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化

1882年1月25日，在英国伦敦海德公园门22号，一个纤弱的女婴呱呱坠地，取名为艾德琳·弗吉尼亚·斯蒂芬。后来这个女孩长大成人，在结婚之后冠以夫姓，她就是蜚声世界文坛的意识流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

弗吉尼亚·伍尔夫不仅是一个重要文学流派的代表人物，而且是一个崭新的文学时代的开拓者。在她生活的年代里，西方的文学观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20世纪上半叶西方文学的主要倾向，是寻找一种现代的艺术，这种艺术从一个更新的视角来反映现实，对人性的本质提出更深刻的认识，对人的心灵具有前所未有的洞察力。这是一种竭力摆脱物质世界的压抑，力图反映意识的复杂过程的艺术。人们把这种艺术称为“现代主义”艺术。伍尔夫正是这种“现代主义”艺术的开创者之一。然而，“弗吉尼亚·伍尔夫并非单枪匹马、孤军奋战的人物。她当时所说的一切，至少是它否定性、批判性的一面，会得到十多位严肃的小说家和批评家的呼应。”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艾略特、叶芝等严肃的作家，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正是通过他们的不懈奋斗，终于在西方文学发展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文学观念和艺术思潮的变化植根于时代的发展和生活的变迁。弗吉尼亚·伍尔夫生活的时代，是一个风云变幻、动荡不安的时代。

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逝世。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当时大英帝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已逐渐完成，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传统的家庭和阶级结构正在崩溃，整个社会面临着一场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垄断阶段，不仅国内各种矛盾激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也空前激化，终于导致了1914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空前的浩劫，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战争不仅消耗了大量的物质财富，消灭了千百万人的躯体，而且戕害了亿万人的心灵。理性、正义、道德、宗教、国家、家庭、自由、平等、博爱，这些资产阶级的传统观念被大炮和炸弹轰得四分五裂。人们突然丧失了他们所有的精神支柱。

大战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1918至1923年各国工人运动的高潮，1929至1933年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英国当然也不例外。1919年，英国的工业产值比1913年降低了10％，出口额减少了30％。恶性的通货膨胀使物价飞涨。1920年，英国的物价上涨到1914年的225％。经济状况的恶化，引起了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急剧的社会变化。垄断资本家于1916年成立了英国工业联合会，加强了对于国家机器的控制和对于劳动人民的剥削。被压迫者自然不甘示弱，1918年，英国参加罢工者达一百一十一万六千人。人民在斗争中也赢得了一些最起码的基本权利：妇女获得了选举权；议院通过了普及初等义务教育法案……

急剧的变化并不局限于经济、政治方面。在思想、文化领域中，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传统的信念动摇了，被一种怀疑的态度所代替。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传统的宗教伦理观念被推翻了。对于各种古老的命题，提出了新的答案。但是，这种答案是在一种忐忑不安、犹豫不决的情绪之中提出来的，缺乏维多利亚时期那种肯定无疑的信心和乐观主义精神。

人们已经不能接受维多利亚时期那种家庭生活的传统模式。在维多利亚时期，妇女的理想是当个贤妻良母。她们只要学会一点绘画、跳舞之类的高雅艺术和烹饪、育婴等治家的本领。她们在经济生活上依赖于丈夫，是丈夫俯首帖耳的奴仆和家庭中的点缀品。现在她们却要走出家庭，在工厂、学校或办公室中找到一席之地，不仅要有独立的经济生活，而且要有独立的精神生活。她们受过教育，思想解放，能言善辩，自由地和异性交往，甚至还参加选举活动。在维多利亚时期，男子往往遵循长辈的旨意，到军队、教堂或商业机构中去效劳。但是，从第一次大战中退伍归来的青年，再也不相信爱国主义的神话和自由平等的谎言，他们满腔忿恨地指责那些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无非是一场卑鄙的骗局。这一代青年男女怀疑上帝是否存在、宗教是否必要。他们公开讨论并且体验婚前的两性关系。人工流产和生育控制也取得了合法的地位。他们不再敬畏王室的权威，自由地议论甚至指责政府的缺点。他们开始不断地怀疑过去被人们所公认的各种社会生活准则，并且认为不确定性乃是一种真正的规范。

这种怀疑一切的态度和相对主义的观念也侵入到学术领域，导致新的学说和思潮流派风起云涌、此伏彼起、多元并存的局面。在心理学领域内，威廉·詹姆斯提出了意识流概念，弗洛伊德、荣格和阿德勒开创了精神分析学派；在哲学领域内，有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在物理学领域内，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人类学领域内，有詹姆斯·弗雷泽对于原始社会和图腾文化的研究。虽然这些学说和理论未必能被一般群众所理解，但是，它们对于西方现代社会巨大的推动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这些探索者的理论，在不同的程度上互相渗透、支持、印证，而这些学说本身，又激发了人们对于新的思想观念的好奇和敏感。量子力学的创始人麦克斯·普朗克对这种局面作了精当的描述：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不平常的世界中，不论我们观察哪一方面，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任何领域内，我们都觉得是处在一个严重的危机中，这种严重的危机，在我们全部的私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上，都印上了许多纷扰和动摇的征候。很久以前，在宗教和艺术领域内，现在则在科学园地内，难以找到一个不被人怀疑的基本原理，同时也难以找到一种无稽之谈是人们所不相信的。

文学艺术显然会受到这股怀疑传统思潮的影响。弗吉尼亚·伍尔夫是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中坚人物之一，而现代主义这个术语，也就恰恰反映了现代时期——20世纪上半叶——的特征。这个时期的特征是变化多端和不确定性，现代主义文学亦然。为了反映这个时代迅速而剧烈的变化，作家们感到有必要改变他们的文学观念和改造他们的表达方式。他们通过深入的考察，重新界定了诗歌、戏剧、小说的功能，创造出一些异乎寻常而不易理解的作品，例如：托·斯·艾略特的长诗《荒原》，叶芝的《舞蹈的戏剧》，詹姆斯·乔伊斯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意识流小说。现代主义文学在结构形式和思想内容上都是反传统的，由于坚持要创造出崭新的文学形式，所以写出了没有情节的戏剧和小说，没有节奏和韵律的诗歌。

总之，这是一个大动荡、大变化的时代，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一个传统观念破灭、基本信仰动摇的时代，一个文化思潮急剧变迁的时代。因此，弗吉尼亚·伍尔夫说：“我们显然处于这样一个时代：我们不是牢牢地固定在我们的立足之处；事物在我们的周围变迁；我们自身也在变动。”在这样一个时代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不可能不受到那种怀疑、变迁、骚乱的影响，特别是像弗吉尼亚这样一位年轻人，因为她从小就在智力活跃、善于探索的人们中间生活。

