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身为一家外资咨询公司老总的龙安志背着包，打个“的”直奔北京首都机场。几个小时后他出现在湖北“活力28”集团的会议室里，拿着笔和本，认真做着记录。

这是一次国有企业与外资的合作谈判。从一开始，谈判就存在着很多分歧和不确定性，这既来自双方对各自利益的考量，也来自双方巨大的文化差异。龙安志这次的角色是德方聘请的律师。但在实际操作中，他的角色更加多元——律师、谈判者、顾问、双方的协调人。这实在是一项艰难的工程。事实上，双方的首轮谈判就谈崩了。

德国美洁时集团的谈判代表拍着桌子说：我们带这么多资金进来，力图改善你们企业，你们怎么可以不感谢我们？中国代表也大为愤怒，认为德方不尊重中国国情和法律。龙安志和中方翻译都停止翻译，出门抽烟、喝咖啡、聊天，听着会议室里吵架声越来越大，但是吵架双方相互间根本听不懂，估计对方说的不是什么好话，自己在气势上绝对不能示弱。可惜人的精力有限，吵到后来双方实在没力气了。这时候，龙安志和中方翻译才进去把双方带出来用餐。第二天，接着谈。

此时，双方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商标，德方希望在新公司无偿使用“活力28”的商标，而中方希望将“活力28”品牌价值进行评估，作为中方投资计入新的公司。第二个方面主要是中方员工的安置问题。引入德国设备后，不再需要那么多工人，70%的人要下岗。中方希望德方安置，德方认为无此义务。

如果说第一个分歧是在任何一个商业谈判中都存在的话，那么第二个就颇有认识上的差异。任何一个跨国集团都以赢利为第一目标，美洁时也不例外，他们无意背上人力资源的包袱，认为这与己无关。但对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中国人来说，无论出于理智还是情感，都不愿意让为企业作出过贡献的工人们面对下岗的窘境。

德方作出了第一个让步，他们将为每名下岗职工提供3万元的补助款，这就是风行一时的“买断”。在这个概念中流淌着辛酸的无奈，因为谁都知道岁月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谈判再次陷入困境。

龙安志和湖北省主管部门的领导以及活力28的负责人进行了几番磋商，最后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意见：由德国注资（近原补助款总额的3倍）另行成立一家企业，从事衍生产品和服务，将本来要下岗的职工纳入这个新企业，由中方负责经营。

这个全新的方案由龙安志传达给德方，龙安志甚至追到德方在欧洲的总部。他说：不管你到哪里发展，是中国还是德国，当地对你的要求都不仅仅是市场的扩大，更主要的是要创造就业机会，如果不但不创造就业机会，反倒造成大面积失业，这不是长远之计，也不是我们的目标。

最后，该方案被接受。作为德方聘请的律师，龙安志不可能不考虑德方利益，但龙安志对中国有更深刻的了解和情感。他能站在尽量公平的角度上撮合双方的合作，就像一个负责任的媒婆，为两个文化背景全然不同的家族做媒，既希望双方结成秦晋之好，更希望这个结合能够长远。只是文化差异的存在总是引发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故事。

当德方代表第一次到湖北的时候，中方盛情款待，却不谈合作事宜。德方很着急，龙安志协调中方，中方再次邀请德方参加晚宴。宴会上宾主双方频频举杯，最后都喝醉了，正事却没谈。德方更加着急，对龙安志说，下一次能不能不按中国国情办事，别老是除了喝酒还是喝酒，能不能正式开会。

龙安志再次协调湖北省外事办，请求分管副省长接见。湖北省外事办表示没问题，但接下来一个问题又是谁安排吃饭。情况汇报上去，湖北省政府的领导非常重视，决定专门由分管副省长开会协调。会上，副省长问有什么问题，双方把情况一说，副省长表示支持，同时为表示欢迎，他代表省政府宴请双方企业。最后，问题是解决了，但德方已是闻宴色变。

当中德双方代表形成了最后合同样本的时候，合同要交给双方老总作最后的审定。几天后，德方一位谈判代表问中方一位代表，对合同的感觉如何。

中方代表回答说：“可以。”德方代表追着问：“别说可以，你觉得合同怎么样？”

