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4月22日，在美国爆发了以斯坦福法学院学生丹尼斯·海斯为首的，有2000万人参加的公民环保运动，旨在督促政府对“噩梦般的环境问题作出改善的承诺——还我碧水蓝天”。随后环保问题委员会挂牌，接着有了《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濒危动物保护法》。为庆祝这些法律诞生，美国人把4月22日命名为“地球日”。

26年后的4月22日“地球日”这天，中国中央电视台第七套节目在18点50分首次播出了一档关于环保类节目——《环保时刻》，主持人叫廖晓义，对于全国的亿万观众来说，这是极其陌生的名字。但他们不知道，廖晓义做电视这一行已整整6年了！

1991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以环保为主题的纪录片《撼人的回声》。对于当时环保意识还不够强的中国民众来说，这部纪录片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然而，对于廖晓义来说，意义大不相同。她是偶然间看到这个片子的，看后感触很深：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每天这么多的电视节目，却唯独没有环保方面的内容，实在是个缺陷。廖晓义决定自己试试，虽然此前她对电视制作一无所知。

廖晓义的做事风格一贯如此，在她眼中没有一定之规。只要她想做，有激情，就没有人能改变她。她曾发表过《中国工业化和环境代价》，但反响平平，令廖晓义倍感失望。她想起CNN的一个环保节目制作人说过的话，他说美国公民的环保意识70%都来自电视。廖晓义决定向电视媒体进军，用电视媒体来唤醒国人的绿色环保意识。她联系到一家媒体，主动给人家写有关环保方面题材的电视脚本，起名为《绿色文明与中国》，还和几个志同道合的环保者成立摄制组。脚本出来后，廖晓义和摄制组的伙伴们一起，先后采访了30多位生态专家，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制成60分钟的《绿色访谈录》，这也是她作为独立制片人的处女作。其间经历的艰辛不计其数：脚本写完后，因没有资金拍摄，廖晓义就抱着脚本，四处求援，“把它拍成电视吧，眼下地球在‘流血’，这部片子会使政府完善法规，观众纠正非环保行为……”没有人理睬廖晓义的行为。遭到冷漠拒绝后，廖晓义感到费解：“环保是大家伙的事，怎么就我着急上火？”

1992年，廖晓义带着女儿去了美国，丈夫在那里攻读数学博士，廖晓义也想圆了博士梦。可刚来3个月，“摄制组”就来信了，希望她能搞到点钱儿，实现“绿色的梦”。廖晓义坐不住了，跟丈夫借钱，丈夫说她“不可理喻”，周围人都笑她“神经有毛病”。女儿赴美的签证，在美的住房等，费尽周折好不容易才弄妥，家刚刚安定下来，她却要走？廖晓义管不了这些，带着借款毅然回国。一下飞机，廖晓义就感到呼吸不畅，难过地哭了，“同是一个地球，凭什么人家的空气就好？”她下了决心，要改变这个事实。为了能省钱，廖晓义一个人承担起编导、主持、剪辑等职责。采访时也经常是骑着自行车去，每天吃煎饼果子，吃了100多天。晚上，她在一间没有窗户的陋室里休息。所有这些还都能忍受，但她最怕见女儿的明信片：“妈妈回来了，太阳就出来了。”

历尽千辛万苦，专题片终于完成了，但却没有一家电视台愿意播放。有好心人告诉廖晓义：“你们在中国谈这个话题，至少超前了10年！”

1993年5月，廖晓义带着一个“破碎的梦”回到了远在美国的丈夫和女儿身边。为了能尽快攻克口语关，廖晓义到一个美国人家中做保姆，看管一个刚刚一岁的孩子。每天主人下班，她就抓紧时间和人家练口语。晚上回到家，看电视、看书，学到很晚。睡前也塞上耳机，不断学习。耳朵因长期的异物刺激影响了听力，以至于女儿常提醒她：“妈妈，您耳背。”一年后，廖晓义能正常对话了，就辞去保姆工作，选修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州立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系国际政治专业。每天上午上课、泡图书馆，下午到餐馆打工。到星期日，参加当地人组织的环保活动，参加环保组织，接受环保理念，研究环保法规在中国的可操作性。有一次，在某垃圾处理厂，她看见那儿的妇女包着头、戴手套分拣垃圾，就问：“这方法从哪儿学来的？”“中国呀，你们现在不分了？”廖晓义失望地说：“我们现在不分了，全堆起来，然后填埋。”那个美国妇女瞪大眼睛：“这么好的传统，怎么都放弃了？”

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前夕，非政府论坛环保会议隔三差五地举行。廖晓义发现，环保人士中女性占绝对比例，都来自民间环保组织，她们监督执法，其力度影响国会。看着这些指点江山的女子，廖晓义产生了做片子的冲动，“如果采访环保女杰，在世界妇女大会上放映，让在中国有影响力的人投身环保，该有多好”。为此，廖晓义直接奔向纽约。在联合国总部所在地，她听到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如巴西、肯尼亚、印度、菲律宾代表的声音，但唯独没有中国人。而且令她尴尬的是，当她提出采访要求时，很多人都以为她是来自韩国或日本的记者。廖晓义感到很伤心，她暗下决心：一定要成立一个中国的非政府民间环保组织！

