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因为母亲的缘故，而想到自己是一个有着高贵血统的人；而因着父亲的缘故，又想到自己是一个书香门第的后代。由此，在我自己求学和发展的路上，我以为会有着许许多多不同的选择。然而，人不光是属于家族的，更是属于历史的。我所生的时代，规定了我一条别无选择的人生之路。

我出生在1958年1月。从我出生到1965年，除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以外，我接受过极其正规的幼儿园早期教育。

1965年9月份，我正式入学读书。那时的政策是，所有的孩子都要就近入学。当时，我随外公外婆住在复兴门外的国务院宿舍内。他们认为住家周围没有好学校，而坚持将我的户口转到我外公的亲戚家。这家人住在西单民族宫附近，故此我可以经过考试，就读于五年制的北京试验二小。

入学的第一年，我每天由家里的保姆接送，搭乘公车往返于学校和住家之间。当年北京试验二小的教学是十分严格的，从一年级开始，功课就出奇地多。所幸，我的成绩一直良好，并很快戴上红领巾，成为少先队员，而且在老师的指定下，任中队委员一职。

好景不长。入学的第二年，即1966年“文革”开始，所有的大、中、小学一律停课闹革命。

我也就此转入住家附近的南礼士路的育民小学。1967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于是，从11月份起，大部分中小学生陆续返校。

由于停课一年，返校之后，糊里糊涂地就上了三年级。不过那时的教学多一年少一年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那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十亿人口疯狂的年代。对领袖的忠诚渗透在全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中，小学生也不例外。记得那时上课的标准坐姿是，挺胸抬头，左手背后，右手将毛主席语录本放在胸前来听课，只有到写字时才将语录放在桌上，用当时的时髦话说，是“语录”不离手，“主席教导”不离口。

当时，三四年级两年的课程除了算术、体育、音乐以外，语文课本多以毛主席语录取而代之了。许多字词、词汇的学习都来自于那本“红宝书”。那时年龄小，记忆力好，学生们都会背诵毛主席语录。然后，在老师的指导下，又学会了将“伟大的思想”同生活中“渺小的事物”对上线，那个年代，统称为“活学活用”。

印象中那时的作业，多数是抄写和背诵毛主席语录，每天交上一份学毛思想的心得体会。除此之外就是写斗私批修稿、批判稿、活学活用毛主席语录的讲用稿。好在那时的文章都不难写，写来写去都是统一的套话。我那时担任红小兵排长，写稿的机会自然是要多于其他的同学。两年过去之后，居然也练就出笔头上的一套功夫。所以，直到今天我仍能将我内心世界的细微变化诉诸于笔端。

除此之外，那个年代，做得最多和最频繁的事就是上街游行了。大凡毛主席有最新指示发表、中央开大会开幕之类的事情，都要游行庆祝的。我们小学生那时多是从复兴门外的育民小学，一直走到天安门广场。学生的装束大多是军装上衣，蓝布肥裆裤，黑色懒汉鞋。这是当时学生的时髦服装，无统一规定，大家都这样穿，没人愿意别出心裁。所以，远远地看上去，灰蒙蒙地一片，虽无色彩，却很整齐，绝不逊色于当今中国孩子的统一校服。

至于去工厂学工，拾麦穗学农，拉练学军，以及挖防空洞备战，那在我们的学生生活中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每个孩子都习以为常了。

我真正开始懂得用功读书，是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那时的学校渐渐地趋于正规化，语文有了正式教科书，学校还开了算术、音乐、体育、美术、珠算、大字、常识和政治课。再加上重新分班组合，我们班的孩子大多数来自于国务院、铁道部、煤炭部等各大机关的知识分子家庭，学习的气氛较之以前要强多了。

凭着我的要强、认真精神，成绩一直很好。但即便是在课业增多的情况下，仍不会多到没时间玩儿。那时我和外祖父母、舅舅住在国务院宿舍的大院里。大院里的孩子们自成一体，虽然没有今日孩子们富有，却也随着潮流编造出种类繁多的玩法。到了寒暑假期间，更是玩得不亦乐乎。

