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森（1908-1992），浙江省江山县人，历任军统杭州站站长、上海市警察局局长等职。晚年定居美国，1992年10月在纽约去世，享年85岁。

19路军在福建起兵反蒋，戴笠携巨款潜入厦门。毛森独自一人策反独立45旅张銮基部。初战得手，在军统声名鹊起。

解放前，一提起“军统三毛”，人们就会胆战心惊，毛骨悚然。毛森就是“三毛”之一，另两人是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和军统东南办事处主任兼华东区区长毛万里。此三人当年杀人如麻，丑名远播，人们憎恶地称之为“军统巨枭”。

1935年秋，毛森因患伤寒症住进了中央医院。

一天，毛人凤到医院看望毛森，毛人凤说：“看你气色不错，身体恢复得怎么样？”

毛森用手敲敲自己的胸部，笑道：“你看我养得又白又胖，比入院前还长了几斤肉哩。”

寒暄过后，言归正传。毛人凤说：“福建最近闹得很凶，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和军长蔡廷锴，在政客李济深、陈铭枢等人煽动下，公开反叛中央，通电声讨委员长，还成立了什么‘人民革命政府’，和江西的‘共匪’互相呼应。委员长大为震怒，指令我们迅速派出得力干员前往福建工作……”

说到这里，毛人凤脸上露出一股杀气，说：“我们是委员长的佩剑，谁敢反对委员长，我们决不客气。老弟，这是你建功立业的一次大好机会，但我担心的是你的身体能否吃得消？”

毛森从床上霍然起身，说：“请上峰放心，我的伤寒症已经完全好了。我的家乡和福建近在咫尺，我对那儿的语言习俗、风土人情比较了解，去福建工作有很多有利条件，务请上峰批准我前往。”

毛人凤高兴地点点头，交代说：“你去福建的公开身份是军事杂志社的记者，任务是到驻扎在闽北浦城的独立第45旅开展秘密策反。”

毛森不禁一愣，心想这个旅里我一个熟人也没有，插不进手呀。但他脸上丝毫没有为难之色，毕恭毕敬地聆听着毛人凤的指示。

毛人凤凑过身来对毛森附耳低言道：“不瞒你说，老板(指戴笠)已带了得力干员前往福建，对19路军上层开展秘密策反。独立45旅旅长名叫张銮基，老板也在对他做工作。你这次去，是和老板一起上下夹攻，不怕这个张銮基不就范。”

毛森脸上露出了笑容。

毛人凤又交代说：“不过你也不能过于乐观，要充分估计到此行的风险。这些人你别看他们挂着什么少将、中将的军衔，实际上都是些流氓，有奶便是娘，翻脸不认人，杀个人如杀只鸡，你到那里后，千万小心，见机行事。”

毛森坚定地表示：“此去风险虽大，但我赴汤蹈火，也要坚决完成任务。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我万一牺牲了，也是为委员长而死，死而无憾。”

深秋的南京，黄叶飞舞，秋风萧瑟。毛森只身一人，肩负重任乘车南下，在老家江山下车后，经仙霞岭进入了战火纷飞的福建境内。

这时蒋介石已调集多路大军向福建的19路军进攻。张治中是第4路军总指挥，率中央军两个主力师进入闽北的浦城、建瓯一线，给45旅造成了大军压境之势。

戴笠手拿着蒋介石的“杀手锏”——蒋特批的100万元大洋，早已悄悄潜入厦门。经过一番幕后交易，收买了19路军参谋长黄强、1军军长沈光汉、2军军长毛维寿、5军军长谭启秀。对19路军参谋处长范汉杰，蒋介石特派中央军校秘书长施芝瑛，悄悄潜入福建，利用老关系并送上10万元大洋。范汉杰交出了一本密电码，从而使19路军总部与各部队的联系情况全部为军统所掌握，并及时送到了蒋介石的案头。

戴笠的“出色”战绩，为毛森在浦城开展策反工作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一天，毛森化装成商人，径直来到张銮基旅长的公馆，谎称是旅长的亲戚，有要事求见。

张銮基见来人中等个子，生得精明干练，就问道：“你是谁？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位亲戚呀。”

毛森镇定自若，说：“旅座，我从南京来，我们老板要我当面跟旅长谈笔大生意。”

“你们老板姓甚名淮？”

毛森努努嘴，示意张銮基屏退左右。

张銮基把手一挥，说了声“退下”，副官、卫兵等随即离开，客厅里只剩下了毛森和张銮基两人。

毛森趋前一步，低声说：“我们老板姓戴，名笠，字雨农。他对将军慕名已久，特派我前来拜谒，让我在闽北做点生意。”

19路军高级将领之间对是否反蒋、是否搞福建事变，意见并不一致。张銮基已风闻戴笠到厦门勾结了几个军长，他们都想保存实力，不愿拿部队去和中央军拼。张銮基心想张治中已率两个师的中央军进抵闽北，自己这点力量根本不是对手，如今戴笠派人上门，这笔“买卖”怎么做，还用说吗？想到这里，张銮基立时眉开眼笑，紧紧握住毛森的双手，说：“小老弟，你怎么不早说呀！刚才有失迎迓，怠慢之至，抱歉，抱歉。还望多多海涵。至于生意嘛，好说，好说，你先住下，我们再慢慢谈。”

毛森在张銮基的旅部住了下来。张銮基待之如上宾。这一年毛森27岁，在张銮基面前是个“小老弟”。但他胸有城府，冷静机智，并不因对方是将军而有所畏缩。他问张銮基：“不知旅座对当前福建形势有何看法？”

张銮基苦笑一声，说：“小老弟，你知道19路军在上海打小日本英勇顽强，义无反顾。可是这次反对中央，是锣齐鼓不齐。我们的头头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三人，也是貌合神离，各有打算。苦就苦了我们这些带兵官，该听谁的呀？”

毛森趁机进言：“旅座，19路军将士抗日有功，全国军民有目共睹，蒋委员长十分赞赏。目前，国家内忧外患，小日本对我虎视眈眈，将军阁下深明大义，希望能果断举义，回归中央，委员长必当重用。”

一番游说后，毛森又按毛人凤的指令捧上一大笔钱，张銮基遂向毛森表示：“适时举义，归顺中央。”

不久后，“福建事变”以失败告终，张銮基在阵前倒戈，中央军兵不血刃，很快占领了浦城一带。毛森初次出手，就大功告成，在军统声名鹊起，受到了戴笠的夸奖。他亲自找毛森谈话，说：“你就留在福建工作，到武平县，我们准备在那里建个站，就由你负责筹建，具体职务等站建好后再公布。”

