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希永后来说，他对当时的工厂情况记得不清楚，主要是因为不喜欢自己被安排的这种命运。他觉得工厂太小，不是自己应该去的地方，张希永当时没有太大的奢望，只是希望能够去一个大一点的、正规一点的工厂，在当时，能够去一个国营大厂是像张希永这样的年轻人的梦想，因为这意味着好的福利和前途。但是，张希永知道，他当时没有其他选择，毕竟就业的机会不多。而且，这是他摆脱下乡当知青的唯一选择。

作为新工人，张希永被送进了上级单位——沈阳市拖拉机总厂学习。一年的学习结束之后，张希永又开始读沈阳市开办的电视中专，这是当时比较流行的成人教育。

就在张希永在外面学习的时候，单位的生产经营情况却江河日下。当时身为调度的石永阶对这个时候工厂的情况非常清楚，自从1978年一年换了四任厂长后，工厂在1979年又熬过了一年。到了1980年干不下去了，工厂领导召集全厂职工开大会，宣布工厂干不下去了，从今天开始大家自谋职业，可以利用厂里的设备和厂房自主合作。

工人们组织了三个生产组开始自谋生路，但是还有20个老弱病残没人要，石永阶就带着这些老职工开始寻找出路。

作为工厂的“能人”，石永阶找到自己的小舅子，拉到了防爆电器的活，成立了一个生产小组。结果，在石永阶的带领下，这个由老弱病残组成的生产小组反而干得红红火火，到1982年，职工不仅能按时发工资，连保健、福利待遇都有了。1983年，在上级的要求下，其他三个生存不下去的组也被归并到石永阶这里，工厂改名为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石永阶也成了厂长。工厂的主管单位变成了沈阳市汽车工业公司。

但是石永阶很快与主管单位之间因为产品的定位问题发生矛盾，他因此被撤职，这个刚刚有点起色的企业又无可挽回地衰败了下去。

防爆器械厂和上级单位的矛盾是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普遍现象，企业没有经营自主权，厂长必须听命于上级。当时一个比较极端和常见的例子是，许多工厂的厂长连修一个厕所都要向上级打报告，待批准后方可动工。

此时，张希永对工厂的经营状况并不了解。对工作没有太多热情的张希永，很快找到了释放激情和剩余精力的地方。从小爱唱爱跳的张希永参加了沈阳市总工会举办的工人歌舞团，在这里张希永接受了非常专业的舞蹈训练。这个业余歌舞团白天工作，晚上排练，周末演出。没有任何报酬，却让张希永内心感到非常充实。张希永说，他喜欢舞台上的那种感觉，灯光、大幕、漂亮的演出服都让他觉得，舞蹈演员在舞台上的那种感觉和状态是最美的。

工人歌舞团经常到大工厂的俱乐部或厂区为工人演出，台下工人们的掌声给了张希永巨大的满足。不过，当时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演出会成为他谋生的方式。

直到现在，张希永都非常怀念当年的时光。张希永说，当年的经历让他现在受益无穷。

还有一件事张希永一生都铭记在心，那就是他的恋爱和结婚。这个时候，张希永和同他一起在电视中专学习的同事胡百君逐渐熟了起来。张希永说，胡百君学东西很慢，他总辅导她，胡百君就逐渐对这个聪明外向、爱唱爱跳的小伙子产生了好感。学习还没有结束，两人就成了恋人。

20世纪80年代，年轻人谈恋爱大多是骑着自行车去公园玩，骑着自行车带着恋人的感觉就如同今天开车带女友出去兜风一样。但是，此时的中国还处在物质短缺的计划经济时代，自行车属于紧俏物资，买不到自行车的张希永，自己动手用自行车零件组装了一辆，带着胡百君去公园划船。张希永记得，当时他们最喜爱的流行歌曲是《太阳岛上》，在划船的时候，张希永觉得，自己的生活比这首歌描述得还要美好。

但是，两个人的恋情遭到了胡百君家里的强烈反对。原因很简单，家里就一个女儿，张希永的单位太小，没有什么发展前途，在那个年代，单位几乎可以决定人们的前途和命运。胡百君的父亲对从小就爱唱爱跳的张希永也没有好印象，觉得这个年轻人不稳当。不过，张希永家里对胡百君倒是挺满意的，张希永的母亲觉得这个姑娘懂事，会操持家务。

