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龙安志面临人生的一个重大选择。他在此前被挖到一家英国法律事务所任中国事务部负责人。正当他大展拳脚的时候，上司找他谈话，表示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时的中国市场已经没戏了，法律事务所已经在中国大陆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和金钱，应该打住了。上司给龙安志的出路是到台湾去。这个提议遭到了龙安志的拒绝。龙安志的强硬姿态令他的上司非常费解，因为此时的国际局势的确对中国大陆不利。

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后，美国政界不断发表言论进行干涉。一些议员要求布什总统断绝同中国的外交关系，对中国实行最严厉的制裁。民主党众议员索拉兹甚至说：“如果总统在这个问题上不采取主动，改变美国的政策，国会将代他做。”

布什对中国比较熟悉，有自己的想法，正如他在日记中写道：“赫尔姆斯（美国参议员，是当时提议制裁中国的代表性人物）总是想搞乱这一关系（指中美关系），索拉兹则是不分青红皂白反对一切的人。”

布什得到了尼克松的支持，尼克松请求他不要断绝对华关系，这对两国都有益。布什不想对中国实施全面制裁，更不想中断商业联系。他告诉助手们：“我了解中国人，我知道怎么与他们打交道。压力与制裁无济于事。”

面对国会过于强大的压力，布什决定采取中间路线。他一方面指责中国并停止与中国高层的接触，中止军事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停止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对在华公司的帮助，反对世界银行和亚洲发展银行对华贷款；另一方面又表示：“现在不是感情用事的时刻，而要采取理智的、谨慎的行动，既要考虑到我们的长远利益，又要承认中国国内局势的复杂性。”

西方各国跟着美国的步调前进，采取了类似的制裁措施。中国的国际环境恶化，山雨欲来风满楼。

邓小平告诫自己的同志和人民：“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就看不起你。”

应该说美国白宫与国会的意见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布什的态度比较温和，他考虑得更为长远，也更愿意对历史负责。他曾经试图打电话给邓小平，但被婉拒。于是他写了一封长信：

“首先，我是本着真正友好的精神写这封信的，我相信，你能了解，这封信出自一位深信中美两国的友好是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人之手。这是我多年来的感受。尽管处于困难处境，但今天我比以往有着更强烈的感受。”

邓小平迅速回了信，同意布什派出秘密特使的提议。邓小平在接见美方特使斯考克罗夫特时，引用了中国俗语“解铃还需系铃人”，一再强烈表示绝不容许任何国家干涉中国内政。

中国与西方的关系跌入低谷，但在中国与西方一些政治家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和西方各国没有完全陷入冷战的泥潭中。许多西方人并不看好此时的中国，因为二战后形成的世界格局在这一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89年，柏林墙倒塌，大量东德居民涌入西德。第二年，德国人以东德并入西德的方式实现了数十年的心愿——两德统一。

1989年，仅仅因为抗议解除一位神甫的职务，罗马尼亚西部一座城市引发的群众示威演变成全国性的骚乱，国家领导人被逮捕并处决。

从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直到苏联，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山河变色，江山易帜。

一位日本作家出版《历史的终结》一书，认为社会主义这个巨人倒下去了，西方世界所谓的自由民主将难觅敌手，历史终结了。这本书透露了当时西方世界的狂喜，并很快成为当时西方社会的主流认识。

随着苏联这个庞然大物的倒下，人们在问两个问题：中国还能走多久？中国会走回头路吗？

1989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政道时，坚定地指出：“中国在10年改革开放中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不会改变，十三大制定的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

10天后，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对中外记者表示：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将努力改善投资环境，继续欢迎外商来华投资。

4个月后，邓小平在上海提出：“请上海的同志思考一下，能采取什么大的动作，在国际上树立我们更加改革开放的旗帜。”

10个月后，中国市长代表团访问美国，市长们会见了美国政界、工商界和新闻界的人士，向世界传达中国改革开放的初衷没有变。这次访问，代表团团长以坚定与机智给美国各界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就是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

与西方政界对中国的灰暗认识相反，许多在华企业表现得非常坚定，他们认为中国改革不可能走回头路。一位西方汽车制造商甚至对中国一位副总理说，他们从未考虑过要撤离。美国一家研究公司指出：“尽管经济改革看似进展困难，但西方的投资者们仍然把赌注下在长远的发展上。美国的首席执行官们仍然认为这个国家对于美国的产品和服务始终具有极大的潜在价值。而且他们都相信中国的经济在未来5年内将更加开放，更加市场化。尽管这一进程可能比预想的更久，更曲折，但他们认为这一天的到来终将不可避免。”