出任军委会别动大队大队长。戴笠发给的6000元大洋经费，被妻子郑彩耀私自取走，爆发了一场“离婚大战”。随后，另一个年轻女子胡德珍闯进了他的生活……

武平是座小县城，处于福建、广东、江西三省交界处，虽然各方面条件较差，但戴笠从战略上考虑，认为这是军统对闽粤边、闽赣边红军开展情报活动的一个“触角”。

正当毛森忙于工作之际，突然来了两位不速之客——挺着大肚子的新婚妻子郑彩耀在父亲陪伴下，来到了武平。

毛森对妻子毫无感情，当下只得强打精神，安排郑彩耀住下。

小小武平县城，毛森算得上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军统的权势使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对他侧目而视，敬畏三分。平时，他说话有人听，出入有人跟随，郑彩耀感到丈夫的“官”不小，人们还称自己为“毛太太”，心里越想越高兴。

不久后郑彩耀分娩了，生了个白白胖胖的小男孩。毛森喜得贵子，心里美滋滋的，对妻子的态度也有所改善。他想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如今又有了儿子，前世注定，就这样将就着过日子吧。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如火如荼。戴笠跑到福建召集军统骨干开会，任命毛森为军事委员会别动大队大队长。戴笠说：“日本人很快会进攻杭州，我们江山民性强悍，富有爱国心，你回老家振臂一呼，必然从者如云。”

毛森奉命后，立即开始行动。其时他正在福州市警察局特警组当主任。他招募了50名骨干，又向福建省主席兼福州绥靖公署主任陈仪要了一批枪支弹药，分乘2辆汽车直奔江山县。

毛森在江山又招募了许多热血青年，很快拉起了一支500人的队伍，开始了紧张的军事训练。

偌大一支队伍，要穿衣，要吃饭，没有钱寸步难行。正在这时，戴笠拨来6000元大洋，可是负责管钱的祝雅存向毛森报告：“6000元巨款全部被你的夫人郑彩耀提走了。”

毛森大吃一惊，立即气呼呼地回到家中追款。

郑彩耀振振有词地说：“国家又不是我们一家人的。要爱国，要抗日，让他们去爱，让他们上前方去打日本人，反正我不同意你上前线去打仗。子弹不长眼睛，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叫我们娘儿四人怎么办？”

说到这里，郑彩耀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呜呜咽咽哭了起来。

毛森连连跺脚，说：“你真是妇人之见，一派胡言。日本人打来了，我们就要做亡国奴。国家不保，我们这个小家庭哪能保得住？你快把钱给我，五百多人要吃饭啊。”

郑彩耀收起眼泪，斩钉截铁地说：“钱，我坚决不给。除非你答应我不上前线，辞去一切军职，有了这笔钱，够我们一家老小花一辈子了。”

毛森不听犹可，一听此言更火冒三丈，拍着桌子骂道：“荒唐！荒唐！你真是既无知，又无耻！我是个军人，宁愿马革裹尸，战死疆场，也不愿临阵脱逃，苟且偷生。这6000元钱是戴老板特批给我们做军费的，你要据为己有，使我既无颜对上峰，也无颜对父老乡亲，而且触犯了国法军纪，你我都要杀头的呀。”

郑彩耀死不让步，说：“仙霞岭到处是崇山峻岭，我们随便找个地方隐居起来，他们到哪里去找？”

毛森见左劝右劝都不起作用，就厉声说：“你再不把钱交出来，我们就离婚。”

个性倔强的郑彩耀也毫不示弱：“离婚就离婚。钱我就是不给。”

原来，郑彩耀早料到毛森要追款，把钱送到娘家保管起来了。

以后，郑彩耀东躲西藏，拒不和毛森见面。她在娘家生活铺张，挥霍无度，还把3000元钱给了二哥郑佩贤。没多久，就把6000元军饷花了个精光。

毛森弄得焦头烂额。他和郑彩耀本来就没有牢固的感情基础，经过这次“军饷事件”的激烈冲突，双方的感情彻底破裂，婚姻也就名存实亡了。

虽然没有和郑彩耀正式办理离婚手续，但“单身贵族”毛森强烈地感到身边不能没有女人。

一天，毛森到遂安特训班讲课。下课后，一个女学员主动找上门来，说：“毛主任，有几个问题想向您请教。”

其时毛森已升任军事委员会别动军教导二团政治部副主任。他仔细打量，见这位女学员20岁不到，中等个子，瓜子脸型，容貌秀丽，笑起来一对酒窝，十分讨人喜欢，不禁心动，遂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胡德珍。”

“听你口音也是浙江人嘛，你老家在哪里？”

“我家在海盐县，和主任是浙江大同乡。”

“看你像个小姑娘，你今年多大了？”

“19岁。可是抗日救国，匹夫有责。我们年轻人更要带头从军呀。”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越说越投缘。彼此都有相见恨晚之感。

当天晚上，毛森翻来覆去一夜没有合眼，胡德珍的花容月貌，她甜美的声音，迷人的笑容，一对乌黑的大眼睛，使毛森心动神摇，倾慕不已。但又想到自己30岁了，比她大11岁，她能同意吗？正当毛森准备向胡德珍发动“爱情攻势”时，他生了一场大病。戴笠得报后，来电要毛森立即前往武汉治病。

临危受命，潜入日寇统治的杭州出任军统站长。与胡德珍巧扮假夫妻开展工作，不幸被叛徒出卖，受尽各种酷刑。胡德珍四处活动，毛森死里逃生……

1938年初秋。长江流域三大火炉之一的武汉，仍然热浪滚滚，酷暑难熬。一天，军统局负责主持工作的副局长戴笠紧急召见了毛森。

戴笠问毛森：“你的病治得怎么样了？”毛森说：“报告局座，已基本痊愈。”

戴笠说：“看你气色不错，毕竟年轻啊，病也好得快。”

谈到正题后，戴笠的马脸立时变得非常严肃。他对毛森说：“日本人调集几十万精锐之师，大举向武汉进犯。委员长已调动百万大军进行正面阻击，同时指示我们派出得力干将，前往京沪杭一带开展工作，及时侦察日本人的兵力调动和最新部署。你早年在浙江警官学校和本局杭州特训班学习，对杭州的社会情况、风俗习惯、人事关系等都比较熟悉，决定任命你为杭州站站长。你是临危受命，任务艰险呀！”

毛森事先没有想到戴笠会如此重用自己，不禁激动地站起身来说：“承蒙局座栽培，卑职虽肝脑涂地无以为报，决不辱使命，坚决完成任务。”

戴笠高兴地握着毛森的手，问道：“你有什么要求？”

前几天，毛森在街头偶然碰见了胡德珍，知道她所在的特训班不久前已从温州迁毛森本想提出将胡德珍分配到杭州站来工作，但转念一想，戴笠严格规定军统人员抗战期间不得结婚，违者严惩，所以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戴笠见毛森沉吟不语，以为他有什么难处，就说：“毛森兄，你有什么困难尽管提，人员、经费等等优先满足你的要求。”

