科手术实际上没有很大区别，只是一个创伤面小一些，一个大一些。我作为一个牙医助理实习生，参加了她的每个手术。在我眼里，费希尔的每一例手术都做得相当漂亮，术后愈合也极好。

她的高超医术对病人、对我这样的助理而言，本该是件皆大欢喜的事，实际上并非如此。平日里费希尔医生谈笑风生，随和爽快，可是一进手术室就变得神经质，紧张焦虑，敏感专横，整个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刚开始，我还以为是她心情不佳的缘故。后来发现，例例手术她都是如此。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会这样？是她对自己的医术缺乏信心呢？还是她根本就不喜欢这项工作？这样日复一日地做下去，我不知道她是如何承受心理压力的。而更糟糕的是，她把这种压力和神经质毫无保留地传染给了我。

我是个完美主义者，凡事都希望有个最好的结局。当我了解了费希尔医生的这种极端对立的性格时，我首先说服、调整我自己。每一次手术我都不敢有一丝一毫的含糊，总是全力以赴地去做。可是很多时候努力也全然无用。我觉得自己付出了百分之百的努力，以为事情这样处理就是最佳状态了。但别人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眼光看，就会觉得这事做得不够圆满或是漏洞百出。论口腔手术，费希尔医生当然是权威，而我只是一个实习生。也正因为是这样，在我已经尽力的情况下，如果说还有什么不周之处，她可以好好地对我说。可她却总是当着病人的面，对我大呼小叫，或是把牙医器具故意摔在地上。

然而只要是手术一结束，她又马上还原成平日的样子。她从来也没向我作过任何解释，指导，或是道歉之类的事，仍旧和我说说笑笑的，就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一样。但她这种情绪上大起大伏的变化搞得我心理上极不平衡。我也试着和她沟通过，可她却说我做得挺好，下次她会尽量控制她的脾气。可是她的话从来就没真正实现过。

有一次，为了一点小事，我委屈极了，手术后便一个人躲在走廊里哭鼻子。正好让办公室主任见到了。她一脸吃惊的样子，问我怎么了？我说了和费希尔医生之间的“矛盾”。办公室主任反倒笑了，她说：“嗨，你来的时间短，还不了解费希尔医生的为人。她是个口严心慈的人。她的许多做法其实都是对事不对人的。她每次做手术时，都觉得压力特别大，所以常常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她不光是对你，对别的助理也是一样的。你别往心里去。”我说：“无论如何，她这样做，对我是不公平的。”办公室主任拥抱着我说：“我知道！我知道！下次再有委屈，就找我，我替你出气！”

日子就这样在这些大大小小的手术中过去了，转眼之间，我的半年实习生活就要结束了。一天下午，办公室主任忽然找我，我以为又“犯”了什么大事了呢！没想到，她说：“你的实习很快就要结束了，费希尔医生很想正式聘用你作她的助理，她委托我来问问你的意见。”我听了以后，心里既惊奇又好笑，我没说什么，只是婉言谢绝了。在费希尔医生那里我学到了不少东西，有医术上的，也有为人处事上的。

在美国做个好护士，情商的高低往往比智商的高低显得更重要。护士本身的工作是一种熟练工种，熟能生巧，人人都会做。但是要与不同性格的医生之间搞好协作关系，那才是一门真正的学问。

实习完了，我参加了校内的各门考试。在取得了学校的毕业证书之后，我又参加了全国统一的牙医助理的考核及心血管急救的考核，并得到了这两项的证书。当我拿到了上述三种证书之后，我才算完完全全地准备好了，具备了到市场上去寻找工作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