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这八个字，40岁以上的人都不会感到陌生。这八个字曾经牢牢地与大寨联系在一起。

1963年8月，一场特大洪水袭击了大寨村，七天七夜的洪水弄得山流地冲，房倒窑塌。140眼窑洞塌了113眼，125间房子塌了77间，180亩土地被冲毁。洪水过去后，大寨简直一贫如洗，也就只有库房的粮食还存下一点，但好在人没死，牲畜还在。

原本就在艰难中度日的大寨人面临着最严峻的生存挑战，是向邻村请求帮助，还是向政府请求救济？人们似乎别无选择。

如今，在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的一部纪实影片中，还记载着陈永贵当时的决定，他说：“地是冲毁了，家也塌了，庄稼倒了，我们只要有人，家塌了我们会盖，地冲了我们能修，庄稼倒了，我们一个一个能扶起来；我们只要有人在，什么事情都能办，有我们这个一把锄头两只手，一条扁担两条腿，一定能够战胜这个穷山恶水，一定能够战胜这个自然灾害，加上我们党的领导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我们集体经济的优越，一定能够战胜灾荒。”

大寨人选择了一条最艰苦的道路，他们试图用自己的肩膀扛起灾难。没有人知道结果会怎样，人们只是默默地走向面目全非的土地和被毁坏的家园，用加倍的辛劳来追寻幸福与富裕。陈永贵代表大寨人表态：“不要国家的救济款，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物资；向国家卖粮不少，社员口粮不少，集体的库存粮不少。”

在那些像钢铁般不停地劳动的人们中间，就有年仅16岁的郭凤莲和22名同样年轻的少女们，她们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3岁，最大的也不过17岁。

多年之后，郭凤莲回忆道：“正困难的时候，天不亮，人都下地了，干到晚上看不见路的时候才能回来，回来还得加班修房子，修完了房子回去以后吃酸饭，酸饭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白开水下点小米，再放点咸盐，再放点野菜，这就是酸饭。男同志少吃点窝窝头，糠面窝窝头，我们女同志吃一碗酸饭都睡觉了，没有办法。”

那时候，除了恶劣的自然条件，最大的敌人还是饥饿。快到中午的时候就已是饥肠辘辘，人们盼着午饭赶紧送到地里。人人的饭量都变得奇大无比，一个四口之家用的大锅，每人都可以喝一锅稀饭，有时是玉米面条上放点萝卜丝，没有什么营养，也没有什么油，很快就饿了，头犯晕。陈永贵会对大家说，把那腰带往紧的勒一勒，就不饿了。

宋立英的记忆同样如此：“那会儿确确实实是苦，冬天是吃冰碴饭，一天两顿饭，黑夜还得加班干，冻的冻的，我们也都不叫苦，也不叫累，怎么能修好，多打下粮食，咱们吃饱肚子，给国家作贡献。”

1963年11月，天特别冷。下午到五六点的时候，寒冷仿佛能够冻僵一切。少女们手上起了泡，开裂了，流血，然后再冻成冰。谁也没有戴过手套，没有穿棉鞋，没有钱去买，有的人甚至不知道什么叫手套，什么叫棉鞋。

数九寒天，陈永贵会点燃一堆玉米秆，让大家烤火。烤完火，陈永贵总是劝少女们早点回去。可是郭凤莲发现男人们却又接着干活去了，她不认为女人可以比男人少承担辛劳。于是，又喊着姐妹们回到现场。她们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垒石头，抱起石头走一大段路，垒到堤坝上。

这些和男人们一样承受苦难和繁重劳动的少女们，赢得了所有人的尊敬。陈永贵感叹说，“这是群铁妮妮呀”。“妮妮”是山西农村对女孩子的称呼，这个称呼后来变成更具普通话味道的“铁姑娘”，并风靡一时。郭凤莲逐渐成为“铁姑娘”中的带头人。今天的人们很难理解那个时代，是什么驱动力使郭凤莲们甘之若饴地承受如此艰难的劳作？

