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业后的樊建川回到了故乡宜宾，成为宜宾市委政策研究室的一名办事员。樊建川觉得这个岗位比较适合自己，可以继续去做自己擅长的调查研究。他觉得，政策研究室是个中枢机关，可以了解宜宾全局的工作，而且自己的见解也可以转化为领导的意志和行动。

在两三年之内，樊建川跑遍了宜宾农村，他的理论水平和生活阅历使他写的调查报告不断在国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这位笔杆子很快得到了宜宾市市委书记孙文启的青睐。1990年，樊建川成为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和孙文启的秘书。1992年，这位深受书记赏识的秘书成为宜宾市最年轻的常务副市长。

我们在观察樊建川的人生轨迹的时候，可以发现一个很明显的现象，那就是他在自己人生关键时刻的选择总是正确而理智的。当他用心投入自己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理想的激情和冲动在他身上释放出来的活力；而当他一旦重新确定自己的目标的时候，他总是能够用与现实妥协而不是对抗的方式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樊建川总是能够做出游刃有余的切换。

到现在为止，樊建川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春风得意。熟悉中国干部使用和提拔程序的人们不难看出，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樊建川接下来将要成为市长、市委书记。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在樊建川当了不到一年的常务副市长后，组织部门找樊建川谈话，准备要他当市长。对于宦海中人的樊建川来说，这样的前途可谓平坦。按照正常的思维，樊建川应该感谢党和人民对自己的信任，接受组织部门对自己的安排。

但是，就在这次谈话之后，樊建川却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樊建川觉得，自己当市长不太合适。他觉得自己有些眼高手低，而且观念比较超前，在开会的时候经常和别人不一致，很难得到同僚们的理解和认可。樊建川认为，自己容易激动，有时会感情用事，当副手还可以，当正职就不太合适。在他看来，这条路虽然很顺，但是很艰难。

此时，樊建川的收藏已经蔚为可观，他收藏的胃口逐年增大，但是他的收入却难以支撑自己的收藏嗜好。樊建川经常利用到成都出差的机会去逛收藏市场，每次他都觉得很愉快。樊建川觉得这里的好东西很多，在宜宾根本看不见，这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诱惑。但是樊建川每月的工资也不过200多元，靠这点收入去面对水涨船高的收藏品市场，只能是捉襟见肘。

这一年樊建川35岁，年富力强。突然，一个念头像闪电一样再次从他脑海划过：辞职下海。

但是，此时的樊建川捧的是一只含金量很高的饭碗，自己就这样把它打碎难免有些踌躇。

樊建川继续在常务副市长的位子上工作，但是他心里老想着成都收藏品市场那些无力购买的藏品。

就在樊建川在宦海浮沉的时候，1992年2月28日，邓小平的南方讲话以中央二号文件的形式传达了下来。这成为今天很多传奇故事的开端，以至于“1992年以后”成为我们讲述很多故事时的常用短语，就如同“三中全会以后”。具有历史坐标性意义的南方讲话，自然给了对国家政治经济形势比较敏感的樊建川更多的刺激。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层干部，樊建川比一般人更早地看到了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凭着深厚的学养和丰富的阅历，樊建川认为，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将使中国社会发生深层次的变化，人们的观念也会发生变化。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只要做得好，都会被社会认可，市长、医生、演员、高级技工和商人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这一年还有一件事给樊建川以很大的触动，那就是四川万县人牟其中的“罐头换飞机”。1991年，牟其中和他的南德集团同苏联方面签订协议，用500车皮积压日用小商品从苏联换回了四架“图154”客机。1992年，这些飞机陆续飞抵四川。做成了这笔被认为是“不可能的生意”后，牟其中一夜之间成为传奇人物。

“罐头换飞机”的成功，给樊建川这个与牟其中和南德集团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一种莫名的兴奋和冲动，他从中读到了挑战、刺激和生命力。这种感觉就像他当年在第三军医大学新兵连训练新兵时，和连长共同在三秒钟之内成功化解那场“手榴弹危机”一样。