二、家庭环境与文化素养

弗吉尼亚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爵士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国家名人传记大辞典》和《康希尔》杂志的主编，在政治上他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在哲学上是不可知论者。他的精力异常充沛，他不仅是他的家庭生活的主宰，而且还是一位业余登山运动员。

斯蒂芬爵士的原配夫人是小说大师萨克雷的女儿哈里特·玛丽安·萨克雷。玛丽安的姊妹安尼·萨克雷也是一位小说家。弗吉尼亚的教父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是美国驻英大使，一位出身于文学世家的诗人。斯蒂芬爵士性格开朗，交游甚广，经常在家中招待文艺界的名流，或者邀请他们到康沃尔郡的海滨别墅去避暑。每逢周末，他的家中总是高朋满座、群贤毕集。托马斯·哈代、约翰·罗斯金、乔治·梅瑞狄斯、亨利·詹姆斯、埃德蒙·戈斯等大文豪，都是他的座上佳宾。斯蒂芬的家成了当时伟大的思想、伟大的著作、伟大的人物荟萃之地。在这样的文化气氛中，弗吉尼亚自幼耳濡目染，得益匪浅。后来她能卓然成家，与家学渊源不无关系。

1875年，玛丽安·萨克雷因病逝世，留下了一个女儿劳拉。这可怜的孩子遗传了外祖母的精神病，最后被送进了疯人院。1878年，斯蒂芬爵士与一位温柔善良的寡妇结婚，她就是弗吉尼亚的生母裘丽亚·普林塞普·达克沃思。弗吉尼亚的小说《夜与日》中的希尔伯里夫妇和《到灯塔去》中的拉姆齐夫妇的原型，就是她的父亲斯蒂芬爵士和母亲裘丽亚。弗吉尼亚从父亲方面继承了敏锐的智力、写作的才能和能言善辩、喜爱交游的性格，从她母亲身上继承了秀美的姿容和善于幻想、感情丰富的特点。她的父母亲自教她读书。他们智力不凡、学识过人，但是缺乏优良的教师所必须具备的耐心和方法。但她可以自由阅读她父亲极其丰富的藏书，并且在伦敦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中博览群书。她不仅熟悉莎士比亚以来的文学作品，也阅读柏拉图、斯宾诺莎、休谟的哲学著作。这位思想早熟的才女感到有一种创作的需要和冲动，她和兄弟姊妹们共同创办了一个小小的家庭刊物：《海德公园门新闻周刊》。这份手抄本的周刊于1891年2月创刊，于1895年4月停刊，竟然维持了四年之久。创刊时，弗吉尼亚才不过九岁，她的哥哥索比在学校念书，因此大部分稿件出自这位小姑娘之手。我们不妨在此摘录一段周刊中的短文，考察一下这位大作家童年时代的文笔。

在星期六早晨，希拉里·亨特少爷和贝塞尔·史密斯少爷到托蓝别墅来，请索比少爷和弗吉尼亚小姐陪伴他们一同到灯塔去游览，因为船夫弗里曼说，风向和潮汛完全适合于这次航行。艾德里安少爷大失所望，因为我们没有同意让他也去。

这段文字引自1892年9月12日出版的《海德公园门周刊》，笔调虽然稚嫩，但是拼法、语法毫无差错，文句也很通顺。在这段短短的记录之中，已经孕含着她的代表作《到灯塔去》的种子。弗吉尼亚在周刊上发表了《一个伦敦佬种田的经历》和《一位男性家长的经历》等习作，这是她在写小说方面最早的尝试。

作为一位思想家和作家，莱斯利·斯蒂芬自然需要一个安静的家庭环境。但是，在他家中子女成群，共有八个孩子，那就不可能十分清静。他的原配夫人玛丽安给他留下了一个女儿。他的续弦夫人裘丽亚和他结婚时，带来与前夫达克沃思所生的三个孩子：长子乔治、女儿斯特拉、幼子杰拉尔德。裘丽亚再醮之后，和斯蒂芬又生了四个孩子：文尼莎、索比、弗吉尼亚、艾德里安。最后那四个孩子年龄相仿，关系亲密，特别是文尼莎和弗吉尼亚这对姐妹，由于对艺术的共同爱好，感情更深，成了形影不离的伴侣。劳拉虽然精神失常，在弗吉尼亚少年时期，她仍留在家中，对大家的生活也没有多大的干扰。乔治、斯特拉和杰拉尔德年龄要大得多。他们自然另有天地。在这个大家庭中，有了两群年龄、性格互不相同的子女，必然会发生一些矛盾和冲突。昆廷·贝尔在《弗吉尼亚·伍尔夫传》中暗示，弗吉尼亚后来精神失常，与她那两位同母异父兄长在她少年时期对她所倾注的不正常的热情有关。根据罗杰·普尔的考察，弗吉尼亚的异父兄长确实对她有过越轨的猥亵行为，因而在她身上留下了永久性的精神创伤。普尔在他的那本专著中对此提出了确凿无疑的证据。此外，达克沃思家族原来那种中上层的生活背景，使他们对于斯蒂芬家的弟妹们的自由主义倾向感到不安。尽管如此，文尼莎、索比和艾德里安对弗吉尼亚十分友爱，她的母亲非常慈祥，她的父亲虽然有时不免脾气暴躁，却时常伴她散步聊天，是她的良师益友。

弗吉尼亚是一个喜欢沉思冥想的孩子。但她也不乏幽默感，甚至有时候也有点恶作剧。弗吉尼亚小时候学会说话稍迟于一般儿童，但是不久之后，语言就成了她在育儿室中和兄弟姐妹争辩的有力武器。文尼莎想当个画家。弗吉尼亚却想当作家。她从小就善于编造故事，在晚上就寝之前讲给她的兄弟姐妹们听。这方面的才能，在她后来的创作生活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弗吉尼亚是个非常敏感的孩子。1895年，她的母亲逝世，她的父亲极为悲痛，这使她深受刺激，导致了第一次精神失常，而这种断断续续的病症，最后竟使她丧失了生命。斯蒂芬家的悲剧并非到此为止。裘丽亚死后，弗吉尼亚的同母异父姐姐斯特拉担当起主持家务的重任，她为了父亲和弟妹的缘故，一再推迟婚期，直到文尼莎长大当家，方才出嫁。她婚后不久就怀孕了，兄弟姊妹们怀着喜悦的心情期待他们的小外甥出世。不料斯特拉在1897年突然夭折。接着莱斯利·斯蒂芬爵士又于1904年病故。斯蒂芬家的四个孩子，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离别了海德公园门老家，迁往布卢姆斯伯里地区戈登广场46号的新居。于是，在弗吉尼亚的生活史中，翻开了新的一页。