2008年，郭凤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仍一脸激昂地说：“参加了第一线的劳动，那就是要奋不顾身地干，就是一个字——‘干’，就是把‘干’字放在当头，能干的事我们就干，需要我们干的我们就干，需要我们怎么样干我们就怎么样干，所以我感到它是‘干’字当头，并没有什么其他想法，也没有想争个名，争个利，根本没有这个想法，非常单纯，（就是想）把大寨恢复了以后，我们能吃饱肚子，能穿上衣服，这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当时想社会主义就是这样，这就是建设社会主义。”

青春岁月中的郭凤莲有一个外号，叫“大寨的刘三姐”。如今，已无人知晓是谁给她取的绰号。那时候，她虽然不知苦、不知累地干活，却也和现在的少女一样爱唱爱跳。

那是一个充满了单纯的激情与快乐的年代。繁忙的劳动、艰苦的环境并没有泯灭少女们的爱美之心。那个年代提倡“飒爽英姿五尺枪”、“不爱红装爱武装”的革命化，要求女孩子们穿军装、理到耳根的解放头。郭凤莲却悄悄保留了自己对美的理解。白天，她穿着军装去劳动，晚上会悄悄地在家里穿着红衣服照镜子，甚至她的长辫子也不是自愿剪的。

有一次，郭凤莲参加民兵集训，一天睡觉起来以后，发现辫子突然掉下来一把，郭凤莲大吃一惊，不知是怎么回事。原来是和她同住的另一个女民兵，觉得郭凤莲的辫子不够“飒爽英姿”，于是趁夜里把郭凤莲露在外面的辫子剪掉一股。郭凤莲一看只剩下2/3，实在太难看，只好全部剪到耳根。后来，“铁姑娘”们都剪了辫子。

1966年春，年届20的郭凤莲面临着人生的一个大关头，因为她的年龄在当时已经可以当母亲了，但她没想到自己的婚姻问题居然摆上了大寨村党支部的会议桌，而且是连开三次会讨论她的恋爱结婚事宜。

此时的郭凤莲和“铁姑娘”队已经名声在外，有了许多追求者。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两面。当“铁姑娘”队长、团支部书记、民兵连指导员等一个个光环落在郭凤莲身上的时候，这些给了她荣耀，也在她身上套上了一个又一个难以摆脱的责任。无论是大寨还是陈永贵，普遍都不愿意郭凤莲嫁出去，希望她留在大寨，培养一个人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郭凤莲对大寨的小伙子们没有产生特别的感觉，她甚至想着也许会在大寨以外碰到一个可心的年轻人，并愿意到大寨当上门女婿。但是陈永贵没有松这个口，而是明确表态，郭凤莲应该带头在大寨找对象。陈永贵还积极为郭凤莲张罗对象，最后他敲定的“最佳人选”是原来在大寨放羊，后来参军入伍的贾富元。

此后的一切让郭凤莲如坠梦中：明明是自己的事，却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忙得不亦乐乎，而自己却动弹不得。当时为了做通郭凤莲的工作，大寨的领导们甚至跑到外村做她父亲和哥哥的工作，再让她父亲和哥哥来做她外祖母的工作。当全体人员一致表示同意的时候，一肚子不乐意的郭凤莲也没办法了。

多年之后，郭凤莲对采访她的记者笑着说：“我跟我爱人的恋爱是一天半时间，两个人谈话是半天，第二天就订婚。”当时，她唯一能做的最后抵抗就是死活不在结婚证上签字。可她没料到，陈永贵居然乐呵呵地替两人把名字都签了。

到了婚期，郭凤莲头一天回娘家，第二天再返回大寨，这就算是结婚了。陪嫁的东西就是个包袱，里面有自己缝的衣服、裤子，还有哥哥们花了2.8元买的一双鞋和几块布。所谓的婚宴就是买了点白面，做了点拉面，吃了点年糕，这便算是“大婚”告成。下午，郭凤莲就开始参加劳动——搬沙。

