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一定时候，企业家和企业就必须有一定程度的分离：企业必须形成自身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而不仅仅依赖企业家个人的品行、德性和权威。这本身也是理想型企业家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即企业家个人的理想必须升华到企业的制度建设中。或许应该说，理想型必须发展为制度型（从逻辑上说，理想型的下一个发展目标是制度型，不过目前我还无力去说这个制度型）。任正非通过《华为基本法》，部分地做到了一些，这也就是说，他个人创办华为的早期的理想主义色彩，在《华为基本法》的起草中显了像、定了影，不过还是黑白照片，不能算是彩色照片。

也可以说，《华为基本法》是任正非的理想型的一个结晶体。但也就仅此而已。

《华为基本法》开章明义地说：“华为的追求是在电子信息领域实现顾客的梦想，并依靠点点滴滴、锲而不舍的艰苦追求，使我们成为世界级领先企业。”世界级的目标一旦被挑明，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盒子（我褒义地取用这个词，盒子代表世界级），藏在里面的“世界级生产系统”、“世界级产品质量”、“世界级研发体系”、“世界级供应链”、“世界级营销方法”、“世界级财务体系”和“世界级治理机构”等纷纷找上门来，“驱迫”理想型企业家又必须重新出发：企业里所有的一切，包括以前做过的、没做过的，做好了的、没做好的，通通都要重新再来一遍，都要按世界级这个标尺来重新衡量、重定目标。该改弦易张的改弦易张，该脱胎换骨的脱胎换骨，该由表及里的由表及里，该推陈出新的推陈出新。《华为基本法》之后，任正非的精彩，才算真正开始。

当然我们是从逻辑上这样说的—实际上，对于任正非，重视管理和变革、重视流程和制度建设在《华为基本法》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把世界级作为目标也不是《华为基本法》颁布后才产生的想法，更不是在颁布后，就立即着手进行“大跃进”式的发展，非要“三年超英，五年赶美”。在任正非那里，事情从来不是一劳永逸地、毕其功于一役地解决，而是像素描、像雕刻，一笔一笔地、一刀一刀地、反反复复地、螺旋上升般地行进着……

在我写完本书初稿，正不断润色、修改中时，赫然听说了华为的“奋斗者协议”：“我自愿申请加入公司的奋斗者，自愿放弃所有带薪年休假……”虽说这仍然是任正非一贯的风格，我们这些曾经的华为人不应太吃惊，然而我还是暂停了打字，把目光瞟向了窗外的蓝天。莫非这是老任在华为这个他的作品上又刻下的重重一刀？

“奋斗者文化”是我离开华为后，任正非提出的一个新名词。对此，我似乎似曾相识，又似乎有点陌生，我感觉陌生的成分还要大些。为何任正非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艰苦奋斗？在这之前，任正非不提文化很久了，而曾经华为文化是多么的响当当。1995年，华为市场部大辞职拉开了整个华为文化的高潮，随后是连续几年轰轰烈烈的“英雄系列”、《华为基本法》、IPD、研发的“工程商人”文化等—那时，这些在我们眼里都属于华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渐渐地，任正非一度主动“放弃”了华为文化，放弃了以企业文化为由展开相关的活动。他做得如此之好，以至于公司内部的人都已经习惯了没有“文化”的日子，再也不把华为文化顺口溜似的挂在嘴上，渐渐地我们在逻辑上和实践上都认可了不说华为文化。

现在任正非又“捡起”文化来，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捡起来，“自2008年5月31日~2009年4月，任正非分别在五大体系的奋斗者表彰大会上作了五次讲话”。这两三年内他连续在各种不同的场所重复地提“奋斗者文化”和艰苦奋斗，重复程度之高，已显得没新意了。而且，就我所接触了解到的，这个“奋斗者文化”与现在的华为人之间，再也没有当年我们与华为“英雄文化”之间那种生动活泼、性情自发、新境迭开的劲道，只有一种苦口婆心，只有一种分配关系，似乎这个文化搞来搞去就是为了实施新的股票、奖金和薪酬的发放方式。而为了分配的原因再提文化，在我听来，倒是有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哎，仔细想来，现在华为重提的文化，已不是原来我们所知道的那个文化，而是“奋斗者文化”，说白了就是“老板文化”，因为任正非是最大的奋斗者。是不是低调的任正非终于感到有点没人为自己说话的苦闷了呢？抑或是他终于意识到，只靠自己一个人自我批判、自己一个人在思想上艰苦奋斗，是远远不够的？

天空没有留下痕迹，而鸟儿已飞过。当我的目光重新回到电脑屏幕，额外的感慨已经平息。我们又不是没有碰到过任正非不断带给我们新震惊的情况。我们早已熟悉这种震惊。说不定，“奋斗者文化”不过是任正非另一次“打造”行为、另一次“打造平台”而已。要知道，哪怕经过了20多年的良好发展，华为还有谜一样的外人几乎无从知晓的东西，那就是华为的股权结构和接班人问题。不知道这个可能的打造是否会是任正非的最后一次“打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