毛森心想，胡德珍有个胞兄名叫胡朴人，目前也在武汉，我何不先将他拉进杭州站，下一步再将胡德珍调来，思谋已定，遂向戴笠提出：“我有个熟人叫胡朴人，浙江海盐人，在上海、杭州当过新闻记者，对那一带人地两熟，我想请他参加杭州站的工作，但他不是本局人员，不知可否？”

戴笠答应得很干脆：“只要你认为忠诚可靠，对开展工作有利，用不用，怎么用，都由你决定。如非本局人员，可以聘用嘛。”

毛森很快找到了胡朴人，从他处得知胡德珍已分配去军统上海区工作。胡朴人同意参加杭州站工作，并愿先行一步，去杭州作安排。

稍作准备后，毛森从武汉动身，先到长沙，再转乘浙赣路火车，经南昌、江山、衢州，到达了前线城市金华。经过深入侦查，毛森得知日寇对钱塘江一线封锁很严，几乎连鸟儿也飞不过去。眼看这条路不通，毛森又绕道温州乘轮船前往上海。

10月初的一天，从上海开往杭州的火车上，坐着一位身穿薄呢长衫的商人，他中等个子，长方脸，双眉紧锁，脸色阴沉，不时望着窗外，借车窗玻璃的反光，警惕地注视着周围的动向。他就是毛森。

火车抵达杭州车站，胡朴人早已等候在出口处。毛森手提一只竹编小箱子，从容地通过检票口，在胡朴人接应下来到位于闹市区的清河坊，在一家经销金华火腿的商行住了下来。

毛森化名江石生，公开身份是火腿行老板。

这时的杭州已是一座魔窟，日本侵略军驻扎了重兵，还建立了组织严密的特务机关，成立了不少伪装的外围机构，大批日本特务在杭州及其周围地区活动，一片白色恐怖。

毛森毕竟是职业特务，很快使军统杭州站从无到有，运作起来了。

一天，毛森向胡朴人谈了自己对胡德珍的倾慕之心。胡朴人感到毛森为人不错，胞妹如能嫁给他，必定终身有靠。得到胡朴人的支持，毛森信心更足，于是他大着胆子向戴笠发了一份电报，汇报了杭州站迅速开展工作的情况，迫切要求派一个管内勤的人选前来。他指名要求调胡德珍，理由是她老家海盐就在杭州附近，她胞兄胡朴人已在杭州站工作，兄妹在一起便于掩护。

戴笠是何等精明之人，他接过电报一看，边笑边骂说：毛森呀毛森，你耍滑头还能瞒得了我。我早知你盯上了胡德珍，按纪律应予制裁，但为了杭州站的工作，老子就放你一马，成全了你吧。

戴笠大笔一批：同意。几天后，胡德珍就从上海调到了毛森的身边。

从此，毛森和胡德珍常常出双入对，在执行任务时装成一对夫妻，出入于舞场、酒楼、饭店，在敌人鼻子底下，把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毛森性子急，胡德珍比较冷静沉着，处事稳健，和毛森正好互补。不久后，毛森就向胡德珍正式求婚。两情相悦，水到渠成，两人在西子湖畔海誓山盟，相约白头偕老。

毛森和胡德珍都知道戴笠对违抗命令结婚者处置非常严厉，有的撤职，有的坐牢，毫不留情。可是老这样偷偷摸摸也不是个办法呀，他们决定铤而走险，向戴笠发了一个正式要求结婚的电报。

出乎他们意料，戴笠不仅很快复电批准，而且电示从特别费中拨给500元大洋作为贺仪。这使他俩对“戴老板”更加感恩戴德。

婚礼在杭州闹市口大井巷2号举行。这是毛森刚刚搬入的一所新居。新房布置得富丽堂皇，充分显示新郎官是个发了财的阔商。这一天是1939年1月18日。

正当毛森欢度蜜月之际，巨大的灾难正悄悄向他袭来。

军统为了加强杭州站的工作，特地从重庆派来了一个名叫赵懿文的人。他潜入杭州后，先在一家打铁铺里做工，伺机和毛森接关系。

毛森领导杭州站杀日寇，诛汉奸，炸仓库，破坏设施，窃取各种机密情报，使得日、伪非常恼火，于是侦骑四出，大力搜捕，毛森及其属下一直处于极端危险之中。因此毛森对上峰派来的人，也要先进行深入了解考察，以免被敌人混入。

一天，毛森化了装，秘密来到凤山门外与赵懿文接头。他看到打铁店里果然有一个20多岁的年轻小伙子，正在叮叮当当地打铁。毛森上前装做问路，和赵懿文对上了联络暗号。谈话中，赵懿文流露出强烈的不满情绪，责怪毛森为何迟迟不和他联络。毛森感到此人很不稳重，能否委以重任还要考虑考虑。

赵懿文左等右等，仍不见毛森分派自己工作，心里窝火。一次，他还生气地将茶杯摔在地上。一个和他常有往来的老乡挖苦了他几句，他竟掏出手枪威胁说：“你再敢放屁，老子就毙了你。”

殊不知这个“老乡”是个日伪特务。第二天赵懿文就被日本人抓进了监牢。

敌人动用老虎凳、电刑等种种酷刑，使赵懿文供出了毛森。日寇按照他所供述的毛森的长相、特征，四出搜捕，纵令毛森隐蔽得再好，还是被敌人抓住了。

日本特务头子亲自审讯了毛森。

毛森死活不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敌人就把赵懿文押到毛森面前和他对质，叛徒一口咬定他就是军统杭州站站长。

日本人破口大骂：“八格牙路！死拉死拉的！”命人牵来一条大狼狗，随时准备扑向毛森。

面对如此凶险的场面，毛森面不改色。他想：自己和姓赵的只见过一面，他并不了解杭州站的全部情况，必须咬着牙关顶住，和敌人周旋到底。他说：“太君，这个人的良心大大的坏。那天他到我店里买金华火腿，没有带钱，要赊账，我不答应。想不到他竟血口喷人，诬陷我这个做生意的本分良民，望太君明察。”

毛森又大骂赵懿文：“你这个没良心的大坏蛋，总有一天我的‘大老板’要找你算账，让你不得好死。”他用这种暗语告诉叛徒，军统决不会饶恕他。

凶残的日寇为了逼迫毛森招供，对他动用了“老虎凳”，剧烈的疼痛使他晕了过去……特务用冷水浇醒了毛森。日本人霍地拔出一把军刀，架在他的脖子上，再次逼他招供。他仍是摇摇头，说：“太君，冤枉呀！我是做生意的良民啊。”

敌人又对他用了电刑。当强大的电流通过毛森全身时，他又一次昏死过去。

醒来后，毛森翻来覆去说的还是老话。敌人又灌辣椒水，又用火烫，又用皮鞭抽打……毛森被折磨得多次死去活来，但他仍坚不吐实。

营救毛森的活动在胡德珍的奔走下很有成效。由富商朱文友领衔，几十家大商店联名具保的“保证书”送到了日本和汪伪特务机关，还附上各种各样的名贵礼物，使特务们眉开眼笑。

杭州站还找到了伪苏浙绥靖军杭州地区司令徐朴诚的四姨太，请她要求“徐司令”出面向日本特务机关疏通，证明“江石生”(毛森化名)确系“大大的良民”、“老实本分的生意人”。再加上赵懿文也拿不出确凿的证据，最后毛森被保释出狱。