中方代表回答说：“应该可以。”德方代表说：“别说应该可以，这个合同到底怎么样？”

中方代表回答说：“还行。”德方代表只好说：“那么，总裁会签字吗？”

中方代表回答说：“不知道，我们还没把合同给他看！”

由此发生的有趣故事很多，但这毕竟是一次成功的合作。1996年的这个合作为民族品牌参与国际化的努力探索了一条路径，事实上这次合作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肯定，尤其是在那个下岗成了大问题的年代，活力28的模式无疑是一个让人们眼前一亮的好模式。

对于美洁时集团来说，他们控股60%，中方40%，凭借着活力28这个桥头堡，美洁时集团旗下的若干国际品牌顺利进军中国市场，并赢得了丰厚的回报。

虽然此后商海波涛汹涌，活力28的老东家几度沉浮，被其他企业并购，但是活力28这个品牌并没有从中国品牌榜上消失，它至今仍然具有相当影响力和知名度，并创造了相当的商业价值。

对于龙安志来说，这次谈判和无数次类似谈判一样，构成了一个历程。他看到中国的企业是如何改造旧有的经济结构，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中的，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必然的历史的进程。

“1992年以后的状况，真是摸着石头过河。外资的进入，合资公司的成立，那些下岗再上岗的模式，或者国外收购国内的品牌，很多的事情当时很成功。但是后来有的品牌消失了，企业也有重建的，或者再被收购，总是在改变。现在中国市场的状态，与国际市场差不多一致了，因为中国已经加入WTO，是与之前完全不同的新经济状态。但那个时候很多概念还不存在，只能根据实际不断地创造新的模式，一个新模式就代表着国企改革以及中外合资等等经济改革的新突破，一个突破接着一个突破，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进程。”

正当龙安志着力弥合东西方差距的时候，他的祖国与中国之间的蜜月期已经过去了。苏东剧变，尤其是红旗从克里姆林宫顶上悄然落下，让一些人带着看笑话的心理等着看中国的窘态。

1992年底，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刚一接任就改变了布什总统的许多政策，比如将对华无条件最惠国待遇政治化，并与人权问题挂钩，甚至将人权问题凌驾于中美关系之上。不久之后，美国人干脆以一种极其蛮横无理的行径向世界证明了自己的独霸地位。

1993年7月，一个轰动性的事件让全世界的新闻媒体都瞪大了眼睛。美国指责中国“银河号”货轮向伊朗运送可以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美国派出第七舰队跟踪，并坚持要检查“银河号”。中国经调查向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说明情况并不属实。消息传回美国，中央情报局却一口咬定中国政府在掩饰罪恶。

最后，中国政府同意由第三方沙特对轮船进行检查，经过一周时间对所有集装箱角角落落的检查，没有发现所谓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中国、美国、沙特共同签署文件证实“银河号”与化学武器无关。中国政府强烈谴责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要求美方道歉、赔偿。但这两个要求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甚至有美国官员倒打一耙，指控中国用假情报设计陷阱，打击美国的全球形象。

美国的行为让自己丢了脸面，一些政要也对此非常不满，前国务卿黑格甚至公开批评克林顿的对华政策，并质疑道：我们凭什么告诉全世界必须执行美国的人权标准？

也许是质疑的声音还不够强烈，美国随后以更加轻蔑的姿态挑衅中国人的情感。

1993年，全体中国人以无比强烈的热情向国际奥委会申请举办2000年奥运会。大街小巷都挂着一幅幅真诚的横幅，“开放的中国盼奥运”。中国人赋予了奥运特殊的情感，那里有自尊和骄傲，有开放的胸怀，有融入世界大家庭的激情。然而，这么一件与政治无关的体育盛事硬是让一些美国人把它与政治联系在一起。

这深深伤害了中国人的心，许多对美国抱有善良遐想的国人突然发现山姆大叔实在霸道得令人齿寒。一位美国学者忧虑地说：“这一回杠杆的使用，比任何其他事件更使中国的学生、知识分子和普通老百姓相信，美国不仅反对中国政府，而且反对中国人民。”

