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玛妞仅大我两岁，苏珊娜也大不了多少，路易丝则是紧接着我出生的。至于爱德华和乔治，大家统称为“男孩子”，仿佛是为将两个人一下打发掉。他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他们刚刚离开摇篮。爱玛妞照我看太过文静。我们的游戏一旦变得“不诚实”，甚或变得吵闹时，她就退出，一个人捧本书去看，像开了小差，任怎么喊她也听不见，外部世界对她而言不再存在，她失去了地点的概念，甚至会突然从椅子上摔下来。她从来不与人争什么，她那一轮或她那个位置或她那一份让给别人，在她看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她总是心甘情愿、笑嘻嘻地相让。简直让人怀疑，她这样做，多半是因为兴趣问题，而并非因为人品好，不让给别人，反而意味着要强制自己去做某种事了。

苏珊娜性格泼辣，凡事说做就做，不假思索，任何游戏只要有她到场，立刻热火朝天。我最喜欢和她一起玩。我也喜欢和路易丝一起玩，在她不赌气的时候。与两个姐姐相比较，她性情上变化无常，焦躁不安。

是否有必要谈谈我们的游戏呢？我想，我们的游戏与同龄的其他孩子们的游戏没有多大区别，也许除了我们投入的那份热情吧。

舅舅和舅妈与他们的五个孩子住在乐卡街。那是一条阴暗的乡村街道，没有商店，没有一点热闹景象，没有特色，没有娱乐。它在通到景象更加凄凉的河堤之前，经过主宫医院前面。那家医院是福楼拜的父母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福楼拜的弟弟阿希尔接替父亲也在这里行过医。

舅舅家的房子和整条街一样平淡无奇，毫无特色。这后面再谈。我与几位表姐妹更经常——毋宁说更喜欢在克罗斯纳街见面；在乡下见面就更高兴。每年夏天，我都与她们在乡下相处几个星期，不是她们来拉罗克，就是我们去舅舅的庄园居韦维尔。我们一块做功课，一块玩，一块培养我们的兴趣和性格；我们的生活交织在一起，我们的打算、愿望融会在一起。每天结束的时候，父母将我们分开，领我们去睡觉。我幼稚地想，唉！行啊，现在我们还小，不过总有一天，夜里我们也不会再分开。

居韦维尔那个花园——这段文字就是在那里写的——没有多大变化。瞧，这是花园中心的圆形空地，四周是经过修剪的紫杉，我们曾在这儿的沙堆里嬉戏；在不远处那条“花径”上，我们开辟了自己的小花园；我们在一棵银椴树的树荫下做体操，爱玛妞挺害怕，苏珊娜相反很大胆。还有一个多阴的去处，即“黝黯的小径”。天气晴和的日子，晚饭后舅舅常躲在那里。其他晚上，他大声给我们念沃尔特·司各特一本没完没了的小说。

房子前面那棵雪松长得非常高大。我们在树枝上搭了窝棚，经常在上面一待就是几个钟头。每个人搭了一个房间，大家互相访问，还常常坐在树枝上面，用打活结的绳子挂上钩子钓鱼。我和苏珊娜经常爬得高高的，爬到树梢上，冲下面树枝上的人嚷道：“我们看见海啦！我们看见海啦！”是的，天高云淡之时，的确能隐约望见十五公里外大海呈现的那条细细的白线。

是的，这一切都没有变化，我可以在自己心灵里毫不费力地重新找到昔日那个小男孩。但是，这里根本没有必要追溯得太远，在我父亲去世时，爱玛妞和苏珊娜到巴黎来与我重逢，幼时的玩耍已被其他游戏取代了。

母亲被家里人说服了，去鲁昂度过服丧的最初时期。她不愿意让我留在韦戴尔先生家里。这样，对我来讲就开始了一种既没有规律又没有约束的生活，我真正感兴趣的教育中断了。

因此，那个冬天我们是在克罗斯纳街那所房子里，即舅舅亨利·隆多家度过的。于贝尔老师每天来指导我学点东西，也给表妹路易丝上课。他用“空白地图”教我地理，我不得不重复并写下每个地名，画出每一条不引人注意的线。对孩子努力学习的要求大大放松了，结果孩子什么也没记住。我只记得于贝尔先生的手指在地图上移动；他的手指非常扁，非常宽，指尖呈方形，像把刮铲。

这年冬天，我收到的新年礼物是一台复印机。我已不记得这台简陋的机器是什么牌子，总之它是一个金属托盘，上面覆盖着一层胶质物质，先把写满字的一页纸贴在上面，然后把要感光的一摞纸放上去。办一份报纸的想法是产生于这个礼物，抑或相反，这个礼物是送给我去实现一项办报计划的？这并不重要。不过，一份供亲戚朋友们阅读的小报果真办起来了。所印出的几期我似乎都没有保留。我记得清楚的是，每期都刊载有我的表姐妹们的散文和诗歌；我协助做的工作，仅仅是复印出一些大作家的文章。我出于自己再也不想加以粉饰的谦虚态度，深信亲朋们阅读布封的《松鼠是一种可爱的小动物》和《布瓦洛书简片段》，肯定比阅读我自编的任何东西更有兴趣。因此复印大作家的文章是适宜的。

