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曾经的军人，一个辞官下海的商人，一个富有但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人，一个干了一件伟大事情的平凡的人……所有这些形容词因为一座博物馆而凝聚到一个人的身上，那是怎样的博物馆？那里有真实的历史，民族的苦难，还有你我的灵魂，你要走进去吗？

2008年6月12日，在汶川地震发生一个月之后，一场名为“震·撼——5·12—6·12日记”的展览在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建川博物馆正式开幕。这场展览从筹备到开幕仅用了八天时间，记录了从5月12日到6月12日的一个月内，在四川、在中国发生的感天动地的历史瞬间。在震区余震频仍的时候，樊建川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就来到灾区，开始收集凝固了这个历史瞬间的地震文物，此次展出的上千件展品就是他们近一个月废寝忘食工作的成果。

这个时候，灾区的重建工作才刚刚开始，国家的汶川大地震博物馆尚在筹备之中，四川的民间博物馆就已经开始行动了。与正在发生的历史保持同步，这在以前似乎还没有过，樊建川和他的博物馆无意中创造了一个纪录。

中国人素来有修史的传统。有的学者认为，历史在我们民族的心灵深处，承担起了“终极审判”的功能。在一定意义上，历史之于中华民族，相当于基督教之于欧洲民族。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中，“盛世修史”虽绵延不绝，但历史话语的书写权却一直是官家的禁脔，以至于中国新史学的奠基人梁启超发出这样的感慨：“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民间修史在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上一直是凤毛麟角。

在宏大叙事的如椽之笔下，历史被简化成英雄人物的传奇，生活被抽象为简单的概念和教条。英国历史学家伍德沃德在他的《英国简史》序言中写道：“历史涉及的只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极小部分。大不列颠人民的大部分生活和艰辛创业……过去和未来都不会有文字记载。”伍德沃德感慨于正史难以记载许许多多在历史上未留下踪迹的寻常百姓。他想起了这样一句话：“有的人湮没无闻，他们死去，无人知晓，仿佛他们从未来过这个世界一样。”

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曾说，“百姓日用即道”，但是正史并未给王艮所言的“百姓日用”之“道”留下多少空间。宏大的历史叙事，虽不难引起我们的激情，但却很难唤起我们心灵的感动，因为历史的细节和血肉已经被“宏大”消弭于无形。

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历史给了人们前所未有的想象和可能。人们可以放飞自己的梦想，也可以追逐自己的愿望，生活的空间前所未有地广阔起来。历史给了樊建川这样的空间，使许许多多与你我一样的普通人的经历第一次成为我们民族历史记忆的一部分。时代通过樊建川和他的博物馆保存了民间对于历史的记忆，为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人保存了一个可以触摸得到的历史和记忆。

樊建川投资3.5亿元建成了中国第一个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他对民族的承担意识和责任感是我们共同经历的这30年里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这就是樊建川的人生历程对于时代和历史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