三、布卢姆斯伯里的美学观

1904至1911年，是弗吉尼亚开始走上文学道路的时期。然而，这个时期的开端却是极其令人沮丧的。斯蒂芬爵士因患癌症，于1904年2月逝世。弗吉尼亚脆弱的神经系统承受不了如此沉重的打击。她情绪消沉，出现了持续性的头痛和阵发性的激动。1904年5月，她精神第二次失常。她自怨自艾，对父亲的死亡感到内疚，拒绝进食，企图跳窗自杀，因窗子太低，并未造成伤害事故。躁狂的症状逐渐消退之后，她躺在床上，脑子里充满了幻觉。她觉得窗外的小鸟在用希腊语歌唱啼鸣，而国王爱德华七世却像幽灵一般躲藏在树丛里，以最污秽的语言不断地谩骂。后来在《达洛卫夫人》这部小说中，她对狂人的这种病态的幻觉作了真实而生动的描绘。

在长期患病之后，弗吉尼亚逐渐恢复了健康。这时她撰写了她第一篇正式发表的文章，此文收集在F.W.梅特兰编著的《莱斯利·斯蒂芬爵士传记》中，它描述了斯蒂芬与他的子女之间的关系。1904年下半年，弗吉尼亚开始向《卫报》周刊的妇女副刊投稿。12月14日，她的第一篇不署名的书评在《卫报》周刊上发表，弗吉尼亚终于在专业作家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弗吉尼亚除了在幼年时期曾经从她的父母手中得到一定的启蒙教育之外，又曾在伦敦的帝王学院学习历史和语言课程，她的拉丁文教师是文学家华尔特·佩特的妹妹克拉拉·佩特女士，她的希腊文教师是沃尔博士。弗吉尼亚体弱多病，时常辍学，后来聘请珍妮特·凯斯女士担任她的家庭教师，在家中学习希腊语。因此，弗吉尼亚不仅英文很有根底，而且了解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学，有高度的文化素养和审美观念。但是，她的兄弟索比和艾德里安却受到比她更为正规、完善的教育，他们都成为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学生。剑桥大学是拥有许多第一流学者、教授的高等学府。在剑桥任教的著名数学家伯特兰·罗素认为：“剑桥向我展示了一个无限愉快的新境界。”哲学家乔治·爱德华·摩尔说道：“在我进剑桥以前，我从来没有想到生活会是这么令人兴奋的。”这是因为剑桥大学里的确具有一种生动活泼、思想解放的学术气氛。

弗吉尼亚的哥哥索比把这种活泼自由的学术气氛带到了家庭之中。索比在念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和同窗好友克莱夫·贝尔、利顿·斯特雷奇、伦纳德·伍尔夫一起参加了读书俱乐部“子夜社”，共同探讨各种学术问题，交流读书心得。大学毕业之后，索比感到有必要为他的剑桥校友们找一个聚会之所，以便使当年那种饶有兴味的学术、思想交流活动继续下去。1905年2月，弗吉尼亚已经充分恢复了健康。每星期四傍晚，索比把他的同窗学友们带到布卢姆斯伯里的住宅中，请他们喝杯咖啡，海阔天空地谈论他们感兴趣的各种学术问题。文尼莎和弗吉尼亚在这些客人面前，起初未免有点羞怯，后来渐渐地被他们的谈话所吸引，终于成为这种讨论的积极参加者。这两位姑娘觉得，和这些大学生在一起，可以展开思想的翅膀自由地翱翔，决无一般社交场合那种拘束、乏味的感觉。大约在一年以后，文尼莎在“星期四晚会”之外，又组织了“星期五俱乐部”，讨论她所感到兴趣的艺术问题。这些自由讨论的茶话会，就是布卢姆斯伯里集团的雏形。

此时，弗吉尼亚开始为《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撰写书评。这项工作她几乎终身没有间断，并且从中得到一笔固定的收入。为了在劳动人民中间普及文化知识，弗吉尼亚又在工人夜校里担任了一点课程。虽然她具有足够的文化素养，但她发现自己不是当教师的料子，最后只得放弃了这项工作。

1906年，斯蒂芬家的四位兄弟姊妹，和弗吉尼亚的密友维奥莱特·狄金生女士结伴同游希腊。这次旅行很不顺利，而且导致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文尼莎在途中患病，索比和狄金生在希腊感染了伤寒症。他们不得不返回伦敦。狄金生后来恢复了健康，索比却一病不起。索比之死对于弗吉尼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她在她的书信和小说中寄托了她对索比的哀思。《雅各之室》和《海浪》中的主人公就是索比的化身。但是，这两个人物在小说中都有点忽隐忽现、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味道。弗吉尼亚的意图是要向我们表明：人的躯体虽然死亡，但是他的形象仍然时常在眷恋着他的亲友们的心目中浮现出来，在心灵的领域之中，他是长存不朽的。

1907年，文尼莎与克莱夫·贝尔结婚，弗吉尼亚与艾德里安迁居到附近的菲茨罗伊广场29号，并且恢复了由于索比之死而一度中断的星期四晚会。弗吉尼亚是一位极有风度的女主人，法国文学家莫洛亚写道：“我觉得她非常美丽，那张瓜子脸上的线条温柔而充满智慧，一双眼睛令人赞美，流露出善意的神情。”弗吉尼亚不但容貌动人，而且谈吐不凡。青年作家雷蒙·莫蒂默对此作了如下的评语：“她的谈话充满了魅力，真是沁人心脾，令人拍案叫绝。”因此，弗吉尼亚自然在星期四晚会上成了引人注目的中心人物，难怪小说家贝内特要把她称为“高雅之士的皇后”。

要是我们以为这位高雅的皇后总是庄严矜持，那就错了。1910年2月10日，竟然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想象的恶作剧。无畏号战舰是当时英国皇家海军一条最大的新式巡洋舰，弗吉尼亚的表哥威廉·费希尔在舰上当中校参谋。艾德里安的剑桥同学霍勒斯·科尔设法作弄费希尔，他化装为外交部官员，宣称阿比西尼亚国王陛下要访问无畏号战舰。几位剑桥同学用戏剧油彩涂黑了脸，安东尼·巴克斯顿扮演阿比西尼亚国王，盖伊·赖德里、邓肯·格兰特与女扮男装的弗吉尼亚充当国王陛下的随从人员。皇家海军信以为真，无畏号战舰上礼炮齐鸣，全舰官兵在甲板上列队欢迎。2月16日，事实真相在报上披露，舆论为之哗然。

