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浪》：新的里程碑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海浪》是一部奇特的小说。伦纳德·伍尔夫认为，这是他夫人的压卷之作。不少读者却觉得这部小说不易理解。有一位评论家甚至认为，除了说它“写得很美”之外，就无话可说。

此书的情节极其简单，它记录了伯纳德、奈维尔、路易、苏珊、珍妮、罗达这六个人物从童年到老年内心活动的轨迹。直接的行动被象征化的行动所取代，而这象征化的行动又因内心独白中主观棱镜的折射而变形。第一章写六个孩子在寄宿学校中由幼童成长为少年。在第二章中，三个男孩与波西弗同窗，三个女孩进了另一所学校。在第三章中，伯纳德、奈维尔和波西弗进了大学，路易却辍学就业。苏珊在她父亲的农场中怡然自得。珍妮和罗达在伦敦生活。珍妮喜欢频繁的社交活动，罗达却对此感到恐惧和厌恶。在第四章中，这六个人物在伦敦聚餐，为波西弗饯行。他们力图表明各自立场观点的不同，但又体验到一种团结的气氛。在第五章中，有三个人物对波西弗之死作出了反应。奈维尔是波西弗的崇拜者，他觉得“什么都完了，世界之光熄灭了”。伯纳德的儿子恰巧于这时诞生，他弄不清“究竟哪是忧，哪是喜”。罗达想起了人生的丑恶与徒劳，她要把一束枯萎的紫罗兰献给死者。在第六章中，路易在办公室里想着工作、诗歌和罗达。苏珊在她父亲的农场中过着平静的生活。珍妮在宴会上追求新的经验和满足。奈维尔和他的恋人在一起，为了寻求波西弗的幻影，他爱上过好几位青年。第七章的基调是时间的流逝。伯纳德在罗马说：“我在这儿蜕去了我生命中的一层皮。”苏珊想道：“生活在四周包围着我，就像野草包围着那株被拘禁的芦苇。”珍妮准备去会见年轻的恋人，但她痛苦地发现自己徐娘半老、韶华已逝。奈维尔又去会见新的恋人，但他始终得不到他所追求的那个幻影。路易在读一首关于西风的诗，觉得心中怅然。罗达离开了路易，因为她害怕拥抱、害怕生活。第八章写六人在汉普顿宫聚餐，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来回顾人生的历程。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最后一章由伯纳德来总结他们之间的奇特关系，探索人生的含义。

伯纳德问道：“‘我是谁？’我一直在谈论伯纳德、奈维尔、珍妮、苏珊、罗达和路易。我是他们全部合而为一的整体么？我是其中独特的一个么？我不知道。”他又问道：人是什么？他究竟是那个“用手指抓食一串串肚肠”的野人，还是那位躯体像“肃穆的神殿”一般值得人们去顶礼膜拜的超凡入圣的人物？在生活的中心，应该有一个答案。然而，他所看到的却只是一个阴影。“光线涌进了房间，把一个又一个阴影驱向一角，它们交错折叠地悬浮在那儿，显得神秘莫测。在中心的那个阴影中，包含着什么？是某种事物？还是空无一物？我不知道。”这些互相矛盾的反诘，不仅使伯纳德困惑，也正是作者通过这部小说向我们提出的疑问。自我和人类的本质是什么？生命和死亡、主观时间和客观时间、主观真实与客观真实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个人生活与人类生存又有什么联系？对于这些问题的思索和探讨，构成这部小说的主题。