兴奋之余，樊建川给南德集团写信，希望去南德集团工作。很快，南德集团回信表示欢迎樊建川前来。这给樊建川很大的鼓舞和信心。他觉得找到了一个自己向往的地方，一个在他看来很有希望的地方。

不过，辞职毕竟不是一件小事，在南方讲话之后，樊建川反复思考了大半年，最后的决断一直没有做出。但是，在这次组织部门找上门的谈话之后，樊建川决定辞职下海。他后来回忆说，当时大概是1993年四五月份。樊建川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主要是想去做自己愿意做的事，他觉得人一辈子很难遇到像1992年这么好的时代和机遇。

这次辞职，樊建川的行事方式与以往截然不同。他做得很彻底，干脆利索地把辞职报告送给宜宾市领导班子的每一个人，市里每个部门也都收到了一份。这样的做法颇有壮士断腕的悲壮色彩，这一次，樊建川根本没有打算给自己留余地，他要破釜沉舟。

樊建川的辞职，迅速成为当时宜宾市最震撼的新闻。但在樊建川看来，他辞不辞职对宜宾市政府根本没有什么影响。当时宜宾有八个副市长，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樊建川说，就算只有一个副市长，政府一样照常运转。

但是樊建川的辞职，却使一个人非常生气，那就是当初非常赏识他的市委书记孙文启。看到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年轻人要“下海”，孙文启无法理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甚至不愿意面对这个曾被他寄予厚望的晚辈。樊建川带着礼物前去解释，孙文启连门都不让进，根本就不愿意看樊建川一眼。

唯一支持樊建川的，是他的家人。

在樊建川眼里，1993年的中国社会，已经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了，当官并不是他唯一的选择，也不是最好的选择。这时的樊建川认为，他可以在社会上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工作和职业。辞官在他看来是一个很轻松的选择，因为一个两袖清风的官员一个月工资也就是几百块钱，对樊建川来说，干什么工作一个月挣不到几百块钱呢？因此，樊建川选择了这种不留后路的方式与体制告别。

辞职报告送上去之后，樊建川就从办公室消失了。当以前的下属找到樊建川汇报工作时，樊建川说，我已经辞职了。

按照组织程序，市委组织部长又一次找樊建川谈话。樊建川调侃地说，辞职以后准备开一个小面馆卖面。

组织部长拂袖而去。

1993年，樊建川正式“下海”，他收集的各种“文革”文物已达万件，小有所成。和以前每一次做出的人生重大抉择一样，樊建川这一次仍然充满信心，踌躇满志。

不知什么原因，离开官场的樊建川并没有去投奔牟其中的南德集团。他拖家带口，带着总共2000块钱的全部积蓄，来到了成都。樊建川选择成都的原因很简单，成都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收藏品集散城市之一，而且，樊建川在成都搞收藏的朋友很多，在收藏上大家可以互相启发交流。

但是在这个时候，刚刚到成都的樊建川考虑的显然不是收藏。他租了一个30多平方米的房子，女儿就睡在客厅的沙发上面。一家三口一人一个塑料便携衣柜，全部的家当就装在里面。找到落脚点之后，樊建川就带着简历，四处寻找工作。

三天之后，樊建川找到了下海后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港资房地产企业当办公室主任。樊建川的简历很吸引人，他懂经济，当过一方官员，有管理才能，还会开车，竞争力和优势明显。

樊建川打工第一个月的工资是3000元，他对这个收入很满意，因为这相当于他在宜宾10个月的收入。一个月之后，樊建川的月工资达到了8000元，樊建川决定将工资积累起来创业。