当然，布卢姆斯伯里的文人雅士难得开这样的玩笑。在政治上他们倾向于民主自由，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奴役，在宗教上是无神论者。在茶话会上，他们热衷于讨论英国的哲学、德国的心理学、俄国的小说和芭蕾舞、法国的绘画。1910年，这个高雅文人小圈子中的成员之一，罗杰·弗赖伊，在伦敦格拉夫顿美术馆主办了第一届后印象派画展。塞尚、凡·高、高更、毕加索、马蒂斯等画家离经叛道、惊世骇俗的作品，使思想保守的英国公众大为震惊。弗吉尼亚却心中窃喜，因为她终于发现了一种她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新的美学准则。

以索比在剑桥大学的同窗好友为原始核心的布卢姆斯伯里集团，在弗吉尼亚主持之下，成员逐渐增多，影响不断扩大，几乎囊括了当时英国知识界上层最重要的、有创造性的思想家，艺术家，作家和学者。所谓布卢姆斯伯里集团，其实并非有组织的社团，甚至还算不上是一个同人俱乐部。它没有任何约束性的帮规教条，也没有礼仪性的入会手续，仅仅是由一种对于哲学、艺术和文学的共同爱好和对于传统思想规范与行为准则的怀疑，把他们松散地团聚在一起。正如衣修午德所说：“布卢姆斯伯里的这些人，是由于才能的血缘关系结合在一起的，”“他们的共同信仰，是艺术上严格的原则性。”这些朋友的专长不同，观点也未必一致，但在怀疑传统、探索新的道路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弗吉尼亚是文学评论家、小说家；她的姐姐文尼莎是画家；她的姐夫克莱夫·贝尔是画家、艺术批评家、美学家；利顿·斯特雷奇是历史学家、传记作家；伦纳德·伍尔夫是政论家；罗杰·弗赖伊是画家、美学家；邓肯·格兰特是美术家；锡德尼·撒克逊·特纳是音乐家；H.T.J.诺顿是数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经济学家；他的夫人莉狄亚·洛波科娃是著名的芭蕾舞蹈家；德斯蒙德·麦卡锡是当时最优秀的戏剧评论家；爱·摩·福斯特是小说家。此外，诗人托·斯·艾略特、短篇小说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青年作家雷蒙·莫蒂默和衣修午德与这个集团也有往来。剑桥大学教授、数学家伯特兰·罗素和哲学家乔·爱·摩尔则是这个圈子里受到欢迎和尊敬的长者。

摩尔的实在论哲学受到了布卢姆斯伯里集团的高度评价。约·梅·凯恩斯说：

摩尔具有精神的朴素的美，纯洁的、热情的、高度的想象力。不空想，不浮夸。摩尔有一次在梦境中不能把命题同桌子相区别。然而，即使是醒着，他也不能把爱、美、真与家具区别开来。它们都有轮廓的限定，有着同样稳定的、坚实的、客观的质量和常识公认的现实性。

正是乔·爱·摩尔的《伦理学原理》，为布卢姆斯伯里集团提供了一种伦理观和艺术观：

我们已认识到或能认识到的、与我们相隔甚远的东西，就是某些像人际关系带来的乐趣和由美的对象引起的快感那样能够大致上描述出来的意识状态……它们是道德赖以存在的理由，是人类活动的合理的终极目的，是检验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准。

爱好真和美，具备宽容而又诚实的精神，对无聊的事物深恶痛绝，有幽默感而又有礼节，好奇，厌恶平庸、粗暴和虚荣，不迷信，不假装正经，毫不畏惧地接受生活中美好的东西，畅所欲言，关心艺术教育，蔑视功利主义和愚昧无知，总之，要热爱甘美和光明的东西。

布卢姆斯伯里集团的成员们深信：只有通过开诚布公地、自由地交换意见，才能建立友谊和爱情这些弥足珍贵的人际关系。他们以个人自觉的道德和责任感，来取代那种强加于人的社会规范。只有以友谊和爱情为基础，才能有真正的思想交流；而如果友爱尚不足以沟通人们的思想感情，那就只有通过艺术这个途径。艺术虽然是一种比较间接的手段，它却更为永恒。他们相信，只有人的精神从对于艺术品的精妙赏析中得到升华之时，人才能成为文明的人。根据约翰斯顿的考察，对于布卢姆斯伯里集团而言，艺术宛如一种宗教。他们认为，艺术是社会生活中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人的能力的最高表现。正因为他们承认艺术的社会功能，因此他们要传播这种宗教，要在群众之中普及高雅的艺术。

这种高雅艺术的本质究竟如何？布卢姆斯伯里集团的主要美学理论家罗杰·弗赖伊在他的专著《意境与构图》中的各篇论文里作了详细而周密的阐述。

弗赖伊认为，艺术是想象生活的表现，而想象生活不同于现实生活。他特别强调这种想象生活的独立性、非功利性、非道德性和超脱性。

弗赖伊在《论美学》这篇论文中，举例分析了艺术的想象生活与日常的现实生活之间的区别。他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在某种知觉之后，我们必定继之以反应动作。例如，看见一条牡牛向我们冲来，我们立即转过身来，拔脚而逃。这是出于一种保存自己的功利主义目的。如果此时牡牛危及路上妇孺的生命，我们只顾自己逃命，不挺身相救，那就要负道义上的责任。但是，艺术知觉却是另外一种经验，我们所面对着的是造型艺术中的牡牛，并非血肉之躯，它好比是银幕上的幻影。我们从恐惧感中得到一种审美快感，因为我们不必为它采取任何动作。艺术经验既然是脱离动作的静观，因此就摆脱了一切功利的目的和道德的束缚。

正因为如此，弗赖伊认为，作为想象生活的艺术，是一种比现实生活更自由、更圆满的生活。这种想象生活发展到相当时期，就或多或少代表着人类心目中自己本性最完善的表现、自己天赋能力最自由的运用。既然想象生活高于现实生活，我们要观赏艺术品，就应使自己充分地超脱于现实生活。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只从功能、道德方面来考察对象，这就有碍于我们去领悟对象所蕴含的美。为了审美目的而疏离现实生活，是布卢姆斯伯里集团的美学特征之一。他们认为，艺术应该超脱现实生活而传达想象生活的特征：优美的感情、丰富的想象和无穷的联想。

