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本主义企业家任正非的机器性主要体现为：与一切不合理性竞争，或者说，他以合理性为标尺，来衡量一家企业所需要的种种事情。也正是因此，我们有时候看任正非，会有“没有人情味”的感觉，然而我们必须看得更深一点，有没有合理性呢？总体说来，任正非的言行都具有一种合理性。

与一切不合理性竞争，是竞争机器的最大属性或核心属性，它表明，任正非具有很强大的批判性，这是他和其他企业家相区别的特征属性。我们可以说苹果公司的乔布斯的特征属性是品味，巴菲特的特征属性是价值，而自我批判是任正非的特征属性。一个人如果能严格地做到自我批判，从逻辑上说，他当然也就敢于和一切进行竞争了。这架竞争机器还有很多其他的子属性、附属属性、引申属性，譬如：合理性、持续性、技术更新性、无人操作性、螺丝钉性和流程性。其实任正非的机器性体现在很多方面，不仅仅包括以上所提到的，凡是机器所具有的属性，他都具有。

机器是现代商业社会的核心生产工具。企业家则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角色。关于企业家这个角色，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观点非常值得重视。熊彼特是企业创新的提倡者，他认为企业家通过“创造性破坏”，在现代经济中扮演着英雄角色，他们是利润的来源。在他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他指出，企业家就是“经济发展的带头人”，也是能够“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的创新者。在他的理论中，“企业家、创新和信用创造”是核心概念，他将企业家视为创新的主体，其作用在于创造性地破坏市场的均衡（他称之为“创造性破坏”）。我认为，这也是并且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一方面，我们过去在这些方面的任何一点突破，都带来了快速的改变、发展；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在这些方面的欠缺，使我们在面对未来的时候，仍有很多潜力可挖—前提是我们能正确地认识到我们的问题所在。

熊彼特突出企业家的创新性，但是他也认定企业家是一种很不稳定的状态。他认为，一个人由于“实现新的组合”而成为企业家，“而当他一旦建立起企业，并像其他人一样开始经营这个企业时，这一特征就马上消失”。因此，企业家是一种稍纵即逝的状态。按照他的定义，一个人在他几十年的活动生涯中不可能总是企业家，除非他不断“实现新的组合”，即不断创新。简言之，创新是判断企业家的唯一标准。

难能可贵的是，任正非的创新不是“昙花一现”，他是一位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家。但是我们如何看待他的创造性破坏？按熊彼特的解释，创造性破坏自然应该是他身为企业家的日常工作。但是当我们第一次走进华为时，并没有感觉到任何破坏性。

真的吗？

细细回味我第一次去华为的情形，当我迈出电梯的时候，一股创造性的破坏之风就迎面而来，只是那时我眼拙，看不出来，更不能一目了然地看出任正非的创造性破坏。好在我们还能看到他的合理性，并且达到这样一种境地：每一个进入华为的人，在进入的那一刻就意味着他将在华为这个组织里经历他一生中最难得的“社会经验”。他将遭遇一条“合理性之河”，他将在这条河上永无止境地漂流，永无安定，直至上岸。离开华为就等于上岸，或许会有安定之感，但那种漂流的快感也会随之消失。

实际上，我们不仅看到、参与到了合理性之中，我们也看到了任正非打破了企业家的一贯形象—现在想来，这就是我们首先接触到的任正非的“创造性破坏。”

任正非打破了企业家的商人形象—说实话，能写下这一句话我自己也大吃一惊，这句话本来是没有的。这本书初稿完成后，我又反复多次修改了稿子，每当修改到这里，我都格外吃力，好像总有个症结让我不能完全认知任正非。直到发了不少呆后，这一句话总算冒出来了。我这才意识到，我突破了一个关于企业家认知的症结。

事实是，不管我们怎么看他、通过什么方式看他—包括不管何时看他，20世纪90年代也好，进入21世纪也好—听他的讲话，看他写的文章，参与他的低调，感受他的各种经营做法，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任正非总是像“突然进入新的商业领域”的企业家，似乎他所处的商界跟我们通常所知道的商界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应该说，这一感受是十分新鲜的。在中国，即使是那些最好的商人带给我们的感受也不是这样的。任正非给人的感觉根本不像是商人。我意识到，并不是所有的商人都可以称为企业家，哪怕这个商人很厉害、很有名。但我们一般不是这样看的，我们平时所说的企业家不会进行这种区分。正是这种不区分，使得我们有时思考问题总是拎不清楚。

比如说我们平时感觉到我国企业家精神薄弱、创新少，但这跟我们所知的一些事实又不尽相符：改革开放的年代，我国其实也有很多白手起家的老板做得很好、把企业做得很大，也创造了很多以前没有的事业，积累了不少财富。但我们又明显地感觉这里有点问题，即那些老板、富翁们没有什么可说的、值得认真学习的。更可怕的是，这个问题只能隐约感受出一点，却难以很清晰地表达出来。我想来想去，发现问题可能在于我们把老板、企业家、商人混淆在了一起，把财富、价值、成功搅在了一起，把投资、投机、运气等同了起来。一句话，我们的词汇太少，我们的文字逻辑不够强。意识到这个问题不仅没有让我高兴，反而陷入苦闷。这该如何是好？这书该怎么写下去啊！