舅舅亨利·隆多管理一家鲁昂花布印染厂。这家工厂在乌尔蒙，离城四五公里。我们经常乘车去那里。紧挨着工厂原来有座四方形房子，又小又简陋，毫不起眼，在我脑子里没有留下任何印象。舅舅拆除了这座房子，即使谈不上在原址，至少在很近的地方，即在后来开辟成花园的那个地方对面，建了一座讲究、豪华的住宅，既像海滨浴场的小木屋，又像诺曼底的民居。

亨利舅舅是个优秀的男人，温柔，和蔼，殷勤得甚至有点做作，一张脸没有什么个性。前面我不是说过吗，大概十八岁上他成了天主教徒。外婆打开她这个儿子卧室的一个衣柜，立刻晕倒在地，因为里面是供奉圣母的一个祭坛。

亨利·隆多夫妇经常收到《圆棒报》。这是一份极其幽默的报纸，是为破坏朱尔·费利的声誉而创办的，刊载有许多淫秽下流的画，整个意图就是要使这个“东京人”的鼻子变成喇叭。这使我表哥罗贝尔很开心。几期《圆棒报》和《十字架报》，随意扔在乌尔蒙客厅桌子上和台球桌上，挑衅似的摊开在那里，使那些对这个家庭的观点持异议的客人感到很不自在。德马勒斯特的父母和我母亲假装什么也没看见。阿尔贝暗暗生气。母亲虽然与她这位哥哥在政治上和宗教信仰上存在分歧，但她太随和，不可能不与他和睦相处，不过她更乐于与嫂子吕茜尔搞好关系。舅妈是修会中人，为人十分通达，心胸开阔，完完全全和她丈夫一样。但大家认为她胜过丈夫，因为男人在人品上与妻子一样，那么他一定要聪明得多，才不至于在妻子面前明显处于下风。在亨利舅舅去世后，即我的叙述所写到的那年的翌年，是舅妈而不是罗贝尔接过了工厂的管理权，而且后来当工人们起来罢工时，她对他们毫不妥协。

乌尔蒙印染厂当时是鲁昂最大的工厂之一，鲁昂花布还生意兴隆。这家工厂并不生产布，只是印染。但印染有许多辅助工序，要用许多工人。工厂旁边草地上，有一座建在高处的晾布厂棚。透过栅栏吹进来的风，不断地拂动着布，发出神秘的窸窣声。一架呈之字形的梯子，颤悠悠地穿过许多小平台、走廊和跳板。顺着这些跳板走，你会迷失在一幅幅新晾的白布之间，这些布像无数垂直的网线，静静地晾在那里，轻轻地摆动着。紧靠河边有一座独立的小屋，门窗总是关闭着，里面秘密地制造各种颜料，散发出古怪的气味，久而久之我竟爱闻了。我真想成小时待在机器房，观看布通过闪闪发光的铜轮之下，印上生意盎然的彩色。但我们还是孩子，不允许单独进去。仓库我们不经过允许就可以进去，只要看见门开着。那是一座庞大的建筑，里面整齐地堆放着印好、卷好、准备发货的布匹。每层楼的三条铁轨上，来回奔跑着几辆翻斗车，它们沿着三条平行的过道，在空货架或放满货品的货架之间，从宽大的库房一头跑到另一头。苏珊娜、路易丝和我，每人爬进一辆翻斗车，进行激动人心的赛跑。爱玛妞不与我们一块进仓库，因为只有三辆翻斗车，她又不喜欢冒险，尤其是不能肯定这是否允许。

工厂旁边是整齐的农舍，其间有一个样板家禽饲养场和一间巨大的干草棚。表哥罗贝尔出于好玩，在里面养了一个特殊品种的兔子。一捆捆堆放的柴火代替兔穴。我经常离开几个表姐妹，跑到那里，坐在或躺在麦秸垛上，成小时地观看这些小动物嬉戏。

花园夹在路边和河畔的围墙之间，中央有个水池，面积狭小，池岸弯弯曲曲，敢情会让福楼拜充满遐想。水池上有金属桥，小得可怜，玩具似的。池底是水泥的，上面有许多石蛾幼虫，裹着奇形怪状的细枝般的外壳，缓慢地蠕动着，看上去像池底落满枯枝败叶。这种幼虫我在一个脸盆里养了一些，但还没看到它们变化，就离开了乌尔蒙。

后来书本、音乐和绘画是否像幼年时代所玩的这些活东西，给我带来过同样多、同样强烈的快乐，对此我表示怀疑。我成功地让苏珊娜分享我对昆虫学的爱好，至少她常常跟我一块去捕捉昆虫。即使与我一块拨开牛粪和腐烂的动物死尸，寻找食尸虫、粪金龟和鞘翅虫，她也不很反感。应当相信，家里人终于把我这方面的热情当成一回事了。尽管我还是个孩子，家里却为了我而把已故的费利克斯·阿西迈德·普歇，即外婆的德国表兄的一整套昆虫标本拿了过来。这位固执的老学者和理论家，曾经反对巴斯德，支持自然繁殖或自发繁殖的冒险性论点，而在当时颇有名气。有阿西迈德这样一位表兄的人并不多见。我要是能认识他该多好！后面我要谈到我与他儿子、博物馆教授乔治的关系。