要理解伍尔夫究竟在此书中表达了什么思想，要弄清她究竟如何回答上述各种问题，我们就必须考察它独特的结构模式、形象塑造和象征意蕴，并且考察这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此书的结构非常独特。全书共分九章，代表人生的九个阶段。九章正文全部由人物的独白组成，作者对于人物和场景不作一丝一毫客观的描述，亦不作任何外在的补充和交待，可以说作者已经退出了小说，使此书的叙述完全内在化了。在各章正文之前，都冠以散文诗式的抒情引子，它们是全书唯一的客观景物描述，构成了全书的结构框架，界定了各章正文所代表的人生具体阶段。这些散文诗所描绘的客观对象是一座花园。作者依次写出了从旭日初升到日落西山园中景色的变幻，而总的背景是海浪，它是大自然的脉搏，永恒循环的象征。这些引子的主题具有一种音乐性的结构，犹如交响乐一般展开了生命历程中总的主题模式，通过日影的推移、波涛的流动、草木的枯荣来象征人的诞生、成长、成熟、衰老、死亡。然而，这不是一种单纯的线性发展的模式。在向上发展的成长过程中，已经埋下了衰亡的种子；在向下发展的衰老过程中，却又包含着再生的暗示。鲜花怒放之时色彩缤纷，但是凋谢枯朽的花瓣却散发着“死亡的气味”；成熟的果实绚丽多姿，但是它们随即胀裂、腐烂；正午的骄阳在空中照耀，却传来了波西弗的噩耗；夏季的树木郁郁葱葱，山顶上却依然留着积雪，到处有黑暗的阴影；气势磅礴的浪涛汹涌而至，又悄然退回寂静的大海，但接踵而来的却是又一阵新的浪涛。这些交叉重叠的意象，暗示着生与死的循环，以及心灵的复苏和新生。

梅尔文·弗里德曼把《海浪》称为伍尔夫所有著作中“最坚实地扎根于意识流的作品”，因为此书的正文全部由内心独白构成。其实，这种独白与典型的意识流有所不同。一般而论，意识流带有人物强烈的主观色彩和个人风格。但是，在此书的独白中，词语的选择和句子的结构有互相雷同的倾向。只有独白者各人的个人兴趣和意象模式才显示出一定的差别。例如，珍妮所关注的是鲜艳的绸衣和官能的感受，而苏珊的言词中则充满着绿草如茵的故乡的温馨。不过，就总体而言，这些独白的形式是十分相似的，句子的长度和结构不是随着独白者的个人气质而变化，而是随着独白时的人生阶段而变化。例如，在童年阶段，句子是简单的，在最初的独白中，几乎采用同一的句式，其内容也基本上相仿（“我看见一个圆圈”；“我看见一片黄色”；“我听见一个声音”；等等）。随着年龄的增长，各人的独白长度增加，句子增多，句子的结构也日趋复杂。当六位人物在伦敦重叙友情之时，他们的独白重复了第一章中独白的风格和次序，虽然句子的长度和复杂性有所增加，反映出他们比以前成熟了，但各人所选用的词汇基本上没有变动。作者对于人生阶段性的关注，超过了她对于人物个性的考虑。换言之，这些独白是程式化的，而不是个性化的。它们既非人物的自白，又非彼此的对话。严格地说，书中的六个“人物”，并不是在有意识或潜意识的层次进行独白，而是代表人生不同发展阶段中六个方面的体验。这种独白实际上是由各种思想感情所组成的风格上的抽象物。因此，不仅此书的抒情引子具有整齐匀称的模式，此书的正文和全书结构也是程式化的。作者在《海浪》中使用这种定了型的程式化技巧，取代了小说中的视角、行动或情节的作用，使想象集中于一个焦点，表现出人生阶段性及其总体历程。