矛盾升级的结果是，张希永进不了胡百君家的门。倔犟的胡百君却认准了张希永。张希永自得地说，他那时候年轻、帅气，比胡百君长得好看，而且胡百君也很喜欢他的聪明劲儿和活泼的性格。于是，外界的阻力反而成为爱情的动力和催化剂。

张希永和胡百君的奋斗有了结果，他们的爱情终于得到了双方家人的同意。1983年10月，一场隆重而热闹的婚礼在张希永家里举行。结婚那一天，张希永家里专门请了一个大厨师，备办了10桌酒席，一桌14个菜。张希永说，当时的婚宴一般是12个菜。

当时的中国，很多商品供应依然紧俏，但是张希永和胡百君却感到很满足，许多父辈根本没有见过，甚至没有听说过的东西，都摆进了他们的新房。双方的父母为这对新人准备了单缸洗衣机、单卡双喇叭台式录音机，还有皮箱、立柜、高低柜、沙发。张希永的哥哥还给他装了一台12英寸的电视机。直到今天，张希永还对当年的婚礼颇为骄傲，他说，当时一般家庭用的都是9英寸的黑白电视，12英寸的电视让他觉得非常有面子。

唯一让张希永不太满意的是住房，在当时住房紧张的情况下，张希永的父母在自己家旁边接了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算是他们的新房。

房子没有暖气，冬天很冷，但那时人们的生活普遍是这样，张希永并没有太多的不平衡。

结婚的第三天，夫妻二人去照相馆拍了一张5寸的彩色结婚照。在张希永夫妇的想象中，日后的生活就该是这样风平浪静地继续下去了。

但是，生活并不像张希永夫妇想象的那样风平浪静。他们结婚后，单位的效益愈发不好，经常发不出工资，夫妻俩只好跟父母一起过日子。张希永的姐姐看到弟弟一家日子过得实在艰难，就隔三岔五地回来送上一捆菜、几斤肉。

1984年的春节给张希永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这一年春节工厂开不出工资，第一年结婚，囊中空空的张希永夫妇只得靠着父母度过年关。张希永对妻子说，等过完年工厂开出工资后，要好好地请父母和姐姐他们吃一顿。

但是张希永始终没等到这一天，工厂情况始终不见好转。这一年，张希永的女儿出生了。张希永在感受到初为人父的喜悦之时，也感到家里的负担更加沉重了。

对于工厂的问题，此时赋闲在家的石永阶是最清楚的。石永阶说，工厂搞不好主要是缺乏技术力量，要不来大学生，自己培养的张希永夫妇还没有毕业。工厂没有技术员，也没有技术工人，甚至没有一个好的质检员和业务员。做防爆器材，石永阶的小舅子是防爆工程师，可以帮忙。但是，工厂搞汽车配件就不行，搞水泵也不行，在石永阶看来，一没人二没技术，上汽车配件和水泵只能是死路一条。

失去了厂长职务的石永阶发现，在此时的防爆器械厂大院里，几十个女工在砸铁丝，厂里的几台车床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开动。石永阶感觉到，厂子要黄了。几十年后，他还认为，如果让他继续搞防爆器材，工厂是不会倒闭的。

1984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关键年份，这一年，中国农村改革大见成效。在国庆35周年的群众游行中，由5辆拖拉机组成的彩车方阵驮着“联产承包好”的巨幅标语缓缓地驶过天安门广场，成为这一年的经典画面。

国庆刚过，城市改革的大幕就拉开了。

这一年的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次为期一天的会议是改革开放以来时间最短的一次中央全会，但是就在这一天之内，中国突破了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对立，迈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一步。

全会对城市改革的重点作了具体的规划：

增强企业的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虽然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就在探索城市和国营企业的改革之路，但是直到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国企改革才全面开始。

沈阳作为国营企业云集的老工业城市，成为新一轮改革的试点城市之一。

这一年6月，刚刚从沈阳市汽车配件公司调到沈阳市经济计划委员会集体经济办公室从事政策研究工作的韩耀先，收到了一份市领导的批示，要求韩耀先他们到企业进行调查研究，研究那些经营不好、管理混乱、产品没有市场、技术落后、严重资不抵债的集体企业如何退出市场的问题。批示说：“此项改革在集体企业中先做起，你们拿出意见，这些经营不好、不能生存的企业，到底怎样处理，能否进行破产倒闭？最好拿出一个破产倒闭的规定。”