也许来自内部的规劝力量还不够大，但是在全球领域的一系列新情况却让克林顿政府不得不重新估量中美关系。从朝鲜问题到中东问题，从经济领域到政治领域，从环境危机到人道危机，美国甚至整个西方世界都离不开中国的帮助和支持。而且，与许多心怀恶意的人所希望的相反，中国不仅没有崩溃，反而欣欣向荣。许多真正了解中国的西方人已经用自己的笔向世界诉说不得不说的事实。

1994年1月1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采访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的报道。芮效俭说：“如果你看从鸦片战争以来的150年，那你就不可避免地得出结论，过去的15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好的15年。而在这15年中，最近这两年在经济繁荣、个人选择、得到外部世界信息的可能性、国内的自由流动和国内状况的稳定方面又是最好的时期。”

1996年5月17日，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第一次阐述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时表示：“毫无疑问，与中国的关系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的未来对于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安全和繁荣将产生深远的影响……美国与中国有着许多共同的利益。只有当两个国家以建设性的、公开的方式对待对方时才能服务于这些利益。”

三年多的时间让克林顿政府对中国的态度产生了一些微妙而深刻的变化，就像美国的态度从1972年到1979年发生的变化一样。此后，几乎每一届美国总统都会产生这样的变化，从竞选时标新立异的挑剔，到当选后的自大，再到彷徨和犹豫，最后发生改变。变化的模式几乎相同，只是时间长短不一。

1997年，围绕着中美关系，美国政坛内部进行了一场大辩论。

这年2月13日，《华盛顿邮报》以耸人听闻的笔触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中国以“政治献金”的方式操纵美国大选，使克林顿再次当选美国总统。这一仿佛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坦克师出现在美国白宫门口相类似的臆语，竟令美国媒体如获至宝，无数似是而非的“独家发现”充斥美国报纸的版面。

同一个月，两位美国记者出版《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将中国与威胁联系在了一起。他们在书中第9页信誓旦旦地说：“在过去10年中，中国为自己确立了与美国利益直接相悖的目标，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目标是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首要大国，减少美国的影响……中国的目标是取得某种霸权……作为这样一支力量的中国势必不再是美国的战略友邦，而成为它的长期敌人。”

对于所谓的政治献金，美国国会耗费巨资调查却一无所获，只能不了了之。对于中国威胁论，一番讨论后，务实的态度占了上风，一位美国参议员的态度代表了主流：

“美中两国现在被一张密密的利益网交织在一起，这些利益有一部分是相同的，一部分是相悖的。正因为承认了这一现实，现在华盛顿和美国人民中正慢慢地在对华政策上形成一种新的但是非常脆弱的共识，既反对对中国持敌对态度，也反对热情接受中国，而是谋求同中国的合作，同时现实地接受在价值观与利益方面存在的分歧。”

中国自身的积极变化和对世界的影响力让美国不敢忽视，而且随着中国开放的深入，中国与美国乃至世界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在越来越多的领域找到共同利益。这不是简单地以意识形态的名义就可以轻易切割的。随着经济领域和民间交往的日益增多，双方之间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

1997年，《泰坦尼克号》登陆中国，这部电影的票房位居全球及北美地区第一名，在中国同样以狂卷3.6亿元人民币的成绩创造了一个传奇。奢华的视觉效果让人们啧啧称奇，但更能打动中国人和美国人的还是杰克与露西之间纯美而执著的爱情，无论是在纽约还是北京，都有许多人带着泪花离开影院，并在脑海中留下了冰海浪漫爱情的交响。

1997年，一位伟人的离去让中美两国乃至全世界都为之叹息。

2月20日是农历正月十四，第二天就是元宵节，空气中还弥漫着淡淡的年味。这一天人们一早起来打开电视机，发现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身着深色西装，打着黑色领带，用沉重的语气播送着一则新闻：

“我们敬爱的邓小平同志患帕金森病晚期，并发肺部感染，因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抢救无效，于1997年2月19日21时零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美国总统克林顿发表声明，称邓小平是“世界舞台上一位非凡的人物，是中美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推动力量，他1979年对美国的历史性访问为中美关系和双方合作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副总统戈尔则亲自前往中国驻美大使馆，悼念邓小平。