第三天，爱人就回部队了，郭凤莲回父亲那儿去看了看，吃了点饺子就回大寨。整个结婚过程总共花了150块钱。据说主要是花在两个被面上了，一个被面是粉色，另一个是绿色，都是绸被面。爱人走了以后，郭凤莲越盖这个被面越心疼，干脆就把被面从被子上拆下来，拿到供销社又卖了，把钱换回来。然后，郭凤莲给爱人做了个布面被子，自己继续用“铁姑娘”时代的旧被子。

以今天人们的观点来看，郭凤莲的恋爱婚姻带着点不太让人“欣赏”的包办味道。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两人此后琴瑟和谐，称得上幸福。

当时，郭凤莲因为经常要开会、接待参观、参加劳动，白天晚上连轴转，太辛苦了。贾富元就承担起带孩子、操持家务等一切家庭琐事。郭凤莲的二儿子因为长期没和母亲在一起，长到8岁的时候，还不愿意叫妈妈。此后，在郭凤莲人生低谷期，贾富元更是不离不弃、体贴入微，使家庭的温暖成为郭凤莲栖息心灵的乐园。

对郭凤莲来说，那个时代最大的快乐是在“铁姑娘”们参加劳动的一年之后。那个秋天，郭凤莲看着在废墟上重建的新居和40万斤粮食，激动不已，因为那里也有她的一份辛劳和努力。大寨除了口粮、种子和饲料，还向国家卖了余粮。她第一次感受到人的智慧和勤劳具有多么大的力量，并深深沉醉于艰苦创业带来的成就感中。更令她惊讶的是，大寨这个普通农村的名字开始频频出现在报纸、电台和先进事迹报告会上。

如今的年轻人已经无法想象大寨曾经拥有的地位，他们只能从老人们的叙述中，去感受当年红色海洋中激情的氛围。其实，早在1964年，大寨就开始了辉煌的历程。

1964年2月10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几乎成了一份“大寨专刊”。在报纸的头版头条是一篇名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与社论同时发表的，还有新华社记者宋莎荫、范银怀写的反映大寨先进事迹的长篇通讯《大寨之路》。

1964年3月28日，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的陶鲁茄在停靠在邯郸城的主席专列上，向毛泽东汇报大寨的事迹。毛泽东对此非常感兴趣，他意味深长地说：“穷山沟里出好文章。”

1964年4月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在听取小组讨论时插话说：“农业要靠大寨精神。”同年6月，他又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扩大会议上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靠自力更生，要多出几个大寨，多出几个陈永贵。”

中央决定树大寨这面红旗了。为了稳妥起见，1964年4月20日，周恩来派农业部部长廖鲁言赴大寨调查研究。5月下旬，廖鲁言写的《大寨大队调查报告》呈送中共中央。

大寨开始走入全体中国人的视野，他们在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所体现出的智慧和勤劳，打动了许多人。

1964年12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表扬了一个小小的村庄——大寨，他把大寨精神总结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这一切，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

在“农业学大寨”期间，周恩来曾经三次陪同外宾前往大寨，邓小平、李先念、华国锋等中央领导都曾经到过大寨。此外，还有22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也到大寨参观过，比如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塞内加尔总统桑格尔、缅甸总统吴奈温、莫桑比克总统马歇尔等。1964～1978年，据有关方面统计，全国各地先后赴大寨学习参观的人，超过了1000万人，有时候一天就有上万人。

渐渐地，大寨的接待工作也成了一个中心任务。昔阳县专门成立了一个接待办公室，负责协调大寨的接待。只有重要客人，才由大寨干部出面。当时，在接待各地来“取经”的人群时，来访的人们站成两排，大寨干部从中间走过。然后，由在场职位最高的大寨干部讲讲话，就可以了。据说这是得到中央批准的接待方式，因为大寨的干部白天要劳动。陈永贵、郭凤莲本人也是边劳动、边接待。在无数来“取经”的人群中，一位来自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的农民给郭凤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叫吴仁宝，在多年之后，他和他的村庄对大寨产生了另一种影响。

在这个过程中，郭凤莲就像一只雏凤已发出清音，引人注目。有一次，周恩来视察大寨。当他看到一个深坑时，就问郭凤莲：“你看这人厉害，还是这水厉害？”