就在樊建川准备在办公室主任的位子上甩开袖子大干的时候，一天，他以前的一个秘书从宜宾到成都来看望他。当这位秘书看到他以前的领导带着两三个人打扫办公室的卫生时，不禁潸然泪下。以前，樊建川在宜昌的时候，食有鱼出有车，前呼后拥，现在却在带人打扫卫生，这种反差让樊建川的前秘书无法接受。

樊建川却没有这种悲惨的感觉，他觉得自己现在过得很好，一个月收入是以前的10倍。而且，在樊建川内心深处，他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定位为一个高级打工者。在下海的时候，樊建川就准备自己给自己当老板，此时他胸中已经有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创业计划。后来樊建川的这位秘书也下海了，辗转成为樊建川公司里的一个主管。

在樊建川下海的第一年里，他还干点倒卖酒瓶子和五粮液之类的小生意。到1993年年底，樊建川积累起了十几万元的资本，他找了几个朋友，一起凑了100万元，准备办一个股份制公司。在这一年的12月28日，樊建川的房地产公司正式开张，注册资金就是这100万元，这就是今天建川集团的前身。

1993年，是成都房地产迅猛发展的一年。这一年11月，国务院房改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了第三次房改工作会议，提出了“以出售公房为重点，售、租、建并举”的新方案。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逐渐开始升温。

对政策异常敏感的樊建川决定抓住这个时机，在房地产刚刚冒头的时候进军这个市场。但是，樊建川的公司资本和规模都很小，如果第一个项目失败，公司就得关门。

第一个项目果然遭遇到了危机，从来没有做过房地产生意的樊建川不可能无师自通。他买地花的钱比别人多了一倍，后来樊建川将之归咎为轻信了熟人，加上不熟悉行情，吃了亏。建川公司开发的第一个住宅小区封顶之后，他发现盈亏点在1400元一个平方米，这个价格在当时的成都市并不是一个有竞争力的价格。

但是，樊建川无法降价，因为他承受不起亏损。小区建成之后，几百套房子只卖出去了一套，还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买的。此时，银行贷款早已花光，樊建川的第一个项目已经山穷水尽，他的公司最多只能维持一个月，工程就得停工，他的经商下海生涯眼看就要以亏本而告终。樊建川又想起了1984年的那次“手榴弹危机”，他的第一个项目就像一颗正在哧哧冒着白烟的手榴弹，眼看就要爆炸。

就在樊建川山穷水尽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仅仅卖出一套房子的樊建川，却莫名其妙地转危为安。

此时，成都双流机场需要一些宿舍楼来安置员工，樊建川说：“这样的国营企业一定要一个完整的小区，因为它要给员工补助水费，补助电费，开班车接送员工去上班，所以小区一定要很干净。我们卖不掉的房子成了我们最大的优势，我们最大的问题变成我们最大的优势了。”

双流机场以1430元一个平方米的价格包了樊建川的房子，而他的成本是一个平方米1400元。樊建川自称，做第一个项目，他把房地产做成了卖白菜。不过他有三万平方米，最后的利润还是将近100万。樊建川并不在乎这100万的利润，而是在乎把他解放了，他的第一笔生意成功了。

双流机场要得很急，公司拼命抢工，最后提前一天交工。当天晚上，樊建川带领全公司的人打扫小区卫生。打扫完后两个小时，双流机场就来验收房子了。

第一个项目是樊建川最困难的一个项目。樊建川觉得这个项目对他的公司来说至关紧要，这个项目做成之后，樊建川就知道房地产的成本和政策，知道哪些关键环节的手续该怎么办，要跟哪些部门打交道。后来，樊建川再做房地产项目的时候，每个项目都做得很成功。

有了第一桶金，以后的事情就变得顺理成章，尽管也不乏精彩的故事，但讲起来都是大同小异。樊建川的公司开始迅速膨胀。

此时，樊建川一家仍然住在租来的30平方米的房子里，他和蹬三轮、擦皮鞋的邻居相处得极为融洽。只是，樊建川的妻子和女儿对他的收藏根本不感兴趣，有时候樊建川的妻子看到他在屋子里放满了收来的“破烂”，难免会有些抱怨。

