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米族的村落多分布于半山缓坡地带，以血缘的亲疏关系各自聚族而居。村寨之间距离很近，可以炊烟相望，鸡犬相闻。各家又自成院落，互为邻里。陈哲不但被这里独特的民族文化打动，也被这里淳朴的民风、人和人之间毫不戒备的真情深深地吸引了。

没有人会反对把这些代表“美”和“温情”的东西保留下来，传承下去。但是，似乎只有少数人会真正为此做些什么。陈哲是少数人。

在这个问题上，他似乎可以算做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的目的、行动都很确定，他需要以一种有效的方法去解决这个现实问题。

陈哲曾经写过一首歌：走完大路走小路，走完小路走山路，走完山路走绝路，走完绝路再走路。他很欣赏这种精神。这首歌其实和他自己体现出来的精神相符。

他在玉狮场待的时间越长，次数越多，就越能发现这块土地的神奇之处。这个只有3万多人口的民族，有着如此多的故事。这儿每户人家的房门外都悬挂着牛羊的骨头，据说这是家庭财富的象征，同时也有驱邪镇宅的作用。这儿的大叔、大婶们在田里插秧的时候就会对山歌，姑娘小伙子们每个傍晚都会围在火塘边跳拐着脚的舞蹈，用竹片片吹小调，弹长着羊角的四弦琴。

如果没有“土风计划”，现在普米族的年轻人可能没有一个会弹口弦。

羊头琴也是如此，在陈哲到来之前，村里已经几乎没有人会拉、会做羊头琴。祭祀、“古歌”也是如此。玉狮场村里的“古歌老师”杨国栋80多岁了，他说，如今附近的各个村庄，能够在婚丧嫁娶等公共活动时和他“对歌”的，几乎没有了。如果再不教给年轻人，这一切大概就无法流传了。

正如一些淳朴的普米族年轻人表达出的最真实想法：随着社会的进步，普米族也在悄悄地被汉化，他们也住上了瓦房，穿上了牛仔服，很多民族自身的东西开始被淡忘。如果没有“土风计划”组织他们学习这些古老的习俗和艺术，很有可能这些民族的特色就会在他们这一代永远消失。

陈哲希望这些年轻人的身份是“普米使者”。这些普米族女孩，曾经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听完演奏后流泪。

“土风计划”已经做到了将村寨有机地组织起来，将该传承的内容进行传承，比如老人家教小孩一些歌、舞、乐、祭祀等。工艺方面也在做，但这是不长久的。陈哲觉得，要想长久，必须建文化、经济、生态园这样的东西，产生一种价值，将当地传统的劳作方式和经济、文化结合起来，成为一种特色，这样才能够有价值的回馈。

“土风计划”运作初期，陈哲变卖了自己的房产，把所有的资金都投入这个无偿的文化活动上。“很多唱片公司听了我采集来的音乐，都只有一个反应，就是给我灌成唱片发行。我的劳动可以立刻化做经济收益，但是，那些深山村寨的人们，他们的价值又该怎么体现？我觉得应该对他们有所交代。所以这些音乐，现在依然都在我的电脑里，一个都没有动。”

在2007年年底，北京的一次推介会上，陈哲宣布要举办商业演出。很多人对这个决定感到意外和不解。陈哲的回答是，文化是有尊严的，也是要经受市场考验的。“土风计划”的精髓，就是活化传承，不是静态传承，不是标本化传承，不放在博物馆里，不泡在福尔马林中。

陈哲希望商演能够让普米族的年轻人和他们的家人朋友都知道：这些差点被他们丢弃的本民族文化、艺术具备怎样的价值。而这些价值也会回报给山寨，由此促成良性循环。

文化传承小组的成员都是农民，他们需要不停地轮换，演出一段时间，回家务农一段时间，但他们从来不伸手向别人索取。他们演出的报酬并不高，但他们都很投入。他们必须能从自己的劳动中得到收入，这样才能获得他们的村寨父老的支持，也才可能反哺家乡。

这十几年来，陈哲在发掘民族原生态文化的同时，发现部分地区过度的旅游开发使原生态民族民间文化在都市化、商业化的影响下被严重扭曲变形。这些质朴的民族文化掺杂进都市色彩、流行色彩之后，其特征就会渐渐消失，身份也越来越模糊。陈哲强调的是，文化使者的商业演出不是以赢利为目的的。

这些走上舞台的普米族居民从山里出来，还要回到山里去。他们要经受主流社会环境的考验，但又不能像许多文化承载体那样，成为主流环境的牺牲品。他们要在村庄里默默地生活和劳作，但他们的文化又必须充分地表达，获得时代的尊重和信任。

陈哲希望，“土风计划”的项目能够在开放的空间中健康运行，不但可以避免偏远山区文化因长期孤立在公众视线之外日久无援而出现的萎缩，也可以使村民、艺人和文化本身在这个空间中获得免疫力和抗冲击力，从外部世界反馈中获得自信，避免在外部经济浪潮猝然到来时遭到灭顶冲击。