从这样一个立场出发，弗赖伊向自然主义发动了进攻。他指责自然主义者想给现实对象铸造一个精确的复制品，却丢失了对象的审美特征。他把表现主体的精神生活看作艺术的基本使命。弗吉尼亚正是从弗赖伊的美学理论中受到了启发，在《论现代小说》和《贝内特先生与布朗夫人》等著名论文中，激烈地批评自然主义作家，唾弃那种粗野的“物质主义”而提倡高雅的“精神主义”，奠定了她的意识流小说的理论基础。

弗赖伊把审美活动看作一种因静照物、脱离动作、疏离现实的想象活动。这种想象活动，以艺术作品的形式为观照对象。

弗赖伊把对于艺术形式的观照看作一种特别重要的“精神训练”，因为，由形式观照而产生的审美情绪，与任何涉及人生的（功利、道德）情绪相比较，似乎更为普遍、更为深刻、更有精神上的意义。弗赖伊认为，辨认和感觉艺术形式的能力，几乎可以作为一种标准尺度，用来测量艺术家是否能够摆脱日常人生的功利观念，是否能够达到一种超然的态度，从而使形式关系中所蕴含的精神意义显露出来。

弗赖伊认为，艺术的传达功能是社会性的。然而，艺术家的创作活动或审美者的观照活动，是以个人的身份来进行的。因此，他对于艺术活动的分析，都以他目光中的个人心理为基础，或者说，以一种抽象的“人”的心理为基础。

既然艺术家把他在实际生活中感受到的情绪化为艺术形式，审美者要领悟这种情绪，亦须通过对于艺术形式的观照，艺术形式自然就成为弗赖伊美学理论的焦点。因此，他认为，“艺术作品的形式，是它最根本的性质。”

弗赖伊从各个方面论述了艺术形式的特征。他认为，艺术形式和它的内容不可分割，是一个有机整体。他说：“形式与它所表达的情绪，是一个浑然的美感整体，二者互相交织，无法分离。”

弗赖伊认为，艺术形式是独立自足的，它的生存不依赖于外界因素，它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世界”。这个美感整体能够把审美者吸引到它的疆域之内，超脱于现实生活之外。

弗赖伊认为，艺术形式是一种排斥功利目的、道德责任的纯粹形式，内容只是随形式而转移的因素，所有的基本美感性质，都离不开纯粹的形式。艺术形式中的内容，已非现实生活中具体的、特殊的内容，经过艺术创作的改铸过程，它已经被艺术化、审美化、抽象化了，它已融化于形式之中，而不复独立存在。

弗赖伊又把美感限制于“有意味的形式”，认为只有这种艺术形式，才能唤起观照者的美感。对“有意味的形式”详加阐述的，是布卢姆斯伯里集团的另一位美学家克莱夫·贝尔。他认为，所谓形式，即艺术品内部各个部分和质素构成的一种纯粹的关系，有审美能力的观照者，方能察觉这种关系。所谓意味，是一种不可名状的审美感情，有审美能力的观照者在审视纯粹的艺术形式时，就会产生这种感情。例如，观照者审视一幅图画，作品的线条、色彩以某种方式排列组合构成的关系或形式，激起了观照者的审美感情。那么，这些线条、色彩构成的关系组合，这些审美的、感人的形式，就是“有意味的形式”。贝尔指出，艺术家可以借助于“简化”和“构图”，来创造“有意味的形式”。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麦文·雷德在《现代美学选读》一书中指出，贝尔的理论是“恶性循环”。若问“有意味”何所指？答曰：指形式能唤起的审美感情。若问审美感情何处来？答曰：来自“有意味的形式”。这岂不是成了一个连环套？因此，罗杰·弗赖伊也承认，倘若要解释“有意味的形式”，不论他用什么方法，恐怕都会陷入“神秘主义的深渊”。

总之，罗杰·弗赖伊认为，艺术家的职责是要寻找一种方式，来使变化多端、混乱不堪的客观现实有序化。要做到这一点，艺术家首先要表现出他自己的审美感情和真实观。换言之，艺术是想象的、感情的而非理智的、功利的。尽管如此，艺术必须与自然保持联系，并且受到艺术家的理性的控制，使艺术家的审美感情能找到一种弗赖伊和贝尔所提出的“有意味的形式”。于是，布卢姆斯伯里的艺术家们热衷于寻求一种“真实”，一种审美的、感情的内在真实，并且寻求一种能够恰当地表现这种真实的形式。为了寻求这种有生命力的艺术形式，他们不惜打破各种传统规范，使人们为之瞠目结舌。

首先使用“布卢姆斯伯里”这个名称的人，是德斯蒙德·麦卡锡的夫人；而公众开始注意到这个集团，是由于它的成员与后印象派画展的关系。一些思想保守、恪守陈规的艺术家，也纷纷开始攻击布卢姆斯伯里集团。他们并不把它看作一个相互交流艺术观点和学术思想的以文会友的集体，而是把它当作一个自我封闭的、排他性的、离经叛道的宗派。实际上，布卢姆斯伯里的成员大多数是出身于中产阶级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英国学术界的精英。他们所关心的是“高雅”的文化，但是他们并不把这种文化强加于人。他们力图通过艺术工场、剧院、书店、画展、讲演或其他社会服务项目在群众中传播高尚的艺术，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水准。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脚踏实地，去干一些实际的工作。例如，罗杰·弗赖伊创办了奥米茄艺术工场，出售艺术化的家具和其他工艺美术品；大卫·格兰特和弗兰西斯·比勒尔经营书店；弗吉尼亚和伦纳德·伍尔夫创办了霍加思出版社。

在1911年左右，布卢姆斯伯里的成员们在各自的学术、艺术领域内崭露头角。但是他们还很年轻，并不急于追求名誉。他们都有所创新、有所发现，在各人的领域内寻求某种真实或真理。弗吉尼亚这位原来性格腼腆的姑娘，在这些文人雅士的熏陶之下，思想逐渐成熟。这些朋友的批评是中肯的，他们的支持是真诚的。这个集团视野开阔、自由探索的精神，鼓舞了弗吉尼亚去发展她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他们认为艺术具有提高文明、改良社会的功能，这种信仰促使她去寻求她自己独特的小说形式，来表现她所观察、体验到的崭新世界。布卢姆斯伯里的朋友们想要界定这个世界的本质，并且赋予它恰当的形式。这种纯粹的艺术形式，对于当时的公众而言，却是阳春白雪，难免曲高和寡。