一天，房东到樊建川的公司来收房租，看到租他房子的房客居然是一位大房地产商，顿时感到不可思议。

樊建川赚的钱主要用于收藏和发展企业。租了四年房子之后，他才搬进了新居。

到2000年下半年，樊建川的公司挤进了四川省房地产公司十强，房地产商樊建川的生意达到了一个顶点。

在做生意之余，樊建川仍然去逛文物旧货市场。成都青羊宫附近的送仙桥古玩文物市场是他去得最频繁的地方，樊建川贪婪地吞噬着他认为有收藏价值的东西，他的经济实力足以支撑起他日益增长的收藏嗜好。樊建川还在各个省发展自己的眼线，他的收藏迅速膨胀。

樊建川将暂时卖不掉的房子当做他收藏文物的库房。于是，他的收藏品就这样散落在成都市的各个角落。

随着樊建川房地产生意的做大，他的收藏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宽，从“文革”、抗战逐渐扩大到世纪初的辛亥革命。樊建川的收藏“野心”和他的收藏品一起膨胀，一个世纪以来与中国历史有关的文物都进入了他的视野。

日本也进入了樊建川的视野。樊建川知道，历史上日本人收集情报和保存资料的意识很强，为了搜集抗战文物，他多次前往日本，他将之称为“反扫荡”。樊建川在日本搜集的方式是：看到多少就收多少，仅购买、翻拍的照片数量就达到30万张之多。

时日一多，樊建川开始安排线人在日本守候。

1996年，樊建川一共在日本购回了1000多本日本二战时出版的画报，包括《历史写真》、《支那事变写真》、《日支事变画册》、《北支事变画报》、《国际情报写真》、《支那事变画报》、《武汉陷难画报》、《跃进之日本画报》等，其中的照片大多是日本记者拍摄的，还有1000多张日本士兵的明信片。这些资料让樊建川大为兴奋，因为这些当年的战争宣传品披露了大量不为人们所知的真相。樊建川决定发动在日本的线人，集中收购日本人称之为“二战品”的文物。一时间，日本文物市场上的抗战文物在短时间内竟忽然大规模消失。

后来，樊建川对记者说：“与日本人争夺抗战文物，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一次，樊建川收集到了一本侵华日本兵的日记，里面的一段话使他感到震惊和愤怒：“今天我的将军给我发了一把刀，我想尝试一下它有多快，我把几个中国人的人头给砍下来了。”语气轻松得仿佛是在游戏。

血液开始在樊建川体内翻腾，宏大的历史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但是这种透着血腥的历史细节则让任何一个人都难以释怀。樊建川说，像这样的东西他看了很多，所以他的血气一直在体内翻腾。

此时，樊建川的收藏开始变得宏大，他的这项爱好开始逐渐脱离“业余”，在他生活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和他的房地产生意难分伯仲。尽管如此，樊建川的房地产生意仍然经营得非常稳健，自从第一单生意成功之后，他在投资中从来没有犯过错误，颇得公司股东的信赖。

而且，樊建川生活俭朴，也不乱花钱。

2000年1月发生在日本的一件事情，让这位平时低调的收藏家、房地产商人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这一年的1月21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和最高法院判决东史郎败诉，这位日本老兵在他的日记里详细记载了他的分队长桥本光治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虐杀中国人的情况，却被桥本光治以“不实”、“毁损名誉”为由告上法庭。樊建川在他的收藏品里找到了民国时期的《最近实测新南京市详图》，这张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8月再版的地图上清晰地标明了桥本光治虐杀中国人的那个池塘。樊建川向媒体公布了这幅地图，为东史郎提供了有利的证据。

樊建川的收藏事业凸显了其独特的社会价值，他的抗战文物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