在《达洛卫夫人》和《到灯塔去》这两部意识流小说中，伍尔夫在人物塑造方面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达洛卫夫人和拉姆齐夫人都是具有多方面性格的人物形象，她们的内心生活所表现出来的层次和深度令人叹为观止。她们是多重性格的复合体，是爱·摩·福斯特所说的那种有血有肉的“圆形人物”。把本书中的六个人物和她们相比，我们不禁感到目瞪口呆。它们甚至还够不上“扁形人物”的标准。除了以抒情的引子作为结构框架之外，这部小说没有明确的背景，对于每个人物的躯体、外貌、服饰、风度亦无具体的描写。他们没有具体的行动，被锁闭在互相平行的独白之中，而这些独白又一律使用“某人说”这样的模式。这些人物不是个性化的，而是程式化、抽象化的。珍妮是肉欲官能的抽象；苏珊是热爱自然的抽象；罗达是异化本体的抽象；路易是自卑情结的抽象；奈维尔是明晰概念的抽象；伯纳德是内部联系的抽象。他们是各种抽象概念的化身。当然，他们各人都有其独特的意象模式或“主导旋律”。例如，路易的意象模式是一头跺足的巨兽；奈维尔的意象模式是那棵无法绕过的苹果树。但是，这种意象模式并不代表内涵丰富的个性，而只是一种象征化的标签。这种标签具有固定性，作为人物的基本特征，它们一经形成，就终身不变。这些特征显然是人物童年时代所受的创伤和困扰所留下的结果。随着岁月的流逝，当这些特征在人物的独白或其他人的思想中反映出来，它们略为变形。但这种变异是表面化的，它们的抽象本质依然如故。

作者对于人物共性的关注，显然超出了她对于人物个性的考虑。在本书的人物身上，体现出一种纵向的一致性，或者说人类历史的共性。路易为了表达不同时代的人类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一致性，他把自己比作一株植物，它的根扎到人类历史的深处。他说：“在高处，我的眼睛是一片片绿色的树叶；在底下，我的眼睛就是尼罗河畔沙漠中一座石像没有眼睑的眼睛。”伯纳德觉得他自己总是在不断地变化，他是拜伦、雪莱、哈姆雷特、拿破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化身。他走进一家店铺，买了一幅贝多芬像。这并非因为他爱好音乐，而是因为整个人类的生活，它的大师们和探索者们，以一长列光辉的形象出现在他的身后，而他是他们的继承者，人类历史的继承者。此外，伯纳德和苏珊又认为，儿童是人类与未来相联系的纽带。这种广泛的人类历史共同性观念，这种“无所不在的普遍生命”的不断延续，部分地解决了“人生短促，犹如昙花一现”这个令人苦恼的问题。

在本书的人物身上，又体现出一种横向的内聚力。他们不仅各有其独特的意象模式，他们又有一些共同的意象模式，例如，一条不断地旋转的锁链。他们各人都是这条锁链上的一个环节，是同一个整体上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在许多场合，这些人物的共性意识比他们的个性意识更为强烈。当路易在签名之时，他觉得他的自我，他这个人物，是“线条清晰、毫不含糊的”。然而，这种自我感觉并非总是如此稳固。伯纳德问道：“我是什么人？”他的结论是：“我不是单纯的一个人，而是复杂的许多人。”这许多人各有其不同的个体特征和个人感受。例如，在童年时期，珍妮吻了路易。这个经历，对于珍妮而言是兴高采烈的；对于苏珊而言是十分痛苦的；对于路易而言，这打断了他的幻想；对于罗达而言，它是不足介意的；而伯纳德当时只是从苏珊的口中间接地得知此事。但是，在伯纳德的最后总结之中，他却说珍妮给路易的一吻在他本人的后颈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这说明这些人物之间有一种无意识的通感。

这些人物之间的横向内聚力有一个核心。他们有一种共同的感情，而这感情的对象是几乎不露面的神秘人物波西弗。在伦敦的聚餐会上，伯纳德说：“我们是被一种共同的深刻感情吸引来参加这次圣餐的。”路易说：“正是波西弗使我们自己感觉到，当我们像一个肉体或一个灵魂的分散的各部分聚集到一起，结合成一个整体之时，还要企图说‘我是这个，我是那个’，这是十分荒唐的。……我们故意突出自己的独特之处。然而，在我们的脚下，却有一根锁链在不停地旋转、环绕，绕成一个蓝钢色的圆圈。”正是波西弗把他们团聚在一起，使他们体验到那种强烈的共性意识。