四、爱情、婚姻与事业

弗吉尼亚才华出众、容貌端丽，对她表示仰慕者不乏其人，但他们都不合乎弗吉尼亚的择偶标准。爱德华·希尔顿·杨和锡德尼·沃尔特鲁曾向弗吉尼亚求婚，都被她拒绝了。1909年，利顿·斯特雷奇向弗吉尼亚求婚，她欣然允诺。但是，斯特雷奇是一个同性恋者，他觉得自己不是弗吉尼亚合适的配偶，因此他们订婚之后不久，便解除了婚约。然而，他们之间的友谊，却终身保持着。

1911年11月，弗吉尼亚和弟弟艾德里安以及梅纳德·凯恩斯、邓肯·格兰特一起迁入布卢姆斯伯里的布伦斯威克广场38号。伦纳德·伍尔夫在锡兰工作，他休假回国之时，也搬到这幢房子里居住，和布卢姆斯伯里的老友们叙旧。伦纳德和弗吉尼亚久别重逢，发现他们彼此之间在思想上有许多共同之处。通过一个阶段的密切接触，他们加深了相互之间的了解。

斯特雷奇觉得弗吉尼亚需要一位思想上、精神上和她志同道合的爱人，一位充分了解她、关心她、爱护她的终身伴侣。因此，他在写给伦纳德的信中，建议他和弗吉尼亚结婚。伦纳德在回信中说：“你认为弗吉尼亚会接受我的要求吗？如果她接受的话，请发电报给我。我立即乘下一班船回国。”

1912年5月，伦纳德·伍尔夫辞去了他在锡兰的职务，回英国定居，并且开始向弗吉尼亚求婚。他在6月11日给弗吉尼亚的信中写道：

我之所以爱上你，并不是——确实并不是——仅仅因为你是如此美丽，虽然你的美貌必然是而且应该是我爱上你的一大原因；我之所以爱上你，是由于你的思想和你的品格，在这方面我从来不知道有谁可以与你相比。这一点你能相信吗？

现在我愿意绝对地服从你的任何要求。我并不认为你要我走开，但是，如果你要我走，我将立即离开。如果你并不要我走开，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会使我们不能继续保持像过去那样的友好关系——我想我是能够保持这种友谊的——而如果你的确发现你是可以爱我的，你要告诉我。

第二天，伦纳德又在信中写道：

我自私、嫉妒、残酷、好色、爱说谎而且或许更为糟糕。因此，我曾告诫自己永远不要结婚。这主要是因为，我想，我觉得和一个不如我的女性在一起，我无法控制这些恶习，而且她的自卑和驯服会逐渐地使我变本加厉……正因为你不是那种女性，就把这种危险无限地减少了。也许你像你自己所说的那样有虚荣心、自我中心、不忠实，然而，它们和你的其他的品格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你是多么聪明、机智、美丽、坦率。此外，我们毕竟都喜欢对方，我们喜欢同样的东西和同样的人物，我们俩都很有才气，最重要的还有我们所共同理解的那种真实，而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弗吉尼亚怀着喜悦的心情接受了伦纳德的求婚，因为她终于找到了灵犀相通、情投意合的佳偶。同年8月，伦纳德·伍尔夫与弗吉尼亚·斯蒂芬结为夫妇。从此，在弗吉尼亚的名字前面冠以丈夫的姓氏，改称弗吉尼亚·伍尔夫。新婚夫妇在接受了亲友的祝贺之后，立即动身到欧洲大陆蜜月旅行。

昆廷·贝尔在《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部传记》中写道，她同意与伦纳德结婚，“这是她毕生最为明智的决定”。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婚姻生活和她的文学事业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要是没有丈夫的支持和帮助，她也许不可能成为这样一位大作家。他们之间的关系，并非世俗的夫妻关系。弗吉尼亚在少女时期曾因同母异父兄长的越轨行为而蒙受严重的心灵创伤，因此非常厌恶甚至完全弃绝性生活，也不愿生儿育女。伦纳德在这方面充分尊重弗吉尼亚的意见。弗吉尼亚是一位独立不羁的女性，她不仅不和丈夫同房，她的工作也是独立自主的，她有她自己独特的审美观念和判断标准。她单独地写作，在写作的过程中，从不向她的丈夫展示她的手稿，也不向他披露作品的内容。

然而，每当她写完一部小说，伦纳德就成了这部作品的第一位读者和最有权威的批评家。弗吉尼亚很关心布卢姆斯伯里的朋友们对她的作品的意见，但只有她丈夫的判断才是举足轻重的。弗吉尼亚的创作态度十分严谨，她不能容忍低于她本人的审美标准的作品存在。在写完一部作品之后，她往往忧心忡忡地等候她丈夫的判决：究竟这部作品应该出版还是销毁。弗吉尼亚把艺术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当她殚精竭虑写完一本小说，极度的疲劳和精神紧张几乎快要使她发疯。但她相信丈夫的正确判断，因为他十分公正，既不溢美，也不夸张。

伦纳德在结婚之后无微不至地关怀爱护他的夫人。他为她规定工作的时间，限制宾客的访问，以免她疲劳过度，甚至还为她制订适当的食谱。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弗吉尼亚才华横溢、个性极强，不会轻易容忍他人的干预。然而，事实证明，伦纳德所采取的那些保护性措施，都是十分必要的。对于弗吉尼亚所患的那种极其严重的“神经衰弱”，当时的医生都感到束手无策。弗吉尼亚自己也充分意识到，一旦旧病复发，就会危及她的艺术创作。因此，她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了伦纳德为她作出的种种安排。

伦纳德认为他的夫人患的是一种狂郁症，而她的医生们称之为“神经衰弱”。只要神经过度紧张，就会出现一些“危险的征兆”：头痛、恶心、心动过速、浮想联翩、神思不定、焦虑不安，无法集中思想来进行工作。长时间的休息和不受外界干扰的单调平静的生活，可能使这些症状有所缓解。但是，这种保守疗法也有好几次失败的记录。弗吉尼亚第一、第二次精神失常，与父母的死亡所引起的过度悲伤以及同母异父兄长的非礼行为所留下的心灵创伤有密切的关系。第三次精神失常，却发生在她写完第一部长篇小说之后。

