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改革开放三十年屹立不倒的企业，刘永好经受了创业途中的千般磨难和万般的辛酸。其间，他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败后的痛苦，有敢为天下先的万丈豪情，也有如临深渊般的小心谨慎。于是，他对创业有百般感慨：“做企业，就好像那个综艺节目中的孤岛生存游戏。有些人怕吃苦，倒下去了；有些人在独木舟上行走，没有踩好，倒下去了；有些人关键时候跑不动，被老虎、狮子吃了。总之，竞争就是这样的，适者生存的游戏规则是明确的，所以应该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倒下去也没有什么可惜，因为他知道自己坚持不了。现实社会中有很多例子，从独木舟上翻下去，下去了就是下去了，再翻过来就非常难。”

1.高调回归农业：一业旺，百业兴

可以说，刘永好的成功，源自于他看问题的前瞻性和独创性，源自于他敢冒风险的雄心壮志和拼搏精神。他的成功，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他也因此成为推动社会进程的一代精英。

所以，当外界认为刘永好进军地产、化工和金融等领域完全是利润导向的时候，刘永好也并没有否认这些行业给新希望带来的真金白银。但在他看来，新希望各项业务之间的主次之分还是相当分明的。“我们适当地投资了一部分房地产、金融，但都控制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前一段时间这两项的收益很好，对我们集团发展农业起到支撑作用，假设我们没有做房地产和金融，现在也不敢这样去做农业产业，正因为有这样的后盾，才可以在农业上做长期的、大规模的投资，比如这些年我们收购一些大型农产业企业，到海外发展，都在于我们前几年的投资得到一定回报。”

之所以刘永好能坚持下来就在于一直做农村经济。但在适当的时候腾出一部分精力投资银行、房地产，做一些发展。而且他进去的时候恰当，适当的时候做一个减值，通过简单的进去和出来，规避了行业的风险期，达到了利润的高峰期。

但刘永好很清楚自己的重点仍旧是在农业上。“我们的产业是农业。国家5个一号文件把农业作为重中之重加以肯定和支持，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机遇。”

国家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更是把农业产业作为重中之重，提出要鼓励土地的流转，要扩大农业跟踪的规模，要扩大种地和畜牧业的规模，同时要保障农民的利益。刘永好觉得这些政策都非常好，对农业企业来说是好事，企业有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在最好的时光选择回归农业，而更吊人胃口的野心还在后面。在重新把主要精力投放给农业之后，刘永好为自己也为新希望设定了一个更为清晰也更为宏大的目标：十年之内把新希望打造成一个年产值超过500亿元的农牧业产业帝国。如果需要具体地了解刘永好的野心，他会告诉你，将来要让全国13亿人民每人每年吃上一只新希望生产的鸡。当然，在实现这个宏大目标之前，新希望首先需要赶上全球最大的肉类加工商美国的泰森食品有限公司20亿只鸡的年产量，“2007年我们的产量刚刚超过5亿只。”刘永好承认，目标很大，难度也不小。

事实上，摆在刘永好面前的难题决不是可不可以怀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商业愿景，一个现实问题是，在胆量和产量之间如何达到商业逻辑的无缝对接。换句话说，当刘永好再次把农业树立为其多元化布局之中最核心的产业之后，他在这个核心产业之上如何构建它的核心竞争力？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次该轮到农业大发展了。”刘永好像发现了金矿一样的兴奋。

自从成名以来，作为富豪的刘永好几乎就一直被树立为中国的8亿农民当中“脱贫致富”的典型。这也难怪，其赖以发家的第一桶金正是只有农民才会涉足的养殖业，再加上刘永好兄弟共同创业的艰难心酸，更契合了外界对中国农民致富形象的原始想象。毕竟，只有这种想象才能满足人们对“奇迹”或“传奇”的一贯理解。

“我对农民一直怀有很深厚的感情，他们是我事业的根基，但遗憾的是，我本人并非出自农民家庭。”尽管表示遗憾，但看得出来，刘永好对他的家庭背景同样的深感自豪。“我父亲一辈子都在研究农业问题，不幸的是在‘文革’后期就去世了；母亲是当地一位德高望重的教师，正是她带领我们兄弟几个继承了父亲的遗志，研究并经营起了农业。”

在母亲去世之后，刘永好兄弟在四川老家还为她建造了一座雕像，用刘永好的话说，这是感恩：不仅是感谢母亲的养育之恩，也是感谢她的引导之恩。这种特殊的家庭背景无疑让刘永好对农业和农民有了更为复杂、更为深厚的感情：与其说是在创富，不如说是在延续一种使命。

