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13亿的人口，民营企业解决了中国70%人口的就业问题，这是很大的贡献，也是社会责任的体现。到2009年前，中国有430万私营企业、2300万户个体企业，民营企业解决了可能超过2亿人的就业，这是对国家最大的责任，对社会最大的责任。除了税收、就业以外，私营企业还向社会提供了全方位的一些需求。

随着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的引入，“结合业务发展战略，引入创新公益机制，坚持传统慈善捐赠”也成为随后众多中国民营企业的慈善理念。这个时候，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慈善心路也从“同情心”走到了“责任感”。

在这种慈善观念的转变之下，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慈善也逐步走出了最早期爱心捐赠的单纯模式，逐步进入到利用自身企业的优势，运用市场方法把贫困地区的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等优势发挥出来，致富一方，变“授人以鱼”为“授人以渔”。

“对民营企业而言，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有多层含义的：规范、正向、阳光的企业行为是对社会责任的履行，扶贫救困也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作为中国第一家参加联合国全球契约计划的私营企业“掌门人”，刘永好的责任观其实非常简单，把企业做好就是最大的社会责任。

刘永好认为，13年来，光彩事业取得相当大的成就。新希望集团和他本人作为其中的参与者，收获特别大。光彩事业的成就，首先体现在农民富了，农业发展了；其次体现在参与其中的企业发展了，企业家个体也成熟、进步了，得到了社会的认同，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也体现了民营企业的责任感，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支生力军。

在几乎横扫中国乳品企业的三聚氰胺风波中，新希望集团下属十余家控股乳业公司在全国大检查中全部合格，从始至终不含三聚氰胺。这是新希望集团历来重视社会责任与质量安全的结果。

将新农村建设提升到新希望集团最重要产业的高度，正是刘永好“以义取利”观的佐证。

2005年6月，四川资阳、内江等地区传出猪链球菌病疫情，先后共造成38人死亡，一时之间，消费者“谈猪肉色变”。有专家指出，此次猪链球菌病疫情的暴发，很可能与添加了抗生素、激素等人工合成添加剂的猪饲料有关。这对于在资阳设有分厂的新希望饲料企业来说，无异于一次对其产品质量的严肃拷问。

一时间，许多网站、媒体，开始进行对“希望”牌饲料的“有罪逻辑推理”，而在当时，面对来自公众和舆论的责难，新希望集团显得有些手足无措。205年8月21日，卫生部、农业部联合发布的《四川省猪链球菌病疫情评估报告》称，猪群带菌率高达30%~75%，但不一定发病，高温高湿、气候变化、圈舍卫生条件差等应激因子是诱发猪链球菌病的主要因素。这才让新希望集团走出了“蒙冤之困”。

猪链球菌风波给新希望集团上了很好一课，企业的发展与外部生存环境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企业应该建立专职的部门，认真研究与企业发展相关的社会责任问题。

1.猪链球菌风波

猪链球菌风波让刘永好认识到，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将不断面临着一些未知的突发事件，这些事件极有可能是破坏性的。与其被动地承受突发事件的冲击，不如主动地建立一个预警和防范机制，让企业积极主动地与社会、生态环境建立起一个良好的互动关系，从而可以化“灾难”为“机遇”。

为此，新希望集团成立了发展战略委员会，重点关注企业与社会的互动发展关系。它属于集团的战略研究部门，主要研究企业如何应对突发事件，如何与公众、环境建立起良好关系。委员会根据业务发展的需要，逐步吸纳集团的核心力量，但委员会的大部分人都属于兼职。采取以调研为主，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在面临重大突发事件时，委员会将发挥关键的决策作用，组织并指导相关部门完成应急任务。

通过这次猪链球菌疫情，发展战略委员会提出新希望集团应该大力宣传与推动我国家禽与畜牧业的规模养殖。

调查结果表明，这次猪链球菌病的所有疫情均发生在农村和地处偏远、经济条件较差的地区，疫情点大都为养殖场地卫生条件差、圈舍通风不良、阴暗潮湿的散养户。而卫生条件相对较好的养殖大户和规模化养殖场未见到疫情报告。

猪链球菌风波积累的经验表明，必须提倡家禽业的规模养殖，有利于科学防范禽流感。事实证明，禽流感疫情大多发生在零星养殖家禽的地区。新希望集团战略委员会已经开始行动起来。

2.从容应对禽流感

2006年，禽流感来袭，对新希望集团再次带来重大的冲击。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禽类产品的价格骤降，市场严重出现萎缩。面对这种突然的冲击，许多公司都取消了与农户签订的禽蛋收购合同。新希望集团的部分股东和董事也纷纷提出以取消与农户合同的方式来最大程度降低企业的损失。

这时候受冲击最大的是那些养殖户。2006年初时新希望和农民签订了合同，按照正常的价格给他们供应饲料、鸡苗和收购，那时鸡价很高，但当出栏的时候，禽流感来了，很多屠宰企业都不收鸡了，这时农民的压力很大。刘永好和他的董事会就商量该怎么办，收不收，多少钱来收？

就在大家纷纷议论退签合同，农户处于焦躁不安之时，刘永好出人意料的抛出了他的决定：新希望集团作为目前中国最大的饲料供应商和最大的肉鸡、肉鸭屠宰加工商，将调拨一亿元人民币，与农民共度禽流感难关。

