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一架来自天津的飞机降落在香港机场。一位穿着绿色军装、戴着绿色军帽、背着军用挎包的人赢得了极高的回头率，因为在这身俨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装束下是蓝眼高鼻长发的西方人，在穿着时尚的人群中实在是太奇怪了。

这位“怪客”坐上出租车后的第一句话是：“同志，请送我到香港中文大学。”出租车司机愣了半天才缓过神。

到了学校，这位满口“同志”的“怪客”让香港同学很尴尬、很难受，于是他们表达欢迎的方式是陪这个自称“中国大龙的‘龙’，天安门的‘安’，小平同志的‘志’”的人去买衣服。也难怪香港同学感到奇怪，香港与内地之间交往实在太少，而双方的差异实在太大。

那时候，如果在从北京飞到香港，在飞机上就会发现晚上7点以后，全中国都是黑的，灯都关了。一位日本记者回忆道：“北京的大街上街灯很少，霓虹灯更是几乎没有。现在想来令人难以置信，当时的汽车竟然关掉前灯在黑暗中行驶。直到1984年3月以后，汽车才可以在夜里打开前灯……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从前为防备外国侵略，北京采取灯火管制，不开前灯是因为受到了当年政策的影响。还有一种解释……当时中国国产汽车的前灯大多无法上下切换光线。”

那时候，北京的饭馆7点钟就关门。龙安志和朋友到王府井东来顺吃饭，进门的时候6点半，服务员态度很差，把菜“咣咣”地扔到桌面上，并且说：“你们吃完了，我们才能走。”在众多服务员的注视下，龙安志他们不得不狼吞虎咽地吃完饭，刚出门，就听见身后传来巨响，服务员已经把门关了。

香港的7点钟只是华灯初上，夜生活刚刚开始，一盏盏路灯和霓虹灯把整个香港点缀得一片璀璨，宛若不夜城。酒店、饭馆、舞厅乃至街边的大排档，人头攒动，非要热闹到凌晨一两点钟，但是再晚也很少有服务员驱逐顾客。

香港人凭借自己的勤劳和灵活，积极适应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发展。到80年代，香港已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了一个高点，堪称世界级的金融都市。香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开放”，作为全球名列前茅的自由港，“开放”是成就香港的关键词之一。

经历了经济腾飞的香港人拥有极强的自豪感，他们称呼对岸同胞为“表哥”，意思是乡下的亲戚。很少有人愿意学普通话，对许多人而言大陆意味着贫穷和落后。种种传言让香港的人们对一水之隔的同胞有些隔膜，有些紧张。但是1982年的中国毕竟已经打开了大门，曾经阻隔双方的东西已经拆除，在此后的岁月中，双方的交流将随着经济日益紧密的联系而不断深入。一切不过刚刚开始而已。

那时候，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公寓后面有一个山坡，那里可以看到连通香港与内地的火车，车上有一些老太太带着桶，里面装着鸡爪，她们在火车上走来走去叫卖。对面就是深圳，那时候的深圳大部分还是农田。攻读法学硕士的龙安志经常带着书坐在山坡上，看着火车来来去去，而且班次越来越多。他时常会问自己：作为英属殖民地的香港与内地的关系会怎样？香港会不会影响内地？他最后的结论是“中国将来会变成一个大香港，肯定是这个前途”。

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龙安志穿行于香港和内地之间。这位住在一间地下室里的穷学生备着一个皮箱，以便随时能够以业余导游的身份带团到内地。他带着各国的游客来来去去，体验着一个古国新生的过程，这令他有一种参与大历史的感觉，很奇妙。

1985年，北京的街道上汽车渐渐多了起来，只是远不能同纽约、巴黎、伦敦、香港等大都市相比，更不能与20年后交通拥堵的北京相比。下班时分，街道还是自行车的洪流。在无数骑自行车的人中，有一位蓝眼高鼻的美国人，总是在下班后从北京饭店的办公室出来，骑着自行车到建国饭店的商务中心去收发传真。

当时，北京的外企办公地点多集中在北京饭店和民族饭店，只是多数饭店都没有传真机。建国饭店有一台传真机，于是，许多外企的员工便奔行于两者之间，收发信息，这其中便包括那位喜欢骑自行车的人——龙安志。此时，他服务于一家开在香港的美国法律事务所（Denton Hall），这家法律事务所有中国事务部，龙安志就是其中的一名律师。在那个年代，普通话说得好的香港人都不多见，何况一个美国人，而且还对中国有一定了解。在一般人看来，龙安志简直就是“中国通”，因此他很受事务所的重用。