所以，尽管后期新希望集团的多元化之路让刘永好尝到了不少甜头，并让外界对其主业与副业之间的轻重关系产生过怀疑，但刘永好最终还是认识到了农业之于他以及新希望的重要基础作用。

2.饲料带来的新希望

相当长时间里刘永好做农业感觉到很悲壮。跟他一块做农业的企业绝大多数都倒闭了，曾几何时台湾养猪养得很好，因为环保的原因，台湾政府限制养猪，于是大量台湾养猪的农民到福建沿海养猪，结果十年下来几乎全部都亏损。

因为当时养猪、养鸡定价权在两亿农民手里，而他们养猪、养鸡、不算猪舍、鸡舍的成本，不算饲料的成本，连小猪小鸡都自己孵的，自己养的，这样不计成本的一个体系和规模养殖什么要计成本的体系竞争，是没有优势的。

当然产品少的时候，价格高可以赚钱，但很多时候产品多，这些不计成本的农民他不算的，规模养殖根本不可能。而大量农户到城里面去，生产小农经济这种格局逐步弱化了，另一方面很多农村的生产者变成了消费者，他们加大了肉蛋奶的需求，这对规模的现代养殖业带来了契机。

当初刘永好之所以转投金融行业或其他行业，也是在农村农业的发展遇到很大问题，在压力之下的转型。

改革开放从农村开始，前七八年非常好，但后期十多年农村经济增长很慢，农民收入增长慢，农业生产体系一直没有很大的发展，对农产业企业压力非常非常大，这个时候企业不单单不赚钱，压力很大，自然风险、疾病的风险，市场的风险、政策的风险、多重风险下，绝大多数规模的养殖企业从事农业企业都倒闭或者改行了。

而这个时候刘永好坚持做农业，但是要坚持刘永好没有那么大的本事。于是，他们适当投一些金融和地产，用金融和地产那几年收益特别好，来回补和帮助他们的农产业，就像国家提出的工业支持农业，城市支持农业，这就是金融支持养殖业，他们的房地产的收益来帮助他们的畜牧业的发展。

现在国家更加重视农产业，农产业发展新的格局，新的机会到来了，而刘永好把主要精力进一步放在农产业，提出打造世界级农牧企业的宏大目标，而在这目标体系下，新希望领导千千万万的农民和其他企业向这目标前进。

这个团队和体系体系不但是新希望，他们还联合了千千万万的农民，也联合了很多这些龙头农业类企业，所以说应该是发展的好机会。当然农民的收入增长更加多。

所以刘永好说做金融也好，做房地产也好，或者叫做曲线救国，他们目标是农业，但是为了农产业的发展可持续，他们有抗风险的能力，他们也投了金融和地产。但是他们在农业的投资和农业的产值收入和人员占到整个集团90%以上，他们是以农业为主的企业，这一点毫不动摇。

经历了重化、地产乃至金融行业的推动和洗礼之后，中国经济又开始步入了一个调整期，而这个调整期的到来，则意味着会有其他行业催生新的商业机会。“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农业都是最具潜力的。”刘永好在极力让自己相信这一判断。

不得不指出的是，刘永好得出上述判断的宏观背景并不美好，甚至还有点残酷。在新希望每年将近800万吨的饲料产量中，至少需要从美国进口100万吨黄豆。“而随着农作物价格的不断攀升，我们的成本压力持续增强。”刘永好苦涩地说。

这是刘永好必须面对的市场环境。2007年，全球的农作物储量较低再加上气候因素造成的减产刺激了农作物价格的上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小麦价格上涨到每蒲式耳8.85美元，涨幅77％，大豆价格涨了75％.同样，作为饲料重要来源的玉米，其价格更因美国工业需求的激增而不断飙升。一位华尔街的分析师认为，2001年时，美国用于生产乙醇的玉米种植面积占玉米总种植面积的5％，而2007年已达到25％.同时，国内外很多交易商和经济学家们预测，继2007年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之后，2008年农产品价格涨幅将带给人们更多的震撼。他们预计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口对燃料作物和食品的需求将加剧对农田的争夺。

成本压力不断“日新月异”，刘永好的“新希望”在哪里？“首先，国家实行农业免税、养殖免税，这对农产企业是很大的刺激，因为这对农产业的企业在税收方面比较有利。其次是发展方面提供有利的条件，最近中央加大了对养猪和养鸡的鼓励，包括保险、规模养殖等方面的扶持，也就是说国家是支持的。”

需要说明的是，在对农业大势的一系列的解读中，作为商人的刘永好所具备的灵敏的政治嗅觉让人佩服。“2006年中央的一号文件说‘要用新农村建设做现代农业’，而200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反过来了：要用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前一后的调整就大不一样了。”刘永好略带一些得意地说，这意味着农业问题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后，我们的政策越来越具有针对性和紧迫性。