首先，新希望集团将按原合同购买农民养殖的家禽，决不毁约；其次，新希望集团将销售给养鸡农民的饲料降低三分之一的价格；最后，新希望集团将派出五千多名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农业技术人员，到农村去帮助农民防病治病，普及防禽流感的知识。

在刘永好领导“新希望集团”奔向世界级农牧企业的路上，遭受了“禽流感”的寒流重创。而由于疫情的发生，禽类加工产品销售量及销售价格大幅降低。由于禽流感属于天灾人祸，按照我国的合同法，新希望集团可以享有违约免责权利，但如果违约，将给农户带来极大的经济损失。于是，刘永好决定执行全部购买协议，单就这一项新希望就将损失约5000万元。

此外，新希望集团还将销售饲料让利三分之一给养鸡的农民，帮助他们降低养殖成本，并派出5000多名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农业技术人员，到农村去帮助农民防病治病，普及防禽流感的知识。这三项费用加起来接近1亿元。

按原合同执行，开始估计为此要亏损1.2亿元，最后实际结算亏了1.6亿元。“这就是我们养殖企业的风险所在，但是话又说回来，虽然2006年因此让利1.6亿，但没想到的是2007年的禽产业价格特别高，收鸡特别难，这时候农民把鸡全交给我们了，认为我们靠得住，帮助过他们，2007年我们销售成倍增长。”尽管这次不亚于一个寒冬，刘永好还是说，他不怕冬天。

正是在刘永好三项决议的推动下，新希望集团与农民一起度过了那段最难捱的岁月。新希望集团虽然承受了一定的损失，但农户的利益却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障。

刘永好的这一举动，与当年刘永好兄弟杀死十万只鹌鹑来警醒世人的壮举如出一辙。虽然两件事情相隔十几年的岁月，虽然当年的“育新养殖场”与现在的“新希望集团”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早已印记在心底甚至流淌在血液中的道德感和责任感并不曾被洗刷掉。而这种道德感和责任感，是一个有良心的人、一位优秀的企业家所必不可缺的素质，也必将成就一家蓬勃发展、基业常青的优秀企业。2006年，刘永行为刘永好颁发奖杯，兄弟同台，成为一时的佳话。

尽管脸上依旧挂着招牌式的微笑，刘永好还是承认，“我的公司是受禽流感影响最大的公司”。也许只有面对重大考验时，方能显现企业家的睿智与心胸。

2006年，以“责任、创新、影响力、推动力”作为标准的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赫然将“责任”放在了首位。而刘永好则毫无意外地被光荣当选。面对突如其来的荣誉，刘永好依旧十分平静。

唯有平淡似水，方能载物天下。刘永好正在踏上世界的大舞台。

3.“土匪行为”VS“绅士行为”

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从短期来看，会带来一定的经济损失，但从长期来看，企业也得到了社会的信任，培养了与客户的感情，加深了客户对企业的忠诚度，从而提升了企业的持续竞争力。

有人说，刘永好应对禽流感一个亿的付出，有作秀之嫌。如果不是因为新希望集团的财大气粗，企业早就与农户解约以求自保。

从这里可以引申出两个问题：第一，刘永好一个亿的付出是否是理性的，是否真是为了作秀？第二，换成一个规模小的企业，它们同样会这样做吗？社会责任是否仅仅是大企业的事情呢？

在早期的管理学理论里，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企业利润。根据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解释，只要有一个公平、合理和合法有序的竞争环境，公司可以一方面追求利润，另一方面可以让社会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如果套用亚当？斯密的理论：“企业家在追求自身利润的过程中，无意间承担了社会责任。”

而在中国的现实是，企业竞争并不是完全靠的公平合法的手段，同时，许多企业行为已经产生出越来越多的负的外部性，如环境污染、自然资源破坏等。承担社会责任，已经不是企业家单纯追求企业利润的外部效应，而是企业家必须正视甚至要求付出成本的企业行为。

在深圳举行的《北大商业评论》2005年会上，中山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李新春提出，“土匪行为”与“绅士行为”是中国企业面对社会责任两种不同的选择。

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里，有些中国的企业比较类似于“土匪”，具有掠夺性、侵犯性的特征。“土匪行为”不仅表现为恶意延长劳动力的工时、恣意钻政策漏洞、违规操作，更大的成分还在于对资源环境问题的普遍漠视。

而“绅士行为”是一种与自然、社会和谐相处的企业伦理。“绅士”同样也爱财，但取之有道。有“绅士行为”的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还在追求社会的尊重。

很多中国企业面临着从“土匪行为”向“绅士行为”的“痛苦”转换。刘永好坦言，中国的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做得不好，但企业必须要有一定的实力，才真正能够承担社会责任。

企业的社会责任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基本责任，即企业家要遵纪守法，对员工要实现承诺，这是每个小企业都必须承担的基本社会责任；另一个是崇高责任，企业家要对社会有一个不为名、不为利的无私奉献精神，这是一种思想境界的升华。

企业的行为选择与生存环境是密切相关的，中国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与法律制度环境，让国内企业很难做到高尚起来。要跳出这种环境，难度很大，需要寻找路径依赖。必须借鉴日本、欧洲和美国的资源节约、以人为本和技术创新的发展模式。

中国的企业早期“土匪行为”是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扭曲行为，在那种特殊生存环境里，“土匪行为”相反却帮助了企业的生存。但从长远来看，只有那些更绅士化、更人文化、更现代化的企业具备更强的后续竞争、持续发展能力，企业越早思考并承担社会责任，越能成为长距离竞争的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