戴笠鉴于毛森已经暴露，不宜再担任杭州站站长，遂来电令他撤往金华养伤。

毛森伤好后，偕胡德珍回老家看望父母。他俩的到来，使坚持不办离婚手续长期住在毛森家里的郑彩耀大受刺激。她一气之下悬梁自尽，用一根绳子结束了27岁年轻的生命。

毛森的两次婚姻，第一次是一杯苦酒，以悲剧告终；第二次则是一杯美酒，支撑他度过了惊涛骇浪，战胜了日寇。

绑匪诳称“奉毛森处长之命”绑架荣德生，开出赎金50万美元的天价，惊动上海滩。当局迟迟未能破案，毛森抽丝剥茧，马到成功，机智擒获全部绑匪，蒋介石发给奖金5万美元。

1946年4月26日，上海各报以显著位置刊登了一条惊人的特大新闻：我国著名实业家，素有棉纱、面粉大王之称的荣德生突遭绑架。

这件事很快传遍了上海滩，传遍了全中国，乃至整个华人世界，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蒋介石知道后大为震怒，认为抗战甫告胜利，上海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如此绑票大案，岂不大大有损“党国”威信，于是下令限期破案。

毛森很快得知，这桩绑票大案竟然把自己也牵扯进去，使他蒙受了不白之冤，不禁叫苦不迭。

原来，24日上午9时许，荣德生和三子荣一心、五婿唐熊源一同乘车外出。“福特”牌小轿车刚驶到弄口高恩路转弯处，突然冲出三个身穿长衫、头戴礼帽、架着墨镜的人，用手枪对着车子喝令停车。车刚停下，三人一拥而上，拉开车门，其中一人拿出一张“逮捕证”，上面盖有“第3方面军司令部”的红色大印，说：“奉毛森处长之命，请老人家到司令部第2处走一遭。”另两人随即将荣德生架出“福特”车，拖进了另一辆汽车，一溜烟疾驰而去。

毛森心想，自己确实在抗战胜利后，一度担任过第3方面军第2处处长。可是，第3方面军改为第1绥靖区后，司令部迁到了无锡，上海改由淞沪警备司令部负责治安事宜，绑匪怎么会冒充奉自己之命逮捕荣德生呢？正当毛森闷闷不乐、解不开这个谜时，一天，汤恩伯找他谈了话。

汤恩伯当年是第3方面军司令官，毛森的顶头上司。他开门见山，说：“委座昨天召我去南京，大骂淞沪警备司令李及兰和上海警察局局长宣铁吾都是饭桶，十几天过去了，荣德生绑票案至今未破。委座大发脾气，说荣德生不仅在上海影响大，在海外也很有影响。荣案发生后，舆论汹汹，严重损害了政府声誉。问我有无办法迅速侦破此案。”

汤恩伯说到这里，用手指指毛的鼻子，说：“老弟，我就把你推荐给了委座，说你定能当此重任。委座对你也有所了解，他很高兴，立即允准。毛老弟，这是你又一次临危受命，希望你马到成功。”

毛森听后，心里又喜又忧。喜的是蒋介石和汤恩伯对自己信任有加；忧的是上海黑社会势力盘根错节，情况复杂，此案是个难捅的马蜂窝，万一破不了案，岂不对蒋介石也不好交待。何况自己已离开上海，何必再陷到这个是非圈中去呢？富有城府的毛森脸上现出为难之色，推托说：“承蒙委座和司令官看重，敝职铭感之至。但敝职已离开上海，此去单枪匹马，恐难孚委座和长官厚望。再说，敝职身兼无锡城防指挥官。目前，无锡和京沪铁路沿线共党活动猖獗，敝职一旦离开，对治安实为不利。”

汤恩伯连连摇头，正色说：“毛老弟，本人已在委座面前打了包票，说你定能破获此案。委座对你也寄予厚望，你就不要再推辞了。至于无锡城防，我指令他人多担负些责任就是了。”

毛森听汤恩伯如此一说，感到再推托是不行了，于是两脚一并，立正回答道：“既然委座和长官看得起我，我一定全力以赴，尽快侦破此案。”

毛森性子急，当天就驱车回到上海高恩路楼浦弄23号自己家中。

这时荣德生尚在绑匪手中。荣家为保全老人家性命，全家商定不与政府合作，只与绑匪“私了”，已答应绑匪提出的50万美金的赎票条件。5月27日深夜11时，绑匪获款后将荣德生送归荣府。

荣德生在绑匪淫威之下度过了三十三个非人的日日夜夜，总算保全了一命。50万美金的巨款固然让人心疼，但他也想得开，钱乃身外之物，他说：“是祸躲不掉。平安就是福。”

毛森在上海家中也度过了不眠的十七个日日夜夜。他四出侦查，苦思破案方略。

经深入调查，毛森掌握了上海绑匪的来龙去脉，主要有三大帮派：苏北帮、嵊县帮、本地(浦东)帮。毛森判定，绑匪既然冒称是奉毛森处长之命“逮捕”荣德生，说明他们之中必有人对第3方面军和本人情况有所了解。于是，他召集原军统上海行动总队以及第3方面军情报处的可靠人员，要他们特别留意发现这方面的可疑人员。毛森强调说，侦破工作一要保密，二要快速。只有绝对保密，神秘莫测，才能使绑匪放松警惕，露出端倪；只有快速果断，才能出绑匪意外，打他个措手不及。毛森还通过有关方面，掌握了荣家付给绑匪美钞的所有号码，为侦破工作做了充分准备。

毛森有个老部下叫黄福林，抗战时当过上海行动总队一大队一中队中队长。抗战胜利后他在一个戏班子当老板，娶了一个女演员为妻，在上海滩交游广泛。一天，他向毛森报告说：现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中校警卫队队长王晋唐，嵊县人，近来生活突然阔绰起来，置办了很多家具，吸的烟也换成了美国进口高级香烟，人们还看到他穿的尼龙衫口袋里，装有洋鬼子头像的钞票。

毛森说：“看来这个人很可疑。你回去后顺藤摸瓜，务必设法从他身上弄几张美钞回来见我。”

过了两天，黄福林又向毛森汇报说：“王晋唐有个嵊县同乡，名叫刘瑞标，是嵊县帮中的绑票能手。他是个木匠，但近来突然变得很有钱，常到四马路玩妓女，弄得一身花柳病，听说此人这两天回临安乡下去了。”