有资料显示，据不完全统计，1984年上半年，沈阳市有43家集体企业亏损严重，资不抵债。但在“大锅饭”、“铁饭碗”的思想下，这些企业没有通过竞争求发展的渴望。工人们和厂长都是混日子。

市里面的批示，落到了有企业工作经验的韩耀先身上。

韩耀先后来回忆说，在1986年以前的计划经济时期，很多街道企业被上划成市管企业，生产和销售都要由上面做计划，企业失去了灵活性，越来越不景气，政府则要为这些企业日渐庞大的亏损埋单。1984年，沈阳市成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城市，政府就开始考虑从集体企业入手推动企业改革。

改革的思路主要是减政放权，还权给企业，集体企业要自负盈亏、自主经营、民主管理。

循着这个思路，韩耀先来到经营困难的企业调研。

韩耀先发现，当时大约有1%～2%的企业经营确实很差，亏损严重。此时，在韩耀先的脑子里，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政府用行政手段把这些经营不善、亏损严重的企业直接关掉，人员由劳动部门重新安排。在三年困难时期，国家对一些难以维持的企业就是采取关停并转的办法。在韩耀先看来，这个办法简单易行，也符合过去的一贯做法。

调研完了，思路也出来了，韩耀先就回到机关开始起草关闭集体企业的文件草案。为这份前所未有的文件韩耀先连续加了几天班。

草案大约写了40多条，详细规定了亏损到什么程度的企业该关，以及关完以后采取什么措施，对厂长、工人如何处罚，等等。韩耀先的同事们讨论了一下，认为草案很实际。

半个月后，领导的批示下来了，韩耀先觉得被劈头浇了一盆凉水。

批示说：“企业倒闭是竞争中的破产，不是人为的关闭……企业倒闭了，职工怎么办？救济金怎么发？此文件很重要，但现在的理论水平还不行。”

韩耀先的第一稿就这样被否定了。对他来说，这寥寥数语不啻一声惊雷。

韩耀先开始重新思索，他发现自己起草的初稿，实际上还没有脱离过去几十年来人为关闭企业的思路和观念。而在现实中，企业倒闭是经济规律决定的，应该用经济规律、经济杠杆去引导和规范企业，而不是靠过去的老思路——政府行政命令。

不用行政手段，企业应该怎么办？怎么用经济手段来解决企业经营生产过程当中的问题？韩耀先开始重新整理思路。此后半年，韩耀先都在企业搞调研，中间还到北京去了一趟，找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专家交换意见。

半年后，第二份草案终于完成，提交市里讨论。这一回韩耀先觉得很有把握。

韩耀先记得，这份文件的草案在送交政府讨论时，不同的意见和争论很多，当时银行方面的负责人问，企业要是倒闭了，债务怎么办，我们怎么向上级银行交代？还有人认为，破产是资本主义的概念。最终，会议达成了一致：沈阳市是改革试点城市，不突破现有的条条框框，改革就推行不下去。

1985年2月9日，这份被人们称为共和国“首部破产法规”的文件，经过10个月的酝酿，6次修改，最终以沈阳市政府沈政发（1985）24号文件——《关于沈阳市城市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破产倒闭处理试行规定》的形式出现在人们面前。

文件对企业破产倒闭作了详细的规定。根据这份文件，连续亏损两年以上的企业将面临倒闭，在倒闭之前，主管部门先给予黄牌警告。

这份文件在一片争论声中，在各种怀疑、观望、不安、等待的目光中出台了。韩耀先拿着文件，送到《沈阳日报》去发表。然而，让他始料不及的是，报社拒绝发表。韩耀先又找了几家报社，却发现没有一家敢刊登这份文件，理由是“国家还没有破产倒闭的先例”。

最后，韩耀先所在的单位——沈阳市集体经济办公室从集体经济联合会的账户上拿出1万元，以广告的形式在《辽宁经济报》上全文发表了。这部意义重大的法规，最终以广告的形式与人们见面。

如今，我们已经无从知道当时的沈阳市民和普通中国人对这份文件有什么反应，因为国内媒体没有对这份文件的出台进行报道。但是，敏感的国外媒体立即就解读出了这份文件蕴涵的重大含义。日本的广播电台在文件出台的当天，就迅速报道了这个消息，将它称之为中国的第一部《破产法》。

韩耀先的下一个工作是将这份文件付诸实施。他先是找了13家符合破产条件的企业，后来担心目标太大，最终挑选了3家企业：沈阳市防爆器械厂、沈阳市五金铸造厂和沈阳市第三农业机械厂。

