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企业家应该与政治保持怎样的距离是老生常谈的话题。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政商之间的关联度会越来越高，“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只是一种善意的假设。从上世纪90年代傻子瓜子、科龙、健力宝、铁本、三九、华晨等企业的兴衰存亡经历来看，无不表现出“政商博弈”的浓厚色彩。

“企业家必须具备一定的政治素养”已成为商界共识。在激烈的商战中，关键时刻上演的，往往是企业家政治素养的博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企业家的政治素养决定企业的命运轨迹。

何享健觉得企业家自身的定位非常重要。他说：“搞企业就要专心致志搞企业，而不必去争什么官场地位。市场和官场是两个世界，能够做好企业的不一定能做得了官，同样，能做好官的不一定能当好企业家。如果说做官，80年代、90年代我都有机会，但我都放弃了。”

“企业家可以不搞政治，但必须懂政治。”这是何享健反复提及的政治观。他说：“中国还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不够规范。但就算是在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企业也要处理好和政府的关系。美的给政府贡献了很多利润、税收，企业创利的时候，政府没有拿出一分钱，只是挂了个红帽子。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挂着公有制，有了这块招牌，企业就能发展得更好。所以要辩证地去看。”

上世纪80年代，何享健抓住改革开放的机会，引进技术和设备；1985年，获得自营进出口权利，这在当时的乡镇企业是非常困难的；90年代一开始，虽然何享健还不懂什么股份制改革，但他有关注、有研究、有听专家的，并超前进行了产权改革。2002年，美的进行内部股份制改造，是全国乡镇企业、集体企业的第一家。在总结这些成绩时，何享健说：“我们是做企业，不依赖政府。但政府提供的有利条件要利用起来，不要受不利因素的影响。每个企业家都要掌握这一点。过去、现在、将来，企业都要运筹好和政府的关系，这是不能回避的。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时期，我们都要重视企业如何与外部环境结合，做到抢先、主动、超前地抓住时机。”

不过，何享健同时告诫：“政府领导会根据形势说企业应该如何如何，这时候企业家不可跟风而上，而是应该根据市场情况和自身条件去进行市场操作。”他说，“企业家应脚踏实地，不去干超出自己能力的事，如果不顾及自己的条件，而片面追求最大最强，那么失败将是难以避免的。”

何享健不仅避免了失败，还取得了巨大成功，他总结说：“美的一直低调，没像有些企业那样到处宣传，这也与出身有关——美的不是国有企业，不想获得政治荣誉，不想树典型、标榜，也不想要虚名。真正的企业家或以赢利为导向的企业，他关心的是赚钱。美的很务实。”何享健总是将个人隐于企业之后，对外宣传时以企业品牌为核心。同时他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在获得荣誉时，总会归功于“改革开放”。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美的的今天。没有思想解放，我们也不可能坐在这里谈美的未来的发展宏图。”这是何享健经常挂在嘴边的话，他说，“美的今日取得的成就，都是改革开放的成果。”

回顾40年历经风雨的兴业之路，何享健感慨地说：“（上世纪）60年代创业的企业家，全国同时代的，现在只有我和浙江万向集团的鲁冠球了。我对政治关心，但我清楚自己。一个人，不能又想搞经济，又想搞政治，商场同官场不同，我要认清自己。”

鲁冠球与何享健私交甚笃，两人经历相仿，难免惺惺相惜。不过，鲁比何成名要早许多，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就成为乡镇企业的代表人物之一。吴晓波曾评价说：“鲁冠球是一个政治参与热情十分高昂的企业家，算得上是中国政治色彩最浓重的企业家之一。”即便如此，鲁冠球依然告诫自己：“与政治始终保持一步之遥。”他的政治热情随着岁月冲刷不断淡化，早已成为老成持重的民营企业家。

其实何享健还说漏了一个人，那便是农民企业家、江苏华西村的老书记吴仁宝，他曾直言不讳的表达自己的政商观点：“政治优势要为经济建设服务，这一点华西村从来没有动摇过。”在企业发展的每个阶段，吴仁宝总是能借助政治为企业带来更多利益。

与何享健同时代的第一代企业家们的商业命运历经波折，几经坎坷。他们经商伊始，几乎总是伴随政治运动起起伏伏，颠沛流离，尤其是在风雨如晦的“十年文革”期间，整个社会几乎都陷入无法可依的法治废墟，企业家的权益根本无从保障。他们只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在政治运动无暇顾及的缝隙里艰难生存。与后来的企业家群体相比，他们对“政商博弈”的理解更生动，更深刻，也更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

从何享健身上，新时代的企业家当能学到稳重、老成的政治素养，大智若愚是智慧，更是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