这份礼物包括二十四个软木底盒子，里面都整齐地放着鞘翅目昆虫，分了类，贴有标签。家里人认为我配得到这样一份礼物，这让我十分得意。但我不记得这份礼物给我带来过很大的快乐。我自己那套标本与这笔财宝相比，无疑显得太不体面。但那些昆虫都是我亲手捕捉的，亲手用别针钉上的，对我而言每一种都宝贵得多，况且我喜欢的不是收集，而是捕捉。

我向往法国每一个迷人的角落，那里都有长角甲虫和鹿角锹甲出没之处。它们是我们的气候条件下最大的鞘翅目昆虫，在拉罗克根本找不到。但是在黎歇谷锯木厂旁边一堆陈年锯木屑下面，我们找到了一窝“犀牛”，即鼻角土豚。这种漂亮的昆虫呈棕红色，有光泽，几乎像鹿角锹甲一样大，两眼之间有一个上翘的角，故名。头一回见到这种昆虫，我欣喜若狂。

把锯木屑扒开，也会发现它们的幼虫，是粗壮的白虫子，样子像金龟子的幼虫或腮角金龟的幼虫。还发现一串串或一团团奇特的卵，大似黄香李，呈灰白色，软软的，黏在一起，乍一发现，令我惊喜不已。这些卵碰不破，严格地说没有外壳，只有一层软囊，羊皮纸般坚韧，撕都撕不开。正是从这软囊里，钻出一条小蛇般的幼虫，真叫人目瞪口呆！

我把许多鼻角土豚幼虫带回拉罗克，养在一个装满锯木屑的木箱里，但它们在还没变成蛹之前就全都死了。因此我想，它们必须钻到地里才能变成蛹。

廖内尔·德·R·帮助我捕捉昆虫。我们恰好同岁。他是孤儿，和他妹妹住在黎歇谷他舅舅家。他舅舅是基佐的女婿，他是基佐的外孙。每逢星期天我都去黎歇谷。如果表姐妹们来了，保姆们就领着我们一帮子人一块去。路上很好玩，我们穿着节日服装。可是，到人家家里做客却是件苦差事。廖内尔和我之间，不久就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但当时还没有，在我眼里，他只不过是一个爱吵闹、脾气坏、独断独行的小男孩。他两腿修长，头发像把刷子，一激动就流汗，满脸通红。他最喜欢的运动，就是抢去我崭新漂亮的巴拿马草帽，投进一个不准进入的大丽菊花坛里，或者唆使一条大纽芬兰犬“摩丝”向我们扑过来。有时，那里会来一些年龄比我们大的亲戚，气氛非常快乐，大家一起玩英国杠子。可是，每当吃完了点心，真正开始玩的时候，保姆们却叫住我们，说该回去了。有一回，归途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

一场可怕的暴风雨几乎突然而降。天空乌云密布，人们不安地预计将有雷暴、冰雹、狂风和灾难。我们加快脚步往家赶，但暴风雨比我们快。它仿佛在追赶我们，我们觉得自己是暴风雨追赶的目标。的确，我们直接受到威胁。于是照习惯，大家一块反省我们的行为，互相盘问，竭力想弄清楚可怕的宙斯怨恨的是谁。但是，谁也没有发现自己最近有什么严重罪过。苏珊娜嚷起来：

“宙斯怨恨的是几个保姆！”

我们立刻向前猛跑，撂下那几个女罪犯去挨天火惩罚。

一八八一这年我十二岁。母亲对我学习一塌糊涂、成天无所事事有点担心，便请了一位家庭教师。我不大清楚是谁向她推荐的加林先生。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穿着讲究的人，一个神学院学生，又近视又愚钝，我担心他讲的课会使我不胜其烦。而这并非言过其实。他倒是经常陪我们去树林子里，但并不掩饰他对乡间不感兴趣。行进中，每当有树枝弹掉他的夹鼻眼镜，我就幸灾乐祸。他常常伸长嘴巴做作地哼《柯纳维尔的钟楼》这支小调，反复哼唱这样两句话：

……

轻浮的爱情

我们不喜欢

他那种得意扬扬、矫揉造作的嗓音令我恼火，终于忍不住说，真不明白哼这种愚蠢的曲子有什么乐趣。

“你觉得这曲子愚蠢，是因为你还太小。”他自负地回答，“以后你会懂的，这些曲子其实挺优美哩。”

他还补充说，这是一出流行歌剧中一首备受赞扬的曲子……一切让我蔑视。

令我惊讶不已的是，一种如此支离破碎的教育，居然在我身上取得了某些成功。翌年冬天，母亲带我去南方。这个决定可能是深思熟虑、反复商量后做出的。母亲做事总是三思而行。她是对我孱弱的体质感到担忧，抑或是在夏尔·纪德婶婶的斥责下做出的让步？夏尔婶婶对于凡是她认为可取的事情，都是固执己见，寸步不让。这些我都不得而知。长辈们行事的理由，都叫你摸不透。