毛森感到，嵊县帮作案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他想找个机会亲眼见见王晋唐其人。

一天，毛森头戴白色礼帽，穿一件凡立丁长衫，一副商人模样，缓步走进“东升茶馆”。他看到黄福林正和一个人在喝茶，谈得有滋有味。毛森从黄的眼色中，知道此人就是中校警卫队队长王晋唐。仔细端详，王晋唐生得獐头鼠目，一脸奸相，眉宇间不时露出狡黠的笑容。毛森心想此人决非良善之辈，暗暗定下计划，从此人身上突破荣案。

毛森要黄福林严密监视王晋唐，自己带四名精干人员于翌日赶赴杭州寻找另一名重要嫌疑人刘瑞标。

杭州是毛森发迹之地，可谓熟门熟路，耳目众多。他先找到开山货行的旧部楼永金。楼永金抗战时在毛森麾下当副大队长，一度驻防临安。毛森问他：“你有没有听说临安有个名叫刘瑞标的木匠？”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楼永金说：“有，有。刘瑞标在临安小有名气，是个能工巧匠。最近他刚去过上海，来去都要经过我这里，长官找他有什么事？我可以很快叫他来杭州一趟。”

毛森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但他心想正式抓捕此人尚无确凿证据，于是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对楼永金说：“有劳你请他”

刘瑞标得知有一桩生意可做，兴冲冲地赶到了杭州。

毛森装出诚恳的样子，说：“当年我的部属中英勇杀敌为国捐躯者不在少数，经请准上峰，决定建造烈士纪念亭一座，有劳刘兄鼎力相助，建成后当重重酬谢。”

刘瑞标见有利可图，连声说：“好，好，我一定为将军效劳。但我家中需要安排一下，让我先回临安，具体计划等我回来再谈。”毛森立即应允，说：“刘兄今天就不要走了，晚上我请客，到杭州著名大酒家知味观，和刘兄一醉方休，务请赏光。”

刘瑞标知道知味观不仅菜肴味道好，而且侍酒女郎美艳绝伦，不禁色欲荡漾，又见堂堂将军如此盛情相邀，遂满口答应。

席间，毛森、楼永金等频频劝酒，刘瑞标喝得醉醺醺的，毛森趁机说：“刘兄，将来纪念亭造好了，我再请你到上海玩玩。十里洋场，灯红酒绿，比杭州可好玩多了。”

刘瑞标脱口而出：“上海我不能去。王晋唐这个狗日的，他怕我多说话，前几天刚把我从上海赶回来……入他奶奶的，他们分了很多钱，只给了我一点点……”

真是一语道破了天机。毛森欣喜万分，他又灌了刘瑞标几杯酒，等他酩酊大醉之后进行了搜查，当场从其身上搜出美钞350元。毛森当即断定刘瑞标是作案人之一，连夜将其押回上海。

刘瑞标天亮后酒醒了，毛森亲自对他进行审讯，但他百般狡赖。毛森厉声说：“你身上的美钞，就是荣德生家付的赎款美钞。我们已一一核对了号码，铁证如山，你再狡赖只有罪加一等。”

在毛森威严的气势下，刘瑞标不得不低下了头，招供说：“是王晋唐叫我干的。他只给了我一点点钱。”

毛森故布疑阵：“王晋唐已被捕。他说荣德生是你绑的，他只是你的助手。”

刘瑞标一听，立时火冒三丈：“王晋唐这个狗娘养的，雷打火烧，不得好死，他怎能都推到我头上呀？”

毛森趁机攻心，说：“只要你坦白交代，说出全部案情，可以将功赎罪。”

刘瑞标遂一五一十供出了他所知的一切，说为首分子人称“骆老大”，上海话中夹有江北口音，60岁左右。第二个首要分子一口诸暨土话，50多岁，姓袁，名字不知道。绑架那天开汽车的人穿军装，30多岁模样，但不知姓甚名谁。

为加速侦破工作，毛森密令心腹部属张熙明上校挑选20名精干人员住进“毛公馆”隔壁22号，临时组成破案指挥所。张熙明虽然是女流之辈，但身任浦东绥靖大队副大队长，英姿飒爽，精明干练，会武功，特别是轻功好，反应灵敏，人称“花木兰”。毛森令她担任逮捕、押解、看守等任务。毛森强调说，目前侦破工作只是开了个头，绑匪首领和主要人物均未落网，必须严加保密，一不能和淞沪警备司令部及上海警察局联系，二不能和新闻界接触，以免事机泄露影响破案。

毛森下令将王晋唐缉捕归案。但他像茅厕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毛森亲自审讯了两天三夜，他不仅死不招供，还嘲讽地说：“毛将军，你说有人指控我有美钞，但我一个堂堂中校，有几张美钞算得了什么？”

果然，从王晋唐身上连一张美钞也未搜查到，其他如指纹、照片、档案等等犯罪证据亦未掌握。毛森心想，仅凭刘瑞标一人的口供，对王晋唐确难定罪。

经过反复琢磨，毛森决定“擒贼先擒王”，先把匪首“骆老大”抓到手。

可是上海人口多达几百万，人海茫茫，到哪里去抓“骆老大”？

毛森早年在杭州特训班学过《犯罪搜查学》等理论，加上多年的办案实践，他对“骆老大”的体貌特征，心中大致有了个谱。他派出干员到“江北帮”、“本地(浦东)帮”中查访，特别交代张熙明派人到“骆老大”常到的“东升茶馆”暗中守候。

与此同时，毛森又派出几路人马，缉捕副头头“诸暨佬”以及穿军装的汽车司机。他很有信心地对部属说：“我们布下了天罗地网，既可说是大海捞针，亦是按图索骥。绑匪再狡猾，也逃不出我毛森的手掌。”

匪首“骆老大”，真名骆文庆，有人叫他“骆爷叔”，原籍在苏北，少年时就到上海谋生，23岁开始为盗，在上海滩闯荡40年，从未失过风，已积得万贯家财，儿女中有的成了巨商，有的上大学，在社会上都有了一定地位。他原本想洗手不干了，但贪图荣家钱财，又心生歹念，策划了这起轰动上海滩的绑票巨案，独得17万元美金。得款后他逃到乡下隐匿。后来报纸上说绑案已破，他暗暗好笑，感到风头已过，遂回到上海。他想再打听有什么新情况，遂悄悄来到“东升茶馆”，在二楼一个靠窗的座位上喝茶。

这天，张熙明女扮男装，带着三名便衣侦察来到“东升茶馆”守候。她布置一人在楼下望风，随带二人上了楼，扫视全场，一眼看到靠窗坐着一个老茶客，身材魁梧，眼若铜铃，年龄、相貌、体征和毛森所描述的匪首“骆老大”颇为相像，遂若无其事地走近前去。说时迟，那时快，老茶客突然起身，向她泼来一杯茶水，然后一纵身从窗口跳下楼去……老茶客即匪首骆文庆。他听到一个戴鸭舌帽、穿纺绸衫的年轻人悄声问茶房：“骆老大来过没有？”又看到有个年轻人向自己走来。凭他多年的经验，知道来者不善，眼看别无退路，只得作困兽之斗。他虽然学过拳术，人高马大，但毕竟年届六旬，跳下楼后又跌伤了脚，还没等他挣扎着站起身来，年轻的张熙明也从楼上一跃而下，其他便衣侦探也一拥而上，几个人拳打脚踢，骆文庆哪有招架之力，只得俯首就擒。