这也是龙安志的认识，他认为这一切都是暂时的，改革开放的中国就像奔流东去的长江水，谁也无法令它倒流，它将排除一切阻碍，整个世界只能像大海那样张开双臂拥抱这条蜿蜒万里的东方巨龙。一切只是时间问题。龙安志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值得羡慕的对象，也许还可以成为一个可资借鉴的样板。

1989年，东南亚的几个发展中国家开始研究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龙安志受亚洲开发银行之邀到老挝中央银行任顾问。他刚到老挝就面对一场争论。一些欧美经济学家竭力推销休克疗法，要老挝在最短时间内放开物价，实行自由贸易，加快私有化步伐，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把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全面放开。这一理念几年后在俄罗斯大行其道，结果俄罗斯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在21世纪初凭借雄厚的资源扭转颓势。

龙安志的意见是老挝应按照中国方式进行改革开放，以渐进的方式把对人民生活的冲击降到最低。他后来回忆说：

“那时候他们经常向农民发放贷款，农民没有资产，有两头猪，猪值多少钱，先评估，再贷款。其实按照实际的情况研究出来的法规，是比较实际的。从美国照搬过来的很复杂的法律，跟他们的生活没有关系，行不通。中国有很多东西是摸着石头过河，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国家面临很多矛盾，很多问题，在克服困难中形成的经验值得参考，我把这些文件带过去，带到老挝，我们经常探讨这个（中国）模式。”

争论进行了很长时间，龙安志不愿再等待，他按照中国相关法律结合老挝的特点草拟了外汇法、企业法、银行法等一系列法律。一天晚上，老挝一位高级官员拜访龙安志，非常激动地说：老挝太穷了，已经没有时间再去进行没有结果的讨论，我们迫切需要改革。龙安志草拟的法律条文第二天就摆上了老挝政府的议事桌。

此后，龙安志还应越南政府的邀请，帮助越南政府处理通货膨胀问题。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龙安志一趟趟跑北京，向中国人民银行的专家们咨询，然后把中国在80年代控制通货膨胀的经验，以及外汇管理的经验带到越南去。

虽然龙安志在东南亚几国做得风生水起，但他从来没有停止对中国的关注。

1992年，在北京东城史家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住着一个“老外”。他非常喜欢老北京的生活，早上到卖煎饼果子的小摊上买一份早点，和周围的邻居们聊两句，然后骑着自行车去国贸的办公室上班。当时的国贸远非如今这么热闹，基本是空的。就在空空荡荡的国贸，龙安志看到了那篇《东方风来满眼春》。

邓小平为整个中国提供了最强劲的动力，这位88岁的迟暮老人用睿智的大脑和非凡的魄力以及高度的影响力描绘了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春天。几个月后，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中国这列以改革开放为燃料的火车加速了。

这一切让龙安志感到热血沸腾，仿佛一个在荒野中埋头赶路的人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处于一座巨大的城市，惊叹又喜悦。龙安志积极为中国和外资企业牵线搭桥，完成外国资本、技术与中国大地的融合。龙安志成立了南龙亚太投资有限公司，从柯达到爱立信，再到拜尔，专门为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提供咨询服务。他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他为此接到了一个特殊邀请。

那一天，龙安志陪一个华侨经贸团走进人民大会堂，受到人大委员长万里的接见。万里谈笑风生，先后问候了来自东南亚的几位华人企业家和投资者。轮到龙安志时，万里笑着说：“你也是华侨吗？”现场一片善意的微笑。

龙安志一愣，同样微笑着回答：“我是龙安志，我是龙的传人。”现场一片掌声。

三年之后，龙安志写了一本书——《中国第一》。这本书谈了中国未来的改革方向，预测中国会变成市场经济极其发达的国家，中国产品将出现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货架上。对于他的说法，特别是书名，当时很多人都不以为然。在1979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出版了成名作《日本，世界第一》。那是个日本产品崛起的年代，不仅日本货风靡一时，连日本的企业管理模式也成为各国学习的对象。对于1996年的中国，一个刚刚认可市场经济概念的国家，会成为“世界第一”吗？

多年以后，龙安志回忆道：“我是在帮外国人了解中国的变化。我在书里预计的一些事情，现在都发生了。事实证明，现在的中国是商业投资和金融管理最安全、最不出事儿的地方。我当时的观点，现在成了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