那时，夏尔·纪德夫妇居住在卡斯特诺公馆的三层和顶层。这座公馆位于蒙彼利埃沙勒-雷外克街死胡同尽头。卡斯特诺自己家住二层和底层。底层宽敞得多，还有一个花园，我们可以随便进去。据我的记忆，花园本身只有一片碧绿的栎树和月桂树，但它的位置很妙。这个花园呈角坛状，高踞于一块平坦的高地之上，俯视着这块高地的尽头和市郊，举目眺望，可以看见远处的圣狼崖。叔叔经常伫立窗前，极目远眺。

母亲和我不住夏尔·纪德夫妇家，是出于谨慎，还是因为他们家没有供我们住的地方？是因为我们带了玛丽，或许也因为母亲正在服丧期间，希望清静。我们先下榻于奈韦旅店，然后在相邻的小区找到一套带家具的房子，准备过冬。

母亲看中的这套房子，位于起始于大广场的一条呈坡度的街上，这条街紧贴一片平坦的空地，所以只有一边有房屋。沿着这条街往下走，离大广场越远，就越暗越脏。我们的房子位于中段。

这套房子又小又简陋，好寒碜。母亲的卧室和既当餐厅又当客厅的房间，窗户都临空地，望出去就是空地挡土墙。我的卧室和玛丽的卧室，窗外是一个没有草地的小花园，其实只称得上院子，里面只有两丛没有叶子的灌木，女主人每周都把洗衣水泼在上面。一堵矮墙将小花园和旁边一个小院子隔开；其他窗户都是朝那个小院子的。小院子里有人叫喊，有人唱歌，有油味，有晾晒的襁褓，有人抖动地毯，有人倒夜壶，有孩子们吵吵嚷嚷，有小鸟在笼子里引吭长鸣。经常看见不少饥饿的猫从这院蹿到那院。房东的儿子和他那帮十七八岁、调皮捣蛋的狐朋狗友，星期天闲得无聊，捡了碎瓷片追打那些饿猫。每隔两天或三天，我们去夏尔·纪德夫妇家吃晚饭。他们家的饭菜美味可口，与平时餐馆老板给我们送来的糟糕饭菜形成鲜明对照。我们的住处的寒酸使我觉得，父亲的去世已使我们破产。但这方面我不敢问母亲。住所不管多么凄凉，对于一个放学归来的孩子总不啻是天堂。

我怀疑那所中学自拉伯雷时代以来，是否有很大改变。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挂书包，因此书包就当坐垫用，也给紧挨的上面那个同学当脚垫用，因为我们都坐在阶梯上，就在膝盖上写作业。

班上和整个学校分成两个派别，即天主教派和新教教派。我进阿尔萨斯学校读书时，才知道我是新教徒。第一天课间休息时，一些同学围住我问道：

“你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追随者？”

我一下子愣住了，有生以来头一回听到这种怪话，因为父母小心翼翼地不让我知道，所有法国人信仰不一定相同；在鲁昂的时候，父母之间的和谐关系，使我看不到他们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分歧。我当时回答说，我不知道这一切是什么意思。有一个对人殷勤的同学主动向我解释说：

“天主教徒就是信奉圣母的人。”

听到他这么一说，我立刻大声回答说，那么我一定是新教徒。我们之中没有犹太人，真是奇迹。一直还没说话的一个矮小瘦弱的同学突然嚷道：

“我父亲是无神论者！”他说这话的口气流露出一种优越感，使其他人茫然不知所对。

我记住了这个名词，回家问母亲：

“无神论者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一个愚蠢的坏蛋。”

我很不满意，又进一步问她，催她告诉我。妈妈终于不耐烦了，断然打断我的再三恳求，像通常那样甩出一句：

“这个你现在没有必要明白。”或者：“这个你以后会明白的。”……（这类回答妈妈有很多可以选择，但都让我生气。）

才十一二岁的孩子就操心这类事情，岂不令人吃惊？不，这仅仅是法国人一种天赋的需要，即需要表明态度，需要参加一党一派，不管什么年龄的人都这样，整个法国社会自上而下都这样。

不久之后，我与廖内尔·德·R·和堂兄奥克塔夫·儒安-朗贝尔一块去林子里漫步。我们乘坐的是表哥父母的车子。在车子里我被他们两个痛骂了一顿，因为他们问我是保皇派还是共和派，我答道：

“当然是共和派！”因为我还是稀里糊涂，以为我们既然是共和制，每个人自然只能是共和派。廖内尔和奥克塔夫向我猛扑过来。回到家里，我立刻天真地问母亲：

“难道我不该这么回答吗？”

“孩子，”妈妈想了想答道，“以后人家问你是什么派，你就回答拥护彻底的宪政代表制。记住了吗？”

她让我重复一遍这个出乎意料的回答。

“可是，这样回答是什么意思？”