弗吉尼亚对于别人对她作品的批评极为敏感，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病态的神经过敏。她曾经在日记中写道：“所有的批评家意见分歧，而那位试图控制这些意见的可怜的作家，就被撕得四分五裂。”对她来说，写作就是她的人生目的，而且，由于她平时与一些严肃的学者文人为伍，作品在她的心目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她觉得一部作品就是她自身的一部分，正如一位母亲终身都会感到她的孩子是她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因此，一本书的出版过程，对她来说，简直是一种可怕的精神折磨。她的第一本小说完成了。人们将会如何评价这部作品？她对此感到焦虑不安。她认为“每个人都会来讥笑她”。这种不安情绪的积累，使她第三次精神失常。她不吃不睡，出现幻觉，情绪消沉。1913年11月，她乘丈夫不在家的时候，服下了大量的安眠药，企图自杀。伦纳德回家发现妻子已失去知觉，他异常沉着镇静，立即叫梅纳德·凯恩斯的弟弟杰弗里·凯恩斯以最快的速度用汽车把他们送往医院。经过医生们洗胃抢救，弗吉尼亚于第二天凌晨六时恢复了知觉。正是由于弗吉尼亚精神失常，这本早已被出版社所接受的小说，过了两年之久才能出版。

伦纳德与弗吉尼亚的结合，是以精神上、思想上的志同道合为基础的，因此他决不嫌弃他患病的妻子。他想起了诗人德赖登的名言：“疯狂几乎可与天才联姻。”他曾经考虑过请医生确诊，并且公开宣布弗吉尼亚患了精神病。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知道，疯人院和疗养所的生活对她毫无益处，只会把她给彻底毁了。他也知道，她不可能长期过着单调平静的生活，因为这会妨碍她的写作。因此，他把弗吉尼亚留在家中，给予她精心的护理和治疗；待她病情好转，就让她逐步恢复写作和社交。伦纳德认为，弗吉尼亚的天才与她的不稳定的精神状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她的小说中，充满着创造性的想象力和联想，决非平凡心灵的产物。弗吉尼亚本人则认为，她的病有点儿神秘，在患病期间，她那活泼的心灵，像作茧自缚的蚕儿一般，把自己封闭起来。经历了一个发育转化的预备阶段，那些尚未成形的思想感情和创作意图发展成熟了，就像茧中的蛹儿变成了美丽的蛾蝶，终于破茧而出。因此，蛾蝶是在她的日记和作品中经常出现的意象，她在日记中，曾经把她的著名小说《海浪》命名为《飞蛾》。美国研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知名学者哈维纳·里奇特教授，曾经撰文论述飞蛾这个意象，认为它是创造性想象力的一种象征。

弗吉尼亚决不是一个郁郁寡欢的人。当她兴奋激动之时，容光焕发、神采奕奕，但也有可能在突然间变得焦虑不安、疲乏不堪。在社交活动中，她有时羞怯窘迫，有时从容自如，有时又会非常辛辣地讽刺挖苦别人。她很有风度、光艳照人，但是不修边幅，对于服饰毫不讲究。她是一个精力旺盛的人，喜欢在郊外或伦敦的街道上散步，参加朋友的集会，谈到深夜亦毫无倦意。她喜欢说笑话，对于各种人物都极感兴趣。她机智、健谈，但也善于聆听别人的谈话。尽管如此，人们总是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在她的心底里，似乎潜伏着某种忧伤的情绪。对于弗吉尼亚的复杂性格，伦纳德曾经加以生动的描绘：

当她身体健康、无忧无虑、心情愉快、兴味盎然、兴奋激动之时，她的脸上容光焕发，具有一种强烈的、几乎是非人间所有的美。当她情绪平静、无牵无挂、坐在那儿阅读或沉思之时，她依然极其美丽。然而，当紧张、疾病或忧虑之风拂过她的表面，脸上的表情和形态就骤然发生变化。这脸庞依然是美丽的，但她内心的焦虑和痛苦，使这美本身也充满了痛苦。

面部表情的变幻，的确揭示出潜伏在内心的隐忧。疾病限制了弗吉尼亚的生活范围，她不能生儿育女，也不宜参加过多的社交活动。曾经有好几次，她不得不为了健康的原因而中止写作。倘若她不是那么才气横溢，倘若她没有如此强烈的创作欲望，倘若她缺乏如此坚定的艺术信念，也许她早已彻底放弃写作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伍尔夫一家度过了艰难的岁月。弗吉尼亚身罹重病，经济拮据，战争的灾难使她深为震惊。在战争年代里，伍尔夫夫妇开创了一项事业，它不是一时的业余爱好，而是终身从事的严肃工作。1917年，伍尔夫夫妇购置了一台陈旧的手摇印刷机，在此基础上，创办了霍加思出版社。这个出版社并非以营利为目的，而是把有价值的文艺作品或学术著作介绍给英国公众。霍加思出版社出版了托·斯·艾略特、爱·摩·福斯特、凯瑟琳·曼斯菲尔德、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以及其他名家的著作。弗吉尼亚和她的丈夫亲自操作手摇印刷机，熟悉了排字、印刷、合订、装帧等全部工序。不久之后，他们俩就成为一个相当活跃的小型印刷企业的经营者。对于弗吉尼亚来说，选定和审阅有价值的原稿，然后再亲自排版、装订，把它奉献给读者，是一种真正的乐趣。殚精竭虑地创作，使弗吉尼亚处于神经高度紧张的状态，而排版、印刷、装订等体力劳动，可以使紧张的神经松弛下来，对于弗吉尼亚来说，的确是一种有益身心的、必要的调节。霍加思出版社出版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在1927年之后的全部作品，也出版了当时一些最重要的作家的探索性著作。这个出版社既有崇高的美学目标，又是一项切合实际的社会事业，它完全合乎布卢姆斯伯里集团的一贯宗旨，而且为弗吉尼亚的创作提供了有利条件，使她不必为了给自己的作品寻找出版社而四处奔走。因此，弗吉尼亚在她的日记中不无自豪地写道：“是的，我是在英国可以自由自在地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唯一女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布卢姆斯伯里集团的成员们在文化界和艺术界已经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1920年，美国的哈考特·布雷斯出版社出版了斯特雷奇的《维多利亚女王传》。从此以后，这家出版社把罗杰·弗赖伊、克莱夫·贝尔、爱·摩·福斯特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陆续介绍给美国公众。于是，布卢姆斯伯里集团的影响就越出了欧洲的范围。这批年轻的探索者，当初甚至还找不到一个出版社来出版他们的著作，不得不亲自动手排版、印刷、装订、销售，现在国外居然也有出版社专门出版他们的著作了。这说明他们在学术界、文化界的地位已经得到了确认。这是一种出乎他们意料的成功。布卢姆斯伯里的文化学术思想或许有点非同凡俗、不合常规，但他们已不复是一群奋斗挣扎的青年艺术家，而是享有世界声誉的学者文人了。

