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1月，微软的CEO史蒂夫·鲍尔默来北京。这一次，他的行程中重要的一项是会见温家宝总理。在张亚勤陪同前往的路上，史蒂夫·鲍尔默表露了一个新的想法——进入移动领域，并表示他和比尔·盖茨都觉得张亚勤是领导这个团队的最佳人选。最后，鲍尔默问他：“你有兴趣吗？”

张亚勤听了鲍尔默一番话，倒是有些矛盾。研究院发展势头正猛，张亚勤的家也刚刚搬回了国内，他倾向于留在国内。但他内心里却还是想尝试一下这个新领域。

张亚勤本身对手机、移动通讯，还有CE平台很感兴趣，这一工作可以称之为做软件、电子器件以及做通讯的融合，这结合了他过去很多年工作的不同方面，也代表了微软未来的一个方向，所以当时觉得挺有意思的。

两个星期后，张亚勤到了总部。圣诞节降至，美国一片节日气氛，他来到华盛顿的雷蒙德微软总部，与比尔·盖茨会面。

在微软的5年，每年张亚勤都会飞到总部向盖茨展示有关移动计算技术的研究成果，而微软Windows CE部门的业务进展实在让盖茨有些失望。张亚勤在数字影像和视频技术、多媒体通讯及互联网方面都是世界级专家，他在通信和多媒体技术方面的研究经验和每年的汇报成绩，都令盖茨叹服。于是，盖茨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为什么不让张亚勤来做这件事情呢？

“张，我告诉你，手机会成为移动技术很重要的平台。”

“这是当然。IT、通信和多媒体一直是人们生活和工作离不开的，而手机，恰恰将这三方面融合在一起。”

“不，还有一点更重要，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很多人第一次接触计算终端，不是个人电脑而是手机，所以，张，我需要你来做这件事情。”

2004年初，时任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的张亚勤出任微软全球副总裁，征战微软总部雷蒙德，负责微软移动通信及嵌入式系统在全球的开发业务。

张亚勤面对的不单单是一个全新的领域，Windows CE部门在他接手时死气沉沉，毫无起色，看上去像一潭激不起浪花的死水。

他开始思考这个部门死气沉沉的原因。这里长期沿袭了PC操作系统的开发模式，所以产品更新周期缓慢，面对已经开始出现加速迹象的移动计算市场，Windows CE完全处于被动状态。因此这个部门还被称为“粘在骆驼上的一只蜗牛”。

早在三年前，他就在微软中国研究院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小组，研究无线网络，一直在做Windows CE的产品转化工作。这无疑有助于他工作的展开，也坚定了他冒险尝试产品研发的信心。虽然，前方充满了挑战。

对微软来讲，PC一直是强项，但计算已经进入了新的领域，包括手机、电视、汽车等。张亚勤分析，有电的地方都会有计算，有计算的地方都会有智能，有智能的地方都会有互联网，所以未来是一个互联网的世界，一个多平台的世界，所以非PC是微软未来战略的要点。

他说：“移动是非PC业务中最重要的一块核心，这也是我人生中最有挑战的一个任务。”

移动业务部分刚刚启动时，缺人也缺资金，而且由于公司事先在该领域没有建立任何信誉，从头做起的难度超乎想象。张亚勤将其简单归结为三个一，即一个模式，一个人才，一个合作伙伴。

面对一个新的领域，如何去制定战略模式？团队里都是学历高的IT精英，大家各有各的看法，不少人提出学习苹果，做手机。

张亚勤还面临招兵买马的难题，怎么样去找到最优秀的人才。好在比尔·盖茨对他说，你放手去做，想雇多少人就雇多少人，没有约束和限制。但一下子要找那么多精英人士，而且是在这个新领域内，如果想从PC领域找跨领域的具有前瞻性的人才，也很难。

第三个难题就是怎样和运营商、手机制造商合作。他们的观念可能认为，微软是PC领域的霸主，占90%以上的市场，一旦进入这个领域，会不会将他们吞并？因此，微软移动团队的首要任务就是消除他们的疑虑，建立一种信任。

再次回到美国的张亚勤，孤身一人，家还安在国内。他记得，那时自己做了很多决定，每天脑子里都在琢磨这些事，到了深夜还面对着电脑，做技术架构，构思战略版图。有时很晚了，他一个电话或一封Email召集下属开会，一开就是几个小时，一群人集体熬夜，第二天个个都很憔悴。在美国很少晚上开会，张亚勤的做法引起了一些同事的抱怨。

比尔·盖茨对他说：“这是我们公司的未来，我等于把未来交给你了。我给你资源，你可以做任何决定，唯一的要求是你要把这个工作做好。”张亚勤感觉到了自己肩上的压力，公司交给他一个重要的使命，他必须以最快的效率理清发展方向，加强执行力。

但这个任务不是那么轻易可以完成的。有一次，几个大公司的CEO不断给张亚勤打电话——张亚勤他们的产品要晚两个月才能出来。因为这个业务在产业中属于比较上游的，一旦延迟，就会影响到很多人。当时这个产品晚了两个月，意味着错过了圣诞节这个重要商机。

张亚勤那天正在国内出差，早晨四点，一个多普达的CEO打来电话。多普达是张亚勤他们当时最大的客户。那位CEO打电话时都快哭出来了，说产品要是晚两个月，公司今年的销售就泡汤了，整个公司的业绩也会大受影响。

张亚勤接到电话时，心情很复杂。他说：“我一辈子都没有晚过，做什么事情都是提前完成任务。这是第一次，我切身体会到如果我们的产品晚了，对运营商将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对合作伙伴的业绩、数据服务以及运营库产生多大的影响。”