“是啊，孩子，这回答妙就妙在这里。别人听了和你一样莫名其妙，他们就会让你安静了。”

在蒙彼利埃，教派问题并不怎么重要。信奉天主教的贵族把子女都送了修会，所以在中学里几乎只剩下一群平民，他们与彼此都是表亲的新教徒比相当令人讨厌，受到明显针对我们的充满仇恨的感情激动。

我说“我们”，因为我很快就与教友们结为一体了，他们都是与我叔叔婶婶过往的那些人的子女，我曾被介绍给他们的父母。其中有韦斯法尔夫妇、雷纳尔夫妇、卡斯特诺夫妇、巴兹尔夫妇，等等。他们彼此都是亲戚，都殷勤好客。并非所有教友都与我在一个班，但放学的时候大家都会走到一块。与我交往最多的是雷纳尔夫妇的两个儿子。他们都是天性开朗坦率的人，有点爱捉弄人，但绝对诚实。尽管如此，我与他们相处却感受不到太大的乐趣。不知道他们言谈中有什么讲究实际的因素，他们举止中有什么机智伶俐的因素，在他们面前我总羞涩地自我封闭起来。此时我的羞涩比过去严重多了，我变得郁郁寡欢，完全是出于无可奈何，才与同学们交往。同学们做游戏吵吵闹闹，我做游戏安安静静；我觉得自己温和，而他们表现得好斗。放学时他们不满足于打打闹闹，还一个劲地议论大炮、火药和“炸子”。幸好“炸子”这玩意儿，是我们在巴黎未曾见过的一项发明。一点雷汞，一点细砾石或沙子，用卷发纸一包，扔到人行道上一个行人的两腿之间，就会蓦地爆炸。雷纳尔两个儿子给的头几枚“炸子”，我一回到简陋的寓所，就赶紧放在脸盆里浸湿。他们的全部零花钱都买了火药，把别人作为礼物送给他们的小铜炮或小钢炮填得满满的。这种东西的确让我魂飞魄散。这些爆炸物令我恼怒和厌恶。我真不明白，玩这类东西会有什么了不得的乐趣。他们组织对铅制玩具兵进行纵列连续射击。我也有铅制玩具兵，我也拿这些玩具玩，不过是将它们熔化掉。让玩具兵笔挺地立在一把铁铲上，伸进火里加热。你会看到它们突然从脚跟开始摇晃起来，扑倒在铲子上，不一会儿，从它们褪色的军服里逃逸出一道闪光，一个滚烫、赤条条的灵魂……下面再谈谈蒙彼利埃中学吧。

阿尔萨斯学校的教学方法，较之于一般公立中学有所改进。这些改进显然是明智的，但对我而言，却变成了不利的因素。例如，在那里教学生大体像样地背诵诗歌，这就诱发了我天生的兴趣。而在公立中学（至少在蒙彼利埃中学），习惯于用没有抑扬顿挫的声音，不加区别地背诵诗歌或散文，背得越快越好，使课文不仅失去了全部吸引力，甚至失去了一切意义，变得空洞无物，让你都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学习这样的课文。再也无所谓丑陋，亦无所谓怪诞。你把课文背得烂熟也白搭，反正你稀里糊涂。轮到我背诵时（我竭力回忆当时背的什么东西），尽管有着像其他人一样背诵的良好愿望，我还是立刻感到无法屈从于他们那种背诵方式。他们那种方式太令我反感了。我便像在阿尔萨斯学校那样背诵起来。

背了第一行，全班就目瞪口呆，是真正的丑闻所引起的目瞪口呆。继之是哄堂大笑，从阶梯的一头到另一头，整个阶梯教室从上到下，全班人个个笑得前仰后合。没有一个同学不笑，因为课堂上经常允许笑的。大家甚至停止了相互讥讽。这大笑不可抗拒，连纳多先生也禁不住笑起来了，至少是露出了微笑。这微笑使得大笑更肆无忌惮，更不可遏制。老师的微笑是对我明确无误的宣判。不知哪里来的那股顽强劲头，我居然把课文背完了。感谢上帝，这篇课文我理解透彻。这时，出乎我的意料而使全班同学惊愕不已的是，只听见纳多先生平静甚至庄严的声音，在大笑终于平静下来时喊道：

“纪德，十分（这是最高分数）！这使你们觉得好笑是吗？那么，请听我忠告你们，先生们，你们大家都应该这样背诵。”

我不知所措。这个表扬把我推到了所有同学的对立面，其后果再清楚不过了，就是全班同学都不再理我。突然的受宠，在同学们中肯定得不到谅解。纳多先生如果是想让我难堪，不大可能这样做。同学们都觉得我装腔作势，觉得我的背诵滑稽可笑，不是已经够了吗？使我彻底声誉扫地的，是同学们了解到纳多先生个别给我上课。而我跟纳多先生个别上课的原因是：