郭凤莲笑着说：“还是人厉害，几千年才形成这么一个坑。我们人呢，战胜灾害没有几年，就慢慢地把狼窝掌和大寨的七沟八梁治理了，还是人厉害。”

周恩来对陈永贵说：“这是个好苗子，你要培养她。”

1973年6月，陈永贵不再担任大寨党支部书记，26岁的郭凤莲接掌大寨的帅印，成为大寨村第三任党支部书记。

9月，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陈永贵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6个月后，头上裹着白毛巾的陈永贵当选国务院副总理，走进了中南海。后来，他写信给毛泽东，要求1/3时间在中央工作，1/3在全国搞调研，1/3在大寨、昔阳蹲点。

就在郭凤莲就任大寨党支部书记的这一年，周恩来最后一次来大寨，在快走的时候，郭凤莲鼓起勇气，请求总理和大寨的女同志合个影。周恩来慨然应允。可惜拍照的时候，男同志们也围了上来。这是郭凤莲与周总理的最后一次合影，也永远烙在她的心灵深处。

郭凤莲开始走上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高峰。她带领大寨人继续进行土地改造和建设，实行种植制度改革，并大力推进山区田园化、水利化、机械化，大寨的农林牧都有长进。同时，她满足地看着大寨成为一片精神圣地，各地的人们朝圣般的涌来。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笼罩在光环之中的人都能意识到光环背后的阴影。

郭凤莲坚信作为一种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具有普遍意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文革”期间，大寨已经不单纯是一个山区农业生产的典型，而是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先进大“熔炉”，只要是中央的号召，或是上级的提倡，大寨很快就能整理出一整套先进经验。

大寨成了那个时代的“明星”。但是，那个时代所有被历史裹挟着往前走的人恐怕都来不及思考：大寨带有特殊性的建设模式能适用于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从教育、卫生、科学、文化，甚至到国防建设的一切领域吗？人们似乎忘记了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逻辑本身就不符合逻辑。

当大寨这篇“文章”在“文革”的政治舞台上越做越大，它的示范意义也就越来越偏离中国农村的实际，尤其是当大寨的经验被总结为“大批促大干”的时候。“文革”中推行的大寨“经验”，包括一系列“左”的错误做法和表现，但最集中的是所谓“三条根本经验”，即“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这“三条根本经验”，又常被概括为“大批促大干”。

所谓“大批资本主义”绝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它意味着把农民的自留地、正当的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统统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了。为了学习并超过大寨，有的地方还搞过所谓“五大革命”，也就是没收农民的自留地、自留树、自留羊、缝纫机，等等。

当时，农村老太太养鸡也是有定额的，多养一只鸡也会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偶尔有农民将自留地上的农产品拿到城里出售也得提心吊胆，因为这种行为在当时是“专政”打击的对象。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哪里会有生产的积极性？1978年，中国人均粮产量是318公斤，只比国民经济恢复的1952年多30公斤。

在那个年代，大寨被树为中国农村的代名词，从大寨村、大寨公社，到大寨县，人们恨不得把全国都建成“大寨”。随着大寨声名日隆，郭凤莲也一步步走上了人生的高点。

1977年8月，郭凤莲当选为中共十一大代表，中央候补委员；1978年，当选为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

1978年8月，郭凤莲随中国农业代表团赴美国访问。在20多天的时间里，郭凤莲走过了美国13个州，她默默地对比着中美两国农业的特点。美国人口少，土地面积大，森林面积大，水利灌溉条件好，一户人家经营一个农场，种田几千公顷，农牧俱备。郭凤莲想，要比自然条件，大寨是比不过美国农场的；整个大寨村才几百公顷，人口多，土地少，就算把地种出花来也达不到美国农场的生产条件。大寨能仅仅依靠人均几亩地就实现社会主义吗？那么，大寨要怎样才能实现富裕呢？

现实不能给予郭凤莲答案。就在郭凤莲感到困惑的时候，历史已渐渐对那个年代的逻辑失去了耐心，对富裕生活的向往在人们的心灵中占据了日益重要的地位，一些人走在大寨的前面寻找到了答案，又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