作为中国草根型的创业家和实业家，刘永好身上有一种难能可贵的大历史观。他对农业发展大势的看法，恰恰符合他对时代、对中国的看法。在他看来，经过建国初期、改革开放之后两次农业革命，中国现在正在形成第三次农业变革。“前两次没有彻底改变中国几千年来传统的小农作坊式的产业特性，而现在正在开始的建国以来的第三个农业周期，将是对中国农业的一次根本性的升级换代。”

对于新希望来说，这种升级换代就意味着新希望要有以前单纯做饲料，变为做整个产业链。“所谓产业链，拿猪来讲，我们生产猪饲料有优势，比如说国雄牌就是我们的品牌，也是中国的名牌，但必须和产业链结合，养小猪、种猪，养殖结合、屠宰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延伸产业链，这就是国家提的现代农业，产业链农业，规模农业。”

2008年以来，刘永好把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了农村调研上，“乡下跑，城里走”，其中包括跟农民谈心、向专家请教以及与政府沟通等。他的主题颇为宏大：与其说他是在了解中国农业的新现象、新问题，不如说是在为他的财富生涯寻找新的希望。

而这一次相对来说刘永好思考得很深、很长。在他看来，中国经济经历了重化、地产乃至金融行业的推动和洗礼之后，又开始步入了一个调整期，意味着会有其他行业催生新的商业机会。“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农业都是最具潜力的。”刘永好在极力相信自己这一判断。

3.天大商机：巨额投资高额回报

作为中国最知名的民营企业家，2001年，刘永好曾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为中国大陆首富，但低调实干的刘永好对这些虚名向来不去关心。每次刘永好想到泰国正大、美国泰森这些世界级的农牧企业时，他总觉得自己的新希望还要矮了一截。

新希望一直没有放弃过对主业的培植，农业始终是新希望集团的产业主干和支撑。作为一家以饲料生产为主的农牧企业，新希望的确不太乐观。2000年之后，饲料行业的销售利润率从10％下降到约4％，仅仅略高于一年期的银行存款利息。同时，新希望的扩张速度日益放缓。

刘永好为此已经困惑多年。他带着困惑去拜访美国的同行。在那里，他替新希望找到了榜样。美国饲料企业泰森由于打通了农牧上下游产业链，成功转变为美国的养殖产业巨头。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刘永好看到了打通整个农牧上下游产业链的机会。

游历归来，刘永好总结出了一个关键的经验是，世界成功的农牧业企业都是通过打通整个产业链，把流失在各个环节的利润“捡”了回来，才实现规模的扩大和利润率的提升。“泰国正大集团、美国泰森走的就是这条路。”刘永好说。他意识到，新希望之所以难以扩大规模，原因就在于农村养殖户难以扩大规模再生产。只有农业规模化、养殖业规模化，饲料企业的规模才能扩大。

中国是“养猪大国”，每年的生猪屠宰量约有6.8亿头，也就是说一个人平均每年会消费半头猪。2006年底，猪肉价格出现大幅的上涨。肉价飞涨的问题，普遍认为是三个原因引起的，也就是饲料原料价格上涨、生猪生产的周期性波动以及疾病风险导致的生猪饲养量下降。

刘永好经过深入研究后发现，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由于传统庭院的生产方式太落后，农村的许多散养户正快速退出养殖业，而现代化的规模养殖又未能跟上，导致养殖总量下降，最终造成生猪供求关系失调，猪肉价格持续走高。

不仅如此，这种分散式的家庭养殖同时也造成了食品安全监控无法展开。全国有上亿个家庭在养猪，监管部门根本无法监督，食品安全问题也就没法从根本上来解决。

为此，刘永好还特地写了一个调查报告：“这一两年，城市农民工工资快速上涨，原来几百块钱一个月的保姆，现在在成都这样的城市，可能也要一千来块钱，在上海据说要一千五百块了。建筑工人的工资也上涨了一半，这一下子就让留在家里养猪的农民觉得不值，所以干脆就不干了，而原来我国一直没有比较规模化的养殖企业，生猪供不应求，价格自然就要贵。”

近几年食品安全的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普通百姓乃至官员，乃至全社会最最关心的问题，瘦肉精的问题，孔雀食绿的问题，红心蛋的问题，这样的事太多太多，让刘永好担心的是，几乎大概每半年时间左右，就会出现这样的新名词，弄得全国老百姓都很担心，大概几乎每隔一两天就会有人问刘永好，有的是高级领导，有的是专家，有的是普通的市民。“永好，他说你是搞这个行业的，你说这个猪啊、鸡啊能吃吗？”“您尽管吃，能吃，没问题，做这种昧良心挣钱的总是少数，而不是大多数。”