我个人玩得最“轰轰烈烈”，最不容易忘怀的是有这么几样。

一个是，攒糖纸。这是当时在女孩儿中风靡一时的玩法。当年我母亲每月给我买一斤糖，一天只许吃两块。吃完了糖，自然是将糖纸夹在书本里攒着。那时的大杂拌糖没有更多的花样，糖纸也是大同存小异。于是我就想着和大院里的小孩儿，互相换糖纸，互通有无。这样，攒糖纸便成为一种孩子们之间的社交活动。有一段时间，不知从那里传出来的消息，说是攒够一百张大白兔的糖纸，可以换一个铅笔盒。至于真能攒到一百张时去何处换？无人知道，也没有谁想知道，因为问题的关键是在那时的经济状况下，有几家的孩子能吃上一百块“大白兔”的奶糖呢？我想，那不过是孩子们当时的一种梦想、一种心态而已。我自己最喜欢也是最欣赏的是各式图案有别的透明的玻璃糖纸。那种玻璃糖纸，要先用水洗一下，再贴到门或玻璃窗上，等干了之后，轻轻地用手起下来，于是便得到一张平平整整的玻璃纸。在我的眼中，那时的糖纸虽比不上当今的糖纸这样色彩鲜艳，图案却很精细、美观、富于想象力。我曾有一套“金鱼”和一套“蝴蝶”的玻璃糖纸，上面的动物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给人以美的享受。我不知道这样说，是夸大了还是恋旧？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更喜爱那时的糖纸。

二是，刻剪纸。剪纸是一种民间艺术，比攒糖纸要来得高贵、神秘多了。那时的女孩子，几乎人手一把削铅笔的小竖刀、一张见方的玻璃板或是铁制的垫板，外加五光十色的电光纸。同学和朋友之间，相互先印下纸样，然后就可以用刀细细地刻了。刻好后的剪纸也是成套的，可以夹在书本里，经常欣赏。还有一段时间，时兴用金纸刻马恩列斯毛的头像。做法是，先用一张普通的纸印下纸样，再将包巧克力的金纸擦平，将两张纸缝在一起，小心翼翼地照纸样刻好后，便可得到金像一张。后来的剪纸越发展越大，刻好后可以挂在墙上当画看。我那时对刻剪纸到了着迷的地步。对我来说，自己动手刻的过程是一种极其细致、宁静和享受的过程。这是我少年时最富有艺术性、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玩法。

其三，玻璃丝编织。玻璃丝直到今天还是一种很便宜的东西，更不要说是当年了。玻璃丝在女孩子们的手里，能变出各式各样的、神奇多彩的东西来。而且玻璃丝的色彩五花八门，用哪两种或三种颜色来搭配，在很大成分上可以表现个人的审美观，这给编织带来了很多趣味性、刺激性和挑战性。我当时编得最多的是梅花。它是用空心玻璃丝和软性保险丝制成的。做法是将粗细不同的、色彩不一的两种空心玻璃丝套在一起，再剪成大小一样规则的小圆片，然后再用保险丝将这些小圆片一一穿成梅花的样式，形成一朵朵漂亮的梅花的平面图形，可夹在书中保存起来。还可以用两种不同颜色的玻璃丝编织钱包，编好后，在口上缝上拉链，既实用又新颖。尽管那时放在钱包里的钱不多，却阻挡不住那种编织的热情。

四是，夏季粘蜻蜓，冬季自制冰激凌。夏天粘蜻蜓，好像是男孩子们的游戏，我也跟着玩得有声有色。首先，我们将雨后树干上的一种天然胶加热，使之变得更加黏稠，然后放在竹竿头上，轻轻地对着树丛上的蜻蜓的背一点，几乎是百战百胜。被粘到的蜻蜓，大多是放在自家的纱窗上，常常是每天有二三十只。蜻蜓得不到放生，而自然死亡。现在想起来，这种玩法是非常惨无人道的。北京的金秋时节过后，就是北风呼啸、冰天雪地的冬天了。那时北京的冬天要比现在冷得多，而且经常有积雪。这对于我们孩子来说无疑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我们除了打雪仗、堆雪人以外，最有意思是每个人从家里带些白糖出来。我们用糖和白雪，自制冰激凌，既不嫌脏又不怕冷。一个个孩子在寒风中，吃得口唇发紫，却没有一人生病拉肚子，尚为奇事一桩。