波西弗是伍尔夫以她死去的兄长索比为原型而创造出来的人物。在这部小说中，他始终保持沉默，而且中途夭折了。然而，他却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因为他不仅是人物之间内聚力的核心，而且是衡量生活意义的标尺。我们说波西弗是六个人物共同感情的对象，并非说明他们是在想念波西弗本身。他们之所以念念不忘波西弗，不过是把他当作衡量他们自己生活的一个标尺而已。正如伍尔夫和她的读者们通过与书中六个人物的对比来衡量他们自己的生活，探寻人生的意义。

书中的其他人物，通过与波西弗的对比和各人的自我观照，究竟得出了什么结论？在第二次聚餐会上，伯纳德回想道：“我们在一瞬间看到了我们无法仿效、同时又无法忘却的完整人物的尸体横陈在我们中间。我们看到了我们原来可能做到的一切；看到了我们已经错过的一切。”所谓“完整的人物”，就是指波西弗。他是个体生命聚合而成的整体生命的象征，他是行动和奋斗的集中体现，他对于人生采取一种积极的英雄的姿态。通过对比和观照，这六个人物找到了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找到了他们所憧憬的人生理想。

然而，那“横陈的尸体”显然是象征波西弗之死。在18、19世纪的古典小说中，故事情节围绕着处于核心地位的英雄人物而展开，这位英雄经难历劫、奋斗不懈，终于取得最后的胜利，整部小说也就成为一曲英雄的凯歌。在《海浪》这部现代主义小说中，处于核心地位的英雄却是一位始终沉默、中途夭折的影子人物。波西弗这个人物所呈现的模糊性，以及那个“中心的阴影”所象征的不确定性，感染了这部小说中的许多意象，使它们也染上了一种朦胧的色彩。在启蒙主义、实证主义思潮支配之下的古典小说家，他们对于人生理想的追求是自信的、肯定的。在怀疑主义、相对主义思潮支配之下的现代主义作家，他们对于人生理想的追求是朦胧的、渺茫的。因此，对于中心人物的不同处理，不仅反映出艺术手法的差别，而且反映出思想倾向的不同。

本书人物之间横向内聚力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各人的生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互相交织成一个整体的生命之网。这些人物彼此都熟知对方用来描述他自己的行动、外貌、反应和思想的意象与词汇。只要他们想起对方，就能使他的形象在心目中浮现出来，或者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就能把他们共同形成的那个潜在的“完整人物”的一个不同的层面呈现出来。因此，伯纳德说：“让我把你创造出来；你也同样创造了我。”伯纳德认为，生命不是孤立的、单一的；在想象之中，我们总是和自己的友人互相交往。因此，他不是一个人，而是许多人。他直觉地感到他的个性甚至性别都无足轻重：“我所回顾的不是一个人的生活；我不是一个人；我是好几个人；我不知道我是谁，也不知道我是男还是女；我不知道我是伯纳德、奈维尔、路易、苏珊、珍妮，还是罗达——我们彼此之间的联系交融是如此奇特。”通过伯纳德的总结，那六个人的生命合而为一，结成一体。这说明个体生命或个性人格并非各自分离不相联系的独立实体，而是可以融汇到宇宙总体生命之流中去的一个分子。这正是《达洛卫夫人》和《到灯塔去》所表现过的同样主题。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这些人物不是具体的、真实的人物，可以说实际上并无其人。他们是没有躯壳的灵魂，是抽象的形式或概念。它们是从整体生命中分解出来的某种基本性格或人生态度的象征。正如这部小说的结构模式是程式化的，它的人物也是程式化的。作者以这种程式化的技巧作为工具，来揭示小说的主题。她以这六个人物来代表不同的音响或乐器，奏出了整个人生历程的交响乐。“这是一首多么宏伟的交响乐，包含着它的和声与不谐和音，它的旋律昂扬激越，下面伴以复杂的低音！”

