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把历史的镜头切换到20世纪50年代的柳传志。他们全家定居在北京王府井附近的一条胡同里。在那个动乱的年代，这个从小就对国家大事感兴趣的孩子，已经从家庭的变故中感受到了时局的复杂。他任职于银行系统的父亲，由于喜欢给领导提意见而遭到警告，全家也因为父亲的不顺而弥漫着压抑的气氛。

从小熟读《毛泽东选集》、《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政治、古典书籍的初二学生柳传志，对环境的敏感强于同龄人。他发现身边的同学已经不那么单纯，大家开始关注彼此的父亲：谁是资本家、地主、职员、工人、干部。孩子们之间已经不再是纯粹的玩伴关系，大家开始了激烈的争吵。

法国后现代大师德里达说，“60年代发生的事，动摇、改变了世界的根基”。大西洋的另一边，发达国家经过战后20多年的迅速发展，先后完成第一次现代化，并开始酝酿第二次现代化。IBM已经占据了计算机市场80%的份额，并且建立了商用计算机的标准。电子产品对于战后出生的西方人而言，已经成为时髦的象征。

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是在“四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一连串运动中度过的，所有人都陶醉在政治激情和狂热气氛中，这样的激情甚至感染到了地球的另一边。《毛泽东传》的作者菲力普·肖特说，对于他们这一代成长于60年代、被革命激情燃烧的欧洲人来说，遥远的中国和轰轰烈烈的“文革”让他们充满向往与理想，尽管并不清楚那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说：“这是60年代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刻下的烙印。”

这个年代的世事变迁对于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也必然会留下更多的烙印。十几岁的柳传志拥有区别于同龄人的冷静，但在那个梦想与激情充斥的年代，他也先后加入了炼钢铁、“除四害”的队列中，经历了那个时代的洗礼。

1961年，高中毕业的他满怀憧憬地报考空军飞行员。经过层层考核，柳传志最终成为了全校唯一入围的学生。然而老天似乎已经留意到了这颗聪慧的种子，需要托付给他另一个使命——柳传志因为舅舅是“右派分子”而落选，并于秋天进入西安军事电子工程学院。同样由于“政治不够清白”，他不能接触当时最热门的原子能和导弹专业，只能选择去学雷达。正是种种因缘，让他不知不觉慢慢靠近了计算机之路。更没有人会料到，这种种选择，暗示着他日后将会开辟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的事业。

经历了挫折的柳传志，开始学习妥协，学习涵养，学习倾听别人说话，学习掩盖自己的情感，学习绵里藏针的境界和技术，也要去学习用极大的热情做自己讨厌的事。他意识到，这些学习都是必要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风潮涌动。22岁的柳传志正在为自己的毕业论文做最后的润色。踌躇满志的他，立刻被毛泽东的号召鼓舞起来，成为第一批造反派中的一员。他口才好，说话有极强的煽动性，还善于抓住对手的漏洞，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时的他，俨然已经具备了领导者的素质。但一段时间后，他开始怀疑眼前的一切，他意识到，自己不该做一个投机者、一个糊涂人，这条造反之路不正当，还很危险。1968年，柳传志从学校毕业，到成都一个研究所做了研究人员。这一年的夏天，一个名叫费德里科·费金的年轻人，设法让极其微量的硅披上一层绝缘氧化物的外衣，然后悬浮在晶体管的表面。他成功了，但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开创了历史，这一发明不单单使得其副产品——英特尔公司于当年7月16日成立，更重要的是——电子时代的基本逻辑从此改变了。

那时的柳传志，正在把缴获的美国雷达弄来，拆开研究，然后设法改进中国的雷达系统，对于此后大半辈子与他纠结在一起的计算机，他还是如此的陌生。几个月后，中南海传下号令，要求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劳动，柳传志被分配到了广东一个靠近澳门的农场去种水稻，后又迁往湖南。他从西北到华南，再到中南，在辗转半个中国后，回到了北京，被分配进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所。

历史的时钟指向1970年4月，这一年柳传志26岁。

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幸存者”，如联想的柳传志、海尔的张瑞敏、华为的任正非、美的的何享健、万向的鲁冠球，都生于20世纪40年代，用现在的话叫“40后”。他们见证了中国自解放以来的60年岁月风云，更是改革开放30年弥足珍贵的“硕果”。