阿尔萨斯学校有一项改革是拉丁文教学方面的。该校仅仅在六年级才开始教拉丁文，认为从六年级到中学毕业会考，它的学生拉丁文完全赶得上公立中学的学生。公立中学的学生从九年级开始，就结结巴巴背诵rosa、rosae之类。阿尔萨斯学校的学生起步晚，但同时达到同样的水平。结果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不错。可是我是半路插进来起跑，处于不利地位。尽管纳多先生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教，我永远休想赶上那些已开始翻译维吉尔的同学。我陷入了可怕的绝望中。

那次背诵愚蠢的成功和所落下的装腔作势的名声，激发了同学们对我的敌视。当初与我亲近的同学都弃我而去，其他同学见我失去了支持，就放肆起来。我遭到嘲笑、痛打和围攻，一跨出校门就受到折磨。不过折磨不是立即开始，那些当初是我的伙伴的同学，毕竟不能容忍人家在他们眼皮底下侮辱我。折磨总开始于街道的头一个拐角处。每天我总是胆战心惊地等待课程结束，一出教室门就悄悄地猛跑。幸好我家离学校不远。可是，他们还是埋伏在我经过的路上。我担心遭到伏击，便绕一个大弯。他们明白了，便不再埋伏，而开始追逐。这几乎称得上一场好玩的游戏。可是我感觉得到，他们对我这个可怜的猎物的憎恨，胜过他们对游戏的爱好。尤其有一个家伙，是一位包工头或马戏场经理的儿子，名叫洛佩兹、托佩兹或戈麦兹什么的，体形像田径运动员一样粗壮，年龄比我们之中任何人都大，以在班上名列倒数第一而盛气凌人。他那凶恶的目光，那紧贴在前额上垂得很低、被发蜡抹得油光发亮的头发，还有他那血红色的领结，现在仍清楚地呈现在我眼前。他指挥着那帮人，真想要我的命。有时我回到家时是一副非常可怜的样子，衣服被撕破，浑身泥巴，鼻子流血，上下牙直打架，人显得惊恐不安。可怜的母亲难过极了。后来我患了重病，才结束了这种折磨。家里请来医生，诊断我患了天花。得救啦！

我得到很好的照顾，病情进展正常，就是说不久就可以下床了。可是，随着身体日渐康复，随着我又要被套上笼头那一刻的临近，一想起所吃的苦头，我就感到极度不安，陷入难以名状的恐慌之中。就是睡梦中，凶恶的戈麦兹也出现在我面前，领着他那帮人追得我气喘吁吁。我又一次感受到面颊与那只死猫接触令人恶心的感觉。那只死猫是他有一天从水沟里捞出来，故意用来蹭我的脸的；他蹭的时候，其他人抓住我的胳膊。我惊醒时浑身是汗，随即又陷入了恐惧之中，因为我想起了雷纳尔大夫对母亲说的话：再过一两天我就可以上学了。不过，我说这些绝不是想为随后发生的事辩解。天花痊愈之后，我得了神经官能症，其中有多少成分是作态，让精神病科医生去判定吧。

事情大抵是这样开始的：我被允许起床的头一天，头有些晕，脚下发虚。卧床了三个星期，这是自然的。“如果这种头晕再严重一点，”我想，“可以想象会发生什么情况吗？也许可以想象吧：我会感到自己的头向后倒下去，膝盖向前跪下去（我处在从自己卧室通向母亲卧室的小走廊里），随后整个人突然向后倒下去。”“唔！”我对自己说，“何不就按想象的做呢？”这样想着，我已经感觉到完全按神经的支配行动，会尝到何等的放松和缓解！我向身后溜一眼，确保向后倒下去不会摔得太疼。

我听见旁边房间里发出一声惊叫。是玛丽，她跑了过来。我知道母亲出去了。是剩下的些许羞耻心和怜悯，使我还没有在母亲面前这样做。不过，我会把一切向她和盘托出的。这次试验成功了，起初我几乎有些吃惊，但很快胆子大起来，变得头脑灵活，主意也显得更多了。我尝试做其他动作，有时装得断断续续，生硬突然；有时相反，做得慢吞吞的，反反复复，颇有舞蹈的节奏。我变得十分内行，不久就掌握了丰富多彩的一整套动作：有的几乎只是在原地蹦跳；有的只需要从窗户到我的床之间那么一点空间，人挺立在那里，每次回转身就冲出去，刚好跳跃三下就成功了，整个过程差不多要一个钟头。最后还有一个动作是躺着做的，把被子掀开，一次又一次往空中踢脚，像日本杂耍演员那样做得有节奏。

好多回我事后生自己的气，觉得自己没心没肺，居然在母亲面前演这种滑稽戏。但老实讲，如今看来，这样生气并没有充分的根据。这些动作，就算我是自觉做的，但几乎都不是出自主观意愿，就是说我几乎是情不自禁的。只不过，完成这些动作，我感到如释重负。很久以后，每当神经官能症发作时，唉！我多少次惋惜自己不再是蹦蹦跳跳的年龄了……

这种古怪的病刚开始有所表现时，请来的雷纳尔大夫叫母亲放心，说是神经问题，仅仅是神经问题。可是我还是乱蹦乱跳，他觉得有必要请两个同事来会诊。不知怎么安排的，也不知为什么，会诊是在奈韦旅店的一个房间里进行的。那里共有三位医生：雷纳尔、托龙和布瓦西埃。布瓦西埃是拉马陆温泉浴场的大夫。问题就是要不要把我送到这个温泉浴场去。母亲不声不响地在一旁看着。