刘永好现在的努力就是要做这样的事，希望昧良心挣钱的人越少越好，最后绝迹。怎么样绝迹呢？“中国养鸡的农民上亿户，你查得到谁，查到张三查不到李四，查到李四查不到王五。农村家家户户养猪养鸡，你说谁可能天天去查他，所以现代农业在美国、在欧洲也很少听说什么加孔雀食绿的问题、苏丹红的问题、瘦肉精的问题。为什么呢？”刘永好最后终于悟出：人家的企业规模都足够大。

要把农业的规模做得足够大，势必就要收缩把战线拉得过长的问题。多元化曾经是许多大型民营企业的成功法宝，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许多大型民营企业也倒在了过度的多元化上面、最终出现资金链断裂。刘永好作为同时代的民营企业家，同样也对做大产值、多元化一短时间情有独钟：由于投资民生银行取得的巨大成功，新希望2000年后逐渐提出了农业、金融、化工、地产等四轮并举的多元化发展策略。

这样的策略不能不说是成功，但是对于企业发展资金占用也是明显的，要继续做大成为行业翘楚就需要不断投入更巨量的资金。例如2003年在上海，新希望的零售业就遭遇到了巨大的挑战。刘永好抛出的乐客多超市品牌，希望在江浙地区打出一片零售的新天地，但是最后的情况是乐客多门店大多关张，难以成气候。

这肯定给刘用好提了一个醒，要更好地把控一个行业，还是要审视自己最熟悉的领域。只有做好一个领域，才是事业长青的根本。

而这个领域就是他最熟悉的农业。在一番多元化以后，刘永好开始悄然转向，把公司的重点转向了农业。虽然新希望从来没有说取消多元化发展战略，但打造一个世界级农牧企业的提法更多的见诸于报端。这个世界级农牧业应该是一个大农业的概念，把一个农牧业的产业链全部都做好，企业就可以做大规模，实现利润的最大化，成为这个领域真正的主宰。

而这样的转向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在国家宏观经济从紧的大背景下，房地产成为调控最严厉的行业，而房地产调控拖累的是金融，化工作为周期性极强的行业，也有很大局限性。惟有农业，在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反而成为最受政策扶持的行业，更有利的是，搞农业对刘永好来说，轻车熟路。

在新希望集团内部，也出现了要求企业转型的声音。作为2005年的元旦“礼物”，新希望集团内部战略委员会向刘永好建议，新希望继续发展的惟一出路就是摆脱饲料生产者的角色，向世界级农牧业企业学习。

“为了自救，饲料厂商必须先解决养殖户的问题。”新希望战略委员会的成员张利庠说。

2005年7月，在新希望总经理大会上，刘永好宣布采用战略委员会的建议，首次提出了成为世界级农牧企业的发展愿景，并将年销售额达到500亿元定为新希望下个10年的奋斗目标。

在经历了向其他领域的扩张之后，刘永好重新将精力投放到了农业，他希望将自己的新希望集团做成中国的“泰森”，而这家来自美国的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在2004年其营业收入就已达到264亿美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刘永好按照国际惯例去做，从治理结构、产权关系，到法律体系，都要做规划并做到规范。“最重要的是，不仅要相信你所从事的生意，而且还要为他做长远规划。”

新希望已经不把自己看成一个简单的饲料供应商，而是试图成为养殖产业链的运营商，由新希望来分配各个环节的利润，实现共同发展。

当然，对于这个全国最大的饲料企业和最大的养殖企业之一的老板来说，这种供需矛盾的激化，将是一个天大的商机，谁要是能够巨额投资，快速建立起一个规模化、现代化的养猪体系，谁将获得高额的回报！

2006年刘永好55岁，将新希望集团打造成世界级农牧业企业的梦想，让他开始穿梭于世界各地。从农爱农无疑将成为刘永好一生的行为准则。在他看来，从事农牧业20多年来，始终没有离开过土地、离开过农业、离开过农民。就连与世界首富比尔？盖茨见面时，他也将中国的“新农村”问题告知对方。

大局已定，今后新希望可能不是成长速度最快的企业，但是新希望的稳定性肯定会是中国民营企业中的佼佼者，稳定性应该是一个超大型企业的生命线。

前些年新希望之所以难以扩大规模，其原因在于农村养殖户难以扩大再生产。只有农业实行规模化、养殖业规模化，饲料企业的规模才能扩大。

当然，对于这个全国最大的饲料企业的老板来说，“将是一个天大的商机，谁要是能够巨额投资，快速建立起一个规模化、现代化的养猪体系，谁将获得高额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