回顾柳传志的成长历程，我们可以看到，经历了那个特殊时代洗礼的“40后”代表，经历了那么久的颠沛流离，他已经善于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周旋，在危机中知道怎样从有力量的人那里获得帮助，当然，他也具备了作为一个实业家应该具备的关键素质——不屈不挠和不断挑战的精神。他在忍受了种种不平和残忍后，由一个梦想家变成了一个超级现实主义者。下一个10年正在召唤他，他将在一个叫中关村的地方，造就未来的中国电脑王国。

统计学家说，人一生一共有七次机会。第一次真正的机遇出现在二十几岁，其后大约每七年出现一次。第一次机会出现时，很多人因为太年轻还不懂得把握机会。纵向来看柳传志的一生，26岁的他走进中关村，这是他的第一次机会；几年后，他正式开始进入计算机圈子，或许可以算为第二次机会；以此类推，1984年参与创办公司，第三次……

柳传志回忆说，70年代的中关村实际上是两种地方的结合，一个是科研院所大专院校，还有一个就是农村，周围一块全都是农田。那时候，每到夏天，研究所的成员都要帮农民割麦子，叫双抢。割麦子根本不用走多远，就在研究所附近，用食堂的车运载粮食，吃食堂带来的包子。

那时的计算所已经占据了中关村很大一块地方，队伍规模达到了好几百人。所里研制成功的“104”在原子弹的研制过程中发挥了无可比拟的作用，这让大伙儿鼓起了更大的信心。中南海把计算所从中国科学院的机构中抽离出来，归属国防科学工业委员会，赋予他们一个军队的代号：“京字116部队”。柳传志就这样成为了一名不穿军装的军人，也算是实现了自己先前的军人梦。

尽管当时的中关村还是一片荒芜之地，但计算所已经是中国最重要的计算机科学圣殿。在军事目标的推动下，大批资金不断涌入计算所，中国的计算机事业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历了“电子管时代”和“晶体管时代”，柳传志加入这个行列时，中国的计算机技术已经开始了第三代。

1976年，柳传志32岁，他进入了计算机圈子，成为计算所第六研究室的一个磁记录技术工程师。然而这却完全出于偶然，他当时只是想找到一个机会携妻女回到父母的身边。至于计算机，他还是一无所知。他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已经诞生了个人计算机，他不知道微软公司、苹果电脑公司已经建立，并将开创美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计算机的新历史。甚至，他连那时中国的计算机研究水平如何，也了解甚少。他只是心里憋得慌，事实上那时候的他政治情结依然很大，即使是在30年后的今天，他还是会因为那时政治事件的跌宕起伏而激动得容光焕发。

柳传志回忆说：“刚到计算所的第三天早上，大喇叭广播到大操场集合，揪‘反革命分子’，一个礼拜抓一个，一个月抓好几个，抓完就隔离，很森严很恐怖的气氛。说错了话、喊错了口号都是非常大的罪，所以人们根本就没动力。我们更多的时间是拱猪，晚上打扑克，上班就是混俩钟头，工间操过后女的就赶紧回家，捅炉子、买菜；男的就找个屋子打扑克，工间操休息15分钟，一打就打一个多钟头，都是那么在混日子。”那时谁要是说点心里话，不定什么时候漏出去，就很危险。柳传志说，后来终于有了两三个非常好的朋友，大家关着门谈论国事，就觉得舒服了不少。

1976年的春天，在那个沉闷又激昂的年份，他参加了“天安门事件”，经历了一次从“反革命”到“革命”的历程。他在天安门广场高声朗诵了一首悼念周恩来的悼词。

事后，柳传志把自己的诗稿和几张现场的照片拿塑料纸一层层包好了，严严实实地藏在家里厨房的油毡底下。

警察开始搜寻与会的民众，无数人被逮捕收监，柳传志也被列入了黑名单。当他和调查人员百般周旋、死不认账的时候，他们全家都捏了一把冷汗。柳传志始终摆出清白无辜的样子，加上研究室同事的掩护，他逃过了此劫。

柳传志说：“当时搜查得很厉害，抓住就被当做‘反革命’。我心里是很希望让后人知道当时是怎么回事，所以当时有种豁出去的想法。即使抓到我，为了最后一点尊严，为了为之奋斗的事，我也绝不会低头。今天回忆起来，我在1966年就能把事看得比较透，这样的人很少，到了1976年大多数人都看透了，尤其是在科学院，真不明白的就是糊涂蛋。所以打倒‘四人帮’时，我就觉得也许中国的命运真的要扳过来，果然就扳过来了。”

经历了风风雨雨，他开始信奉这样一句话：“既要做点事，又要保护自己”，在他下海创业之后，这句话演变为他的一句格言——“不做改革的牺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