事态的发展令我有点心悸。三位老先生有两位留着白胡子。他们翻来覆去给我听诊，然后一起小声议论。他们会戳穿我吗？他们之中的托龙先生神情严肃地说：

“重重打一顿屁股，太太，对这孩子这不会不合适吧？”

不，他们越检查，似乎越觉得我的病是真的。总而言之，对于我自己的情况，能否说我比这些先生了解得更清楚？我自以为蒙骗了他们，其实也许是蒙骗了自己。……

会诊结束了。……

我穿上衣服。托龙慈祥地弯下腰想帮助我，布瓦西埃立刻制止他。我发现他向托龙做了个不易觉察的暗示，递了一个眼色。我注意到一种狡黠的目光盯住我，观察我，在我不留意的时候观察我，在我扣上衣纽扣时，密切注意我的手指的动作。“和这个小老头在一起，”我想，“如果他陪我去拉马陆，那可得小心提防他。”我不动声色，手指在纽扣间磕磕碰碰，这使他又皱起了眉头。

有一个人没把我的病当回事，这个人是我舅舅。我还不知道他对任何人的病都不当回事，所以有些恼火。我非常恼火，决心大装特装，战胜他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唉！多么可悲的回忆！如果我愿意省略什么，就会跳过去不谈这件事了——我当时在沙勒-雷外克街那座房子的前厅里，舅舅刚从书房里出来。我知道他还要经过这里的，便钻到一张蜗形脚桌子底下。当他回来时，我起初等了片刻，看他能否自己发现我。前厅很大，舅舅走得慢，手里拿着报纸边走边看，再过片刻他就会走过去了……我动了动，发出一声呻吟，舅舅停住脚步，摘下单片眼镜，打报纸上方冲我说：

“喂！你在底下搞什么名堂？”

我浑身战栗抽动，缩成一团，假装抑制不住地抽噎，答道：

“我感到难受。”

可是，我立刻意识到这一招彻底失败了；舅舅把单片眼镜架回鼻梁上，头又埋在了报纸里，踱回了他的书房，非常平静地将门砰的一声关上。啊，真丢人！我还能做什么呢，只好站起来，掸掉衣服上的灰尘，心里恨舅舅——我对他真是恨透了。

风湿病患者都在下拉马陆逗留。那里的温泉疗养站旁边有一座小镇，即一个赌场和一些商店。位于上游四公里的上拉马陆或旧拉马陆，即运动失调患者疗养的拉马陆，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荒野。只有一个温泉疗养站、一家旅店、一座小教堂和三座别墅，其中一座是布瓦西埃大夫的。就这些，而且温泉疗养站看不见，隐蔽在一条山沟的断层之下。山沟突然切断旅馆的花园，在树荫丛中悄无声息地向河里流去。在我当时那种年龄的孩子眼里，最近的美景美不胜收，仿佛目光短浅，对远处的景色不感兴趣；我们喜欢细节胜于喜欢整体，喜欢隐蔽的、在前进中发现的地方胜于展现在眼前的地方。

我们刚到。在妈妈和玛丽忙于解开行李时，我溜到外边，跑进花园，钻进了那条狭窄的山沟。在页状岩峭壁上方，高大而弯腰的树形成一条拱顶；一条水雾缭绕的小溪穿过温泉疗养站，在我脚下的小径旁低吟浅唱。溪底有厚厚的絮状红锈，令我惊愕不已。为了夸张地表示自己欣喜若狂的心情，记得我当时一边往前走，一边向东方伸开双臂，就像自己所珍爱的《一千零一夜》里的一个人物，即辛巴达在宝石谷所做的一样。山沟汇入河流，河流在这个地方拐了一个弯，湍急的河水撞在页状岩悬崖上，将崖壁冲刷出一个深深的凹形；旅店花园荒芜的边缘，好似给悬崖顶部镶了一条边。酱果、冬青、紫杉、岩蔷薇、野草莓，还有酒神巴克科斯的女祭司喜欢的菝葜，从一棵灌木爬向另一棵灌木，然后像头发似的飘拂着垂在水面上的空中。清澈的河水使含铁质的温泉顿时冷却。成群的鱼在崖壁上落下的片状石堆间嬉戏。崖壁在下游稍远处渐渐变得低矮，河水变得更深，流得更缓慢。上游的河床更狭窄，河水汹涌奔腾，其间有漩涡、湍流、瀑布、清澈得令人心胸如洗的深潭。有些地方，突出的崖壁阻塞路径，所以每相隔一段距离便有块大石板，让人踏着过河。猛然间，两边的崖壁相互靠拢，行人就不得不离开水边，离开阴凉，攀爬而上。悬崖顶部的土地上，有被烈日晒得蔫萎的植物。远处头几个山坡上，绵延着辽阔的森林，尽是百年古栗树。