毛森处事过细，令人叫来刘瑞标，让其躲在暗处，轻声问道：“你看看，这个人是谁？”

刘瑞标脱口而出：“他就是骆老大。”

匪首落网，毛森大喜，立即亲自审讯。骆文庆颇有点像“四人帮”受审时的张春桥，死猪不怕开水烫，死活不开口，后来，他猛地起身向墙上撞去，企图一死了之。幸亏周围人一把拉住，才留下了这个“活口”。

毛森思量：对如此顽固的匪首，攻心为上，才能让其招供。他说：“骆老大，事已至此，你不说，我也可以将你定罪。”

骆文庆低头沉思了一会儿，说：“毛将军，我有一个条件。此事我的儿女全不知情，17万元美钞全部在我手上，我必死无疑，务请不要连累他们。”

毛森点点头，说：“可以。”

骆文庆供出了全部案情和其他绑匪的行踪。

兵贵神速，毛森火速派出人员分头缉捕。

绑匪副头目真名叫袁中书，50多岁，长方脸，戴一副金丝边眼镜，个子较高。他分得赎款美钞12万元巨款后，即逃回诸暨乡下家中隐藏。毛森立即派人跟踪追击，交代说：“袁中书有个儿子在冯玉祥的西北军当军官，听说最近要回杭州探亲。袁中书很可能到杭州和儿子相会。你们到杭州后要秘密行事，不要惊动当地警察局，凭我的亲笔信暗中和侦缉队凌佩绅取得合作，在旅馆中布下眼线，暗中查访。”

果然不出毛森所料，袁中书从诸暨乡下只身来到杭州和儿子见面。当毛森所派人员以“查户口”为名将其查获时，他仍矢口否认：“我是乡下老百姓，你们抓我干什么？”

缉捕人员星夜将袁中书押解到上海。当毛森叫出骆文庆和袁中书对质时，两个人都颓然地低下了头，连声说：“完了！完了！我们这一次只好同赴黄泉了。”骆文庆仰天长叹：“我闯荡江湖40年，从未失过手，没想到今天败在毛森手下。当初我们假冒他的大名绑架了荣德生，如今我们都被他抓获，真乃天意也。”

毛森从骆文庆口供中得知绑架时开汽车的司机名叫吴小开，40岁左右，是淞沪警备司令部中校参谋。此人分得赎票美金4万元，新娶了一个舞女做姨太太，就住在蒲石路。毛森曾几次秘密前往抓捕，他都外出不在家。一天晚上，派在他家附近监视的人员向毛森报告，说吴小开回来了。毛森立即带人奔赴吴宅，一脚踢开吴小开的住室，吴小开正和姨太太赤身裸体相拥而卧。毛森大喝一声：“吴小开，快把手枪和美钞交出来。”吴小开吓得浑身发抖，一时说不出话来，还是舞女见过世面，用手指了指衣柜。毛森命人搜查，查出手枪2支、子弹多发及赃款美钞若干。

荣家付出的50万元赎票美金，毛森也多数追缴取回。匪首骆文庆独得的17万元美金，藏匿于一个十分偏僻的土地庙内。由骆文庆带路指点，毛森亲手从土地菩萨肚子里掏出了这笔巨款。

“荣德生绑票案”告破，上海各报纷纷作了报道。《毛森将军访问记》等专访、新闻连篇累牍，广为传扬。

一天，荣德生老先生亲自来到毛公馆登门致谢，送给毛森金表1只、金笔1对，并邀请毛森一起合影留念。

蒋介石高兴地接见了毛森，汤恩伯陪同。蒋询问了破案经过，对毛森的机智大加赞赏。蒋介石还问毛森：我的原配夫人毛福梅，她们毛姓在奉化为数不少，不知和你们江山毛姓有无渊源？毛森说，据典籍记载，毛姓始祖是周文王第八个儿子姬郑，他封于毛——今河南宜阳县境。后来毛氏祖先南迁，一部迁至广东；一部迁至湖南，中共毛泽东祖先属此支；一部迁至浙江。我们江山毛氏宗族和委座宁波毛氏宗族，均属此支。

蒋介石大悦，笑道：“这样说来，我和你五百年前还是一家呢。”他当即口谕：毛森破获荣案立了大功，奖赏5万美元；汤恩伯举荐毛森，亦功不可没，奖给小轿车1辆。

毛森把这笔奖金大部分给了破案的部属，这使他在军统中赢得了好口碑。

被陈仪任命为浙江警保处处长，当面千恩万谢，暗中却派人监视陈仪。当上海警察局局长80天，得意洋洋地向毛人凤汇报说：“我抓了3000人，杀了1300人。”

1948年初秋，毛森被新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陈仪任命为浙江省保安司令部警保处处长。陈仪还向蒋介石保荐汤恩伯出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汤恩伯对毛森说：“老弟，你就兼任衢州绥署的情报处长吧。江山是你老家，属本绥靖公署管辖，你是衣锦还乡了。”

毛森到杭州走马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拜谒陈仪。

十几年前，毛森奉命组建抗日别动大队，时任福建省主席兼福州绥靖公署主任的陈仪曾慷慨地赠给毛森一批枪支弹药。毛森说：“陈主席，你的恩典，十几年来一直铭记在心，如今，又蒙你举荐我负责如此重要的工作，栽培之恩，我永远不会忘记，不知如何报答才好。”

陈仪时年65岁，毛森40岁。陈仪哈哈大笑，说：“那我们就做个忘年之交吧。只要你协助我把浙江的警保工作搞好，就是对我的报答了。”

毛森又访问了保密局浙江站站长章微含。他和章是当年浙江警官学校的同学，比章高一期。章微含身材瘦小，待人很热情，一见面他就谦虚地称呼毛森为“学长”，说：“今后请学长多多指教。”

毛森问道：“共匪在浙江特别是杭州的地下组织，目前有何活动？”

章微含说：“活动很猖獗，但很狡猾，很隐蔽，抓不到他们。倒是民主同盟等反蒋派，活动比较公开。浙江大学有个教授叫周一鹗，以他为首串联一些人，闹得很凶，已经被我们抓起来了。还有陈铭枢，你知道他当年在‘闽变’中带头反对委员长，他刚刚秘密来过杭州。”

“他来杭州干什么？”毛森很警惕。

章微含凑到毛森面前附耳低语：“据我们的内线报告，他是来串联陈仪反蒋的。”