在克里姆林宫，叶利钦说：“他是使伟大而古老的国家面貌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改革宣告者和设计师。”

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科菲·安南评价道：“他不但在自己的国家，而且在国际社会，都将作为中国现代化和生机勃勃的经济发展的主要设计师而受到人们的怀念。”

当时的英国首相梅杰就邓小平的逝世发表讲话，认为“一国两制”的构想“充满想象力”。

美国学者派耶写道：“在人类历史上，大概还从未有过这样一个社会，像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成为最高领导以来的中国那样，在没有战争、暴力革命或经济崩溃的条件下，进行如此重大而全面的改革……邓小平是处在中国转折时期的伟人，他使中国从一个时代走向一个新时代，走向现代化。”

龙安志亲眼见证了邓小平的离开带给中国人民的悲痛，他看到了天安门降下的半旗，他看到了高校校园里开完追悼会后人们把胸前的小白花别在一棵棵青松上，他也看到了中国人悲痛但并不迷惘，中国沉重但并不压抑，这与二十几年前毛泽东去世时人们宛若天崩地陷般的失落感相比，是一种新的进步，因为前进的道路已经指明。

在许多年后，龙安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突然说起邓小平：他很务实，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那种实用主义者，恰恰相反，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无论在延安时期还是北京时期，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建设年代，他做的一切事情都服务于他的理想，建立一个地上的天堂，一个富强的民族和国家。而他的伟大在于，他能极好地用最务实而简洁的办法实践宏大而艰难的理想，并使之实现。

龙安志深深为邓小平惋惜，因为这位用一国两制的思想为香港回归奠定基础的伟人，无法实现在回归时去看一看的夙愿。从内地到香港，人们在那个特殊的时刻没有忘记邓小平。

1997年6月30日，香港大雨如注。龙安志默默地注视着“日不落”帝国以一个被称为“日落仪式”的方式与香港告别，英国旗和英治香港旗在《最后一站》的乐曲声中和着大雨降下。在“日落”号声中，查尔斯亲王和全体来宾默默注视着英国国旗和香港旗缓缓降落。晚上8时，仪式在全体乐队和演出者合唱的“终曲”声中结束，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行将“曲终人散”。末代港督彭定康艰难地说：

“当初揭开这个篇章的序幕，从20世纪就要结束的今天的观点来看，在座的没有一个人会予以宽恕。”

人之将去，其言也善。虽然自1984年以来，港英政府用各种方式谋求自己在香港回归后的影响力，在中英港之间酝酿了许多矛盾，但在最后时分，彭定康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而他的一位顾问对一群西方记者说，中国有句古话叫“当一个伟人离开的时候，天亦为之动容”。彭定康对此质疑，顾问承认此话是自己编造的。彭定康后来用一句真正的中国谚语表达了心情：“既来之，则安之。”大不列颠似乎无奈地承认了东方明珠物归原主。

当时，龙安志和几位香港朋友谈起眼前的暴雨，香港朋友对他说这在广东的风俗中就是发财的意思，香港未来一定很繁荣。

在香港回归的当天，首任特首董建华对龙安志微笑着说他的书不错。在香港回归前，龙安志写了一本书，名为《红色资本》，所谓红色资本就是内地企业在香港股票市场的名称，此书讲述内地企业对香港的积极作用。龙安志认为这支力量一定会帮助香港稳定繁荣。

这本书不仅得到了董建华的赞赏，也得到了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的认同。周南很高兴地写信给龙安志，称他为新的“红色资本家”。后来，“新红资”成为龙安志旗下一系列企业的品牌。

在龙安志看来，香港回归中国，是历史的必然，就像落叶终将归根，秋雁总要南飞，日落还有日升，花谢总会花开。

多年之后，他从许多细节看到了香港的新风情：香港人最大的变化是普通话标准了许多，拥有了作为中国人的骄傲。过去的香港人是殖民地思维方式，以英国殖民地为荣，如今香港人会说“我是中国公民”，这是一种思想的转变。过去香港律师的普遍愿望是退休之后，可以在伦敦郊区拥有一套乡间别墅，而现在许多人的愿望是退休后到北京住四合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