那三个月，张亚勤几乎天天失眠。从公司回到家里，他整个脑袋都还停留在工作的状态。孩子和他讲话，他也根本没有感觉；他太太跟他说事，他也没有任何回应，他太太索性不理他了。

这样的状态，张亚勤还经历过一次，那是写博士毕业论文的时候。那时满脑子是解码，他感觉那段时间是处于一种飘浮的状态。现在做Windows Mobile项目，又回归了这种状态。

当时张亚勤的移动团队1000多人，原先分属于不同的几块部门。张亚勤下面有四个总经理，都是公司的元老级人物。这些资深人士投入讨论的时候，特别坚持己见，彼此之间常常就某个问题不能达成共识。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做，团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这是好事也是坏事，但是大家的意见往往是对立的，完全不同。有几次，张亚勤开经理会议，看到大家板着脸生气，自己气不打一处来，就会拍桌子、扔笔，有时甚至扔到别人头上去。

好在这都是一个必要的磨合过程。大家互相较真却也没受伤，只是讨论问题、做决定的时候，气氛相当紧张。后来大家意识到这个问题，做了规定，不准扔东西。

磨合期过了之后，张亚勤总结出了一些东西，并对自己团队的成员做了阐释。他认为一个领导者需要具备以下几个能力：首先是洞察力，对这个产业的洞察力；其次是简化问题的能力，把一个很难的、大家看起来十分复杂的概念，用简单的语言讲出来；第三点就是判断的能力，做到CEO这个重要的位置，你作为聪明的人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见，这个能力考验你到底会选择哪个。缺的不是办法，缺的是选哪一个人的办法。此外，还有一点，心态很重要，时刻保持好的心态。

张亚勤说，自己现在的心态相对而言还是好的，但做Windows Mobile项目时还是明显感觉到压力很大。现在想来，那时他对自己要求过高，逼自己在最短的时间内交出成绩。主要是当时没有很清楚的方向，尽管比尔·盖茨给了他一个上方宝剑，但抛给他的不是解决方案，而是一个新问题，一个比尔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做的问题。

新业务的开拓用了两年，一切终于渐渐有了起色，微软已经在这个领域排名第二，Windows Mobile已占据全球窗体顶端智能手机操作系统25%的份额。微软移动平台的合作伙伴已有55个国家的47家设备制造商与115家移动运营商。后来，张亚勤回到国内，从来没有睡不着觉的，一般头一靠在枕头上5分钟就睡着了。

2006年4月，胡锦涛主席访美，第一站在西雅图，访问了微软公司以及比尔·盖茨的家。张亚勤作为公司高层，与比尔·盖茨一起接待了胡主席。

张亚勤记得很清楚，那天下午胡主席去了微软的“未来之家”。比尔·盖茨十分重视胡主席的这次访问，他安排了张亚勤作技术演示，并花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和张亚勤一起排练。胡主席来了要站在哪里接待，每个地方需要站多长时间。张亚勤第一次看到比尔·盖茨念稿子，直到胡主席抵达前的两三个小时，比尔·盖茨还在准备。

张亚勤准备了两个演示，时间都做了严格的分钟规划，第一个演示2分钟，第二个3分钟，共计5分钟。但第一个演示就花了差不多5分钟，因为胡主席一直问问题，因为他也是学工程的，对一些技术的问题很感兴趣。整个演示过程不像是在汇报工作，倒更像是一个交流。比如，胡主席问他关于自签名的问题，胡主席说，你这个签名对不对，你首先怎么保证这个准确性？其次数据库训练的时候，样本多大？

张亚勤说：“这次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胡主席的知识面很广，他的好奇心很强，而且挺幽默，不是想象中那么拘谨。”

随后，胡主席一行去了比尔·盖茨家里。那天晚上，比尔·盖茨邀请了100位客人，有很多企业界的知名人士，基辛格博士也应邀参加。在家里就比较轻松，欢迎的时候也没有稿子要念。张亚勤记得，胡主席之前曾问过微软的工作人员，说盖茨用不用稿子，员工说可能不用，平时都不用的。胡主席说那他也不用了，讲得十分风趣。

盖茨带胡主席参观了他的图书馆，有很多的收藏，很多名画，也有很多过去总统的亲笔，包括《独立宣言》的原稿。胡主席对其中的一本书很感兴趣，是关于达·芬奇的。那是达·芬奇原来设计水泵的原稿，他不但是很有名的艺术家，也是一个优秀的工程设计家。比尔·盖茨有一个很长的原稿，胡主席看得津津有味，他自己也是学水利工程的。

张亚勤记得胡主席这次行程中的一个细节。在微软“未来之家”访问完后快要走出中心时，胡主席忽然停住，对比尔·盖茨说：“盖茨先生，你是中国的朋友，我们中国也是微软的朋友，我每天工作都要用到微软的Windows。”盖茨也很幽默，说：“你遇到什么技术的问题，我随时待命。”张亚勤当时站在他们中间，能够感觉出当时轻松愉悦的气氛。

他觉得，胡主席参观微软并且在盖茨家用晚宴这一举动，不仅仅是表示对微软的重视，也是在向世界传达中国政府对自主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重视。

张亚勤说：“我自己也觉得特别荣幸，在第一时间，以最近的距离看到两位主席的亲切的对话。这对我来讲，这是高科技的一个闪光点，也是中美科技交流、中美两个国家交流的一个闪光点。我觉得，一方面我们中国长大了，另外一方面是我在美国所受的教育又回到了中国，为中美的科技服务，为中国服务，我觉得特别地欣慰和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