“喔，原来如此。”毛森脸上显出惊骇之色。

章微含说：“毛人凤局长已密令我站对陈仪严加监视，有异常情况及时报告。按照军统局历来‘秘密领导公开，公开掩护秘密’的原则，你领导的警保处对外称浙江站的公三组，衢州绥靖公署二处(情报处)对外称浙江站的公五组。阁下身兼两个组的组长，任务很重，一切全仰仗你了。”

毛森说：“微含兄不必客气，今后还望你加强领导。关于陈仪方面的工作，他虽然有恩于我，我这个警保处长也是他提的名，但公私要分明，古人有言：忠君就是爱国。我辈几十年来追随蒋公，陈仪要反蒋，我们就与他不共戴天。在大节上我毛森决不会含糊，请章兄放心。”

毛森真没有想到，刚走马上任，就会成为提携自己的“恩师”的对手；陈仪更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精心选用的信得过的“忘年交”，会成为保密局安在自己身边的一颗“钉子”。

一天，毛森得到密报，说陈仪受身边亲信沈仲九、杜伟等“左倾”人士的影响，对浙江省内明知与共党有联系的人采取庇护态度。毛森立即将此情况上报。

李济深在香港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公开打出了反蒋旗帜，并派郑文蔚作为特使到杭州与陈仪秘密联系。陈仪任命郑文蔚为江山县县长。毛森安插在陈仪身边的内线，很快向他作了密报。

又一天，内线报告说陈仪曾对亲信分子说，国民党丢了东北，在徐蚌会战中又频频失利，蒋介石已无力回天，自己不愿和老蒋同归于尽，准备自行通电起义。但又苦于手中没有足够的武装力量，于是积极物色，想串联一些军队同时起义。

毛森听后大惊失色，心想陈仪要谋反，这还了得？他虽有恩于我，但我不能徇私情而损害国家，遂迅速上报。

一天，他和陈仪之间爆发了一次公开冲突。

毛森率“戡乱大队”到富阳县逮捕了100多名“共党嫌疑分子”。陈仪得到报告，立即电召毛森回杭，当面训斥说：“谁叫你到富阳生事？”

毛森傲然回答：“抓捕共匪，巩固治安，不是生事。”

陈仪一听大为生气，厉声地说：“前方战事吃紧，后方以安定为主，不宜扰乱社会秩序。你在富阳捕人，富阳父老来省控告你偏听偏信，没有证据随意乱捕，且罪及家属，株连无辜。这样胡作非为，怎么不是生事？”

从陈仪处出来，毛森气呼呼地对省府秘书长说：“这个警保处长，我再干下去就不是人！”他越想越窝囊，一边向保密局长毛人凤告状，一边向陈仪递上一张威胁性的报告：“请假一个月养病。”

陈仪是国民党元老，连蒋介石也要对他礼让三分，哪里把毛森放在眼里，遂大笔一批：“照准”。

毛森就这样灰溜溜地离开了杭州。他早先对陈仪的铭感之情，变成了刻骨的仇恨。

当时形势发展很快。年1月，解放军百万雄师饮马长江，即将挥师南下。蒋介石宣布“引退”，但下台前任命亲信汤恩伯出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毛森被汤恩伯任命为第二处(情报)处长。

在此关键时刻，陈仪密谋与中共实现局部和平，使江南免遭破坏。他在中共地下党员胡允恭的策动下，秘密派遣外甥丁名楠给汤恩伯送去一封信，开列了若干条件，特别提出要汤恩伯开放长江若干港口，迎接解放军渡江。

一天晚上，汤恩伯在公馆里单独会见了丁名楠。

汤恩伯比陈仪小16岁。他和陈仪的关系，用汤自己的话来说，他有两个父亲，一个是“生我者”，另一个就是“对我恩同再造”的陈仪。

汤恩伯收到陈仪的策反信后，当着丁名楠的面将信锁入了抽屉，客气地嘱丁名楠先回杭州复命，他不日去杭州与陈仪面商。

汤恩伯虽然提名毛森当自己的情报处长，但毛森仍奉命对汤恩伯暗中进行监视。凭他灵敏的嗅觉和搞特务工作的经验，很快将陈仪秘密送给汤恩伯的策反信窃取到手，并交毛人凤转送给了在溪口的蒋介石。

一天，毛森悄悄对接替他任衢州绥靖公署第二处处长的少将陈达说：“陈仪公然劝汤先生去投降共党，还说什么不是一条长江就能挡住共产党的，与其将来身败名裂，做阶下囚，不如早向后转，还能成为共产党的座上客。这个老混蛋，真没有气节。政学系的人就知道做官，他对我们军统方面一向是别扭的，杀了我们福建站站长张超。戴老板曾为这事大伤脑筋，这回该是和他算总账的时候了。”

陈仪被免除了一切职务后，回到上海家中。次日一大早，毛森就带领二三十名特务包围了陈宅。气势汹汹的特务一进门，就缴了陈仪卫士的枪。陈仪闻声从楼上下来，毛森皮笑肉不笑地向陈仪一鞠躬，说：“陈主席，我奉命派人保护你。”陈仪心知己落入魔掌，颔首无言。

随后，毛森派特务用飞机将陈仪押解到衢州关押，上海解放前夕派人将陈仪押往台湾。1950年6月18日，陈仪在台湾被杀害。

事后。毛森得意地对人说：“我替张超向陈仪报了一箭之仇。”

陈仪生前曾对人说：“我待毛森不薄，他当面对我也恭敬从命，想不到他背后两面三刀，真是人心叵测呀。”

毛森立了功，被任命兼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在就职仪式上他恶狠狠地说：“我这次上任，有人说我是蒋经国第二，这句奉承话我不敢接受。但蒋经国在‘上海打虎’，并没有打死一只真虎。我毛森不是他那样的人。现在是非常时期，治乱世要用重典，对于一切捣乱社会治安的人，只要碰到我毛森，就休想逃出我手心。我决不做蒋经国第二。”

毛森当了上海警察局局长80天。他逃到台湾后，得意洋洋地当面向毛人凤汇报说：“此次上海撤退前夕，共逮捕嫌疑犯3000多人。临走前，除释放1000多人外，杀了1300多人。”也有人说实际只杀了400多人，毛森是谎报成绩，吹牛邀功。

被人称为“毛骨森森”的毛森，对人民欠下的血债，罄竹难书。

猛龙斗恶虎，斗不过“太子”蒋经国，被下令“通缉”。逃到香港后开办养鸡场苦度岁月。毛森晚年定居美国，称赞“中共现在是贤明者掌权”，“连我这个顽固反共分子，也举双手赞佩”。