不过，龙安志经常遭到香港同行的嘲讽。在香港律师看来，中国内地实在太穷了，怎么可能赚到钱呢？中国连市场经济这个词都不认可，怎么可能有律师的空间？然而，龙安志的感觉截然相反。早在一年前，中国政府又宣布了14个沿海开放城市，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成为新的对外开放桥头堡，这一开放政策顿时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在香港隔岸相望的外国企业逐渐听到了中国向世界打开大门的声音。始终关注内地的龙安志觉得自己正在参与历史，那是一种莫名的成就感。用他的话说，他“喜欢富有开拓性的工作”。

这是一件非常艰难的工作。中国在1979年才有一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数年后才有实施条例，在政策上已经允许外资进入，但怎样进入？在哪些领域进入？用什么方式合作？对外资如何监管？中国的体制如何与国际惯例相融合？这一切的一切既没有模板，更没有先例，只有一些既原则又模糊的规定。

后来的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梁定邦回忆说：“内地1983年底之前都没有《合同法》，1979年有了《中外合资法》，但是很粗，操作层面的细节纠纷没有办法处理。”

梁定邦曾组织了一个包括会计师、律师以及相关行业专家在内的小组，到内地处理港商与当地政府的纠纷，以两地的法律为依据进行仲裁和调解。第一项调解就是针对一家非常有名的香港富豪家族与当地政府的商业纠纷，由于工作细致，充分考虑到两地的差异与实际，并以两地法律为依据，结果皆大欢喜。

就在调解商业纠纷案的过程中，梁定邦受邀到刚刚成立的深圳大学办讲座，讲香港法律，听众中包括一些全国知名的法学教授。梁定邦的讲座后来编成了一本书《香港法律十八讲》。虽然不过一册小书，却为开放之初的中国人了解世界经济规则打开了一个小小的门缝，借以窥视大千世界的复杂。

与梁定邦不同，龙安志一方面研究中国的法律，了解中国法律机构最新确定的法律词汇，看看有多大的空间允许外资“折腾”；另一方面，中国新出台的法律里面有很多特词（术语），他把这些特词翻译成西方法律词典里相匹配的词汇。

龙安志根据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编辑了《中国经济特词词典》（China Law）。里面可以查到“商标”、“版权”等词的英文翻译和详细解释。这本没有正式出版的书开始在外国律师中间流传。

当然，词典是死的，人是活的，合同是复杂的。每一份中外合作的商业合同都不仅仅是一份合同，每一个企业都不同，每一种合作方式都不一样，每签一份合同就如同酝酿一部法律。

双方企业来回谈判，谈判成果还要得到地方政府甚至中央政府的认可。有的合同会被其他律师事务所关注，并通过各种明的、暗的手段“挖”过去使用。类似的项目多了之后会反过来成为中国政府考虑类似合作的样本和模板，然后催生一些操作性强的管理条例，最后中央政府会参考世界各国法律，立法颁行。

这一系列的过程，都从实践中来，正如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所说，“摸着石头过河”。这看起来似乎有点盲目，但有了石头，就有了依据和航标，就有了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的可能性。这石头是什么？就是中国实际。多年之后，龙安志回忆道：

“法律事务所忙什么？研究语言。要知道中国确立的新法律有什么新词，有什么含义，在合同里怎么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时候，我主要是做语言方面的工作，接下来就是做合同。怎么做合同？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人们普遍认为8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正在发生积极变化的国度。1986年美国《时代周刊》再次把邓小平请上了封面，并用庞大的篇幅介绍“邓”领导下的中国。周刊中写道：“仅仅隔几年重访中国的外国人简直不敢相信他们访问的是同一个国家，商品丰富多彩的自由市场，农村如雨后春笋般盖起来的整洁小屋和充满生机的乡村工业，这些都是他们以及他们的东道主所没有见到过的。”

但是这种变化到底会将中国带向何方？这个问题没人能解答。有些西方人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抱有一种热情，他们认为这会使中国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圈，这么庞大的一块处女地实在让人垂涎三尺；另一些人也同样抱有热情，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认为改革开放必定会导致中国走向西式民主的道路。这些想法反映到媒体上，是对中国的好感，虽然这种好感并不单纯且一相情愿。但是一些睿智的政治家已经得出一些直到今天仍然有效的结论。

1985年，李先念主席在访问美国时说道：“回顾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只有那些符合两国人民利益，促进双方友好关系的正确政策和行动，才能够经受时间的考验并显示力量；而那些不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事物，不论如何盘根错节，也难免被历史的浪潮淘洗净尽。”

同样在这一年，时任美国副总统布什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书面采访时写道：“我们得出这样一个重要结论：虽然我们两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在某些方面是不同的，但是我们在许多问题上能够有一致看法并进行互利合作。”

1988年底，已经赢得美国大选的布什选择了一个特殊的地方掀开了那个特殊圣诞节的序幕。12月22日，布什带领一家三代18人到中国驻美大使韩叙的官邸做客，这一前所未有的姿态让人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