陈哲还打算在北京建立一个基地，与各方力量有意识地合作，并开始积极推动在兰坪县的玉狮场举办“大柳树文化节”。

文化传承小组的成员表演的节目都和森林有关，和热爱自然有关，都有美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一次排练的时候，有村民提出建议，可以在节目中加一个小品，把20世纪80年代末他们对抗砍树集团的故事演绎一番。村寨居民很清楚，他们美好的村庄，与周围8万亩生态系统所凝聚出来的美好自然的关系是如此的紧密，他们的心灵和诸多大树的心灵是相通的。

如果在兰坪县城，陈哲绝大多数情况下，就住在那儿的茶楼里。茶楼2007年才盖好，也是“土风计划”的一部分。他的考虑是，民族文化需要一个实体性的载体。

建这个茶楼的想法在陈哲心里盘旋很久了，目的就是能让这个民族文化的成果通过载体可以持续生存下去。茶楼项目组通过社会集资、个人捐赠的方式建成。茶楼的管理者是村寨里的年轻人，这样他们可以通过亲身实践来学会如何管理、如何生存。

在茶楼里，普米族以成果的形式将民族文化不断地向外传递。歌舞表演是茶楼的特色之一，演员主要是在“土风计划”中受过训练的年轻人。这样的茶楼在许多旅游城市和景点都能看到，只不过这里更简陋、收费更低。市场经济的大潮不会绕过兰坪县，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它。

村寨里的年轻人，刚进小组的时候大点的才十七八岁，那时他们还可以靠家里养着，现在四五年过去了，他们开始有一种自立的觉悟，他们要自己去挣钱养活自己。和普通人一样，他们需要吃饭、买衣服。如果加入这个小组，却不能带来挣钱的机会，这于情于理都不能成立。茶楼的表演可以提供这样的机遇，尽管观众给的钱不多，但也算一笔稳定的收入。这笔收入是他们坚持下去的动力之一，对于那些真心希望传承文化的年轻人而言，也是一种鼓励。

因此，茶楼肩负着几大功能。一是安定的功能，说白了就是小组成员能够挣到钱，能够去养活自己，能够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价值；第二就是文化传承的功能，为什么不是在那儿开饭馆，因为茶楼有一种文化因素在其中，它可以作为一个窗口去宣传民族文化，去和外界交流；第三个功能是社会协调，当地如果出了什么事，茶楼可以作为一个比较高层次的对话场所，对社会事务进行协调，这能够起到很好的社会影响。

从目前取得的进展看，“土风计划”还算顺利。但陈哲也暗自感觉到了一些危机，这个计划涉及大量的工作，仅仅靠他一个人，靠他的那个非营利的团队，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他开始注重发动社会力量了。讲座、会议、演出、组织一些音乐专家就一些问题进行交流……什么样的形式他都尝试过了。他期望这些活动能够产生一定的社会反响，能够吸引一些仁人志士，一些愿意把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承下去的人参与进来，建立一个有机的生态园，或者其他的什么载体也好，只要这个载体能够让民族文化自己生存、成长，保持自身的特点。

当然，还不止于此。他发现，这个社会还需要一种觉醒的意识。

2008年3月初，陈哲又回了一趟玉狮场。他发现，如果外界的力量再不提供适当而有力的帮助，那么这个村庄这一年很可能开始砍树。此前，这个村庄为了避免大树被砍，宁可拒绝修路，宁可生活在贫困中。

“其实道路只是一个象征，假如这个村庄有保护自己、发展自己的能力，身边有千万条高速公路也能相安无事；如果他们无法保护自己，那么即使层层封锁也挡不住自然的破坏和人心的损伤。因此，‘土风计划’要做的就是在开放的环境下保护文化，就像大树，就像自然界中的每一个物种，都是在自然的风雨中传承。”

于是，3月12日植树节这一天，“土风计划”与多家环保组织、搜狐公司共同发出了“留住美好大树”倡议书，号召人们从这个春天开始，不要只顾埋头种树，而是要有意识地“先保护好长在中国大地上的天然林”。

陈哲希望整个社会能有一种觉醒的意识，能够接收到他所传达的这种活动的信息，去思考应该怎么样帮助、支持民族文化和生态系统。他希望的境界是这样的：村里的事情村里办，民族的事情民族办，社会的事情社会办，传承的事情咱们大家合着办，这就需要全社会各个阶层的有识之士一起加入。

如今，专家、媒体、政府、非政府机构给予的关注越来越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看了村寨的表演，也觉得陈哲做的是很好的一件事情。现在“土风计划”的经费来自社会上大大小小机构的资助。

陈哲的“土风计划”涉及的不只一个普米族，还有其他若干少数民族。他深入黔南自治州荔波县永康乡德门村水族村寨、翁昂乡布依族村寨和瑶麓乡瑶族村寨，以及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村寨采风，登门拜访当地民间老艺人、老歌师，收集原生态服饰、语言、歌曲等，尤其对当地保存完整的民居建筑、浓郁的民风民俗颇为感兴趣。

如果说创作《黄土高坡》是陈哲原生态音乐创作跨越时空的引子，那么回看这段历史的时候，他会欣然发现，这时的主流社会已经渐渐产生了这样的自觉意识，那就是寻找本土，近些年原生态作品的出现表现了一个转型的趋势。全球流行音乐都面临着强势流行文化的同化，多元化的声音在流行音乐创作界时常能听到，不少当今的华语创作人都在试图在自己的音乐中加上某些本土的符号。我们欣喜地发现，这其中陈哲的功劳不可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