作者在本书中使用了许多象征性的意象，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就是海浪。在白天，波涛是美丽的，在阳光照耀之下闪烁着金色的光芒。但是，在太阳落山之后，绚丽的色彩褪尽了，灰蒙蒙的海面与黑沉沉的天空混沌难辨。在油腻腻的水面上，有时还漂浮着枯枝败叶和破船烂板。海浪既体现了生命的循环，又孕育着死亡的种子。

在第二章中，奈维尔离开了学校，坐上了火车。他到达目的地下了火车，这象征着他踏上了社会、进入了人生。那股迎面而来的熙熙攘攘的人流，对他说来，好比是一阵大海中的浪涛，几乎将他吞没。他说：“我被卷进了人流，一下子被压到底下，一下子被甩到半空中。”沉浸在生活的浪涛之中，既令人兴奋，又使人恐慌。

水是生活的源泉。伯纳德初次意识到那“感觉的箭矢”，感受到生命的欢乐，是在他的婴儿时期，保姆把海绵中的水滴挤到他的背脊上之时。然而，路易却反复强调那头被锁链捆住的巨兽在海滩上跺脚的意象。在第五章的引子中，这个意象和大海的意象融为一体：“海浪猛然落下，退了回去，又猛然落下，仿佛一头巨兽在沉重地跺脚。”这头巨兽是被锁住的，但它依然具有一种潜在的破坏力。被海浪打翻的船只残骸冲刷到海滩上，而船员们早已葬身海底。

虽然波西弗是死在印度大陆上，奈维尔却说，他临死之时“一阵波涛汹涌而起；他耳中听到擂鼓一般的涛声”。罗达想起波西弗之死，觉得就像“把一颗石子甩到岩石上，沉没到波涛汹涌的海水中”。然而，罗达也曾想到过平静的水池和甘美的清泉，对于在沙漠中跋涉的人们而言，就是救人活命的圣水。罗达想要沉浸到生活的浪涛中去，但她又害怕生活的激流，而恐慌却往往会使人遭致灭顶之灾。在罗达的独白之中，对于人生与大海既向往又恐惧的矛盾心情，是含意深长的。

这些人物所使用的其他意象或引子中的象喻，也强调了人生矛盾、复杂的本质。人生与海浪之间的相互类比，以及引子与独白中的各种意象之间的相互作用，界定了这六个人物的性质。伍尔夫以海浪来象征人生，人的个体生命好比是一个昙花一现的浪花，它的浪峰向上涌起，不过是一瞬之间，它随即隐没在浩瀚的大海中。不过，这个浪花中的海水，已经返回到人类整体生命这个大海的怀抱之中，随着汹涌的浪潮，又激起了第二个浪花，循环不已。海浪的循环象征着永恒不息的生命循环。

另外一个含意深刻的对比，是主观时间与客观时间之间的矛盾。个人短促的一生，在客观时间的长河中所占的份额，是极其有限的。但是，人的主观意识，却可以在时间的长河中乘风破浪，任意往来。这就是所谓“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然而，人不可能永远在想象之中生活，用伯纳德的话来说：“突然间，你听到了时钟的嘀嗒声。沉湎于这个世界中的我们，重新又意识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正像《到灯塔去》中的主要人物拉姆齐夫妇和画家莉丽一样，《海浪》中的六个人物，也企图在一片混乱的生活之中建立某种秩序。因此，他们受到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主观时间的吸引，倾向于使这种时间观念合法化。作者以各种形态和方式来暗示，在主观时间之中存在着某种秩序。对于伯纳德而言，艺术的方式似乎是可取的。但它也有其局限性。伯纳德“带着笔记本，编着辞藻，只不过是记下了一些变幻、一些阴影”。他觉得生活“是不完美的，是一个不完整的短语”。因此，“当我们把自己所设想的解决方案告诉它时，它却无动于衷。”伍尔夫的这种观点，是对于古典小说中的传统秩序的怀疑和挑战。