冷静下来后，我想还是回到任正非那里去吧。任正非的机器性是任正非带给中国企业的一个新“范式”，这个范式告诉我们，商人和企业家有所不同。

商人古已有之，我最崇拜的商人是范蠡，一生三次致富达到富甲天下的地步，每次经商成巨富后，都散尽家财。而且，他不仅辅佐越王勾践称霸天下，还能急流勇退，与西子泛海逍遥，笑傲江湖和政坛，格外让人艳羡。

然而，光有商人解决不了中国经济的症结，这个症结就是合理性问题。正是在这一点上，商人和企业家显示出了本质的不同。我们在商人那里看不到“创造性”、“破坏性”，而企业家坚信“不创新唯有死路一条”。我们所说的任正非的破坏性正是体现在这里，他打破了商人的传统形象，他不是与人为善者，而是与一切竞争者。与一切为善（当然此善非彼善）是商人动物性的最大属性，与一切竞争是任正非机器性的最大属性。

体现任正非是企业家而不是商人的九个要点如下：

第一，永远艰苦奋斗，从不松懈。就这一点而言，华为是一家罕见的公司。那些跟不上公司步伐的人永远不能简单地躺在“功劳簿”上，简单地坐享其成。

第二，建立华为自己的考核和人力资源评价体系，使员工免受外界的干扰。华为有时候看起来就像一家不属于这个时代的企业，更像是一个桃花源。外界对华为的指指点点没有用，因为华为能够激励它应该激励的人。这是华为能够自成一体、自源性发展的有力支撑。

第三，对核心技术的痴迷。

第四，对目标的坚定与对小改进的坚持。一切环节，都可以且必须进行修正、改良，并从中受益；一切关系，经过理顺，都应该变成提升自身竞争力的因素。

第五，自我更新与自我批判。华为能够连续地快速成长，跟任正非不断在进行自我更新有关。这架企业家机器不断地进行着技术升级，虽然他比绝大多数华为员工年龄都大，但看起来他好像更能与时俱进。

第六，持续性。一位企业家当然有他的学习期，他当然可以跌倒，跌倒了还可以再爬起来；他也可以失败，让失败成为未来成功之母。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他必须持续地发威。竞争这么激烈，不持续地发威，就不能产生足够的势能和动能，就很难获得远远高于常规的成绩。

乔布斯在回归苹果公司之后，改变了什么？我认为甚至不是他领导开发了酷酷的产品，而是他使苹果公司第一次能持续地保持创新和设计的水准。在他回归之前，苹果公司从来不缺少酷的、让人震惊的好产品，但是却非常缺乏连续性。最常见的情况就是，每推出一款新产品就引发使用者的好评，销售业绩迅速提升，但没过多久，便会出现产品销量下降，股价下跌，如此反反复复地折腾了很多年，企业好像坐过山车一样。而现在则不一样了，苹果公司变得能够稳定地推出自成系列的产品，一环扣一环，一鼓作气地发展到今天，直至市值超过了微软，成为第一大科技公司。

任正非领导下的华为也是这种连续发力而积累至越来越成功的通信企业。

第七，对团队的支持与对官僚主义的打击。

第八，螺丝钉性。螺丝钉性也可以称为铺路石性。因为任正非是机器，所以其他一切很可能是螺丝钉。除了企业家，所有员工都是螺丝钉。有朝一日，很可能任正非也会成为螺丝钉，那会是在企业家机器完全变成企业机器或华为完全变成企业机器的时候。那一天，可能会是任正非最愉快的一天，终于，他也可以成为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大部分螺丝钉都是会生锈的，因此需要换掉，这是身为会生锈的螺丝钉的必然命运。而换掉螺丝钉之后的机器仍然是机器。

第九，无人操作性。任正非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他认为真正好的企业经营，应该像长江之水一样，循环往复，无为而治。因此，他表现出了对组织建设与流程性、制度性的无比重视。他总是动不动就拿李冰父子建都江堰举例。他相信自然领袖，更相信制度性，因此在他眼里，最好的领袖和伟人就是制度性地解决了某个机制性问题的人。像李冰父子，他就非常钦佩。

总而言之，作为竞争机器，任正非与一切竞争，其乐无比地与一切竞争。这样的竞争，自有一种特别的韵味，其概念跟我们脑海中固有的竞争和通过阅读了解的知识上的竞争，都是截然不同的。作为一位理想型企业家、一位知本主义企业家，任正非激发了一种新的竞争观。正是这种与众不同的关于竞争的新颖认识以及与之配套而行的实践，让华为公司脱颖而出，同时也证明了任正非竞争观的锐利与明智。而在这样的情况下，任正非仍然可以始终如一的低调，这便是身为竞争机器的能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