1985年8月3日，沈阳当地的报纸显示，当天的天气是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雷阵雨。张希永看到自己工厂的名字出现在报纸的显著位置，这大概是这家小工厂头一次出现在当地报纸上。

第二天，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这一天的《人民日报》刊登了这样一条新华社电讯：

新华社沈阳8月3日电（记者周保华）沈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今天向防爆器械厂、五金铸造厂和第三农业机械厂三家企业发出“破产警戒通告”，限令这三家因经营管理不善连年亏损的企业，在一年之内改变面貌，逾期则正式宣告企业倒闭。这是沈阳市根据《关于城市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破产倒闭处理试行规定》的要求，第一次宣布的通告。

……

这三家工厂厂长表示，要根据“破产警戒通告”的要求，在限期内搞好企业的整顿。否则，甘愿接受破产倒闭的处理。

韩耀先还清楚地记得他当时去这些工厂宣布“破产警戒通告”时的细节，有的工人知道他是始作俑者，故意当着他的面说，谁发明了黄牌警告这玩意儿，干脆一棍子把我们打死得了。给韩耀先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沈阳市五金铸造厂，他去这家工厂开会的时候，厂长周桂英非常激动地对职工说：我们厂真就这样倒下去了吗？咱们还能不能直起腰来干一番？往往最困难的时候，我看凝聚力更大！整个会场气氛顿时显得激昂悲壮，全厂工人流着泪发誓要好好干。

一年之后，沈阳市五金铸造厂扭亏为盈。黄牌警告就像是背后猛击一掌，把这个厂打清醒了。

沈阳市防爆器械厂收到黄牌警告的消息，对张希永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虽然工厂经常开不出工资，但在张希永看来，未来还是充满希望的。这一年，张希永考上了沈阳市汽车工业公司办的电大，开始了为期3年的脱产学习。

虽然张希永对自己的人生仍然充满希望，但是日子却一天天紧了起来。一天，张希永在电大的同学要到家里做客，张希永拉不下面子回绝。家里来了客人，张希永竟然拿不出钱来买几个菜，请同学吃一顿像样的饭。同学看出了张希永的困难，掏钱请张希永一家出去吃了一顿。

后来，张希永总结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没肚子就没脸。

在张希永读电大的时候，单位效益越来越不好，胡百君放了长假。为了解决生计问题，胡百君开始偷偷摸摸地做一点小买卖，卖一种叫菇茑的东北野果。张希永记得，他们第一次卖菇茑就像做贼一样，把装货的袋子藏到身后。碍于面子，两个人谁都不敢叫卖吆喝。张希永说：“我让她喊，她让我喊，最后俺俩谁也不喊，最后是我拿着货在车站老远等着，我爱人到车站等车的地方去问，大姐，要不要菇茑？便宜卖你。你要，跟我走。那时候不敢在市场卖，怕人看见笑话。”

一个星期下来，张希永和胡百君卖了20斤菇茑，一共挣了两块钱。张希永说，这是他一生中印象最深、最艰难、挣钱最少的一笔生意。

在电大，张希永虽然是脱产带薪学习，但实际上却经常好几个月拿不到工资，因为工厂开不出工资，而他们除了工资之外，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在工厂破产之前的两年当中，张希永夫妇经历了他们生活中最艰苦的一段日子。胡百君挑起了养家和供养丈夫读书的重担，为了让丈夫安心学习，每天她都给张希永准备好饭菜，装在饭盒里带到学校吃。张希永知道，家里生活困难，上市场买的都是最便宜的菜，有时候给张希永做一点好菜，胡百君一口都不吃。每次谈起这些事情，张希永总是忍不住潸然泪下。

这个时候，张希永也在沈阳市文化宫找了一份兼职教员的临时工作，一天的工资是6块钱。张希永说，这在当时属于高收入。

胡百君在外面做小买卖的时候，张希永有时间也会去帮忙，夫妻俩一起卖过水果、服装、冰棍。张希永好面子，总觉得不好意思，帮妻子卸完货后总是躲得远远的，以免被熟人看见。

虽然张希永已经认识到，人处在困境中的时候，一定要放下架子和脸面，干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来改善生活，但是做生意还是让张希永感到难为情。

尽管几乎到了快吃不上饭的地步，工厂也好几个月开不出工资，张希永还是坚持读书。张希永对当年岳父看不上自己仍耿耿于怀，他想学出个样子，让岳父看到自己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