在此书中，也有一些传统的情节因素，甚至还有一种多角的爱情：波西弗爱上了苏珊；苏珊爱上了伯纳德；伯纳德又和别人结了婚。然而，在一部传统的小说中可能展开的那种戏剧性冲突，在这儿却无足轻重。重要的是人物内在的情绪反应，而不是引起反应的外在刺激。行动是在人物的意识中间接地折射出来的，或者说干脆就没有什么具体的行动。甚至人物的身份和年龄也只是偶尔漫不经心地加以点明。伍尔夫几乎完全抛弃了传统的“物质主义”小说的形式。但是，她又不可能完全抛弃一切秩序。伯纳德说：“为了让你理解，把我的生活呈献给你，我必须给你讲一个故事；”“我开始去寻求一种设计方案，它更加符合于那种断断续续、确凿无疑地不断出现的屈辱和得意的瞬间。”作者在此确立了一种新的实验方向，企图使用一种由幼年到老年的程式化的设计方案，来体现人生历程中那些意味深长的瞬间。

伯纳德把他的最后总结称为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与传统小说中的故事显然不同，它没有封闭的结构，没有作为故事核心的英雄人物传记，也没有最后的结论。伯纳德拿不准他自己是何许人，也说不清人生的真谛究竟如何。他认为，把某种事物象征化，赋予它秩序和形式，就是使它“永恒化”，并且“超越我们自我的范畴”。然而，其中也就必然包含了某种程度的扭曲和虚构。伯纳德并未获得明确的结论，他精疲力竭，在独白终了之时，他喟然长叹，宛如“浪涛的最后一个涟漪”。但他又突然振作精神：“这是永恒的重新开端，海浪不断地涨潮又落潮，落潮又涨潮。”天空中不断变幻的浮云亦是如此。“浮云遮蔽了星星；一朵浮云飘走了，露出了星星；新的浮云飘过来，又遮蔽了星星。”这是永恒不息的人生循环的另一种象征。伯纳德立即把这些外在的意象内化了，他想：“在我的身上，也涌起了浪潮。”伯纳德认为，宇宙万物由于黎明的到来而获得新生，他把黎明说成“又是一个新的开端”。他使用了第一章引子中的词汇和短语，强调一种从末尾返回开端的周而复始、如环无端的感受。这种感受使我们回想起作者在《奥兰多》中提出的宇宙时间概念。

但是，伯纳德知道，他已到了风烛残年，也许他只能看见城市的灯火，而见不到黎明的曙光。当他怀着一种英雄气概，宣称他要拍马横戈向死神冲去，这时他又不免乞灵于波西弗的形象。这部小说在一阵英雄气概的、充满激情的独白之中结束。这首心灵历程的宏伟的交响乐，是一曲生命的颂歌，然而其中又隐含着反讽的调子，复杂地暗示出人生之中所包含的普遍的、永恒的矛盾。这个尾声，和本书在其他方面所显示的象征意蕴是一致的：人类既优美高尚，又带有潜伏的兽性；生与死同样给人带来喜悦与忧愁，正因为四周翻腾着死亡的阴影，生命才显得更其灿烂辉煌；既存在着自然界的客观时间，又存在着内心的主观时间；既有外界的客观真实，又有内心的主观真实；既有不可思议的无限的生之循环，又有极其短促的个体生命。这些矛盾因素之间的关系，不是互相孤立的二元对立，而是互相联系的辩证渗透。这一切，都包含在那些抒情引子和人物独白之中。在这种程式化的模式里，混乱依然存在。正如伯纳德所说，所谓秩序，至多不过是为了方便起见的权宜之计，或许还是一种“谎言”。因为，在秩序之中，总是隐含着“由破碎的幻梦、育儿室中的摇篮曲、街头喧嚣的呼喊、半吞半吐的语句和忧愁的叹息组成的一股汹涌的洪流”。这种观念，和本书的其他主题一样，是通过这部非同寻常的小说的结构模式、人物塑造、象征意蕴来加以体现的。