上海解放前夕，毛森败逃到厦门。蒋介石不但未追究他失败之罪，反而因他“反共”有功，任命他为厦门警备司令，由少将晋升为中将，成为“军统二毛”中擢升最快的一人。

厦门是个弹丸之地，国民党军又都是惊弓之鸟，哪里经得住人民解放军的猛烈攻击，毛森又惶惶败逃到了台湾。

毛森看不起蒋经国，曾扬言“决不做蒋经国第二”。可是到台湾后，比他小两岁的蒋经国却成了他的顶头上司。

“引退”的蒋介石于1950年3月“复出”，又干起了“总统”。“老蒋”深谙中国封建王朝“子承父位”的传统，一心一意培养“太子”蒋经国。为巩固蒋氏父子的统治地位，成立了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由蒋经国领衔，成员有毛人凤、唐纵、陶一珊、毛森。尽管心里老大的不高兴，毛森还是不得不处处以蒋经国马首是瞻。

蒋经国早在大陆时就对军统颇为反感，眼下对“二毛”(毛人凤和毛森)更看不顺眼；但“二毛”也不买“太子”的账，干脆投靠了宋美龄，成了“夫人派”。蒋经国不是宋美龄亲生，“母”“子”之间一直别别扭扭，明争暗斗。诚如著名作家江南所言，夫人和太子各拉一帮人，形成了“猛龙斗恶虎”的激烈较量。后来，毛森成了牺牲品，受到当局通缉，狼狈地逃到香港隐居，时为1956年春。没有了优厚的薪俸，毛森在香港坐吃山空，不得不放下“中将”的架子，办起了一个养鸡场。回想当年手下有成千上万人马，颐指气使，何等威风，如今与鸡为伴，成天干的是喂食、喂水、取蛋、卖蛋的营生，既脏又累，毛森心里苦不堪言。他成天阴沉着脸，连话也不愿多说一句。

毛森哪里是干“鸡司令”的料，不久后养鸡场亏损很大，濒临倒闭的危境。

好心的友人劝毛森向蒋介石认个错，还说你当年破获“荣德生绑票案”立了大功，老头子奖赏你5万美元，他一定会念旧情宽恕你。

毛森很硬气，坚决表示说：“我毛森宁肯饿死，也决不弯腰折眉去讨饶求情。”

斗转星移，毛森在香港苦苦地支撑着，度过12年拮据的生活。

毛森元配夫人郑彩耀所生的二儿子毛汉光，毕业于台湾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当上了大学教授，成就瞩目。继室胡德珍所生的毛河光，在美国学有所成，在超高压研究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并获得了多次奖金，年薪9万美金。其他几个子女也均有成就。这使毛森在精神上获得极大慰藉，经济生活上也迎来了转机。

1968年，花甲之年的毛森，偕夫人胡德珍踏上了大洋彼岸美国的土地，1980年又获得了“绿卡”，定居美国，成了美籍华人。

异国他乡舒适安定的生活，使毛森有机会坐下来回味走过的人生道路。他陆续写了10万字的回忆录，有的在台湾的《传纪文学》和祖国大陆的《联谊报》上发表。

胡德珍早在1980年就陪同儿子毛河光到中国内地观光、旅游。毛河光在大陆的讲学大受欢迎和好评。胡德珍对故乡的山山水水备感亲切，目睹祖国大陆翻天覆地的变化，深受鼓舞，回到美国后，她一五一十地讲给毛森听。毛森感慨地说：“他乡生白发，旧国见青山。青山无限好，犹道不如归。总有一天，我要回故乡去看看。”

1992年5月，85岁的毛森老人终于踏上了故乡的土地，回到浙江省江山市界牌乡和仁村探亲访友，扫墓祭祖。

沐浴着改革开放春风的江山县大地，漫山遍野的杜鹃花把层峦叠嶂的群山点缀得万紫千红。毛森拄着手杖，兴致勃勃地登上了家乡著名的江郎山。1938年春，他率部抗日，出发前曾在山上一处石壁题词：“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如今，毛森攀藤附葛，到处寻访，终于找到了题词的所在。虽经半个多世纪风雨的冲刷，字迹犹清晰可辨。毛森抚摸良久，不禁老泪纵横……陪同人员说：“毛老，你这几年对故乡捐资办学，精神可佩，请你写几句话留个纪念吧。”

回到宾馆，毛森挥毫写下了一句刻骨铭心的话：“谢谢亲爱的乡亲们！”短短八个大字，表达了他对故乡、对父老乡亲的挚爱和感激之情。

在大陆生长的两个侄儿见叔父毛森和蔼可亲，毫无架子，也就斗胆提问说：“三叔，常听人说你是杀人魔王，你当上海警察局长时，杀了不少共产党，是这样吗？”

毛森回答说：“如果说抗战时期，我杀过日本鬼子，杀过汉奸，杀过叛徒，确实杀过不少人。至于杀共产党，那是因为上级有命令，有文件，有电报，我是根据命令批转下面执行的呀。我并没有亲手杀过人。”

说至此，毛森无奈地说道：“我生长在那个时代，也是为了挣口饭吃呀。我不为国民党服务，不替蒋先生做事，怎么办？如果我还在大陆，也像你们一样年纪，那么我也必然要为中共服务了。”

浙江省和江山市有关部门早就发还了毛森的故居，并修葺一新。江山市市长徐仁敏和有关人员热情地接待了毛森夫妇和长子毛建光先生(台湾长荣海运公司驻洛杉矶办事处总务科长)。

毛森紧紧握着徐市长仁敏的手，动情地说：“我生是家乡的人，死是家乡的鬼。我在海外，梦萦魂牵的，就是老家江山的一草一木啊！”

在江山市侨务办公室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毛森盛赞中共的改革开放政策及取得的巨大成就。他说：“中共现在是贤明者掌权。邓小平先生掌政之后，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国实行全面革新，连我这个顽固反共分子，也举双手赞佩。”

毛森还热情地表示：“我的八个子女大都从事科技研究，家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我们一定效劳。能为桑梓尽绵薄之力，是我们应尽的责任，也是我们的荣耀。”

浙江省葛洪升省长在杭州黄龙饭店设宴欢迎毛森一行。葛洪升省长说：“毛森先生虽然加入了美国籍，但‘根’仍在祖国大陆，欢迎你常回来看看。”毛森激动地说：“谢谢省长先生的盛情款待和邀请，过两年我还要回来看看，届时杭州一定会变得更美好。”

毛森说，中华民族是一家，骨肉同胞情深似海，海峡两岸人民血浓于水，要亲密团结，增强民族精神。台湾如果离开大陆，就没有希望。他热切期望海峡两岸能和平统一，共谋振兴中华的伟业。

毛森这次回乡之行，既了却了长期梦寐以求的心愿，又大大增强了对生的渴望。他是多么希望能健康长寿，多活几年，多回家乡看看啊！然而，天不永年，几个月后，他因心肺衰竭而于1992年10月3日在旧金山逝世。讣告说他享年87岁，实足享年85岁。

临终前，毛森叮嘱家人把他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1万美金，捐赠给家乡希望小学，衷心祝愿故乡的莘莘学子成为英才。

从军统巨枭到爱国侨胞，毛森走过了漫长的人生道路，给人的启示是：只要服从真理，人人都可以改恶从善，弃旧图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