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年份，注定要成为历史，有些历史，注定会成为永恒，比如，1978年。

在中国现代史上，1978年是一个十分微妙和关键的年份。尽管在这之前的两年时间里，执行极左政治路线的“四人帮”已被打倒，但“两个凡是”的政治主张，在政治和经济两大领域实行意识形态化的治理，依旧让神州大地充斥着僵硬气息。

但就在这种气息中，嗅觉灵敏的人仍然能够“嗅”到季节和时代的变迁。刚刚复出的老一辈领导人邓小平，在3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政协主席。3月18日至31日，邓小平主持召开“全国科学大会”。他出人意料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这一年的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文章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第一的观点，指出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文章的发表在当时沉闷窒息的中国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在很多地方，“违反中央精神、违反毛泽东思想”等讨伐声隆隆四起。

5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谈及此文，认为文章符合马列主义，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这场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影响了中国改革的整个进程。在思想基础上，它彻底摧毁了“两个凡是”的政治原则，倡导一种全新的实践主义理论。而在经济变革中，它试图建立一种全新的思想基础和商业伦理。它与随后几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稳定压倒一切”等政治格言一脉相通，构成了中国的改革文化和三大思想基石。

这一年年底，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指导下，审查和解决历史上遗留的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形成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始承担起艰巨的历史使命。

这一年年底，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突然提出一个新的理论：“让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他当时一口气列举了十来个城市，第一个就是深圳。1979年3月，深圳经济特区成立。这个在当时引发激烈争论并被许多人认为是“昏了头”的决定，若干年后被认为是正确决定，并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之后的若干年时间里，大量农民从土地束缚中解放出来，大批涌入深圳、广州，涌入观念先进的东南沿海地带，进入工业制造领域寻找致富的机会。于是，一个新的群体——农民工，也就是新中国的产业工人诞生了！到深圳、广州谋求发展和赚钱，成为农民工第一选择。后来，20世纪90年代，“民工潮”遂成为滚滚洪流，难以遏制，而关于农民工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并成为社会上最为棘手的难题之一。

那时候，到城里打工，仿佛是一种时尚。为了实现梦想，农村人离开家园，充满了热情、勇气、力量，涌入绚丽多彩的城市，期待过上好日子！可是，背井离乡的他们，能适应城市生活吗？能收获他们想要的一切吗？他们都会遇到哪些问题？他们的生活从此以后会发生哪些转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