对于弗吉尼亚·伍尔夫而言，写作殊属不易。或许这是由于她对写作极其重视的缘故。她在写作时焚膏继晷、呕心沥血、力求完美。她在日记中写道：“很少有人像我这样为了写作百般受苦。我想，只有福楼拜一人而已。”她对于每日的工作时间，都作了十分恰当的精心安排。当她的健康状况良好之时，每天上午她都要在她那间零乱地堆满了书籍和稿本的工作室内连续工作几个小时。她站在写字台前，或者坐在椅子里，用她那纤细而潦草的笔迹奋笔疾书，为一部新的小说写下几页手稿，或者字斟句酌地修改前一天所写下的文稿。每天下午，她要在霍加思出版社工作。傍晚时分，她阅读各种书刊、散步种花、探亲访友。弗吉尼亚逐渐成为一位受到公众注目的人物。她在大学里发表演说，在工人夜校讲课，宣扬她的文学观点和女权主义，公开批评官方的文化审查制度，甚至反对授予荣誉学位之类繁文缛节。

在20世纪30年代，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功和布卢姆斯伯里的友情给她带来的欢乐，是和一种深沉的痛苦交织在一起的。她的疾病既是生理上的，又是心理上的。她觉得她的生活时常被恶梦干扰。她身心交瘁，喜怒无常，情绪极不稳定。她的亲密朋友斯特雷奇和罗杰·弗赖伊先后逝世，她心爱的侄儿又在西班牙阵亡，使她在精神上受到不断的打击。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尤瑟娜有一次见到弗吉尼亚，觉得“她整个人完全变了，思想衰竭，面部凹陷，一副忧伤神态”。她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可以延续多久，她更不知道自己能够神志清醒地工作多久，因为她始终受到那种间歇性的神经衰弱的严重威胁。

弗吉尼亚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空前浩劫仍然记忆犹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威胁又迫在眉睫，在她的心头投下了一片浓重的阴影。她在1938年8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

希特勒已下令他的百万大军整装待发。这难道仅仅是夏季军事演习？还是——？哈罗德在广播中深谙世故地暗示：这可能就是战争。这不仅是欧洲文明的毁灭，而且是我们最后一段行程的彻底毁灭。

战争终于爆发了。弗吉尼亚认为，这意味着破坏、死亡、理智的丧失、文化的毁灭。她那脆弱的神经系统快要承受不住了。她在日记中写道：

炸弹震撼着我住宅的窗户。我问道：房子会不会倒塌？如果倒塌，我们就同归于尽了。……我输得可惨啦！夏洛蒂·勃朗特曾说：“我的书给予我的，只是痛苦。”今天，我同意她的话。我的心情又沉重、又忧郁、又沮丧。

房屋终于倒塌了。她在伦敦的住宅和出版社被德军的飞机炸毁了。她的精神再也支持不住了。在她患病期间，伦纳德对她体贴入微。她觉得她的丈夫“是一位十全十美的天使，不过他的意见比大多数天使的更为中肯扼要”。她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要不是为了他的缘故，我早在病中开枪自杀了。”最后，她精神上所受的折磨终于使她再也无法忍受，在1941年3月28日，她给丈夫和姐姐各留一封短信，把她的帽子和手杖丢在乌斯河畔，在衣兜里放满了石块，向河中心走去，投入了死神的怀抱。

我在上面列举了促使弗吉尼亚·伍尔夫自杀的种种原因。实际上，她从未放弃过对于人生的执著追求。她的日记表明，她本来还有一些小说要写，还有一些话要说，她的艺术使命并未终结。在她的书桌上，还遗留着一部未完成的小说的手稿。

她留给伦纳德的遗书表明，她之所以决心要自杀，是因为她预感到她的精神病又将发作，而且这一次或许永久也不会恢复健康。她在遗书中写道：

最亲爱的：

我确信我又要疯了。我感到我们不可能再经受住又一个可怕的精神崩溃时期。而这一次，我再也不会复原了。我开始耳鸣，思想不能集中。因此，我将要采取一个似乎是最为恰当的行动。你已经尽可能给了我最大的幸福。你已经在各方面做到了一个人所能做到的一切。直到这个可怕的疾病来临，再也没有两个人会比我们更为幸福。我再也坚持不下去了。我知道我正在浪费你的生命，如果没有我，你就可以工作。我知道你愿意工作。你瞧，我甚至不能在信中恰当地表达我的意思。我也不能阅读。我想要说，是你给了我一生的幸福。你对我体贴入微、百般忍耐，简直是好得令人难以置信。我要说——人人都知道这件事。如果有人能够挽救我的话，那就一定是你。我已失去了一切，但我仍然深信你的善良。我再也不能浪费你的生命了。

我想，再也没有两个人会比我们更幸福的了。

弗·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自杀，从某一个角度反映了20世纪上半叶笼罩着整个西方世界的混乱和怀疑的气氛。她的作品，正是试图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这种在当时占有压倒性优势的思潮、感觉和情绪。同时，她的作品又是一种尝试，它们试图用另一种形式的人文主义，来代替19世纪的人道主义。这种新的模式，试图在一片混乱的现代世界中找到某种价值观念，来代替那些已经崩溃了的陈旧的精神支柱。这种探索和寻求，就是现代主义文化的特征。弗吉尼亚·伍尔夫是现代主义重要的代表之一，是具有广泛影响的布卢姆斯伯里集团的中心人物，是女权主义运动的先驱。因此，托·斯·艾略特在悼词中写道：

弗吉尼亚·伍尔夫是一个中心，不仅是一个局限于小圈子的团体的中心，而且是伦敦文学生活的中心。她的位置是在一些共同产生的特点和条件下形成的，这些特点和条件，以前没有产生过，而且我认为以后也不会产生。……随着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去世，一种文明的整个模式被打破了。

一种文明的模式虽然被历史的发展所打破，代表着这种文明模式的艺术品却保留下来了。作为一位艺术家，弗吉尼亚·伍尔夫遗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文化遗产，就是她的艺术作品，是她从生活中间截取的“永恒的瞬间”，是她用文字记录下来的、属于她个人的独特幻象。而本书的宗旨，也就在于探讨这些独特的艺术品，探讨她独特的小说理论和创作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