五是，跳皮筋。要跳皮筋，首先要攒皮筋。一般地说，皮筋的来源有两个，一是每天牛奶瓶上的免费皮筋，另一个是买来的，买来的皮筋又叫“牛皮筋”，是一种淡褐色的，比那种免费的皮筋要结实、耐用多了。无论是哪一种皮筋，总要攒上一二百根，串在一起才够得上玩耍的长度。那时，我的家境不错，所以常常是买很多皮筋。为此，让我也结识了不少的朋友。皮筋的跳法，少说也有几十种。玩时，人数不限。三个女孩儿就能凑成“一台戏”。两个人将皮筋拉成单或双线，一个人在中间跳，跳得好，则可不断升级，难度也随之越来越大；犯了规的，便被淘汰下来；变成拉皮筋的，换另一个女孩儿来玩。但就算没有朋友时，自己仍是“一台戏”。若是在户外，可将皮筋拴在树上；在屋里时，又可将皮筋拴在两把椅子腿上，自跳自乐。这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方法。

其六，抓拐。拐分成猪拐和羊拐两种。猪拐既大且笨，不受欢迎。羊拐则小巧玲珑，很受青睐。一副为四个，染了色，外加一个沙包就齐了。玩法是在将沙包扔向上空的一瞬间，眼睛随沙包而起，手上只是凭感觉，将拐放成各种得分的图案；在第二次将沙包扔起时，一边抓拐一边接沙包，以积分多少为胜负。抓拐的游戏，是一种手、脑、眼相结合的灵巧运动。我当年有两付小羊拐。其中的一付，是我的一个表姐送给我的。羊拐的表面极其光滑，像是用水红色的半透明状的玉做成的，奇妙无比。

除此以外，玩沙包、攒烟盒、转着大院练骑车等等，孩子们玩得乐不可支。

我曾经把儿时的玩法，试着讲给我那个在美国长大的女儿听。她听时聚精会神，听后目瞪口呆。说来也是，在当今这个玩具极大丰富、网上游戏迷人的世界里长大的孩子，又有几个能够懂得他们父母幼时的处境？又有几个能够理解他们父母对往事的那份珍贵的情怀呢？

1971年，14岁的那一年，我搬回了父母身边。当时我家住在母亲当园长的外交部幼儿园里。那里离八一中学很近，所以我便去了那个学校。

八一中学，“文革”前是一所专供部队高级干部子弟求学和住宿的学校。学校地方宽阔，规模正式，环境优美。八一中学分为三大部分，即小学部、中学部和教师住宅区。

光是我们中学部就包括一个四百米标准跑道的操场，操场的正前方设有正规的主席台。主席台的东面是一座六层楼高的教学楼以及十几排整整齐齐的平房教室。除此之外，学校里还有几个分散的小操场、大礼堂、游泳池、实验室、广播室、图书馆、医务室、校办工厂及教师食堂。

就当年的水准来说，教师的质量也是相当高的。我在那里就读五年，班主任一直从初一跟到高二，她是北京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有着十分优秀的口才，在讲解数学的原理、公式和计算上有着十分独特的方法，引发了多数学生在数学方面的浓厚兴趣。其他的课程，比如化学、物理、英文、语文等也是由一些资历高深的老师任教。

另外我所在的班级，百分之六十的学生是中国科学院的知识分子的后代，都是些肯读书的孩子。尽管是在“文革”期间，由于小环境良好，我们还是能学到一些东西的。

我在班上自始至终都不是最聪明的学生，却是最认真的学生，所以各门的功课不仅在全班、乃至全年级都是排在前列的，而且担任团支部书记一职多年。那个时候，一部分精力放在学习上，另一部分精力则放在社会工作上。一个团支部书记，凡事都要操心。拟定团员发展计划、找发展对象谈心、召集支部委员开会、组织发展新团员宣誓会，以及监督各个支部委员的工作，面面俱到，无一处可以忽略。这样全神贯注地投入，所得到的回报是可喜的，我的团支部连年被评为全校唯一的优秀团支部。

不可忘记的是，我们一直是处在“文革”的特殊年代里。尽管到了“文革”后期，批斗老师的现象没有了，全国各个时期的大批判运动仍把我们学生卷进去。除此以外，就是思想汇报、年终总结等等。我们团支部的这些工作，十有八九都落在了我的肩上。于是我又重操小学时代写稿的旧业。