上拉马陆的浴池，据说似乎可追溯到古罗马时代。它至少显得原始，这倒正是我喜欢它的地方。浴池小小的，但这不要紧，因为有规定，泡浴者要一动不动待在水里，让碳酸起作用。那水是不透明的铁锈色，并不很热，人钻到水里，起初会感到有点打寒战。如果待着不动，不一会儿就有许多小小的气泡来逗弄你，站在你肌肤上，给你一种刺激，使清凉的水平添了一种烧灼感；铁也在起作用，或者在某些微量元素配合下，一齐发挥作用。这一切加在一起，就产生异乎寻常的治疗效果。你从浴池里出来时，会感到皮肤发烫，骨头发凉。屋里熊熊燃烧着一堆葡萄藤火，老安托万还在把火拨得更旺，把我的长睡衣放在火边烤热。不一会儿，大家就去睡觉，经过一条长长的走廊，回到旅店，回到自己床上。那床我们不在期间，已用一个“和尚”焐热了——当地人这样叫烘炉，它有一个巧妙的托被架托起铺开的被子。

在初次温泉治疗后，大夫们经过会诊承认，拉马陆对我有好处（对，在奈韦旅馆进行的显然就是这次会诊），并且下结论说，秋天让我再来进行一次温泉治疗是适宜的。这正好满足了我的全部愿望。在这期间我被送到杰拉尔梅接受冲洗疗法。

在这里我放弃抄录过去所写的那些文字。在那些文字里我首先记述了杰拉尔梅，它的森林、峡谷、茅舍和我在那里过的闲逸生活。它们没有提供什么新东西。我急于最终跨出童年的蒙昧。

经过十个月疗养，母亲把我带回巴黎，重新送进阿尔萨斯学校。过去的习惯消失得无影无踪，半个月来我的神经错乱的一系列表现都没有了，只增加了一个头痛的毛病。这种毛病更不易被人觉察，因而在课堂上更适用。我从二十六岁起，甚至更早些，这个头痛的毛病就完全消失了。而后我对之做了严厉的判决，指控其若不是完全假装的，至少是严重夸大了。可是现在，这种毛病重新出现了，我记得这种毛病，四十六岁时患的与十三岁时患的完全一样。我承认这给我的努力泼了一盆冷水。事实上我并不懒惰。当我听到舅舅说下面这句话时，我衷心为他鼓掌：

“安德烈永远热爱工作。”他说。……

可是，也是舅舅称我是“没有常性的人”。事实上我很难强制自己。所谓顽强勤勉地工作，在这种年龄，我就只能靠反反复复不太费劲的努力，因为每次努力都不能持久。我会突然感到疲劳，头脑的疲劳，像断了电似的，在偏头痛停止之后仍感到疲劳，或者确切地讲，疲劳取代偏头痛，持续数天、数周、数月。除了这一切之外，当时我对课堂上所做的一切，对课堂本身、上课和考试制度、会考，甚至课间休息，对慢慢吞吞、平平淡淡、死气沉沉的生活，都有一种莫名奇妙的厌恶。头疼的毛病总是来得很及时，这是肯定无疑的，但很难说多大程度是我假装的。

我们当时请过的大夫布鲁阿代尔，此时已经很有名，母亲不敢再请他，不知是什么自卑感支配着她。这种自卑感肯定遗传给了我，使我在来访的人面前呆头呆脑。与取代布鲁阿代尔的李扎尔先生打交道，根本不必存这类担心。你尽可放心，名气与李扎尔先生绝对无缘，因为他没有任何机遇。他是一个温厚而傻乎乎的人，头发金黄，声音柔和，目光亲切，表面上不会伤害他人。但是，一个傻瓜比什么人都可怕。怎能原谅他开的处方和规定的治疗方法呢？每当我感到或声称情绪烦躁，他就开溴化物；每当我睡不着觉，他就开氯醛。给一个大脑刚刚发育全的孩子开这种药！后来我的记忆力和意志力的衰退，该统统归咎于他。如果可以和死人打官司，我一定会起诉他。每每回忆起这些事，我就怒火中烧。几个星期间，每晚半杯氯醛溶液（我还可以随意服用那满满的一小瓶水合物晶体，爱用多大剂量就用多大剂量）。我要说的是，那瓶氯醛搁在我的床头，等待着失眠的意愿哩。在数周数月间，每当我坐下就餐时，我的餐盘旁边总搁着一瓶拉罗兹果子露——发苦的橙子皮水加溴化钾。我不得不小口地喝，每餐必须喝一勺，后来增加到两勺，又增加到三勺——不是咖啡匙，而是汤勺。然后按三段式节奏重新开始治疗，一直持续、持续下去，没有任何理由中断，直到我这个天真无邪的病人完全变迟钝为止。因为这果子露味道挺好。至今我还没弄明白，我怎样得以死里逃生的。

魔鬼显然在窥伺我。我被黑暗重重包围，没有任何迹象让我揣测何处可接触一线光明。这时出现了天使的干预，目的是将我从魔鬼手里救出来。表面上看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但对我一生之重要，相当于历次革命之于历代帝国；是一出没有演完的戏的头一场。