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樊建川幸福而快乐地过着他的军旅生涯的时候，一天，对他非常赏识的教导员在和他闲谈时，无意中说了一段话，这段话使樊建川后来的人生被完全改变了。直到现在，樊建川对那段话还记得清清楚楚。

樊建川记得，教导员对他说：“小樊，时代在变，今后没有上过大学的，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的，不光是社会上生存不下去，就算是在军队，如果不经过正规院校培养，也有问题。”接着，教导员对樊建川说，你应该想办法上学。

教导员无意中的一席话，彻底打破了樊建川内心的平静。此前，时代的变化，已经使樊建川在懵懵懂懂之中产生了读书的想法，但是一帆风顺的樊建川并没有立即将这种想法付诸行动。

命运之神在不经意间，将樊建川推向了另一个方向。喜欢向自己发出挑战的樊建川，迅速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参加当年的高考。直到几十年后，樊建川还对这位后来成为中将的教导员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

这一年，高考已经恢复整整两年了，人们对于高考也不再陌生。樊建川向部队提出参加高考的申请，很快就获得批准。但是，樊建川面临着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这就是此时距离当年的高考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而自从离开学校，无论是下乡当知青，还是到部队当兵，整整有四年半时间，他从来没有摸过课本。

樊建川性格中的倔强基因又一次发挥了作用。在这20多天里，樊建川一直穿着衣服，因为白天连里的工作他还得做，晚上就抓紧时间复习，累了就不脱衣服稍微睡一会。

每个人都有人生关键的那几步，眼下对樊建川来说就是关键的一步。许多年后，樊建川还记得这一步的若干细节。内蒙古地广人稀，部队和地方考生那几天都到县里去参加考试，大家住在一个招待所，樊建川因为喝招待所的蒙古奶茶，结果消化不良，考试那几天一直拉肚子，考完人瘦了一圈。

樊建川坦率地承认，他对这场考试完全没有信心。第一门考的是数学，樊建川拿到数学卷子一看大多不会做，就赶快把会的题做完，然后迅速交卷，腾出时间去临阵磨枪。他想，这门考试考砸了，把其他科目考好还有机会。

考试结果，樊建川的数学成绩是8分，满分是100分。

让樊建川至今感到得意的不是他的分数上了线，而是最后上了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正常情况下他应该上地方院校，然后再回部队。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到他所在的部队招生，而且只有一个名额，樊建川决定去试一下。

考试的地方在大同军部，樊建川所在的军有几十个人参与角逐这一个名额。连队对这件事很重视，樊建川坐着马车来到了县城，再转乘汽车和火车来到军部。

考试很简单，就是一次面试。那次是西安政治学院的师资班招生，因为师资班培养出来的毕业生都是要到其他军校当教员的，所以对面试特别重视。

前来参加面试的几十个人都是上了当年高考的文科录取线的，按照樊建川的说法，这几十个人，都是这个军队的尖子，里面有军部的电影放映员，有首长的警卫员。樊建川觉得自己面试表现还不错，但是一想起几十个人竞争一个名额，樊建川就没有信心。面试完后，一个教官对他说，回部队等消息吧。于是，樊建川无声无息地走了，他并没有看到一点希望。

就在樊建川离开军部的时候，他的前途其实已经尘埃落定。几个教官一致认为，这个小伙子像个教书的样子，是个当老师的料。

这一年，樊建川收到了分别来自地方和部队院校的两份录取通知书，他决定去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从部队基层考入军校的大学生，樊建川的人生轨迹第一次和这个国家的命运发生了交叉。

来到西安以后，樊建川很长时间不会过马路，因为一过马路，看到来来往往的自行车、汽车，樊建川就会不知所措。

在西安政治学院，樊建川接触到电灯和自来水，一时间竟然感到非常兴奋。无论是在四川农村插队，还是在内蒙当兵，樊建川用的都是马灯，吃的是井水。让樊建川感到高兴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他买了生平第一双皮鞋。吃饭也不再是土豆加白菜。能穿上皮鞋，有自来水，有电灯，还可以读书，樊建川觉得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了。

在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等待樊建川的不仅有全新的政治经济学课程，还有随处可见的被抛弃的毛主席像章和语录。在1979年到1980年这个新时代刚刚开始的岁月里，这些保留着那个大动乱年代鲜明印记的物品大多被当做废品丢弃，或者成为孩子们的玩具。对这个时代的记忆，也渐渐在人们的脑海中褪色、淡化了。

中国人素来有厚今薄古的传统，当下是绝大部分中国人生活的重心。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可逆转地走进历史之后，这些承载着中国人上一个时代生活记忆的东西就淡出了中国人的生活。在很多人眼里，“红宝书”和“宝像”是那段狂热和荒诞岁月的象征，他们并不愿意保存这些物品。

如果要认真追溯樊建川的收藏史，应该是从这些永远退出历史舞台的像章和语录开始，它们勾起了樊建川心灵深处的某种意识，他拣了好几百个人们丢弃的像章和小红书。

这些沾满灰尘的像章和小红书唤起了樊建川对那个逐渐远去的时代的记忆，他想起自己的父亲和全家在“文革”中的遭遇，开始对自己的经历进行反思。对以往经历的记忆和模糊的历史使命感的萌动，引发了樊建川对“文革”旧物的收藏冲动。此时，军校学员樊建川并没有多少钱搞收藏，他的主要收藏途径是在垃圾堆、废品站翻拣旧物，以及到朋友熟人家软磨硬泡。

两年后，樊建川从西安政治学院毕业，他选择了离家较近、地处重庆的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樊建川说，他当时非常高兴，觉得像做梦一样，就等着毕业去报到了。

初到重庆的樊建川踌躇满志，壮怀激烈，他的人生又揭开了新的一章。这一年，樊建川24岁，成为一名排级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