在《海浪》中，伍尔夫对于人生意义的感受和人际关系的分析，既优美细致，又异常深刻。人类总是在寻求一种途径，来摆脱孤独、混乱和死亡。伍尔夫非常敏锐地意识到潜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这种强烈的渴望和追求。通过对于六个人物心灵历程的探索，并且展示他们波澜起伏的内心意识情绪的浪涛，她吸引我们来体验考察我们自己的生存感受，从而获得一种对于人生意义的反思。这本书的价值，不仅仅囿于技巧上的实验探索或内容与形式的水乳交融，而是在于对人生底蕴的观照和洞察。正如批评家布莱克斯东所指出的，在《海浪》中，“伍尔夫把她对于思想和技巧的驾驭能力发挥到了顶点。”

当然，伍尔夫在《海浪》中所使用的艺术技巧，决非古典小说的传统技巧，亦非她在《到灯塔去》和《达洛卫夫人》中所运用的意识流技巧。在上面这两部小说中，作者伍尔夫处于客观的、隐退的地位，把人物的意识流动展现在读者面前，让这些人物来自我反省、自我分析、自我表现，但是她仍然保持着极其有限的客观描述，使他们得到一种客观框架的支撑，而确立为具体的、血肉丰满的、有表有里的人物。在《海浪》的九章正文中，伍尔夫把这种对于客观真实的描述完全抽去，人物失去了支撑的骨架，成了没有躯壳的幽灵。他们不复是具体的人物，而是抽象的模式，是作者用以抒发其人生感受、阐明其人生哲理的工具。六个人物虽然代表不同的音响或乐器，他们却在作者的指挥棒下奏出同一个曲调，他们没有自己的意志，而是体现了作者的意志。因此，这部小说从形式上看是绝对客观的，从效果上看却是极其主观的。伍尔夫沿着“作家退出小说”的道路走到了极端，却得到了一种“物极必反”的结果。从本质上说，这部小说不是叙事的而是抒情的，不是情节的而是哲理的；它的人物不是个性的而是共性的，不是具体的而是抽象的，不是多维的而是单向度的。《海浪》已经越出了一般意识流小说的范畴，而发展成为一种诗小说。

伍尔夫在她的著名论文《狭窄的艺术之桥》中指出，所谓诗化的小说，决不局限于个人之间的关系。它将表现人与自然、人与命运之间的关系，表现人的想象和幻梦。它将采用不协调因素的奇异混合体——现代人的心灵——的模式。它将表达人的心灵与普通的观念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在沉默状态中的内心独白。

《海浪》就是伍尔夫把她的诗小说理论付诸实施而得到的成果。我们说它是一部诗小说，不仅因为它的抒情引子是用散文诗写成的，也不仅因为它的语言带有诗的节奏、它的内容具有诗的意蕴、它的意象富于诗的象征，而是因为它的整个透视方法不是传统小说的微观透视，而是诗的宏观透视。它丝毫也不像18、19世纪的传统小说，而是令人想起那气概恢宏、意境深邃的古典诗剧。这就回到了我在本章开端所提出的读者觉得此书难以理解的问题。以传统小说作为标准来衡量，《海浪》似乎是难以卒读的，因为它对于象征意蕴的强调远远超过了对于人物个性的关注。然而，作为诗歌而言，它是容易阅读和理解的，因为它的音乐节奏是流畅悦耳的，它的意境是优美动人的，它的内涵是丰富深刻的。这是一首精美的、象征的诗篇。这是伍尔夫对于小说艺术的一个重大的贡献！这是伍尔夫漫长的艺术探索历程中的一个新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