廖晓义通过了托福和GRE考试，并拿到了美国绿卡。这时，北卡罗来纳州州立大学国际环境政治专业的马尔文教授看中了廖晓义的背景，想留她攻读博士学位，并愿意给她提供丰厚的奖学金。面对这如此难得的机会，廖晓义放弃了。在接触了许多非政府民间环保组织后，廖晓义在中国建立类似环保组织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而此时，《绿色访谈录》作为1994年“6.5特别节目”已经在北京电视台和中国教育电视台播出。于是，她对马尔文教授说：“谢谢您的好意，美国不缺少博士，但中国却缺乏环保人士，我没有时间读取一个博士学位……”但她最终选择了做马尔文教授的访问学者。

放弃了博士梦，廖晓义集中精力拍摄她的环保专题片《地球的女儿》。她想把这部片子拿到即将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上播放，让中国有影响力的女性投入到环保工作中。她倾尽打工所攒的两万美元，高薪聘请专业摄像师分赴纽约、旧金山、华盛顿等地采访了40多位国际环保女杰。钱不够，又向朋友借了一笔数额不小的债，这是一笔以生命作为抵押的无息贷款。在美国的两年，廖晓义舍不得给自己买一份人身意外保险，这在美国那个世界上车祸率最高的国家简直是匪夷所思。很多美国人都主动给廖晓义提供环保人士的采访线索和最新资料，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她采访了国外40多名热心环保的女士，其中有家庭妇女，也有身居高位的联合国副秘书长兼环境署主任道德丝·微尔，第一次提出环保问题的美国生物学家卡逊、英国经济学家芭芭拉·沃德……

1995年5月，廖晓义离别丈夫，带着女儿和尚未杀青的《地球的女儿》回国，借住在朋友家。酷暑七月，主人家只有一台电扇。在筒子楼里两室之间的狭窄过道上，用两只旧木箱搭一张床，成了母女俩和帮着带孩子的表妹的栖身之地。晚上为了让女儿舒展开身子，廖晓义只能把脚支在墙上，头低脚高地睡，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半。有一天雨夜，她留宿在一位女友家，第二天醒来，躺在宽敞大床上的廖晓义感觉特别幸福——总算能伸直腿美美睡了一觉。

1995年9月，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的主题是：以行动谋求平等、发展与和平，次主题是：健康、教育和就业。这次大会和论坛的参加者超过了4万人，在联合国的历史上规模空前。大会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风采，提高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和声望。在大会的10个工作日里，组委会共安排了7天的“一般性辩论”和13场大会发言，先后有270多位代表登上讲坛，代表189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发表意见。专题片《地球的女儿》登上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的非政府论坛，博得了与会者一致好评，成为这届大会民间组织论坛的中国骄傲。福特基金会为此给了廖晓义4万美元。有了钱，廖晓义一方面酝酿着创建民间环保组织；另一方面，也在加紧拍摄环保专题片《环保时刻》，并和中央电视台洽谈播放事宜。

在《环保时刻》拍摄艰难时，一家国际咨询公司看中了廖晓义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和中英文的综合能力，并许以优厚薪酬。朋友善意地劝她：“先解决生存，再谈环保吧。”廖晓义摇摇头，颇怀忧患地说：“如果每个人都只想着自己的生存，蓦然回首的那一天，就会发现这个地球上已没有人类。”

1996年3月，挪威前首相布兰特伦夫人访华，廖晓义以民间环保组织负责人的身份致函挪威驻中国领事馆，要求采访。布兰特伦夫人是全球皆知的“老环保”，对廖晓义的提议欣然同意。整个采访过程圆满完成，为《地球的女儿》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布兰特伦夫人中国之行只会见了4个人，廖晓义是其中唯一的民间人士。

1996年4月22日，对廖晓义来说是最难忘的一天。由她担任制片人和总编导的电视专题片《环保时刻》终于在中央电视台第七套节目定期播出了。首播那天，前国家环保局局长曲格平先生与她一起主持。廖晓义以这一档每周一期的栏目作为自己的讲台，向数以亿计的观众宣传“再循环、再利用”的环保观念。《环保时刻》作为中国大陆唯一由民间环保组织创办的电视专题片，受到观众的喜爱和好评。每周五18点50分，廖晓义的声音传递到千家万户，“人类只有一个可生息的村庄——地球，保护环境是每个地球‘村民’的责任”。

2001年，廖晓义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又开播了《绿色空间》，栏目在关注生灵、保护环境、持续发展、创造和谐的定位的引导下，用敏锐的眼光捕捉自然界各种生命之间的相互关系，用清醒的头脑去判断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与资源和环境相关的事件。在表现自然界的美好画面的同时，也展示本不该出现的地球创伤的景象。

从2003年开始，廖晓义又开始着手拍摄反映生态文明、乡村建设的电视专题片——《天知道》，提出了令西方震惊的“乐和”理论，包含着独特的中式环保理念。

廖晓义还经常在平面媒体、网络媒体、广播电台上不遗余力地宣传她的环保理念，唤起国人对环保的重视。廖晓义环保之旅经过艰辛的努力，终于迎来了生机盎然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