在校读书的五年中，有些事情给平凡的生活带来了几多色彩。

一是很多事情让我感到兴奋。那时学校里忽然发明了一种集中教学法，用现代的名词叫做“强化法”。强化法是指在相对集中的时间里，对知识进行高强度的学习和练习以达到特别强化的效果。强化法具有高强度、高难度、高密度的特点，效果不错。学校把这种方法用在物理电学原理的教学上。每个班按照不同的日程表，集中在物理实验室，闭门专修电学原理，为期两个月。讲授电学的老师是个老先生，说起话来慢慢悠悠，不温不火。他对电学的原理、程式讲得井井有条。在两个月的授课中，我们除了听课、读书、自习外，还有大大小小的测验和考试。在第二个月结束之际，我们每个学生要自制两样东西上交，一是台灯，二是半导体，这让我很兴奋。台灯的制作材料比较简单，由个人准备。半导体的材料则是学校为每个学生准备好的。台灯是在家完成的，而半导体则是在学校实验室内完成的。在装半导体方面，男生好像天生比女生灵。其实装半导体本身并没什么难的，只要是按照图纸和说明书，一步步地细做，就像在美国按照说明书烤蛋糕一样，百分之九十都会成功。当全班的四十多名学生的四十多台收音机，在同一天下午装成时，实验室里的播音像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聚会。好在那时的电台频道并不多，除了中央台，就是北京台，除了新闻，就是样板戏之类，声音此起彼伏。

还有就是让我感到新鲜的事。那时学校里，各年级各班都仍旧保持着定时定期的学工学农活动。我们除了在校办工厂学习外，还要走出校门去学。学校在高中期间，每个班按个人志愿分成若干个小组，如：电工组、木工组、学医组等等。我参加的学医小组，学习和实习的地点是空军大院的卫生院。刚开始，我们只是做一些铺床等基础护理工作，后来则开始学着给病人量体温和血压等，最后竟让我们这些毫无医学知识的高中生给部队的战士们打预防针。我的很多基础医学知识就是从那时学起的。

除此之外，我们八一中学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从未参加过迎宾之类的活动。倒是一年一度的五一、十一，颐和园举行的游园活动的疏导工作，必由八一中学的学生来担任。年年如此，不过此项工作玩的成分居多，人人都喜欢。

进入中学以后，我的暑假活动内容也变了。多数时间是以阅读小说为主，来打发时间。也有时是走家串户访问同学。最奇怪的事发生在高中时期的暑假。我突发奇想，跟另一个女生到附近的六郎庄大队拜赤脚医生为师。我们背着药箱，穿行在田间小路上，为农民行医看病。我们每天都去，相当于今日所说的“义工”。刚开始，不过是一些打针发药的小事。到后来，居然连接生小孩儿也上手了。现在回想起来真会有些后怕。当时那种农民家庭的土法接生是很原始、很落后的。顺产则罢，若是难产，不要说我自己，就连赤脚医生恐怕也没有足够的医疗知识进行抢救。不过恐怕也就是在那个年代里，才让我们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年轻人的精神有了发挥的余地，居然也是事事顺利，接生时从未出过差错。

我于1976年高中毕业。也就是在同一年，“文革”宣告结束。我从1965年入学，在求学的十一年中，有十年都是在“文革”里。有人认为我们是毫无知识的一代人，其实也不尽然。“文革”期间，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性，让我们无法像今天中国的高中生那样幸运，那样自由自在地在知识的海洋里畅游，我们的老师还是尽其所能，为我们打下了一个相对扎实的基础。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毕竟知识的学习是日积月累的、终其一生的事情。所以，人们仍旧可以欣喜地看到，在我们这一代人中，日后颇有建树的仍不乏其人。

凡是独生子女或是弟妹不满12岁的学生，可以留城。我正好符合第二条，故毕业之后我留北京待分配。

赋闲在家里，十分无聊。正好赶上1977年外贸部、北京海关、上海海关联合在中山公园主办“走私展览会”。我舅舅在外贸部工作，经他介绍，我在展览会上当了为期三个月的讲解员。“走私展览”共分为六个部分，每个部分有五个讲解员，都是由极年轻的女孩儿组成的。我当时被分在第一部分，即介绍前言和中国走私的历史。这一段日子里，我交了不少新朋友，同时又有一种走出学校、初次独立自主的尝试，所以，感觉特别好。

1977年9月，我被北京医科大学护士学院录取。同年10月12日，国务院发布恢复高考制度的通知，那时我已入读护士学院，不能参加高考。在护士学院学习了两年，于1979年毕业。由于国家规定，凡属大专毕业的学生必须先工作两年才能再参加高考。就这样，我与高考失之交臂，留在北医三院工作直到出国为止。成全我上大学的梦想，倒是后来在美国实现的。

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造就了我，使我对自我的素描勾画得更加完整、更加丰满、更加趣味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